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作品人物群像塑造有章法
在當下的紀實文學創作中,作家對人物群像的塑造往往束手無策,或者并沒有放在一個需要認真考量的定位上。當他們試圖以文字勾勒一群鮮活的生命、展現時代眾生相的時候,常常陷入形象不清晰不飽滿、主體不突出、結構失衡等困局。這些問題如同纏繞的藤蔓,制約著作品生命力的生長,也削弱了應有的思想深度與藝術感染力。
存在視角渙散、主線模糊、節奏斷裂等問題
當下一些紀實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群像書寫呈現出“千人一面”傾向,即人物面貌同質化,缺乏辨識度,難以在讀者心中留下鮮明印記。作者往往停留在對人物姓名、職業、經歷等基本信息的羅列上,未能深入其精神內核與性格肌理進行個性化探尋。
同質化人物群像如同舞臺上的剪影,匆匆掠過,失去立體感,也使得作品的特異性大為消解。讀者無法從文字中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樂,也難以與他們建立真切的情感共鳴,更難以實現紀實文學記錄時代、映照人心的使命。其實,真正打動人心的,從來不是人物的身份標簽,而是那些藏在細節里的個性弧光。
有一些作品在追求人物群像數量的同時,忽略敘事視角的聚焦,敘述頻繁跳躍在不同人物之間,導致視角渙散、主線模糊、節奏斷裂等問題。這種“多頭并進”視角,若無有效統攝,極易演變為一盤散沙。譬如一些反映鄉村變遷的紀實作品交替講述老張的創業、老李的留守、王大娘的養老等,看似形象豐富、內容多樣,實則彼此割裂,內在關聯喪失。讀者在信息碎片中如行走迷宮,方向感錯亂,難以把握作品的中心意圖。
不僅如此,視角的分散也難以集中凸顯紀實文學作品的主題。在這些作品里,每個人物都像是獨立的故事單元,卻缺乏一條紅線將之串聯起來。這往往給人一種雜亂無章的感覺,無法形成整體上的觀感和強大的藝術沖擊力。其實,寫群像也要有清晰的主線,否則“眾聲喧嘩”,再好的立意也被噪聲淹沒了。
結構是紀實文學的骨架,支撐起人物與事件的有機生長。然而,一些紀實作品在人物群像安排上存在明顯的結構失衡,缺乏整體協調性:或頭重腳輕,開篇鋪陳冗長,后續收束倉促;或詳略失當,次要人物占據過多篇幅,關鍵角色反而輕描淡寫;更有人物關系處理生硬,彼此之間缺乏真實互動,好似被強行拼貼的組圖。結構失衡的作品,就像一座建造歪扭的房子,里面可能會有精美的裝飾,但整體給予人不穩定、不舒適之感。而好的作品結構層次分明、詳略得當,能夠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流暢的節奏與和諧的美感。
上述問題的出現,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創作心態浮躁,田野調查成為表面文章。在快節奏的創作環境下,一些作家急于成稿,往往依賴網絡資料、二手信息拼湊素材,或是進行浮光掠影的“一日游”式采寫,并未真正走進人物生活的現場,面對面傾聽與感受其喜怒哀樂,以獲取原生態意義的第一手材料。如此這般的操作,只能呈現人物的表層圖景,而無法觸及群體深層的心理情感與生存現狀。文學作品沒有生活氣息,沒有生命灌注,人物形象必定是無根的,立不起來,站不穩當。
紀實文學寫作不僅是情感的投入,更是技藝的錘煉。一些作者雖有真誠寫作之意,卻因缺乏對人物群像塑造的理論認知和技巧掌握,面對復雜的群像書寫就顯得力不從心,不知如何將眾多的人物通過敘事結構有機地組織起來,凸顯他們的個性與特點,不懂得再現中心人物引領全局,不會利用副線人物豐富層次,也不擅長運用對比、襯托、伏筆等手法增強人物形象的內在張力。最終結果就可能導致結構松散、形象模糊、情感失調等,使作品僅僅只是一個素材堆砌的倉儲室,而無法形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整體。
在生活現場與人物長情相伴、深度對話
相對于小說這樣的虛構文體,紀實文學的人物群像再現顯得更復雜一些,因為必須是具有可印證對應的現實人物,或者歷史中真實存在的人物。這就需要作家在田野調查上展開更多更深更勤的努力,挖掘與人物相關的大量生動細節,再進行藝術剪裁和合理排布。從這個意義上說,紀實文學是“行走”的文學,作家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走出書齋,沉入生活第一現場,全身心投入田野調查,熟悉特定人物的衣食住行,聆聽他們的心聲,捕捉他們靈魂深處的震動,感知個體命運與時代進程的緊密聯系。這絕非走馬觀花,而是在生活現場與人物長情相伴、深度對話,是以沉浸式體驗人物真實的情感波動與行為邏輯,以獲取具有生命溫度與生活厚度的第一手素材。
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們特別需要保持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善于發現那些隱藏在“燈火闌珊處”的個性、細節和情感,因為這些往往是描述人物性格和特點的關鍵所在。作家還可以通過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摹寫,讓人物群像各展風采,又突出代表性,甚至是“質的規定性”,讓讀者能從“一個人”的身上看見“一群人”的思想與性情。某種意義上說,紀實文學的群像再現,就是在藝術地呈現作為現實“劇中人”和歷史“劇作者”的“人民”形象,構筑“人民史詩”。
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堪稱人物群像再現的典范。他以親身采訪行程為敘事主線,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與普通紅軍戰士有機串聯起來,凸顯人物的個性特征。在刻畫毛澤東時,作者不僅記錄他的革命功績,更通過他睡土炕、吃粗糧、與農民談笑等細節,展現他平易近人的一面;描寫周恩來,則突出他的儒雅風度與縝密思維。斯諾善于運用對比手法,使毛澤東的豪邁與周恩來的沉穩相映成趣,既是對中心人物個體特征的強化,又構建出整體和諧的群像圖譜。在采訪過程中,斯諾還走進紅軍戰士的生活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傾聽他們的故事,把握他們的思想和情感,通過細膩的觀察和生動的描寫,將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些真實豐滿的人物群像不僅有著令人感佩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也有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讓讀者充分感受到革命力量和人性光輝。
為了提升人物群像書寫的自知力和創造力,紀實文學作家還應當強化創作理論學習,努力掌握中外紀實文學創作的相關方法和技巧。譬如,通過系統學習敘事學、社會學、創意寫作學等相關理論,提升對人物群像建構的把控能力;通過研讀紀實文學經典、參與寫作工坊、與同行切磋等方式,掌握人物群像表現的視角調度、節奏控制、人物對比、角色建構等技巧,使真實素材升華為具有厚重審美力量的能量庫,最終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和總結經驗,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群像創作方式。
魯光寫《中國姑娘》之前,曾經深入湖南郴州訓練基地,與中國女排隊員進行深度交流。作品通過大量生動的細節、場面和對話描寫,再現以孫晉芳、曹慧英和郎平等為代表的女排隊員的英雄群像:曹慧英帶傷堅持訓練彰顯主動擔當精神,郎平以“鐵榔頭”式的扣殺成為中流砥柱。作者不僅寫女排隊員的愛國與拼搏,也寫她們的歡笑和淚水。大量細膩真實感人的細節與場面描繪、絲絲相扣的事件呈現、激情洋溢的語言表達,使作品的人物群像既具共性光彩又各具個性魅力。作品讓人看到的不僅是一群優秀的運動員,更是一群有著愛國情懷、堅定信念和高超球藝,創造了中國體育史上一段傳奇的杰出女性的群像。
破解紀實文學人物群像書寫難題的突圍路徑還在于,要堅守文學初心,遵從紀實文學非虛構性、文化反思性和跨文體性等基本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矢志以好的作品展現時代風華。在創作過程中,作家不為迎合市場而放棄紀實文學創作的原則和底線,不為追求流量與銷量而犧牲作品的質量和價值,力求以真實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和生動的人物記錄時代變遷,探尋更具吸引力和表現力的藝術傳達方式,再現人物群像的精神風貌和生命追求。
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以一名高校教師的寫作者身份,深入觀察并再現二本院校學生群體形象。她并未先入為主地定義這一群體,也沒有對他們進行簡單的是非評判,而是以一種理解和同情的敘述姿態,傾聽和呈現他們的聲音。作品通過一個個具體學生的成長軌跡,揭示他們的共同認知和共通情感?!坝牲c及面”的寫法既避免群體描寫的空泛,又實現個體與時代的深度互文。這不僅是一部透視二本學生群體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紀實文本,更是一部關注時代問題、回應民眾關切、反思教育公平的啟示錄。在充分彰顯文學價值的同時,這部作品獲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為當下紀實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鮮經驗。
紀實文學的人物群像書寫,是一場在真實中立像的艱難跋涉。這樣的跋涉富有文體價值、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只有把筆下的人物安排妥當,讓他們各就各位、各司其職,作品才有可能真正講好故事,實現傳情達意、啟迪心智的目標。
(作者:王暉,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