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過江夢》失而復得記

張伯駒

1932年春,張伯駒(右一)在位于弓弦胡同的家似園舉辦雅集,梅蘭芳、陳半丁、齊如山、黃秋岳、李釋戡、姚玉芙等人參加
回望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向以“收藏大家”“詞壇名家”“戲劇專家”著稱于世。他傾家蕩產典守《平復帖》《游春圖》等國寶的故事,早已成為文化界廣為傳頌的佳話。世人向來多關注他在收藏領域的傳奇、詩詞戲曲方面的造詣,卻鮮少有人注意到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小說家。
2024年6月8日,一部塵封了八十年的長篇小說《過江夢》被筆者偶然發現,多方考證后確認為張伯駒親筆所作。這部小說創作于國難當頭之際,以作者親身經歷為藍本,以細膩的筆觸記錄了民國時期的社會風貌、文人雅趣與家國大義,堪稱映照民國文化的一塊活化石。
一
《過江夢》的重現,恰似一場跨越八十年光陰的文化奇遇。1944年,這部小說以筆名“天馬居士”連載于西安《正報》副刊《豳風》之上。而張伯駒“天馬居士”這一舊筆名,早已被文壇淡忘。八十年來,這部小說靜靜地沉睡在圖書館的故紙堆中,作者的真實身份無人知曉,直至2024年才得以揭開其神秘面紗。筆者長期從事張伯駒書畫和佚文佚詩的搜集整理,以及張伯駒生平研究,通過筆跡比對、生平軌跡與文本情節互證,層層考辨,最終確定“天馬居士”正是張伯駒本人。著名學者陳子善教授評價,《過江夢》的發掘“是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史上的一個頗為重要的收獲”,為重新解讀張伯駒、探究民國文學與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新史料。
相較文本本身,《過江夢》的創作歷程更為驚險傳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書中的每一個文字都歷經了亂世烽火的淬煉。據張伯駒1968年7月16日撰寫的《為西安〈正報〉編輯副刊經過》一文所述,《過江夢》原本計劃創作二十回,是他于“一九四一年在上海被汪逆精衛駐滬偽軍綁架拘禁中寫的”。文中所說的這場綁架,發生在1941年6月5日上午,時任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稽核的張伯駒,在上班的途中,被三名持槍歹徒攔截,隨后被強行挾持拘禁。這伙歹徒隸屬于汪偽“76號”特務組織,他們早已對大收藏家張伯駒虎視眈眈,此次綁架的目的便是勒索巨額贖金,開價高達300萬偽幣。彼時的張伯駒,為收購《平復帖》《上陽臺帖》等稀世國寶,早已散盡家財。面對綁匪“不繳贖金便撕票”的威逼,張伯駒始終堅守底線、不為所動,甚至以絕食抗議。夫人潘素前來探望時,他反復叮囑“寧死魔窟,也絕不能變賣我的收藏”。這句擲地有聲的囑托,既是一位愛國收藏家對國寶文脈的執著守護,更是亂世文人不折腰、不附逆的氣節堅守。這場綁架僵局整整持續了八個月,綁匪見勒索無望,最終將贖金降至40萬元。經潘素多方奔走籌措,終將張伯駒救出魔窟。
這段經歷,是張伯駒人生中的至暗時刻。被囚禁的八個月里,暗無天日、未知生死的煎熬,足以壓垮常人的意志,可誰也未曾想到,張伯駒竟能將生死置之度外,于絕境之中尋得一份從容,悠然提筆,開啟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也可以說,正是這段刻骨銘心的遭遇,這份絕境中的感悟與沉淀,最終催生了《過江夢》的創作。
張伯駒經此一劫,身心俱損,為保護國寶與家人的安全,1942年10月,他下定決心離開危若累卵的北平,前往國統區西安避禍。在西安期間,張伯駒受邀主編《正報》副刊,便將小說《過江夢》進行整理,分56期連載于副刊《豳風》之上。從囹圄絕境中構思落筆,到顛沛流離間公開發表,《過江夢》的問世過程堪稱一段傳奇。
二
作為自傳體小說,《過江夢》最大特色便是文如其人、事事紀實,人物塑造與情節脈絡,幾乎都能在張伯駒真實人生中找到原型對應。例如小說主人公“章孟龍”,便是張伯駒的藝術化身,其命名暗藏巧思:“章”與“張”讀音相近,“孟”與“伯”含義相通(皆有長子之意),“龍”則暗喻“駒”,巧妙地將自身真實身份融入藝術創作之中。而小說中的女主角“白琴”,對應著張伯駒的夫人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后經印光長老加持,易名為“慧素”,小說中“白琴”這一名字,既保留了她的本名印記,也飽含著張伯駒對妻子的深厚情愫。
這種虛實交織的敘事手法,使《過江夢》跳出了普通回憶錄的范疇,成為獨屬于張伯駒的個人心靈獨白與生命印記。在小說中,章孟龍淡泊富貴、醉心書畫戲曲、堅守民族氣節的人生選擇,完全復刻張伯駒的人生軌跡;離亂之中,白琴不離不棄,更是潘素最真切的寫照。這種虛實交融的創作方式,既賦予文本充沛的文學感染力,又賦予其無可替代的以文證史的價值。
除了主人公的人生經歷,《過江夢》中的諸多細節,都真實還原了民國時期的社會風貌與文人群像。其中既有第六回“掃地熏天記開盛會”中,孟龍邀約師友春游大覺寺、共赴雅集的細致描摹,這段情節正是張伯駒1935年與傅增湘等人同游京西大覺寺的藝術再現;也有第九回“為桑梓合串福全館”中,對1937年張伯駒四十壽辰時福全館義演的生動還原。這兩個場景,分別從文人雅趣與家國擔當兩個層面,勾勒出民國文化的鮮活景象。
小說第六回中寫道,孟龍從上海回到北平之時,“已是三月中旬,園子里杏花深紅淺白正爛漫的開著”,北方晴朗和煦的天氣,讓他生出“同見了故人一樣”的親切感。這份對北方春光的眷戀,正是張伯駒的真實心境。張伯駒1898年出生于河南項城,成長于京津一帶,對北方的古寺雅韻、春日盛景均有著天然的熱愛。于是,他吩咐家人備妥酒食點心,邀請表叔凌曉東(原型為愛國將領李鳴鐘)、方康伯(原型袁克定)、朱拜杰(原型朱虞生)等九家友人及眷屬,相約次日一同春游大覺寺。
這段紀游情節中,大覺寺的眠云堂、白塔、泉水、古玉蘭,以及與師湘伯(原型傅增湘)共同修筑的“北梅亭”“倚云亭”,在現實中均真實存在。小說中“只見院內兩樹玉蘭正盛開,瓊葩玉蕊,映著太陽潔白如雪”的敘述,正是大覺寺四宜堂前,那兩株北京最古老的白玉蘭樹的真實寫照。張伯駒曾在《八仙庵、大覺寺玉蘭》一文中記載,這兩株玉蘭“傳為乾隆下江南時宮監買得盆花,攜歸種于此”。張伯駒一生鐘愛玉蘭,曾以“千斤一掃鎮風流,城主芙蓉召玉樓”的詩句,贊頌其高潔風華。而小說中章孟龍贊嘆:“北方的杏花枝干高古,花蕊肥麗,南梅實不能及,南方杏花并不多見,不知何以說‘杏花春雨江南’。這杏花可稱為北花了。”更是張伯駒的肺腑之言。大覺寺的杏花從黑龍潭至鷲峰綿延三十里,春日里云蒸霞蔚、景致絕佳,張伯駒一生偏愛這份盛景,晚年仍以“年年紅杏旸臺路,不換花光只換人”的詩句,慨嘆追憶這段賞花雅事。
小說中,友人們在花下品茗、亭中閑坐、席間談笑的場景,生動還原了民國文人雅集的真實樣貌。而第九回 “為桑梓合串福全館”,則完整還原了1937年張伯駒四十壽辰賑災義演盛事。為救濟河南旱災,北平福全館名流云集、車馬輻輳,上演了一場空前絕后的堂會。當日的大軸戲為《空城計》,小說中,章孟龍親自飾演諸葛亮,羽扇綸巾、風神俊朗;徐老板(原型余叔巖)、梅筱閣(原型楊小樓)、汪鸞卿(原型王鳳卿)、陳啟后(原型程繼仙)等京劇泰斗甘做配角,分別飾演王平、馬謖、趙云、馬岱,陣容堪稱空前絕后。名角甘為票友配戲,成為梨園佳話。這場義演,既奠定張伯駒京劇名票地位,更彰顯民國文人風雅與大義共生的精神底色。
除了文人雅集與梨園大義,《過江夢》還完整留存了“七七事變”等重要歷史細節,細致刻畫了亂世民生凋敝與文人家國擔當。《過江夢》之“過江”,既是從北平輾轉滬寧的地理渡越,更是從個人命運到家國情懷的精神升華。小說中,孟龍眼見山河破碎、生民流離,悲憤滿懷卻初心不改,拒附敵偽、死守文脈,正是張伯駒一生愛國立場的藝術寫照。他一生篤信,小事可以看淡,愛國絕不能糊涂。這份根深蒂固的家國情懷,貫穿《過江夢》始終,成為這部小說最厚重的精神內核。
三
令人惋惜的是,這部承載著時代印記與個人悲歡的作品,最終未能完稿。1944年9月11日,《正報》“豳風”欄目刊登啟事:“《過江夢》上卷已完,下卷待續。”遺憾的是,不僅下卷從未問世,就連上卷這半部殘稿也被湮沒在歲月長河之中,直至八十年后才得以重見天日。
盡管《過江夢》只是半部殘稿,但它的史學與文學價值卻依舊熠熠生輝。陳子善教授甚至將其與舒伯特未完成的《第七交響曲》、曹雪芹的《紅樓夢》殘稿相類比,認為未完成的狀態“均不影響這些作品的偉大的藝術價值,張伯駒這部《過江夢》雖然只有上卷,但故事已相對完整,無疑也應作如是觀”。從文學價值來看,《過江夢》采用傳統章回體寫法,語言典雅流暢,兼具古典文學的韻味與現代小說的敘事張力,在新文學舊體小說創作中獨具特色;從史料價值來看,它以個人視角記錄了民國時期的社會動蕩、文人生活與文化風貌,為研究民國金融史、文化史、戲曲史提供了鮮活的實證資料。
《過江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年1月版)的重見天日,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張伯駒鮮為人知的文學才華,更讓我們得以透過這部作品,回望那個風雨飄搖卻又風骨凜然的時代。在此之前,公眾印象中的張伯駒,是那位捐贈國寶的愛國名士,是精于書畫的藝術大家,是余派唱腔的票友名家,而《過江夢》的被發掘,則讓我們看到了張伯駒作為文人的另一面,這體現在他對生活、情感的細膩審視,對家國情懷的深刻叩問,對時代風云的敏銳洞察,以及在絕境中依然堅守的從容與豁達。而且,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小說的范疇,成為留存民國文化記憶、解讀民國文人精神的重要文本,是名副其實的民國文化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