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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作是人最深邃、最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
來源:文藝報 | 子 禾 王輝城  2026年06月15日07:35

子禾,1984年生于甘肅慶陽,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作品散見于《詩刊》《十月》《西湖》《作家》《花城》《芳草》等文學刊物。出版長篇非虛構《異鄉人:我在北京這十年》、小說集《野蜂飛舞》、長篇小說《猴命》等。入選第七屆“十月詩會”,入圍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現居廣州

打磨文字就是為作品“刮油”

王輝城:我最初知道你,是讀你的長篇非虛構《異鄉人:我在北京這十年》,之后又讀到你的小說集《野蜂飛舞》。你的文字總體給人克制、內斂與凝練的印象。你受過很長時間的詩歌寫作訓練,我想問問你,是什么時候決定轉向小說寫作的?在你看來,詩歌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子 禾:我讀詩寫詩有二十多年,或許克制、內斂與凝練早就內化為對文字的基本要求。在小說上,追求精確凝練也必不可少,打磨文字是為作品“刮油”——刮掉多余的油脂,讓語言遒勁有質感。

2019年9月脫產去中國人民大學讀書之前,我就決心轉向小說。從大學時代起,我心中一直有點知識分子的自許,而要面對當代的復雜性,小說因其龐大的吞吐量,比詩歌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如果一個作家具有足夠的決心、想象和心力,他的作品幾乎可以囊括整個世界——我說的是長篇小說。

王輝城:你新近出版了長篇小說《猴命》,閱讀這部作品,我時常會想起自己家鄉的老人。在這部小說里,你用現實主義的手法來敘述鄉村老人的晚年命運。可以聊聊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嗎?以及,想聽你更具體地聊聊“當代的復雜性”。

子 禾:小說源于我看到的一則不起眼的新聞。一個老人撞倒一個老婦人,兩家起了沖突,老婦的家人將她丟棄在老人家門口。新聞中的老婦最終被老人送回去,在村委協調下賠償了事。看到這個新聞時,我感興趣的不是各方人物的道德對錯,而是想,如果老婦人真的被丟給一個自身難保的老人,他們將如何面對這一近乎無望的境遇。這個境遇聚合了貧窮、生死、責任、家庭、尊嚴等問題,這些問題作為永恒的文學母題,蘊含著普遍性的人類處境。當然在具體的寫作中,我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將這個故事西北化了。

因此,《猴命》表面寫一個西北鄉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實際上我更愿意將其看作一個現代寓言,關乎所有老人,乃至關乎所有人:當衰老和疾病降臨,當肉身無法負擔自身,當生活日常驟然瓦解,當命運的“老猴”騎上肩頭,我們將如何面對?小說中,對主人公甘改善而言,被撞的陳秀蘭不僅僅是受害者,更是他“命運的老猴”。

我說“當代的復雜性”,是想描述這樣一種幾乎所有人都面臨的處境:當下的物質、知識和傳媒十分發達,但這眾聲喧嘩的境況,在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缺乏敬畏、包容和獨立,趣味媚俗化、粗淺化和單一化的不良傾向。在海量難辨真偽、無奇不有的信息中,人人在參與信息化的同時也被信息化,這對社會發展無疑是不利的。

王輝城:《猴命》是你第一部長篇小說,在創作過程中,遭遇的最大困難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子 禾: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走進并“照見”人物的內心世界。大家印象中典型的中國農民吃苦耐勞、木訥老實,但這是外視角的觀察。當一個病老之人面對不測命運時,如果無法深入其內,就無法表現其命運之重,所以外視角失效了。

我用了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結合的一個復合視角——就像在主人公甘改善的額頭安裝了一個隱形攝像頭。這樣一來,他遭遇的一切就同時被兩雙眼睛看見。我相信,即使最粗鄙的人,其內心也遠遠要比外顯的豐富無數,只是他們無法表達出來而已。

調動目力、聽力、心力,感受人物的心跳

王輝城:《猴命》中,兩位老人的命運因交通事故被迫拴在一起,甘改善負責照顧被自己撞傷的陳秀蘭。兩位老人像是被各自家人拋棄,他們的委屈和自尊,被你刻畫得細膩而深邃。你將這本書題獻給父輩,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父輩的生活?小說人物有原型嗎?

子 禾:離家上大學之前,父輩的生活某種程度上就是我的生活,所以無須刻意關注。他們如何艱難謀生,如何勤勞一生卻依然庸碌,如何訓斥和咒罵妻兒——這些,我都太熟悉了。我寫“獻給我的父輩”,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有多稀缺,更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暗含多少偉大成分,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就是那樣,且至今如此。從小說的眼睛看來,那是一種值得被審視的生命樣態,甚至某種程度上或可視為人類存在狀態的一種隱喻。

小說中那個樣貌模糊的村子,就是我長大的村子,人物也有村里人的影子,但都經過了大量加工與變形,被我美化了。《猴命》有現實關懷,也基本是現實主義的形式,但我不滿足于此,我更想讓它溢出現實主義,從中長出精神性的、現代性的、超現實的東西。

王輝城:超現實的、精神性的東西,可以理解為詩性嗎?我比較好奇的是,這部“獻給父輩”的書,你的父母或者親朋們會去閱讀嗎?當他們辨認出小說中的原型人物,會不會對你造成一定的壓力?

子 禾:是的,我指的是那種富于詩性的尖銳的瞬間,它們刺穿主人公無聊沉重的現實,抵達了一種精神深度。比如,甘改善從陳秀蘭身上恍惚看到自己的母親,這個觀照使得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孩子,那一刻他內心純凈而無助,同時又像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那樣悲傷。再比如,上墳時小孫子問他:“爺爺,你剛才在和誰說話?”他說:“給你太爺和太太燒紙,就是給你太爺和太太說話……”小孫子不解:“可他們不在了還能聽到嗎?”甘改善愣怔一下,說:“他們在,他們在天上。”在這樣的瞬間,甘改善更深地理解著生,也更深地理解著死。

作家確實會被他所寫的人物原型審視,這是無法回避的。倒也不至于上升為壓力,畢竟小說是虛構的,也絕不是道德評判。親友村人有可能會看到,但如果可以的話,我不希望他們看到,我不希望他們因此感到困擾——因為他們最可能看到的恰是故事表面的道德問題,而這并不是重點。

王輝城:你小說中的人物基本上是普通人。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人,你會寫到他們灰色的一面,比如他們疑猶、憤怒、悲哀的閃念。這種閃念是如此普通,又是如此普遍,可以說是共同的人性。可以聊聊你人物塑造的技巧,以及小說上的師承嗎?

子 禾:現代小說的使命就是書寫普通人的生活,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史和生命史。這是現代小說的偉大之處,因為這恰恰體現了它精神內核中的人性。小說中人性往往高于道德性,所以我寫作從不過多考慮道德立場,善與惡在小說中都服從于真,被平等審視。

我受到許多作家的影響,比如庫切、契訶夫、特雷弗、卡夫卡、魯迅等,但我受的影響并不在于技巧。我從沒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技巧”,我感受他們作品中的心跳和呼吸,感受他們的敘述節奏,感受他們的豐富、勇敢和悲憫。我從他們的作品中“采氣”,氣韻貫通,就會形成文學活力。所以塑造人物并沒有什么特定技巧,重要的是:你要調動目力、聽力、心力,去感受人物的心跳,讓人物活過來。然后,你的筆忠實地追隨人物行動。不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是人物自己塑造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只是一個記錄者。

王輝城:你通過讀書一步步遠離家鄉,最終生活在城市,然而故鄉的人和事又在牽掛著你的心。我想請你聊聊你的家鄉,以及故鄉在你的創作中處于何種位置?你覺得自己的寫作會給家鄉帶來影響嗎?

子 禾:就我老家來看,絕大多數年輕人在外打工,老人留守在家照顧孫輩。正像《猴命》中寫的那樣,年輕人拼盡全力維持家庭,而當變故發生,就十分捉襟見肘,生活秩序全被打亂。但老實說,我離開家鄉已二十多年,只在年節才偶爾回去,現在的家鄉在我心中有些虛渺,風物人情變化不小,我常覺得自己并不特別了解它。但作為某種記憶和精神底色,故鄉又始終存在于我身上,它是我作為作家的根性所在,我感知世界的方式,我說話的方式,我思考的方式,我小說中的氣息,都源自它。

文學改變現實的說法太拔高了,文學只是記錄和保留人性的精神火種。所以我從沒想過我的小說會給故鄉人帶來什么現實性的影響,但通過這些小說,人們會知道世界上存在著這樣一個地方,會看見這樣一些無言的人,貧瘠、堅韌、苦澀,骨子里又有某種根深蒂固的淳樸、善良與古拙。

不是水渠產生水,而是水構造了水渠

王輝城:初讀《野蜂飛舞》時,我察覺到你短篇小說中有創意寫作的痕跡,同時又看到你在極力突破創意寫作方法論的桎梏。請你談談創意寫作對你產生的具體影響,你又是如何看待創意寫作教育的?

子 禾: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我“創意寫作”。實際上我不太明白什么是“創意寫作的痕跡”。人大創寫專業全稱是“創造性寫作”,我覺得這是對“Creative Writing”最好的翻譯。“創造性”是一種更重內涵性的譯法,“創意”則被技術化了,就文學創作來說,這有點糟糕,我從來都不相信技術可以成就好作品——如果沒有內核的話。人大的創寫課,沒有一門是講技巧和方法的,而是以經典研讀、創作實踐、作品討論為主,那些課讓我有意識地形成、反芻和重構了自己的文學觀念。這至關重要,相當于一個習武之人有了“內功”和“心法”,如此作者才能得以確立,創作也才可能被從內部觸發。寫作過程中的所謂技術,是水到渠成的事——永遠不是水渠產生水,而是水構造了水渠。

在當代漢語語境中,“創意”和博人眼球的廣告思維密切相關,它意味著吸睛的點子、嘩眾的巧思,意味著新奇是一切,意味著夸張和討好。“創意寫作”這個譯名隱含的無意識影響還是挺大的,它使大家過分迷戀點子、巧思和新奇,似乎它們才是文學的根本。可顯然,這幾個詞窄化、淺化和固化了文學。文學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不可被簡單框定,在于它提供自由的視角和豐富的感覺,在于它對個體生命的獨到發掘。文學要書寫人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王輝城:當下新媒介、新技術迭代更新,隨著新生代群體逐漸成長,他們心中的經典內容往往源自短視頻,而非文字;AI的發展,也讓許多寫作可以一鍵生成,“手搓”式寫作顯得效率低下。你如何看待AI對文學的影響?你對文學的未來信心如何?

子 禾:我想,倒也不必對文學失去信心,好的文學是精糧,人的感知、思考、精神要有所成長就離不開它,問題只在于未來的文學是以圖書的形式出現,還是以視頻的形式出現。且文字作為古老的“靈媒”,作為最原初的形式,永遠不會失效。AI生成最多是二道手的“造作”,無法與暗含生命性和創造性的“寫作”相比。“寫”是將心靈外化為文字的過程,它天然要求生命和心靈的參與,“手搓”是其天然基質,如此文字中才能有心跳、有溫度、有靈魂。

所以“手搓”寫作無法快速產出,恰恰是正常的,寫作從來不以效率為目的。文學寫作以存在性價值為根本,即人們通過寫作確證和宣告自我。這才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真正的寫作要求投入心靈、投入生命,要求作家躬身入局。一個寫作者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的寫作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將來的文學會怎樣不好說,但只要人還愿意追尋存在,只要人還相信心靈和精神,文學這個古老的行當就會永遠存在。文學經典會在大浪淘沙中被反復淘洗和篩選,文學寫作本身也會永遠存在,因為寫作是人最深邃、最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我寫故我在。

王輝城:你對文學的信心和信念,給了作為一名編輯的我不少安慰。一本書能讓一群人被看見、被討論、被認識,足矣。最后,可以聊聊你最近的創作計劃嗎?下一本書打算寫什么?

子 禾:編輯工作的價值毋庸置疑,任何一部卓越的作品中都凝聚著編輯的才思、眼光和努力,尤其在它最初被看見的時候。

我一直想寫一部探究當代人與信息世界關系的小說,大概可算得上能表現“當代的復雜性”的小說,已經有了構架。有一陣子,我十分焦慮又欣喜地感到這部小說就浮在我頭頂,只需伸手便可摸到。而眨眼間四五年蹉跎過去,還不見蹤影,只能說明要寫出來十分不易。唯愿接下來幾年,我能接住它。

(王輝城系青年作家、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