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真有黃金屋——古代書價漫談
古人常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今天讀來,這句話更像一種勸學之辭;但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時代,它卻幾乎是字面意義上的現實。一本書,往往價值不菲;一部善本,更可能抵得上一處田產、一座莊園。
從竹簡帛書到雕版活字,從秘藏高閣到坊間流通,書價的升降不僅記錄著印刷技術的進步,也折射著知識傳播方式的變遷。翻檢古人的購書賬冊與讀書故事,我們或許能更真切地理解:在那個書籍得來不易的時代,人們為何如此珍視一卷在手。
竹簡與抄本:讀書曾是貴族事
不妨先把時光倒流到蔡倫改進造紙術之前的先秦與西漢時期,那時的書以絲帛與竹簡為載體。絲帛是貴族專享,價格高昂,一匹縑抵得上普通人家數月口糧。而簡牘需經砍竹、殺青、刻寫等繁瑣工序,又十分笨重。《漢書》里記載,名臣東方朔上書時曾使用大量竹簡,兩人方能抬動。由此可見,在紙張普及之前,書寫與閱讀都頗為不易。試想,這樣一部“書”,其物理成本和抄寫成本,豈是平民百姓所能負擔的?寒門子弟莫說購書,就連見到完整的典籍都難。此時,讀書是少數人的專利,“家貧無書”是無數貧寒讀書人的常態。所以那時想讀書只能去抄,“以勞換智”,大費心力。
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后,紙書逐漸普及,但書依然是手抄的天下。班超年輕時就專門靠給人抄書賺錢,借以養活老母親。坊間雖然出現了書籍交易市場,可售賣的手抄書因為費時費力,產量又低,售價實在不菲。以最著名的《史記》抄本為例,需價三萬錢,約值三百石糧食,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完全難以企及。即使是相對便宜的書,每本也要大約一貫錢(千文為一貫),而平民月收入是1至5貫,非富貴之家如何買得下去?囊中羞澀的士子,就只好“蹭”書看。東漢著名學者王充,年輕時買不起高價書,可他記憶力特別強,就天天跑到洛陽各家書肆里去,只看不買,勤學強記,日積月累之下,終成博通百家之言的大思想家。而東漢名士蔡邕藏書萬卷,晚年贈書予王粲,被時人視為“富可敵國”的遺產。
西晉時的著名成語“洛陽紙貴”,直接就與書價相連。《晉書·文苑·左思傳》里記載了大文學家左思創作《三都賦》,在洛陽引發轟動,“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導致紙張供不應求,紙價大幅上漲。此事說明當時紙的產量依然很低,無法批量生產圖書,哪怕是豪貴之家,也只能以“競相傳寫”的方式去獲得心儀的文化產品。這足以看出當時的圖書市場是非常小眾化的。書買到后,大部分也會用來傳家,不會再次流到市場上售賣,這進一步限制了書籍的流通數量,令書價愈高。
雕版與活字:活字印刷難普及?
隋唐之際,雕版印刷術逐漸興起,讀書人獲取書籍的方式開始發生變化。這一重大發明是在梓木、梨木或棗木板料上雕刻反體圖文,再刷墨鋪紙進行印刷。后世“出版”的“版”字,指的就是雕的刻版。到了唐時該技術已十分成熟,制書成本大幅下降,不但每本書售價降至100至200文,書的種類也豐富起來。838年,日本法師圓仁在揚州書肆購買了一部刻本《觀中疏》,四卷合計只要450文,是手抄本價格的十分之一。同期平民月收入約3至5貫,比較之下,書價已是普通人可接受的程度。
然而,即便雕版印刷廣泛推廣,亦需提前雕刻,工程浩大,刻工數月,且整張版上只要有一個字刻錯,就得作廢此版,重來一遍。如此一來,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的成本則會通過書價轉嫁給購書者。
光耀千古的活字印刷術發明后,只需雕制一副活字,即可通過改變文字的排列順序,排印任何書籍,消耗大減。按理說,印刷成本一定會大幅下降了。然而,活字印刷術對書價只起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作用。為何如此呢?
原來,雕字排字的工匠們,基本無人識字,只能比照著文字的形體進行雕字。他們沒有能力從大幾千個活字中識別出所需的那一個字。而識字的讀書人,全是奔著考科舉當官去的,絕不會從事“低賤的”工匠工作。再加上木活字易腐爛、陶活字易碎、金屬活字成本太高,這就導致活字印刷術無法真正普及,官刻的精品書籍,依然全部采用雕版印刷,并且一路沿用到清末。
盡管如此,總體的圖書價格還是因此得到了松動。《書林清話》卷六載,1059年王琪在蘇州刻印《杜工部集》十冊二十卷,書價才一千文;《漢雋》兩冊,價格六百文。折算一番,在北宋買一本書的錢,大致可換13斤米,而唐時可換50至60斤米。南宋時,由于物價飛漲,書價漲到大約300至600文一冊,且根據作者的名氣,書價也分出等級。比如蘇州公使庫印刷的《大易粹言》二十冊,成本約3.3貫,標價8貫整,每冊售價400文。價格雖然貴了,但咬咬牙普通人還是買得起的。
書價平民化在兩宋時得以實現,此后近千年歲月里,書價基本就維持在幾百文的波動范圍內。
坊刻興盛:書香匯入市井中
明代是書籍生產規模的高峰期。此時市民文化全面崛起,各種章回體娛樂小說層出不窮,書籍“多且易致”。福建建陽地區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古代刻書業聚集地,書坊、書鋪、書堂云集,號稱“圖書之府”。《少室山房筆叢》中記載:“凡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
建陽刻書主要為坊刻書,以營利為目的,不像官刻和家刻那樣追求精致宏麗,走的是趣味通俗、薄利多銷路線。它們皆是前店后廠,什么書好賣就印什么,完全市場化運營。書商間競爭激烈,為了搶占市場,不但時不時自己上陣編撰小說,還盡力壓縮成本批量刻印,把每一頁都印得密密麻麻,紙張也用最廉價的竹紙,這使得很多通俗讀物的售價進一步下探。從萬歷年間開始,中低檔次的新版書籍,大部分單冊定價都在“一錢”到“一兩”的范疇內(一兩合十錢)。
比如五冊《廣韻》要價五百文,《萬寶全書》只賣一錢。就算是卷帙浩繁的大型套書,分攤下來每冊也不過百余文,例如世德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每部定價紋銀貳兩”;《三國演義》刻本也不過一兩白銀。按米價折算,當時一錢銀子能買17斤米。普通市民只要攢上幾天的口糧錢就能收入一冊書到囊中。讀書這件事,至此真正走出了貴族世家的圈子,匯入了市井煙火中。
古代書籍的高價,根源于技術的桎梏。價格高低本質上是生產成本和稀缺性的直接反映。但若以為“量產”就等于“平價”,可就錯了。“價低紙劣”的閩刻占據的只是低端圖書市場,刻意以手工抄寫、名匠精裝,以達到珍藏傳家目的的高端圖書,價格仍高到幾十兩至幾百兩銀子不等。胡應麟謂“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錢謙益曾懸重金收購《戰國策》33卷影抄宋本,未能如愿,直到天啟年間,才成功購入。
由于宋本刻印精良、紙墨考究,加上年代久遠、存世稀少,文物價值增高,遂成為藏書家眼中的“神品”。1601年,文學家王世貞竟以一座莊園來換取宋版的《漢書》和《后漢書》。明末大藏書家毛晉,為求宋版書,竟按頁以黃金作價收購。
書歸平價:不負時光讀好書
清代書業的工藝水平和刻書機構有了更大發展。《桃花扇》中寫道:“這金陵書鋪之多……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康熙時最貴的書價是《六書故》,每部三十兩。此后因物價穩定,書價波動幅度有限,到乾隆時平均每冊書在六錢左右,可折米約24斤。官書局即便用質量較好的官堆紙印,也不過六錢四分。這種“白菜價”已相當親民,是中小讀書人踮腳能夠到的選擇。
晚清時由于出版規模擴大,冊均價繼續下跌,每冊約為185文。每冊書價可折米6斤。咸豐以后,文錢變得不值錢,一兩銀子可兌到一千七八百文甚至兩三千文。例如《今文房四譜》一卷,光緒十六年刻本,書名頁有木記,“一得閣寄賣每部京錢壹千文”。因此,這幾乎是封建社會里書籍最便宜最普及的年代了。
同時,清代書價的兩極分化愈加明顯。宋版書依舊很貴,嘉慶時嗜宋風氣愈濃,致冊均漲到七兩左右。黃丕烈購買宋版書《鑒戒錄》,親手題跋云:“索白鏹三十金,易蕃銀三十三元,書葉五十七頁,以葉論錢,每頁四錢六分”,相對于明末宋版書,每頁增值一倍以上。故而有“一頁宋版一兩金”的說法。
手抄的精品書和受到藏書家重視的舊抄本,價格也不斷上漲。《一亭考古雜記》中記載,在翻版出來前,京版《紅樓夢》在江浙地區每部售價高達數十金。一部《元氣集》印詩百首,成本為十六兩白銀。據晚清筆記記載,曾國藩曾在金陵書肆看中一部《二十三史》,因價格昂貴而四處籌措資金購得。曾父得知此事后非但沒有責怪,反而大為高興。此事雖細節版本不一,卻足見讀書人與藏書家對典籍的珍視。
回望古代書價,從帛書千金,到坊本親民,價格的起落,不僅是物價的變遷,更是文明普及的軌跡,折射出知識權力的流轉與社會經濟的脈動。如今我們坐擁萬卷,反顧古人買書之難,更應曉讀書之幸、惜筆墨蕓香,不負易得書的好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