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歷史小說《忽必烈:南征大理國》:雄關漫道 英雄傳奇
在《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說到,“史詩小說”往往都“描寫了航程”。熊召政的新著,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南征大理國》以厚重筆墨書寫了一段遠征、一場命運的跋涉,是一次偉大的“航程”。從大漠草原到玉龍雪山,從蒙古部族到南國大理,未來的元世祖忽必烈穿越數千里,歷經半年余,在漫長的遠征途上經歷了心靈的淬煉與成長,在“航程”中建立起“天下仁人”的治國韜略。遠征途中,激烈的角逐故事依次上演,真實的歷史人物、虛構的鮮活形象,共同描繪出逐鹿天下的歷史表情。一位跋涉在草原、山河間,逐漸建立起天下觀、仁道觀的未來帝王躍然紙上,在中國歷史的滄浪里劃出一條民族融合、文明互鑒的弧線。
這種“在路上”的書寫,正是作品最核心的敘事姿態。這個“路上”,既是地理意義上的跋涉,更是精神意義上的成長。忽必烈是元世祖,是大一統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從草原走向中原、從馬背走向廟堂的重要歷史人物。寫好這樣一位偉人并不容易。歷史人物書寫之難,即在如何讓一個早已被歷史命名定位的人,重新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將其還原為一個有血肉、有猶疑、有抱負也有孤獨的人。熊召政是一位深具歷史縱深感的作家,善于在王朝興替、人物命運與時代風云之間鋪陳敘事,以雄渾筆力將人物帶回歷史現場,寫出權力波瀾中的人心幽微。在《忽必烈:南征大理國》中,忽必烈從北境走到西南,從草原遷至山地,從熟悉的騎射世界進入陌生的煙瘴之境。他既要統率軍隊、安撫人心、判斷局勢、識別忠奸,還要在征伐與寬仁間尋找平衡,每一步都驚心動魄。為了讓讀者看到英雄是如何在“路上”獲得成長的,作品讓忽必烈從歷史名詞中走出,成為一個可以被讀者感知、理解甚至共情的人物。這種“可感知”首先體現在他的性格反差之中。
在眾王儲中,忽必烈一向被兄弟們看作是一個怯于提刀相向的書生。但他心愛的王妃察必夫人最懂得他的內心:“您是一個有野心的人。”這個“野心”并非指狹隘的帝王寶座,而是廣納群雄、睥睨天下的宏偉格局。正是在“路上”,忽必烈不斷開闊著“不要站在蒙古看天下,而要站在天下看蒙古”的胸襟。偉大英雄的命運,總由無數普通人的呼吸、奔走、遲疑與犧牲共同托舉而成。小說通過豐富的群像塑造,烘托出忽必烈的猶疑、判斷與抉擇。圍繞在他身邊的謀臣、武將、地方勢力、敵方人物以及遠征途中的普通士卒,各自懷揣著不同的立場、恐懼、欲望與選擇,共同構成遼闊豐滿的人物圖卷。這是一場關于公元1252年的政治書寫,他們是個性的人,更是“典型”的人。“他們既屬于所在的時代,又超越所在的時代。”
書寫一個偉大英雄,必然關聯著宏大主題。《忽必烈:南征大理國》寫“南征”,意在寫“南和”。“我的南征軍,不但要替天行道,還必須是不以殺戮為樂的仁義之師。”小說要塑造的,正是這樣一位力圖建立“天下”和合秩序的一代帝王。作家因此選擇“南征大理”這一極具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展開敘事,“行路難”為忽必烈的“天下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忽必烈要面對的不只是南征途中的山川險阻,更是權力、責任、傳統、天下與自我之間的重重考驗。因此,南征既是一次軍事行動,更是一次精神遠行、一場人格淬火。“南征”不斷深入,忽必烈也越發意識到:真正的王者,不只要勝利,還要秩序;不只要疆域,還要人心。
復雜的性格屬性不能由寫作者直白道出,細節故事才最為動人。書中第四部分寫了忽必烈與李爾桑的和解。西夏曾被蒙古滅國,復仇的種子一直深埋在西夏后裔木雅人心中。為平息西夏后人的復仇火焰,忽必烈歷經周折救出西夏大王李爾桑的愛子,以關切的懷柔戰略,“埋葬了西夏最后的仇恨”,化干戈為玉帛。如果說成吉思汗打開了草原帝國的遼闊邊界,忽必烈思考的則是:把征服轉化為治理,把武功轉化為文治,把草原力量帶入廣闊的天下秩序。作為一部表面上以征伐為核心故事的歷史小說,《忽必烈:南征大理國》的精神內核,是對和平的深切呼喚。
南征路途猶如一方闊大的舞臺,一幕幕驚險的征伐故事相繼上演。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認為,小說存活下來這一事實本身就依賴于小說作者能否掌握戲劇要素,而戲劇性恰是《忽必烈:南征大理國》重要的形式特征。“大歷史”落到“小場面”,傳奇故事的戲劇性為人物設置了符合歷史情境的選擇困境,“天下”主題與偉岸形象得以實現。南征道路漫長艱險,山河變換,節氣更替,人心雜亂……對于遠征軍而言,每一道山嶺、每一條江河、每一片瘴霧,都可能成為看不見的敵人。漫長路途為小說提供了不斷推進的戲劇張力,外部的山川險阻與內部的精神壓力交織在一起,使南征成為一場不斷升級的考驗,也構成了小說的兩條敘事線索。表面上看,南征大理是蒙哥大汗交付給忽必烈的一次軍事任務:穿越川滇煙瘴、金沙江峽谷、蒼山險隘,面對一路的自然阻隔與軍事抵抗。深層來看,在南征路上與哈布和林的物理距離間,暗自較量的是重重政治勢力,因此南征又是一場政治考驗。此外,小說的戲劇張力還在于,大理是蒙古繞開南宋正面防線、打開西南戰略通道的關鍵。因此,一座山國的存亡牽動的是天下棋局的變化。忽必烈既要保持蒙古騎兵的威懾與強悍,又要展現出超越部族的統領能力。由此看,作品最有力的沖突并不止于“蒙古與大理”的外部對抗,而在于忽必烈自身:他必須在弓馬血性與天下胸襟之間找到新的身份。小說寫“路”,更在寫“局”。對于忽必烈而言,選擇無處不在:是急進,還是緩圖?是強攻,還是懷柔?是以威壓服人,還是以信義收心?這些選擇構成了作品最有意味的戲劇沖突。傳奇扎根在歷史大勢之中,推動了人物成長、承載了時代主題與歷史命運,傳奇因此有了重量。
史詩小說在語言上常具莊重感。《忽必烈:南征大理國》筆勢雄勁,寫戰事磅礴、命運蒼涼與山河壯闊,更寫歷史深處的沉默與悲憫,盡顯遼闊的史詩氣象。作家以從容筆力引領讀者跟隨歷史人物,從草原到中原,從北境到南國,山河鋪展,歷史奔涌,一代帝王建立“仁人天下”的宏偉主題鋪陳而出。小說的宏闊感并不是靠宏大的戰爭場面來烘托,而在于把汗廷權力、兄弟關系、蒙漢互動、西南諸族、大理舊臣等多條力量線索編織成復調結構。每一場行軍、會盟、親和與攻守,都牽連著更大的政治秩序和文明想象,筆力磅礴,大勢盡顯。書中多處描寫與對白充滿哲思,似在提示人們:歷史不是抽象的年代更替,而是山河震蕩、眾生入局、英雄自我淬煉的過程。
真正的歷史小說,貴在讓舊事重新獲得體溫,讓人物從年代的塵埃中走出,帶著遲疑、勇毅、孤獨與遠見,重新站到讀者面前。《忽必烈:南征大理國》在刀兵與風雪、謀略與仁心、征服與安撫之間,寫出一個時代的偉岸背影,歷史因此不再是冰冷的紀年,英雄也并非只在攻城略地時顯影,更在他望向天下、承擔天下時,真正完成的自身。
(作者系遼寧省文聯副主席、省評協主席、東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