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延濱:從青春詩會、《星星》《詩刊》到人工智能
葉延濱,當代詩人、作家、評論家。著有詩集25部、散文隨筆雜文集26部、詩論集三部。歷任四川《星星》主編,中國作協《詩刊》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及名譽委員。代表詩作《干媽》獲中國作家協會(1979年—1980年)優秀中青年詩人詩歌獎,詩集《二重奏》獲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1986年)第三屆新詩集獎。另獲四川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青年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作品先后收入國內外600余種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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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回顧一下,走上詩壇,您受到誰的影響?您的詩歌創作的營養來自哪里?
葉延濱:最早是受到李瑛和當時《解放軍文藝》影響。到《詩刊》以后,邵燕祥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從到《延河》開始,到上大學后,我力圖擺脫解放軍文藝體。尤其是看了很多詩歌以后,我必須誰都不像,我就是我自己。
有一段時期朦朧詩很流行,我在參加青春詩會的時候,就給另一位詩人說,我參加這個會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須跟他們不一樣。我和這些新潮流完全一樣的話,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中華讀書報:主要是《干媽》這首詩,影響太大了。
葉延濱:這首詩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一家老農民生活一年的體驗。這個體驗是其他知青沒有的。我想我既然到農村里,那我就住到農民家里去。這是陜北最窮的人家,只有一孔沒有窗戶的土窯洞,他倆睡在窯洞最里邊的大炕上,大炕上有個大尿盆,我睡在門邊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個小尿盆。這就是整個家的全部布局。老漢是飼養員,老婆是小腳女人。他們叫我“干兒”,我叫他們“干媽”和“干大”。和兩個老農同居土窯的一年,讓我接夠了地氣。這孔土窯,關上門就像墳,開了門就叫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我在中國最窮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沒有什么比這一年更難更苦的了,就像掉進深坑里,只要敢邁步,無論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媽》寫的都是真實感覺。當時能產生很大的影響,是因為當時有幾千萬人當過知青,大學里坐滿了從農村回到課堂的知青。我寫的是我自己真實的故事細節,也是這幾千萬知青自己的情感,轟動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們還總提起這篇詩作,是因為有一代人不會忘記的這段歷史。
中華讀書報:您參加了首屆青春詩會,能談談當時的盛況嗎?您有哪些收獲?
葉延濱:青春詩會前,我在《詩刊》六月號頭題發表了一組詩《那時我還是個孩子》。這是我進入青春詩會的入場券,寫了“文革”中的三個孩子。參加第一屆青春詩會的17個青年詩人中,我在到會前都知道他們的名字,但真正見過面的不多。梅紹靜在延安插隊,我認識她最早。還認識顧城,是在《北京文學》。當時好像是詩歌組長姚欣找我改稿子,談話間顧城到編輯部來送稿,前面是父親開道,后面是母親提包,顧城自己沒說一句話。我注意到顧城穿一雙部隊發的那種塑料涼鞋,不過,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層同樣的塑膠鞋底。
其他詩人都是新朋友,徐國靜、徐曉鶴、孫武軍都是大學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亞和王小妮是一對戀人,幸福指數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詩壇名氣不小,都是朦朧詩代表人物,青春詩會上還沒有“朦朧詩人”這說法,江河給人印象很隨和,讓我愿意與他交談。舒婷不一樣,名字很淑女,說話很玫瑰,好聽的話里總有刺。如果要舒婷回憶青春詩會,她會說兩條:一是“葉延濱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詩會上就說了,我們中間葉延濱會當詩刊主編”。
中華讀書報:青春詩會對您來說,有怎樣的收獲和意義?
葉延濱:青春詩會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請文壇的著名作家詩人給青年作者講課。老師的陣容強大: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張志民、李瑛為17位年輕人講授詩歌創作。黃永玉、馮牧、顧驤等為與會者報告當下的創作動態。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紹了世界詩壇,蔡其矯透徹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國詩歌。這些都是中國文壇重量級的人物,他們給17位青年人講課,交談,對話,討論,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界特別是詩歌界十分可喜的開放、寬容和民主的氛圍。整整半個月的時間,名家與新人,文學界的領導與青年寫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鋒,這種姿態和氣氛,空前民主和空前開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時文壇的大家名流,多是剛平反重新回到久別的文壇,與會的青年詩作者同樣來自生活的底層,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對改革開放充滿了熱望與信心。其實,參加“青春詩會”我已經30歲了,這應該是我告別青春的一次儀式,從此以后,我為詩壇所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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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從1982年到《星星》,后又擔任《星星》詩刊主編,有什么體會可以分享一下?
葉延濱:當編輯時,主編統計說《星星》有三分之二稿子是我選出來送審的。編輯部看稿的編輯有四個,圍著一個方桌,旁邊是一個竹筐,一個月要看400斤稿子,相當于一個編輯看100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工作后,把推出青年詩人、重點扶植有實力的中青年作為辦刊方針,讓《星星》成為青年詩人進行詩壇的入口,接納不同的風格流派。比方說,我不贊成“非非主義”的理論主張,我認為它宣揚的是無法與創作發生關系的理論,沒有詩人能在寫作中實踐的理論。但是,對當時站在這個旗號下的許多年輕詩人有個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樣刊登。
沒有所謂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師。我的體會就是,一要對新事物敏感,二要對不同的藝術流派盡可能寬容和理解。這兩條缺任何一條,哪怕樣子很先鋒,或者很主流,都沒多大上升空間。
中華讀書報:擔任主編,您做了哪些事情?
葉延濱:我是職業的編輯,必須對職業操守負責。讀者和作者請客,我從來不去。這里還有個故事。當時有位副省長找到我,問怎么能幫助我辦刊物?我說你幫助四川作協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幾家刊物所有印刷費付了。這個優惠政策試行了幾年,《星星》是最大受益的刊物——《星星》當時的發行量是《四川文學》的20倍。
中華讀書報:您在廣院當教授的時間,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機緣到了《詩刊》當主編?
葉延濱: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看望老師,校長說,想不想回母校工作,動了心,于是廣電部把我全家調進北京,我開始在學校當文藝系主任。教授當得還順心,好像還要委我以重任。結果,一紙調令把我調到《詩刊》。后來才知道,當時上級對《詩刊》辦得不太滿意,有人向有關領導說:有個會辦刊物人的在廣播學院。于是,我又開始在第二個詩刊效力。一干就是14年。在我主持工作后,《詩刊》不再虧損,發行良好,并且《詩刊》成為“全國百家優秀社科期刊”稱號,并且獲得了國家期刊獎,我也因此被國家新聞出版協會授予“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
中華讀書報:90年代以后,文學期刊的生存漸入艱難的境困。《詩刊》情況如何?
葉延濱:前些年刊物經營十分困難,有的詩人一開口就說你是“官辦刊物”,其實相當長的時期,《詩刊》經費百分之八十都要通過辦刊物、搞活動來維持。《詩刊》不僅編輯的工資是自籌,當時由于體制上的原因,沒實行社保,我們還供養十多個離退休的老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少量的上級的撥款連發離退人員的退休金都不夠!好在近兩年國家逐步增加對《詩刊》的資助,相信今后會有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這不是你個人的事業,不是你個人的刊物,心里有個底線——“只要上級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隨時離開”。有了這個底線,有所為有所不為,主編才當得下去。
中華讀書報:能否總結一下您的主編生涯?
葉延濱:客觀說,我是在《星星》12年,《詩刊》14年。新詩百年,四分之一的時間,由于組織信任,詩界支持,我先后擔任兩家中國重要詩歌刊物的主編,經歷了中國詩歌發展最蓬勃劇烈變更的時代。我盡量在辦刊的過程中,體現中國詩歌的全貌,盡可能給新人提供幫助,盡量小心地維護編輯職務的神圣性,愛護刊物應有的社會的名譽。
在我工作的26年期間,沒有一個編輯因為編輯工作失誤受到批評,沒有一個作者因為我發表他的作品受到批判。愛護作者和編輯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成為優秀的詩人或批評家是他的才華,作為編輯就是助他一臂之力,盡可能提供有用的平臺。這是做事,不是結盟,不是樹旗子占山為王,主編不是盟主。
我的寫作始終是個體的。寫作是純粹個人的事情。辦刊,則純粹是公器,至少是文化的公器,必須要有敬畏感。這26年,自豪地講,我分得很清楚。我不拿刊物牟取私利。在我當主持刊物的二十多年,我沒有給自己開過一次研討會或新書發布會,到《詩刊》后沒有參加和接受任何詩歌獎直到退休。我在詩歌界有很多朋友,我在寫作上,把工作和自己的人際交往分得很清。很多詩人拎不清。寫作的狀態是詩人,生活中也是詩人,在詩人中交往,滿足于在詩人圈子里當領袖。
生活教給我那么多,寫作的時候,我純粹是詩人,表現我的內心和藝術上的追求;我在當編輯的時候,這就是我的職業,我的職業道德要求我寬容、理解別人,即使是我討厭的人,我也認真對待他的詩歌,這是我的職業;當我不寫作,我不上班,就是父親、丈夫,就是社會上的人,和別人沒有任何差別。一般人拎不清。我從一開始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給自己定了規矩,一是在公眾場合滴酒不沾,二是不在家里接待作者,這是作為編輯的一種操守。我如果不能自己清醒,怎么判斷作品?只看作品不認人,這個習慣一直堅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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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如果讓您評價自己的詩歌呢?
葉延濱:坦率地說,我是混雜型的詩人。我小時候最早喜歡、最多接觸的,是中國的傳統小說和西方小說。我小學和初中基本是讀小說,讀散文的年齡是高中,開始注意近現代作家的語言。詩歌是最后進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沒有完全體現的詩人氣質。
有的詩人說,葉延濱的詩歌中有戲劇的介入;傳統雜文家說,葉延濱沒有一篇規范的雜文。我的文學的營養的吸收,最早來自傳統的小說。我從小學到高中,是圖書館管理員最好的朋友。一下課我就在圖書館待著,《紅樓夢》等古典小說都是在初中讀的。
中華讀書報:在《星星》的時候就開始寫隨筆雜文,詩人出手,語言總要勝出一籌。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雜文?
葉延濱:我的雜文隨筆創作,的確是我一個重要著力的方向,特別是主持詩刊以后,寫了十多本雜文隨筆,得了一堆的散文雜文獎,我也需要表達自我,也需要寫作上的成就感,寫散文雜文得獎,沒有人挑刺說閑話。雖然我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但在這些領域我是票友。
王蒙先生曾評說我的隨筆:“葉延濱是詩人,這個詩人是個明白人,叫做讀書明理,叫做體察現實,人情達練,思考斟酌,不粘不滯,自有主張。就是說,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當受蒙,三不本本條條,四不剛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愛讀他的隨筆雜文,覺得他言而有據,有獨得之妙,有機智和靈性,有見解。他的記敘文與憶舊性散文也寫得好,有一種平和,有一種滄桑感,有一種明晰,說得再好一點就是我愛說的清明。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狀態。如此這般。難得有一個人寫文章而不吹噓,談詩論文而不賣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風趣而不輕飄。讀葉延濱的隨筆散文,你會學得聰明、不受騙和有節制。”我認同他的鼓勵,并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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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AI(人工智能)來襲,您覺得詩歌創作有危機嗎?
葉延濱:對于AI出現我是有預感的,將改變當前的創作態勢。上一次是在網絡初期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詩人楊曉民因為在媒體工作,寫了一篇網絡時代的詩歌創作,預言網絡詩歌將改變詩壇,比方說沒有了主編和編輯部的新平臺等等,被當時一個評論編輯批了“胡說八道”退了。一年后,網絡詩歌遍地開花,我們又從另外的刊物上選摘了這篇文章。
一個報社記者曾記得,前年一個詩會,只有我一個人提出AI寫作會沖擊詩壇,多數的詩人都說AI只會模仿,不足一提。去年詩會上,幾乎都認為AI將超越90%的寫作者。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看待AI網絡時代的詩人與詩歌?
葉延濱: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相對物質富足的時代,我們也不幸生活在一個絕對社會化的時代,以及面臨的碳基智能與硅基智能共處的雙基AI時代。這個時代的謀身之事大多與內心無關,詩人可以當公務員,可以做買賣,也可以當教授,其實區別不大,做大了都叫成功人士,都是于這個時代安心立命、掙錢養家的本分。因此我認為一個詩人最重要的覺悟,就是他明白除了守住世俗的“規范”及尊重智能“算法”以外,我們要守住內心的本真。
詩人所守的本真也許各不相同,守住一點高雅,守住一點真誠,守住一點安寧,都不容易。詩人之大忌,就是在詩歌中仍然是混事的痞子,下流、骯臟、丑陋,在寫詩中也在精于算計,媚俗、流量、進賬。在此,我要向教導我守住本性內心的前輩艾青先生躬身行禮,他讓我明白,知大道而獨行,是一輩子的修行。無論文化史上有多少次重大的變革,詩歌都伴隨人們前行,重要的原因就是作為個體寫作的詩人,從古至今都用詩歌證明情感、尊嚴和生命的無價。
什么是詩歌的本源和基因?在AI全面進入電影、戲劇、音樂、美術以及諸多藝術領地之際,在堅持個體寫作方式的詩人幾乎將進入“非遺”傳承人行列的今天,找尋詩歌最初和最重要的基因,成為共識。詩歌幾千年發展中,能夠在變化中保留基本不變的基因,在今天也能讓其區別于AI出品:我想最簡單的表述就是九個字的三字經,詩緣情,詩言志,思無邪。
緣情,講的詩歌是從哪里來的?詩歌與情感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情感是詩的源頭,詩人有感而發,情感也是詩歌的傳播動能,讀者因感動而認可和傳誦。言志,講的是詩歌的遠方,心之所向,情之所致,薪火相傳的代代追尋。無邪,是詩歌的底線,也是詩歌的宿命。希尼說:“詩歌來自第一人稱的單數,而不是復數。”詩人是個體勞動者,千百年形成的傳統更讓讀者認定詩人是他作品的第一抒情主人公。人詩互證,使詩歌有別于戲劇和小說,小說家可以表現殺人屠夫的心理,而詩歌不能寫屠夫之詩,戲劇里可以暴君出場,詩歌不會有強盜心路抒懷。“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因為詩人永遠是在寫自己,詩歌是詩人心聲也是臉面。
詩歌必須不斷創新變革才有持續的生命力,從古至今,變化讓這個詩壇爭妍斗奇。但是,詩之所以為詩,是因為基因不變,詩歌精神傳承不變。一個詩人堅守了這種詩歌精神,在讀者那里就會說這個詩人有真情,有品位,還為詩歌長了臉。
知大道而獨行,選擇以詩為伴,也就選擇這樣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