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瓦解:文化新生態與“大文學”的興起
我們今天身處一種新的文化狀況之中。這一新的文化狀況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關鍵因素之一在于,中國多年的經濟增長與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培育了數以億計有文化的 “新大眾”。今天的“新大眾”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國目前具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約為2.7億,具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的人口約為2.4億。與20世紀的大眾主要依賴印刷、廣播、電視等單向傳播媒介不同,如今隨著新媒介的持續演進與各類超級平臺的深度整合,“人人皆可為作者,老少皆可成博(播)主”。“新大眾”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深度和活躍度參與到文化的生產與實踐之中,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身份邊界也由此進一步模糊。
“大文學”興起的文化狀況
中國超大規模“新大眾”的參與賦予當代文化以新的特征。由于“新大眾”參與的超大規模與超高密度,當代文化的大眾性尤為突出。此處的“大眾性”包含兩層不同的含義。首先是作為人口規模的大眾性。在中國當代文化中,“小眾”與“大眾”的界限本身就被人口體量所重塑,即便是國際比較中通常被視為小眾的文化形態,在中國也往往擁有不小的受眾基數,因而能夠憑借規模優勢實現自足發展。其次是作為文化邏輯的大眾性。在超大規模“新大眾”的參與態勢下,大眾性逐漸成為當代文化的主導邏輯,成為組織生產、評價與傳播的運作標準。在這一邏輯下,文化產品的能見度日益取決于其觸達的規模與接受的廣度,而并不一定關乎審美的深度或思想的復雜性。那些不符合大眾性的文化形態(如某些先鋒文化),若不向其靠攏,便可能被算法遮蔽、被市場冷落,日益喪失可見性。
我們正是要在這樣的文化狀況中理解“大文學”的興起。在今天,至少有三個關鍵因素共同促成了“大文學”的興起。
其一,媒介邊界的消融。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依托于不同媒介形式的文學已經高度交融、彼此轉化。如今,依托印刷媒介的傳統文學早已與網絡文學、電影、電視劇、動漫、游戲、短視頻等融為一體。傳統文學既可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等其他媒介形式從而實現跨媒介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不再以印刷媒介為唯一的發表與流通平臺,而是早已實現多媒介的生產與傳播,例如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繁花》最初就是一部在網絡論壇發表與傳播的作品。可以說,傳統文學與印刷媒介之間的固有關系已被解構。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文學的生產與傳播主要依賴紙質期刊和印刷出版,其現代性也主要表現為一種印刷現代性。然而,時至今日,文學得以生成的媒介生態早已發生巨變,由印刷媒介所塑造的文學屬性也必然隨之改變。例如,過去主要由印刷媒介塑造的線性敘事、單一媒介敘事如今日趨多元化,與超鏈接敘事、跨媒介敘事等新興敘事形式同時并存。可以說,今天的“大文學”乃是一種媒介融合的文學。
其二,媒介融合與媒介的平臺化重構乃至消融了傳統的雅俗邊界。如今,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不僅常常共存于同一媒介平臺、向所有受眾平等開放,而且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間不斷轉換。我們既在同一媒介中同等地欣賞與消費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也在不同媒介中欣賞與消費同一種文學、同一文本的雅俗形態。例如,《紅樓夢》作為古典文學名著,既以學術注疏、“紅學”專著的形式存在于大學課堂與學術期刊之中,也以電視劇的形式走進千家萬戶,繼而又在短視頻平臺被剪輯成“有梗”的短視頻。此外,新的媒介平臺自身也在持續生產文學的雅俗形態。例如,如今的網絡文學正逐漸脫離單純的“爽文”模式,涌現出一批被視為具有嚴肅文學特質的作品。例如,番茄小說平臺上的《十日終焉》對現代人精神困境與社會深層問題的回應,便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網絡文學的既有邊界。可以說,今天的“大文學”是一種重構、兼容并再造雅俗的文學。
其三,“新大眾”的出場本身意味著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傳統分界也已經消弭。如今,我們已經很難將2.7億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簡單地稱作“大眾”,因為他們在知識儲備上已具備傳統意義上知識分子的若干特質。可以說,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新大眾”在很大程度上也兼具了“新知識分子”的屬性。不僅如此,他們的文化口味也普遍呈現出“文化雜食”(cultural omnivorousness)的特征——這一概念由文化社會學家理查德·彼得森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用以描述文化精英群體在文化偏好上的跨界與兼容,但如今這一概念更適用于“新大眾”。“新大眾”既欣賞高雅,也消費通俗,他們可能白天徜徉于嚴肅、典雅的文學經典,夜晚在輕松、通俗的文學中休憩,可能既喜愛嚴肅文學,又沉迷于網絡小說,既熱愛魯迅的《吶喊》《彷徨》,又欣賞忘語的網絡小說《凡人修仙傳》。這種雅俗兼收正是今天“新大眾”在文化口味上最為普遍的特點。這并不意味著“新大眾”對一切文化產品都不加區分,而是說,他們不以一種排斥性的標準或口味去區隔雅俗,而是以開放的姿態充分接納雅俗混融的文化新生態,并在這一新生態內部逐步養成新的口味與評判標準。“新大眾”不是挑食者,而是雜食者。可以說,今天的“大文學”既是一種超越知識分子與大眾之傳統二元關系的文學,也是一種屬于文化雜食者的文學。
總之,“大文學”不僅是媒介變革的結果,也是“新大眾”全面崛起后文化權力重新分配的實踐,更是新的文化形態逐漸成型的表征。這一切啟發我們去捕捉新的可能性、反思固有認知,例如,對“大文學”的呼喚便重新將“文學”這一概念置于當代文化生態之中加以審視。
“文學”概念的重新界定
關于文學概念史的研究早已表明,“文學”(literature)是一個特定的社會范疇與歷史范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以想象力、創造性、審美自律為核心內涵)在18、19世紀逐步在西方確立,19世紀末經由日本的轉譯傳入中國,并構成了“五四”以來“文學”概念的關鍵內涵。然而,這一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并非始終穩固:在延安文藝、大眾文藝與人民文藝的傳統中,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加以改造,被更多地注入了大眾性、民族性與政治性的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來,“純文學”作為一種知識譜系被重新激活并占據重要地位,更為嚴格地強調文學的專業性、自律性與美學品格,并通過文學批評、文學史書寫與文學教育而不斷得到鞏固。
然而,在今天,當我們面臨全新的媒介環境、文化生態與大眾參與態勢時,這一主要以“純文學”為內涵和指涉對象的“文學”概念已不再適用。我們需要在大眾參與、媒介融合與雅俗重構的意義上,以開放的姿態看待“大文學”的各種形式,重新界定“文學”的概念內涵及其現實指涉。今日之“文學”,是否仍應以文字語言的精致程度作為核心標準?是否可能基于更廣泛的視聽語言形式或敘事類型的創造來定義與評判?歸根結底,今日之“文學”能否超越印刷媒介的限定而獲得新的界定?在今天,“大文學”的概念實際上提出了文學概念史的新任務。我們確有必要在更寬廣的視野中看待、參與并反思當代文化生態中的文學形式與文藝生活。唯有如此,我們或許才能真正把握這個時代文學的新質。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