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執(zhí)行主編崔欣:別讓小說停留在“冷兵器時代”

崔欣,1981年生于上海,復旦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深耕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多篇小說刊發(fā)于《人民文學》《鐘山》等國家級核心文學刊物,斬獲第二屆梁曉聲青年文學獎。現(xiàn)任《上海文學》執(zhí)行主編,執(zhí)掌這份跨越七十余載歲月浮沉的老牌純文學期刊。《上海文學》源起1953年巴金先生創(chuàng)辦的《文藝月報》,歷經更名、停刊、復刊多重歷程,見證中國當代文學數(shù)次思想變革與文藝浪潮,鐫刻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珍貴印記。
訪談中,崔欣回顧了自己從編輯部“獨生女”到主編的成長歷程,坦言刊物的傳統(tǒng)力量強大,年輕編輯在實踐中被這種慣性裹挾、滋養(yǎng)。談及選稿標準,她強調好作品應具備不可替代性與真誠,警惕“巧言令色”的技巧至上。面對“都市背景下的農耕敘事”現(xiàn)象,她以“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回應,堅持“當代性、探索性、文學性”的辦刊方針。
好作品不可替代:動態(tài)坐標系與反“巧言令色”
頂端文學:從1953年巴金先生創(chuàng)辦《文藝月報》至今,《上海文學》雖歷經更名與辦刊方針的調整,卻始終與文學浪潮同頻共振。您2007年進入編輯部并成長為主編,如何看待這份刊物在每一個文學激蕩年代所承擔的歷史角色?雜志的傳統(tǒng)是如何在您這一代編輯手中接續(xù)的?
崔欣: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踏進《上海文學》編輯部的感受,三十年代的老洋房,辦公室的格局就像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一樣,包括壁爐架子上整排的20世紀50年代《文藝月報》,時間在這里突然就慢下來。
進入雜志社后,我逐漸了解了這本雜志的歷史,它非常了不起。大學時代當代文學史課本里的很多重大文學事件、文學思潮,《上海文學》都參與其中,甚至就是發(fā)起者。2023年社慶時,我和同事們一起梳理雜志的歷史,總目錄里不斷跳出經典作家的名字,真如星光耀眼。我們翻閱歷年總目錄,其實也等于是接過了一份試卷:我們現(xiàn)在所刊發(fā)的作品、所發(fā)掘的作家,在未來是否也能夠成為經典、進入文學史?
我初進雜志社的時候,編輯部里都是40后、50后的老編輯,當時我們302辦公室里,除我這個80后之外,最年輕的居然是52歲的金宇澄老師——現(xiàn)在聽來簡直像個段子,但當時的編輯團隊確實面臨這樣一個青黃不接的境地。老編輯們都即將退休,缺乏年輕的新鮮血液,我就好像是編輯部的“獨生女”。現(xiàn)在回想,這一段“獨生女”的日子(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我的收獲是很大的。
每天就是耳濡目染看老編輯們怎么聯(lián)系作者、怎么看稿改稿,整個刊物的編校流程如何運作。當時我看完稿子,都要把審稿意見發(fā)給金老師看,包括給作者寫退稿信,前期他每一封信都要過目,會幫我修改措辭,之后就逐漸放手了。
雖然不像學校里有體系化的教學,但確實是實踐出真知。而且像《上海文學》這樣的老牌雜志,它的傳統(tǒng)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身在編輯部,很自然地就會被這種慣性的力量所裹挾,跟上運轉的節(jié)奏。2012年前后,越來越多的年輕編輯加入,編輯部完成了大換血,大家也會努力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頂端文學:多年編輯生涯里,您如何在刊物的既有定位與對“好稿子”的追尋之間取得平衡?在當下,什么樣的作品才算得上您眼中真正的好稿子?
崔欣:一般新編輯大學畢業(yè)進入雜志社,必然會有一個適應與磨合的過程。因為在大學里,所閱讀的基本上都是文學經典,但如果以文學經典作為參照系來衡量稿件,那肯定很難有看得上眼的稿件。所以當時金老師對我的要求是,不單看自家刊物,還要多看其他文學期刊的頭條作品,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評價坐標系。而且,這個坐標系不可能是固定的。隨著時代觀念的變革,不斷有新的文學思潮涌現(xiàn),所以選稿的標準是動態(tài)的,會有所調整。
就我個人而言,比較注重作品的個性,好作品應該是有種不可替代性,不會泯然眾人;而且,好的作品是能夠體現(xiàn)作者與這個世界的連接的,是真誠的。如果只是單純地講究寫作技巧,那就屬于孔子所說的“巧言令色,鮮矣仁”。
頂端文學:您曾直言“2019年了,沒想到還有那么多小說作者停留在冷兵器時代”——都市背景下寫出的仍是農耕時代的敘事。作為一份以“上海”為名的文學雜志,您認為它應當堅守怎樣的審美取向?文學雜志與它所扎根的城市之間,如何形成彼此塑造、彼此成就的關系?
崔欣:新千年以來,上海把自己的城市精神概括為十六個字,就是“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一份以“上海”命名的文學雜志,在精神上理所當然與這座城市是共通的。早在1987年,《上海文學》就確立了“當代性、探索性、文學性”的辦刊方針,這是我們老主編周介人提出的,可以視為我們雜志審美取向的綱領性表達。
上海是中國最早走向現(xiàn)代化的城市之一,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是遠東第一大都市。雖然常有人說上海的前身不過是個小漁村,不如那些“千年古都”的歷史悠久,但上海有特殊的豐富性,它是壓縮餅干式的,濃縮了時間,濃縮了印象,濃縮了人的命運。我希望我們這本雜志也可以體現(xiàn)這種特殊的豐富性。
我們雜志設立過許多與上海有關的欄目,比如關于“海派文學”的再發(fā)現(xiàn)、程乃珊的專欄、“城市地圖”、“海上回眸”等等。上述這些欄目、內容的設置,也是對讀者呼聲的一種回應。我們雜志曾經開了一個讀者調研會,有讀者提出,我們看《上海文學》就是要看上海、看城市,如果一翻開都是寫農村的,就有一種“違和感”。
寫作只看長板:保護那份沒有“登味”的銳利
頂端文學:《上海文學》的編輯團隊素以敏銳的文學嗅覺著稱,從20世紀80年代發(fā)掘阿城、推動“尋根文學”,到近年持續(xù)推出青年作家特輯。這種發(fā)現(xiàn)“下一件大事”的敏銳如何保持?作為編輯,您的“雷達”是怎樣建立的?
崔欣:因為前輩們做得太出色了,所以我們這些后來人壓力很大。我還記得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跟我說過的一段往事。他在讀博士前,曾在《文匯報》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他說記得那時候,《上海文學》主編周介人老師經常和他通電話,興奮地傾訴對雜志、對文學理論的種種新設想,電話一打就掛不斷。前輩們對于文學的熱忱與投入,實在令人感動。余生也晚,未能得到周介人老主編親炙,但我所接觸過的那些前輩編輯們所體現(xiàn)出的專業(yè)和敬業(yè),給了我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曾任《收獲》執(zhí)行主編的肖元敏老師,最初也是《上海文學》的小說編輯,在她退休后,我和她有過一次長談,她提到了自己編輯生涯中的許多經歷和感悟,對我來說都是寶貴的經驗。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她當初編發(fā)阿城《棋王》的經歷。那時她是去北京組稿,在鄭萬隆家,看到了一篇小說,是中篇。因為時間倉促,不可能一下子看完,但看了幾段她就意識到這是一篇難得的好小說。她立刻跟鄭萬隆說,請轉告作者,這稿子不要再給別人了,趕緊寄到《上海文學》編輯部來。在當時的文學環(huán)境下,《棋王》是很標新立異的,所以刊發(fā)前編輯部還有過討論,最后是理論組的李子云老師他們拍板說,小說要發(fā)。這也是見出編輯的眼光與魄力的。對我來說,就是希望能夠將前輩們建立起來的這些好傳統(tǒng)繼續(xù)傳承下去,我也很喜歡把這些故事講給更年輕的90后編輯們聽,互相勉勵啟發(fā)。
頂端文學:您曾在盲評會上讀到段文昕的《離行夜燈》,被其中“人心幽微之處”打動并刊發(fā)于“新人場特輯”。請您談談一個編輯是如何從海量來稿中識別出“那道光”的?您所說的“青年獨有的新鮮與銳利”具體指什么?
崔欣:《上海文學》從2016年開始,每年推出一期“新人場特輯”,到今年已經整整十年了。我是從2019年開始接替金宇澄老師擔任復旦大學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的校外導師,每年會分管三四個學生,主要是給他們的畢業(yè)作品提出修改意見。每屆一個班二十多名學生,我會在預答辯前把每個學生的畢業(yè)作品都看一遍,也是希望能在其中發(fā)現(xiàn)好苗子,可以在我們的“新人場特輯”中推出。編輯看到真正的好稿子,一定是會激動的。
我第一年去做校外導師,讀到伍華星的小說《凼凼轉》,是用粵語白話寫作的,當時,具有同樣語言風格的林棹的《潮汐圖》還沒有發(fā)表。伍華星的校內導師是王安憶,校外導師并不是我。那次預答辯時,我就直言這一批畢業(yè)作品里這篇是最好的,我希望能在《上海文學》上刊發(fā)。沒想到這樣優(yōu)秀的一篇小說,在他們畢業(yè)作品盲審時,居然沒有通過,有一個評審打了不合格。伍華星當時很沮喪,一般來說,盲審不通過,教務都不建議學生申訴的,覺得改判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當時已經要準備延畢了。
我請他的同學帶話給他,希望他一定要申訴,如果需要,我們雜志社也可以給他開用稿證明,如果這可以對申訴有幫助的話。后來王安憶老師也支持他申訴,而且最后還真的改判了,他也順利如期畢業(yè)。他的第二篇小說也是在我們雜志發(fā)的,張怡微給他寫評論時,還笑稱他是在《上海文學》尋到了知音。我現(xiàn)在回想,當時《凼凼轉》打動我的,一個是語言上的新鮮感,另一個就是一種年輕人看待世界的態(tài)度,帶著好奇、善意以及幽默感,并不故作老成,用現(xiàn)在的流行語來形容,就是沒有一點兒“登味”。
相比之下,有的學生作品非常老練,得了不少文學獎,是班里的得獎專業(yè)戶,但我覺得那位同學的小說雖然看起來技巧很嫻熟,完成度很高,但看不到作者的本心,看不到他與這個世界的鏈接,看不到一種年輕人才有的心性與勁頭。我覺得青年人寫作可以不熟練,可以有短板,但一定要有一塊特別長的長板。寫作的區(qū)分度是只看長板的。
包括你提到的段文昕。我是在他們那一屆的一次作品盲評會前讀到她的短篇,其中寫母女微妙的情感關系,寫得很動人。等到盲評會上,她又提交了一篇修改稿,我是現(xiàn)場看的。最后那次盲評會,她的短篇得了第一名,但這個第一名,是評給她的那篇初稿。因為修改稿雖然增加了更多的內容,看起來小說想要表達的維度更多了,可原本最動人的那一塊反而被遮蔽了。有時候對稿子的修改就會這樣,努力想要讓水桶的每塊木板都一樣齊整,反而使得長板不再突出,變成了平庸之作。后來段文昕畢業(yè)、求職,我們一直都有聯(lián)系,我也一直在鼓勵她繼續(xù)寫作。前一陣她很開心地和我說,她有一篇小說即將發(fā)表在今年的《收獲》青年專號上,我也由衷地為她高興。
頂端文學:從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到陳思和、張新穎等批評家,《上海文學》始終保持對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視。在當下文學批評影響力式微的語境中,一本文學期刊如何在推進作品發(fā)表的同時,保持對文學思想的介入力度?
崔欣:文學批評從來與文學創(chuàng)作密不可分,二者是互相推動和互相成全的。一部作品的思想性決定它能走多遠,是否擔得起時間和廣大讀者的審視。看起來,時下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在式微,這可能與整個社會的思潮轉型等外部環(huán)境有關,但是作為一本老牌的純文學刊物,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繼續(xù)從細處、從具體的文本出發(fā),堅守在當代文學現(xiàn)場,并找到自己的立場,去尋找、捕捉當代文壇的發(fā)展規(guī)律、脈絡,并以此促使新的有思想性的作品誕生,就顯得更為重要。
這是文學批評的突圍,但根底上也是當代文學的突圍。《上海文學》的理論板塊有著輝煌的歷史,而在當下,我們考慮的就是怎樣去延續(xù)這樣的傳統(tǒng),不是單向度的簡單延續(xù),而是與時俱進地以新的思維路徑重新激活這樣的傳統(tǒng)。這也是一本刊物整體的思想性的體現(xiàn),是《上海文學》的特點之一。
數(shù)字化不可逆:編輯的核心競爭力仍是做內容
頂端文學:短視頻崛起、AI寫作介入、讀者注意力碎片化,傳統(tǒng)文學期刊面臨嚴峻挑戰(zhàn)。您領導下的《上海文學》如何應對數(shù)字時代的沖擊?從網絡平臺推廣到播客《生活在上海》,這些新媒體實踐背后的思路是什么?
崔欣:其實所有的實踐,背后的思路就是“專業(yè)的人做專業(yè)的事”。我們的專業(yè)是編輯,擅長的是做內容。無論用什么方式什么途徑來對雜志進行宣發(fā),首先還是要有過硬的內容。先把雜志內容做好,這也是一種“不變應萬變”吧。這些年,我們在雜志的專欄方面花了不少力氣。因為一般的小說、詩歌、散文,各家雜志其實不那么容易拉開差距,整體水平都差不多。反而是專欄,更能夠體現(xiàn)雜志的特色,體現(xiàn)編輯團隊的策劃力和能動性。我們接連推出的陳沖的專欄“輪到我的時候我該說什么”、徐皓峰的專欄“‘十七年電影’中的世故人情”“《紅樓夢》中的導演課”、王愷的專欄“望野眼”、柏琳的專欄“越過邊界”等等,反響都很好,有很多讀者就是為了看專欄而買雜志的。
我們和《生活月刊》合作的播客“生活在上海”,靈感也是源于我們雜志2000年前后的一個專欄“城市地圖”,當時是約請了一批上海本地的作者,書寫各自熟悉的城市一角,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紙上的City walk。如今不過是換一種媒介,讓作者們通過播客的平臺講述一個具有文學性的上海,而雜志社的定位始終是內容的提供方。
頂端文學:在算法推薦與短內容當?shù)赖臅r代,一份堅守純文學定位的月刊該如何定義自己的未來?除了保持紙刊的高品質輸出,是否會在數(shù)字訂閱、會員社群、文學活動等方面拓展可能?
崔欣:閱讀數(shù)字化應該會成為大趨勢吧,事實上現(xiàn)在我們都已經很習慣閱讀電子書了,雜志將來總也會走到這一步。編輯的工作重心與核心競爭力還是在做內容,至于拓展推廣的渠道,我們也在逐步做嘗試,希望能跟上時代的步調。
頂端文學:假如十年后回看今天,您希望這一時期的《上海文學》為文學史留下什么樣的聲音?
崔欣:我很喜歡看我們雜志的總目錄,這可能與我的文獻學專業(yè)出身有關,喜歡與目錄打交道。總目錄里能看出很多東西,甚至可以當作一部簡化的當代文學史來看。看總目錄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某些時期風頭很勁的作者,很快就銷聲匿跡了,按圖索驥翻出他們的作品來看,會發(fā)現(xiàn)有一些當時很火的作品,現(xiàn)在看起來覺得很落伍,甚至可笑。所以只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才會成為真正的經典。我希望十年后回看今天的雜志,依然覺得我們所刊發(fā)的作品是優(yōu)秀的、有價值的,希望通過我們這一代編輯團隊所體現(xiàn)的《上海文學》的審美品位,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