“急管哀絲塞北愁”:戰時北平的隔音空間
兩個世界的對壘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在回想錄《羊之歌》中,描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的個人感受。在聽到戰爭號外的瞬間,他感到周圍的世界頃刻間面目全非,和自己熟悉的世界之間的紐帶突然斷開。為了防備空襲,東京當晚開始燈火管制,然而加藤周一仍按原計劃去劇場看文樂。文樂是日本獨有的木偶戲,伴隨著三弦琴說唱。在空蕩蕩的劇場里面,木偶戲如期開演,加藤周一很快被說書人和三弦琴的世界所吸引,仿佛穿越到遙遠的江戶時代。那里沒有戰爭,沒有燈火管制,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個任何事物都難以撼動的、固若金湯的世界:
唯有此刻,這個世界才無需通過密匝匝的觀眾,無遮無攔、毫無退讓地展示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這樣色彩鮮明地、威風凜凜地存在著,宛如一出悲劇,與劇場外面的另一個世界——軍國主義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現實——形成鮮明對比。
劇場內部世界的自足性,源于它為觀眾撐起一個“象征性的蒼穹”。和現實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象征世界,給不愿卷入戰爭與軍國主義的逃逸者提供了種種“隱藏劇本”。加藤周一意識到,此刻自己是“局外人”,他不是為戰爭歡呼雀躍的東京市民中的一員,說書人講述的愛恨情仇離自己更近。當軍國主義的狂潮席卷而來,劇場內的演員和觀眾之間似乎有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們共同喚回另一個時代的空氣與情感結構,用以對抗由征兵令、國民服、糧食配給券構成的戰爭重負。在珍珠港事變爆發當晚沉溺于說書場的加藤周一,提示我思考劇場這類“隔音空間”在戰爭降臨時的正面意義。
所謂“隔音空間”是指戲院、電影院、茶館、公園這類市民娛樂場所。戰爭來臨之際,這些生活空間能起到一定的隔音功能,可以降低炮火聲的侵擾,給普通人提供暫時的心理庇護。關注“隔音空間”是想如實呈現戰爭期間普通人的反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張愛玲親歷了香港的淪陷,她在《燼余錄》中講述的都是一些和戰爭看似“不相干”的小插曲。在張愛玲看來,軟弱的凡人比戰場上的英雄更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總量和思想的平均數。
從外部看,戰爭的逼近是一系列戲劇性的打擊;但對于生活在那個世界的人來說,只能把事態的發展一步步地接受為日常生活場景中的變化。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生活是一個連貫的過程,是日復一日流動之物。人們被生活之流裹挾著踉蹌向前,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周遭的世界已變得面目全非。每件事、每條新聞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點兒,你已經有了某種心理預期,等待著下一次更沉重的打擊。幻想到那時候有人會站出來發聲,形成更大規模的反抗。但是,歷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著大家都不愿意的而又已默默接受的深淵滑去。
英國記者艾倫·萊丁(Alan Riding)曾探究“二戰”時期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該書的主標題可譯作“戲繼續演”。通過走訪親歷者,萊丁認為占領時期法國人的生活像是一出劇情不斷發展的戲劇,一座沒有冷場的舞臺。在這個舞臺上,忠誠與背叛、食物與饑餓、生死愛欲都找到共存的空間。在戰時巴黎不歇的盛會中,成百上千的大小人物輪番上場、表演、謝幕。其中摻雜了時代的不得不然,是機運與抉擇,是韜光養晦或見風使舵,是淺吟低唱或高聲呼求的生命變奏曲。要體會淪陷下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不能居高臨下地俯瞰,而要從“水平軸”的視角,從老百姓過日子的角度,去理解外敵入侵、軍事占領對普通人意味著什么。
事變前后的急管繁弦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平時局的張弛緩急不僅體現在報章時評、社論及頭條新聞這些醒目的位置上,從報尾的雜俎、夾縫的廣告中,亦可讀出前線的動態。天津《大公報》的“北平游藝”欄對每日劇場、影院的節目預告,便可視作時局的晴雨表。
相較于開敞的街市,戲院、影院、公園、茶館等娛樂場所與戰爭的關系隔了一層,“籠城”的緊張空氣不那么容易滲透到這些相對封閉的空間中。正因如此,場內場外的氛圍形成巨大反差,在個人主觀的時間感受上可能相距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聽戲、看電影、逛公園、泡茶館,看似與時局無關,但與吃飯穿衣、婚喪嫁娶一樣,構成了北平市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劇目。這些“不相干”的插曲,既然與“淪陷”這出大戲同在北平城中上演,終究不能無所關涉。為了轉移現實的焦慮,從令人窒息的戰時空氣中暫時脫身出來,北平人及僑居者反而比平日更依賴這些“隔音空間”。
聽戲是北平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北平的風土好,是舊劇的發源地;人情好,滿耳聽到的都是戲上常用的京白”。國人嗜好京戲,不僅由于它的藝術價值,更是因為每出流行的京戲都提供了一個“沒有時間性質的、標準的形勢”。這些標準形勢已內化到中國人的情感記憶與倫理生活當中。更重要的是,歷代傳承的老戲總結出諸多感情公式,聽眾將現實生活里的復雜情感帶入公式,剔去個別細節,總能找到“對應物”。被公式整合的感情趨于簡單化,也更為確定,因為添加上“幾千年的經驗的分量”。張愛玲認為看戲與其說是為了逃避現實,不如說是以戲中沉淀的歷史經驗與道德情感為切身的現實做一參照:
京戲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古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決不是羅曼諦克的逃避——從某一觀點引渡到另一觀點上,往往被誤認為逃避。切身的現實,因為距離太近的緣故,必得與另一個較明徹的現實聯系起來方才看得清楚。
此時此地的現實成為照亮過去的光源,它將光射向綿延的時間之流中那些凝固為感情公式和道德格套的片段。張愛玲主張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中國的一切,這意味著生活世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上的“主體間性”的世界。“只有在中國,歷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維持活躍的演出。”京戲滲入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就如同混雜在日常談吐中的成語和口頭禪,我們會意識到它的歷史性,這是人們在傳統與習慣中所面對的世界。
1937年7月8日《大公報》“北平游藝”欄劇目表中,仍只有戲曲學校在中和戲院續演的“大名府”后半部是日場,關乎國難的唯有陜西易俗社在新新戲院演出的《山河破碎》。自7月9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見報后,至7月12日《大公報》上均未見“北平游藝”欄。游藝欄的消失當然是因為戰事的緣故,7月8日北平臨時戒嚴司令部在舊航空署成立,從當日午后二時起即實行全市戒嚴,直到11日晚仍維持戒嚴狀況。
7月12日執掌冀察軍政全局的宋哲元終于從樂陵原籍返回天津,北平城內人心稍稍鎮定下來,部分戲院照常營業。據《實報》記者的特寫,7月10日前門外能容納上千人的廣和樓,上座到七成余,一個童伶扮演《武家坡》中的王寶釧,彩簾未揭,臺下的掌聲已兀自響個不停;大柵欄的三慶園雖張貼出《芙蓉花》即將出演的消息,但只見海報,不聞鑼鼓響;西柳樹井的華北戲院,金剛鉆貼演《三娘教子》,上座不算太壞;位于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只懸著一塊李桂云的名牌,門口很冷清。天橋一帶,似乎云里飛處的觀眾較多;小茶館吃茶的人還是照樣悠哉游哉。到戒嚴前二十分鐘,幾個酒客帶著醉意出來,8點以后街面上才漸趨靜寂。
7月10日以后,事變又發生逆轉,日方非但不撤軍,并且繼續挑釁,北平局勢惡化,每晚8點宵禁,以致戲院等娛樂場所近乎停業。13日《大公報》“北平游藝”欄復出,只剩下戲曲學校在中和演白天戲。編者解釋道,“連日以北平戒嚴,各戲院夜場不能演唱,只有向后延展,隨時可以恢復”。此后兩三日,單從《大公報》節目表上看,北平梨園界似乎陷入極端消沉的狀態,僅靠中和、慶樂兩家戲院的日場支撐局面。但據日本文化人奧野信太郎回憶,北平“籠城”前后,富連成科班仍在前門外繼續演出,上座不到三四成,當然夜場是不可能的,全部是“白天戲”。
當時在北平留學的奧野信太郎被古都的魅力所征服,事變后仍流連于北平的戲院、茶樓、酒館。對他來說,整個北平城就是一個“隔音空間”。當他漫步在舊京的大街小巷時,就像鉆進寂靜的樹洞里,所有的嘈雜之聲都被屏蔽在外。奧野信太郎的北平素描不僅是視覺上的,他能嗅到夏夜姑娘胸前佩戴的茉莉花環的幽香、捕捉到槐花飄落在地面上時雨點般的聲響。古都北京的魅力掩蓋了戰爭的陰云,讀他的文字有錯把他鄉當故鄉之感。
從奧野信太郎的北平隨筆中,可窺見“活中國的姿態”。誠如內山完造所說,中國文化從右眼看去與從左眼看去,會生出截然不同的形象,這是“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的區別。從文章里讀出的中國和從飲食男女中體味到的中國不是一回事。但日本的大部分中國研究者埋首于典籍里的中國,而輕視眼前的生活風景。奧野信太郎的特殊之處在于他走出“文字國”,闖入戲院等隔音空間,從日常生活風景中感受活中國的氣息。
7月15日,奧野信太郎還是前門外廣和樓的看客之一,戲院內的氣氛大體平靜。廣和樓為北平歷史最悠久的戲院,也是富連成科班的大本營。據張次溪考證,正陽門大街之東肉市有廣和樓戲園,舊名“查樓”,為故都戲園之最古者。廣和樓一直保持著舊時的格局,破敗的門坊,逼仄的甬道,糟朽不堪的建筑,紙糊的窗戶,腳下是凹凸不平的碎磚,樓上的地板盡是窟窿,假使臺上演起武戲來,灰沙蔽天。座位空隙甚小,每日塞得滿坑滿谷。戲院外的院子里擠滿小販,叫賣餛飩、燒餅、羊爆肚、豆腐腦、牛奶酪。與改良的新式戲院相比,廣和樓的號召力在于戲好價廉,遂成為下層社會青睞的戲園。加之科班出身者皆有真功夫,已出科的名伶馬連良、小翠花、譚富英及青衣大王梅蘭芳不啻為響當當的活招牌。迷戀廣和樓的“捧角家”,除了底層民眾,青年學生更是趨之若鶩,其余如遺老遺少、附庸風雅的名士、小報記者,與奧野信太郎這樣的“中國通”混雜在一起,品姿論色。
7月15日廣和樓上演的曲目是《牡丹亭還魂記》,凄美的夢境隨笛聲徐徐展開,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扮演者是富連成第五科“世”字輩中拔尖的李世芳和江世玉。戲院內外的氛圍截然不同,前門外昔日喧鬧的街市處于戒嚴狀態,隨處可見刺刀與塵土、沙袋筑成的街壘與保安隊的身影。然而廣和樓內仍延續著“乾隆以來的空氣”,不妨引清人的觀劇詩作注腳:“春明門外市聲稠,十丈輕塵擾未休。雅有閑情征鞠部,好偕勝侶上查樓。紅裙翠袖江南艷,急管哀絲塞北愁。消遣韶華如短夢,夕陽簾影任勾留。”只是前門外稠密的市聲,被近郊的炮火及“籠城”的靜寂所取代。
所謂“乾隆以來的空氣”基于個人的主觀感受,是一種綿延的時間體驗。遁入“隔音空間”中的人,不會在意鐘表顯示的時間。不在意也有可能成為一種力量,因為另一種時間正在起主導作用。廣和樓內外的“時差”揭開生活世界的多重構造。日常生活的核心是每個人觸手可及的世界,但只通過日常生活理解生活世界是不夠的。生活世界構筑在多重現實之上,每一重現實都對應于一個獨立的意義結構。社會學家舒茨(Alfred Schutz)將生活世界的多重構造視為相互嵌套的“有限意義域”,每個意義域都包含著特定的認知風格。各種意義域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切換,需借助“躍遷”才能實現。“躍遷”的意義在于暫時掙脫此時此地的轄制,把眼前的現實懸置起來。戲院等隔音空間所生成的“有限意義域”,構成對戰爭的某種疏離、修正甚至是隱秘的抵抗。
富連成社與戲曲學校
7月17日時局表面上趨于緩和,但中日雙方在天津的交涉毫無進展,大批日軍陸續由日本開來,在天津到豐臺的鐵路線上運送頻繁。北平城內空氣沉悶,本陷入消沉的戲劇界竟有回光返照的跡象,除了中和、慶樂這兩家的白天戲未間斷外,富連成科班在華樂戲院演唱《大名府》,而且是夜場。夜場的出現,尤其是在當局尚未正式解嚴的情況下,無疑是人心安定的標志。時局和緩的另一個信號是話劇團的活躍,17、18兩日,莎龍、北平兩個劇團分別在新新、長安上演曹禺的《日出》與《阿Q正傳》。
7月19日《大公報》社論的標題是“時局到最緊要關頭”,一方面天津交涉的結果即將揭曉,另一方面日本已完成軍事部署,并向國民政府提出威脅性質的照會,所以東亞禍福的分歧點就看這兩天。在日方緊逼之下,國民政府不得不攤開底牌,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闡明對盧溝橋事變最低限度的四點立場,形勢大致明朗。就在大戰一觸即發的關頭,“北平游藝”欄的劇目又縮減為一行,僅剩下戲劇學校唱獨角戲。
戲劇學校全稱為“中國高級戲曲職業學校”,在奉科班為正統的故都梨園界是非常特殊的機構,與富連成社在各方面形成有意思的對照。作為正統派的中堅,富連成科班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常駐肉市廣和樓,梨園活躍的名伶大多出身此處;而戲曲學校創立于1930年,以糧食店的中和戲院為根據地,是與舊式科班相對抗而崛起的組織形式。富連成社位于虎坊橋路南,乃前門外雜沓之所在;戲曲學校則鄰近沙灘紅樓,坐落在幽靜的北河沿。作為名伶養成所,富連成的特色在于嚴苛的身體訓練,其演出的《水簾洞》《金錢豹》等劇目摻入雜技成分,是其他劇社難以效法的。不同于富連成的訓練本位,戲曲學校的教學法更接近普通教育,除傳授文戲武工、身段唱白之外,兼及習字、繪畫、作文、歷史、外語等課程,但公演的舞臺效果恐不及富連成。
7月22日,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從宛平前線撤退,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防。換防是冀察當局勉求和平最大限度的表現,同時也是宋哲元的最后一著。無論地方當局還是中央政府都已退至底線,時局能否漸露光明,端看日方能否迅速撤兵,至少恢復到事變前的狀況。配合前線的撤兵、換防,為顯示我方極力求和的誠意,北平城內從22日起無形宣布解嚴,“行人須12時以后始受檢查,當局為體恤商艱,23日通知各娛樂場所,自24日起,準予恢復夜場,惟以11時為限”。進入“嚴重時局的新階段”,宛平前線雖暫時聽不見炮聲,北平戲劇界的反應卻并不樂觀。22、23兩日“北平游藝”欄的節目表上,除了戲曲學校在中和的日場照舊,只有李萬春在慶樂戲院唱《失徐州》《馬玉龍》。反倒是南方對事變的回應更敏捷,23日《大公報》預告首都南京將公演話劇《盧溝橋》,由田漢編劇,洪深導演。
不管地方當局如何表示求和的誠意,日本勢必不可能輕易撤兵,盧溝橋案的交涉只能交由中央辦理。7月24日真光、平安、光陸、國泰、中央五家電影院,在北平銷路最廣的小型報《實報》上合登廣告,宣布即日起恢復夜場,9點整開演,提請市民注意。電影院的夜場雖照常上映,當晚也許因為各戲院籌備不及的緣故,還沒有聽到鑼鼓聲。24日《大公報》的劇目表中,除了蓓蕾劇團在新新上演的《日出》包括夜場外,仍以白天戲為主。盡管戲院的夜場沒來得及開鑼,北平無形解嚴后,公園晚間的游客驟增,北海、中南海等處打破入夏以來的紀錄。
7月27日《實報》上刊出長安戲院的廣告,響應當局的解嚴令,提醒戲迷“注意夜場,準十一點散戲,敬乞早臨”,此前售出之票一律有效。宋哲元率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后,一家戲院揭出海報聲稱“富連成準于五日演唱夜場”。富連成的金字招牌,再加之唱夜場,被視為“市面完全恢復的一個預報”。而《大公報》記者描述的“暴日鐵蹄下之北平”,卻是另一番景象:為粉飾太平,商鋪不準停業,各娛樂場所雖被迫開門,但真正有生意的還只是幾家梨園,電影院都是只登廣告而不放映。光陸影院曾一度改演大戲,結果仍舊門可羅雀。
9月5日,北平城外還彌漫在戰火硝煙中,西單新新戲院卻在上演馬連良的拿手好戲《借東風》。“我諸葛上壇臺祝告上蒼”,馬氏干凈利落的唱腔,舒展瀟灑的身段,一睨一瞬、一謦一欬、一趨一止,都給臺下的觀眾留下極深的印象。鑼鼓咆哮,胡琴啜泣,叫好聲四起,茉莉、玫瑰的花香混著看客的體臭,冒熱氣的香片茶,瓜子殼滿地,無異于“乾隆以來的空氣”。
盧溝橋事變一年后,業已南下的柳雨生抄錄北大留平同學的來信,從“學生捧角家”的視角,湊成一篇《廣和樓“夢”游記》。書信連接起戰爭中離散的現實時空,把遠離此時此地的事物在場化。以“夢游記”為題,讓逃離淪陷區的戲迷借助書信往還重回魂牽夢繞的廣和樓。信中重點記述了當晚在廣和樓上演的一出大戲《哭秦庭》,由戲曲學校的名伶李和曾飾演申包胥。這出戲講述伍子胥率兵攻占楚國郢都后,申包胥徒步奔赴秦國乞師的故事。全戲的高潮是秦哀公遲疑不肯出兵,申包胥哭于秦庭,七日七夜不飲不食,最終打動秦王,借兵收復楚國。申包胥與伍子胥之間的國仇家恨,“子覆楚,我必興楚”的誓約,在戰時自會觸發觀眾強烈的情感共鳴。最動人的一幕是申包胥徒步赴秦求救,唱道:“不分晝夜往前奔,恨不得插翅見秦君,心兒內只把伍員恨,大不該鞭打死尸靈,只走得衣冠不齊整,只走得兩足疼痛難以步行,咬定了牙關往前進,搬不來秦兵我不回程。”這段唱詞慷慨淋漓,一字一淚,將申包胥之孤憤赤忠發泄無遺。臺下觀眾無不聚精會神,動容落淚者不一而足。“哭秦庭”這出戲以“申包胥懷抱亡國恨”為主旨,在淪陷的特殊語境下被賦予“古今冥會”的意味。柳雨生作跋語稱事變后:
一年之中,言其小者,前門外大街依昔,廣和樓之戲臺、楹聯、座椅、案目、觀眾亦依昔,然富連成社已遷華樂園,戲曲學校亦出中和園而入據其地,老聽客不覺有滄桑之感。言其大者切者,則沙灘紅樓依昔,人物已異,“過客能言隔歲兵”,“回風猶帶戰塵腥”,一年以來,戲局瞬變,脈脈此情未訴,更有誰人肯效包胥之一哭耶。
“舞臺小天地,天地大舞臺。”富連成社與戲曲學校是故都梨園界最受追捧的老鋪和新店。這兩家戲院的興衰,對于把看戲視為家常便飯的北平人而言,“戲局瞬變”中亦可窺見事變前后之時局更迭。
重思“戰時日常性”
聚焦于北平淪陷的“瞬間”觀察戰爭陰云籠罩下的城與人,不難發現被事變遮蔽的“戰時日常性”。引入日常生活的微觀視角,意在與宏大的戰爭敘事對話,豐富我們對戰場之外的認識,進而思考:即便身處奴隸的境遇之中,該怎樣以一種最遠離奴隸的精神狀況生存下去?生活世界的顯現,有賴風景畫式的細節描摹。這種細描筆法或有流于瑣碎之嫌,卻是為了修正外界對淪陷區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所謂“戰時日常性”不止于講述生存層面的掙扎,還要呈現在窘迫的生存條件下,普通人如何維持日常生活的基本尊嚴,并盡可能保留一些看似不必要的精神余裕。這種日常生活的尊嚴與余裕,彰顯出中國人的思想韌性,是未被戰爭壓垮的精神世界。
戰爭重塑了日常生活。日常是所有事物的尺度,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常識性基礎。對戰時“隔音空間”的探究無疑屬于日常生活史的范圍。日常生活史研究普通人的言行和苦痛,描述人們的愛恨、爭吵和合作,記憶、焦慮和對未來的希望。研究戰爭期間的日常生活,讓我們對歷史中的受害者及其苦悶的多重輪廓有更清晰的認識。
日常生活是緊密圍繞各人所在的“此時此地”組織起來的,它以最沉重、緊迫的方式將自己置于個體意識之上。“此時此地”構成了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注意力焦點。當然,日常生活并不限于觸手可及的現實,還包括那些超越一時一地的價值。同“此時此地”的日常生活相比,其他類型的社會現實僅以“有限意義域”的形式出現,是切身現實的飛地。躲入“隔音空間”中的個體可以在不同的時空之間自由切換,往復穿梭于日常生活世界與夢想世界。當戲幕拉開,觀眾穿梭到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有它自己的意義脈絡。
正如開戰后加藤周一在能樂堂中的體驗,窗外是燈火管制拉起的黑幕,劇場內卻別有天地,來自遙遠世界的人物出現在舞臺走廊上,主角戴著面具,演員們只做個手搭涼棚的姿勢,立刻就把舞臺變成須磨海濱浪花朵朵的白沙灘;只要邁出一小步,就能表現出秋風輕拂稻穗時的鄉間景色。能劇和京戲一樣是高度象征性、程式化的表演藝術。在戰時的隔音空間中,加藤周一發現了“戲”這個詞的終極含義,并在劇場里面充分感受到,時間可以讓觀眾的期待變得多么豐盈、濃稠。當戲幕閉合,觀眾又回歸日常生活,舞臺上的悲歡離合變得虛無縹緲。劇院等“隔音空間”的存在,為困居淪陷區的普通民眾提供了可以暫時逃離“此時此地”的另一個世界,由此勉強抵御戰爭的侵擾及日常生活的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