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于情性,由乎自然”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初夏的泉州古城城南,鳳凰木燦爛盛開,古樸、清幽的李贄故居靜靜矗立,不時有游客進入觀瞻,領略這位明代文學家的思想鋒芒和人格魅力。如這一座老屋歷經數百年依然守望著一城文脈,他的文藝觀念至今依然具有穿越歷史時空的深刻洞察力和蓬勃生命力。
李贄在《焚書·讀律膚說》中說:“蓋聲色之來,發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他認為文學生發于人的自然情性,不可以“牽合矯強”,否則就失真了,因此創作應當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現。這種“重情”“貴真”的文學審美觀,與他在《童心說》里所說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視“童心”為“絕假純真”之“文心”是一致的。在《雜說》中,李贄還提出“造化無工”,意思是為文應該“如化工之于物”,即如同天地化育萬物一樣自然而然。這些表述都突出文學是情感萌動時不得不發的產物,強調文學創作要秉持“最初一念之本心”,堅守自然本色,反對雕琢模擬、刻意造作。
“重情”“貴真”是古代文學傳統中一以貫之的理念。《周易》說:“修辭立其誠。”《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毛詩序》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韓愈倡導“不平則鳴”,元人楊維楨提倡“詩本情性”,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黃遵憲力主“我手寫我口”等,都可視為這一理念在不同時代語境的闡釋和生發,內核都強調創作必須自然地表現作者的真情實感。
當然,不同時代語境下“情性”的內涵有所不同。李贄所言“情性”是指未被義理、聞見、世俗功利污染的本真心性,針對的是晚明時期統治者要求文學成為承載萬世綱常之理的工具,以及當時文壇上復古之風熾盛這一歷史背景。他將“真實”“自然”置于“禮教”“法度”之上,認為文學是情的藝術而非理的附庸,是個體生命精神的外化而非禮教的傳聲筒。這一主張打破程朱理學與復古派的雙重桎梏,促進文學思想中“道”與“美”關系的重構,不僅對明清、近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有著重要影響,對當代文藝創作現場也依然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特別是對于當下如何平衡技術重構和人文原創、范式規則與個性表達之間的關系,李贄“發于情性,由乎自然”這一命題中蘊含的重情、貴真、崇尚自然、尊重個性等理念能給予我們不少啟發。
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開始介入當代文學創作生產、傳播和評價全流程,在提高創作效率、創新文藝形式、拓展文藝邊界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對文學創作的主體結構、創作范式、內容形態、審美體系等產生深刻影響。然而,人工智能內容生成的底層邏輯,是對既有海量人類文藝數據進行概率建模、擇優采樣、關聯擬合,并不具備跳出既有文藝存量,從現實體驗中生發內容的原生創造力。因此,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藝創作如果缺乏人類原創的充分介入,則會產生內容和形式的同質化、模式化、空洞懸浮、缺乏人文內涵等問題。發展到極端,甚至可能讓文藝創作者淪為大模型的指令輸入員,或者數字內容生產的修改技工,讓創作活動從豐盈的精神生產退變為機械的參數調試。
避免這些弊病的關鍵在于處理好人工智能時代文藝創作的人機關系定位、創作方法論、審美原則等問題。李贄“發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藝觀念,道出文學源于個體情性和生命體驗,順應人的自然本心。而人工智能僅可以復刻情感符號、模擬性情,不能成為文藝創作的真正主體。因此,在人機關系定位上,人應當是文學創作的主體和本源,人工智能則扮演輔助、協作的角色,共同建構一種以人馭技、情性為核、自然為尺、AI為用的人機關系范式。在創作方法論和審美原則層面,如李贄所云:“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至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創作者應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人工智能無法觸及的領域,比如獨特的生命體驗、深刻的情感洞察、基于自身經驗的審美判斷,堅守文學創作的人文立場、自然風格和真誠品質,避免濫用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套路泛濫、程式堆砌、牽強矯飾和刻意炫技等問題。
當然,文學創作沒有固定不變的套路,但有一定的范式規則,即文學創作積淀形成特定的規范性體系,包含題材類型、體裁體例、藝術技法、敘事邏輯等,為文學創作提供基座依托和坐標參照。個性表達則是創作者對自身的感知經驗、人格個性、情感世界等進行富有個人審美趣味的藝術呈現。當前,平臺規則、算法邏輯開始深度介入,影響甚至改寫文學創作的范式規則,有些創作者試圖放棄思想和表達的主導權,過度適配平臺規則、算法偏好和流量熱點,導致范式規則有可能從經驗參考異化為生產模具的危險。李贄所處的時代,前后七子倡導的復古運動因為泥古不化導致嚴重的范式危機,文學失去審美的本質特征,于是他有針對性地提倡文學的個性表達。當下文學創作實踐已經顯現出范式規則對個性表達過度擠壓的傾向,這不僅會導致創作中思想深度和人文質感貧弱、情感獨特性和藝術創新性匱乏等問題,也可能使創作范式本身因缺乏創新、難以迭代而面臨困境。當下的文學創作者,不能被平臺規則和算法邏輯主導的范式規則綁架,淪為李贄筆下被格律束縛、情義盡失的“詩奴”,也不能完全拋棄規則,而成為“以不受律為灑脫,實則粗鄙失控”的“詩魔”。應如李贄所言:“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舒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也就是說,既關注個體的生命體驗、情感認知和審美趣味,又能讓范式規則成為文學創作的“化工”之器。
文學創作如何忠實于人的切身感受和內在情感,是文藝理論的基本課題之一。當前的文學創作生態中,如何處理好人工智能技術使用與人類本真創作、數字資本與人文本位、算法邏輯與自然情感之間的關系,正在成為難以回避的焦點問題。李贄提倡“發于情性,由乎自然”,期待文學創作者基于本性、誠心,尊重原初的情感悸動,以富有情義的筆觸進行率真、灑脫的表達,這為我們直面上述問題提供了一條切實的路徑。
(作者:林小云,系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