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鄉土敘事中理解“我從何處來”
近期,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全國熱映,躍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這部以潮汕方言、僑批文化和家族記憶為重要元素的影片,原本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卻在更廣泛的觀眾群體中引發共鳴,也帶動了人們對鄉土文化、地方敘事和代際情感的持續討論。從銀幕內的一封封僑批,到銀幕外年輕觀眾對鄉音、親情與故土的重新凝視,《給阿嬤的情書》的走紅,提示我們重新思考: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的背景下,鄉土文化何以仍能抵達人心?依托新大眾文藝的發展,地域特征濃郁的文化故事,如何以創新手段轉化為跨地域、跨圈層的共同情感經驗?我們邀請有關學者進行對話,以期從影片文本、鄉土文化傳承與青年情感認同等角度,探討傳統文化當代表達的可能路徑。

深圳“一紙僑批平山海”主題展覽,以僑批、回批等文物為核心敘事,吸引不少民眾參觀。本文圖片均由視覺中國提供
對話嘉賓:
方 惠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慶妃 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陸嘉寧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
地域文化承載普遍情感,成就“票房黑馬”
中青報·中青網:從您的專業視角出發,《給阿嬤的情書》這樣一部以潮汕文化、僑批歷史為背景的方言電影,為何能成為今年電影市場最大“黑馬”,取得如此佳績?
方惠:《給阿嬤的情書》的成功,是一次難得的“逆流而上”。回顧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生產逐漸從計劃體制下的文藝生產轉向市場導向的產業運作。伴隨“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文化產品被深度納入市場競爭與產業管理體系之中,其價值日益通過票房、收視率、發行規模和市場占有率等指標加以衡量。進入21世紀后,文化產業進一步成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規模化生產、類型化創作和資本運作逐漸成為主導邏輯。特別是在短視頻平臺和社交媒體興起之后,流量、完播率、情緒峰值和傳播轉化等指標進一步成為內容生產的重要依據,文化工業的邏輯被推向新的極致:文化產品越來越傾向于圍繞可計算的用戶反應進行“爆款”生產。
在這樣的背景下,《給阿嬤的情書》的成功顯得尤為特殊。它并非完全脫離工業體系,而是在高度工業化的文化環境中,通過地方性經驗、真實故事基礎和克制的敘事節奏,暫時擺脫了流量導向的創作慣性。當觀眾長期浸泡于高度優化、精準投喂的內容環境之中時,那些未經明顯計算、保留生活粗糲感與情感復雜性的敘事反而呈現出一種難得的真實感。換言之,《給阿嬤的情書》的成功是工業邏輯高度成熟之后產生的反向效應——當標準化情感生產日益普遍時,真誠本身成為稀缺的文化資源。
陳慶妃:《給阿嬤的情書》值得稱許的地方不少。首先,電影的片名制造“反差萌”,呈現戲劇性張力。阿嬤是潮汕、閩南地區女性祖輩的民間稱謂,給人以保守、傳統的印象,感情表達方式與一般人理解中的“情書”式表達相距甚遠,懸念由此滋生。片名逐步引導劇情推進,阿嬤葉淑柔一生隱忍負重,是下南洋歷史的守候者,如被封存在閣樓里的過時僑批。孫子以被逼還債的輕喜劇方式出場,跨國尋找阿公在泰國的謀生往事。雙線劇情交叉并進,互為犄角,突破了代際的圈層,讓阿嬤和孫子兩代人在相互吐槽中相互看見。
《給阿嬤的情書》與“唐探”系列電影在劇情設置上有若干相似之處,但“唐探”常被批評在劇情和人設上用力過猛,《給阿嬤的情書》則拿捏恰當,分寸感掌握得很好,動情而不濫情,詼諧而不油滑。至于素人導演與演員的“傳奇”出位,則與當前“新大眾文藝”的價值取向頗有暗合之處,最大限度調動了不同圈層觀眾的觀影熱情。此外,跨國情感互動,牽引出華僑過番家庭“兩頭家”的海外境遇,有意無意制造出不少跨文化交流的笑料,也是該劇成功的重要因素。
陸嘉寧:觀察近幾年的電影市場,國內觀眾已然對常規的“大片”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審美疲勞,一些視聽效果精良的全明星陣容電影頻頻折戟。但在這類現象的另一面,當觀眾遇到契合集體情緒,能投射自身情感的電影時,會自發地“用腳投票”,并在社交媒體上熱烈討論。一部電影成為流行的社交話題后,哪怕最初因為方言對白、無明星名導、低成本小團隊等因素不被看好,口碑發酵也能助推作品“破圈”。
具體到《給阿嬤的情書》的藝術呈現方式和文本編織方式,該片樸實自然,算不上視聽方面精良豪華的“大片”。但這部影片也絕非《翠湖》《乘船而去》這類高口碑、低票房的小眾文藝電影,其底層邏輯具備面向大眾市場廣泛傳播的故事基礎和類型基調。與此同時,影片也濃墨重彩地表現了潮汕僑民重情守義,在異國他鄉互幫互助、時時不忘中國文化之根,源源不斷寄僑匯回鄉支援祖國的民族情感。而在最讓觀眾淚目的個體情感部分,影片既表現了人情美好,也以小見大,彰顯了溫良敦厚中不乏俠氣的中華傳統美德。僑批在片中既是私人銀信往來,也是更博大的家國情懷象征。影片看似全無雕飾,但文本編織絕不簡陋,內核完全契合這幾年的佳片特征。
中青報·中青網:《給阿嬤的情書》呈現了豐富的地域文化符號,這些具體而鮮活的元素,構成了作品的獨特質感,也承載著特定的生活邏輯、情感結構和價值觀念。在您看來,觀眾可以通過這些元素得到怎樣的精神體驗?觀眾自身的背景差異,又會如何影響這種體驗?
方惠:《給阿嬤的情書》最打動人的地方,不只是它呈現了具有鮮明潮汕特色的地域文化符號,而在于這些符號背后承載的更普遍的人類經驗。電影中的僑批是華僑歷史的見證,也象征著人與人之間跨越時空的牽掛;主人公之間的“情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僑鄉經驗,也能夠喚起不同背景的觀眾對于家庭關系與人生際遇的普遍共鳴。以中國臺灣新電影為例,從侯孝賢鏡頭下的閩南鄉村與眷村記憶,到楊德昌對臺北都市家庭的細膩描繪,這些作品都表明,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電影往往不是通過抽象的普遍性打動觀眾,而是通過高度具體的地方經驗抵達普遍的人性。
當然,不同背景的觀眾會從中獲得不同層次的精神體驗。對于潮汕人、華僑后代或具有遷徙經歷的觀眾而言,影片中的方言、飲食、僑批和家族記憶可能會喚起強烈的文化認同,激活關于故鄉、宗族和離散經驗的集體記憶。而對不了解潮汕文化的觀眾來說,他們未必能完全理解這些文化符號背后的歷史脈絡,卻依然能看見自己所熟悉的情感與人生處境。原因恰在于它并沒有刻意將地方文化“他者化”為一種供外界消費的民俗景觀,而是讓這些文化元素自然地生長于人物的生活與情感之中。正是在這種真實與具體之中,影片建立起了不同文化背景觀眾之間的情感連接。
陳慶妃:全球化時代,普遍性傳播迅速,以消弭差異性為代價,復制出許許多多同質性的文化景觀,反觀地域文化,在看似理解的障礙中獲得了被重新發現的價值。華裔學者、人文地理學奠基人段義孚曾將“空間”與“地方感”進行區分。他認為,“地方感”是人對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意義認同和歸屬體驗,并非僅僅是對物理空間的感知,而是通過長期生活、經驗積累和社會互動,將空間轉化為具有情感厚度和意義的“地方”。構成地方感的正是那些難以被復刻的地域文化符號。《給阿嬤的情書》中出現的潮汕風物、小吃,如橄欖、油柑、咸豬肉、冬至丸、姜薯甜湯、無米粿、工夫茶、抽紗、潮劇、英歌舞,共構了一個充滿家園感的沉浸式觀影氛圍。
陸嘉寧:導演藍鴻春此前的電影《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以及他的紀錄片《四海潮味》,都充溢著濃濃的鄉情。對創作者而言,深耕故鄉傳統文化,可以使其掌握豐富的創作素材。這些素材煙火氣十足,貼近普通人日常生活,契合人之常情,自然能得到更廣大地域觀眾的理解和認同。
譬如,導演非常熟悉潮汕美食和個體食肆經營者的生活,其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做米粿、鹵鴨、炣菜等潮汕食物的個體戶,無論角色是身處鄉土環境還是海外異國,潮汕人勤勞堅韌、熱愛生活、珍視傳統、講同鄉義氣、重視親情和家庭責任的美好品行是通過一餐一飯等生活細節細膩體現的。許多觀眾看《給阿嬤的情書》被結尾那句“咸肉你收到了嗎”感動,從現實生活中提煉人間情味——這種樸素的創作法則能夠穿越地域文化壁壘,直抵各地觀眾內心柔軟之處。至于方言表達,雖然其他地域的觀眾不熟悉潮汕話,但因為方言語音語調與角色氣質、表情天然契合,觀眾們感知到的情緒和氣氛是完整的,會被潛移默化打動。
媒介如何搭建青年與鄉土文化的情感橋梁
中青報·中青網:對許多年輕人而言,鄉土已經逐漸淡出其個人記憶與生活經驗,而更多來自文化傳承、家族敘事、地方口音等相對模糊的情感來源。在這一背景下,《給阿嬤的情書》所呈現的鄉土文化記憶,為何能讓當代青年產生共鳴?這對增進代際理解又有怎樣的啟發?
方惠:對成長于城市化、數字化環境中的年輕人來說,鄉土或許已經不再是切身經驗,但它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家族故事、長輩口音、節慶習俗、祖輩記憶等形式潛藏于個人生命史之中。《給阿嬤的情書》中的僑批、方言和僑鄉生活,實際上為年輕觀眾提供了一個重新理解這些情感遺產的入口。影片所喚起的并不僅是對某個地方的懷舊,而是一種對于“我從哪里來”“祖輩經歷過什么”“上一代人如何理解責任與情感”的追問。在這個意義上,影片所呈現的鄉土記憶,本質上也是一種關于家族傳承與生命經驗的記憶。
作為一名女性觀眾,我尤其被影片中所展現的女性經驗所打動。它呈現了一種非常具有中國本土生活色彩的主體性:它既不同于傳統父權敘事中“犧牲自我、成全家庭”的賢妻良母形象,也不同于當代流行文化中高度個人主義的女性成長神話,而是在具體的歷史處境和日常生活之中,展現女性如何通過照料他人和情感勞動塑造自己的生命價值。我覺得這可能是許多女觀眾產生共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真實的人生往往不是理想化敘事中的非此即彼,而是在各種限制條件下尋找自己的行動空間。影片中的南枝、淑柔等女性角色,讓我們看見上一代女性面對命運時的韌性和尊嚴,這種經驗比抽象的論述更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陳慶妃:當遠方不再遙遠,抵達腳下的土地,“附近”反而成為問題。社會學家項飆提出“以附近為方法”,某種意義上針對的也是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生存的“離地”現象。青年的社會化、都市化過程,常常以鄉土的消失為代價。家族故事、鄉土記憶似乎都僅是遙遠的抽象概念,長輩們嘮叨碎片化的言語。然而,經由電影的聲畫還原,動人的故事加以組織,他們完成了對時間的理解,原來長輩們也年輕過,意氣風發過,舍生取義的情感并非道德說教,而是生命的相互成全。
陸嘉寧:從觀眾的角度反向看去,在快節奏的當代生活中,人際關系日益原子化,傳統熟人社會緊密人際關系的體驗已變得很遙遠。當代人擁有了更多獨立空間和行動的自由,但也因此更容易感到孤獨。年輕人生活中缺失的社群感、人際陪伴感,恰恰能在《給阿嬤的情書》這樣的影片中得到彌補和代償,影片帶觀眾回到“從前慢”的時代,對異國漂泊之人而言,同鄉之誼極為珍貴,那份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托付,是今人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美好。本片巧妙之處在于,南枝與木生,南枝與淑柔的情誼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精神相通的同時,保留了恰當的分寸感和邊界感,這精準符合青年觀眾對理想人際關系的想象。中老年觀眾則可以從同樣的人際關系中體味到傳統美德,不同觀眾可能有不同的讀解,但不管怎樣的讀解,都能令人感到治愈和愉悅。
中青報·中青網:在高度流動、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很多人離開家鄉求學工作,也習慣在網絡空間建立自我認同。在這一背景下,鄉土文化能為青年提供怎樣的精神資源,以幫助其理解自己與家庭、故鄉、歷史、國家之間的關系?影視作品等大眾媒介,在這一過程中又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方惠: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里,鄉土文化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把年輕人重新帶回某個具體的地理空間,而在于幫助他們理解自己從何而來。它可以幫助年輕人跳出高度個人化的視角,重新認識個體與家庭、故鄉、國家之間相互嵌套的聯系。在電影中,觀眾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也能夠從中理解近代以來中國人的遷徙歷史、海外華僑與故鄉之間的情感聯結,以及普通人在時代洪流中的命運選擇。當個人生命被放置在這樣的歷史坐標之中時,我們對于自身處境的理解也會變得更加豐富和立體。
影視作品等大眾媒介作為一種“假肢媒介”(prosthetic media),能夠突破個體經驗的邊界,讓個體未曾親歷的歷史記憶與情感體驗變得具象可感。許多年輕人或許從未見過僑批,但他們仍然能夠通過南枝、木生和淑柔的故事,感受到遷徙、離散、等待與牽掛所承載的生命重量。正是在這種情感認同之中,電影成為人們通達歷史的重要橋梁,使原本屬于他人的記憶,轉化為對自身、家族乃至國家歷史的理解。相比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影視作品更善于從普通人的命運出發,引導觀眾在情感共鳴中建立對歷史的感知,從而將過去重新帶回當下的生活世界。
陳慶妃:中國鄉土文化立足于悠久的農耕文明傳統。鄉土不只是人們生活的居所,也承載著穩定的人際網絡、倫理秩序和意義空間。以家庭、家族為中心的鄉土社會,塑造了一種“出走與回歸”的環形人生軌道:人可以向外求學、謀生、追求功業理想,但無論走到哪里,都與故土保持著情感和責任上的關聯。儒家文化所強調的修身、齊家、報國,也往往要經過鄉土社會的確認與承接。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鄉土”與“中國”之間形成了深層互聯,家國同構的文化基因,也長期影響著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價值認同。
然而,曾經為中國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鄉土中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不斷被擠壓,許多鄉村日益空心化,青年人持續向城市流動。對不少離鄉者而言,“無地可依”不僅意味著落腳、定居的困難,也意味著精神歸屬的稀薄。如何在城市與鄉土之間重新建立情感紐帶和往返通道,讓進城的青年離土而不離鄉,是一項深遠的文化工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給阿嬤的情書》不只是一部院線黑馬,也可以被看作一次鄉土文化培育的有益探索。片中一封封僑批,是一次次跨越時空的情感召喚,也是對文化記憶的重溫;“阿嬤,尚好的人家哪里找”,則以最樸素的方式,表達了人們對遠去家園和美好情感的深切眷戀。
陸嘉寧:《給阿嬤的情書》中南枝學習中文的情節,正像是對當代人重尋文化根源的某種同構映射。南枝最初隨父親異國謀生,不會寫漢字,脫離中國文化日久,似乎只有不斷獲得經濟回報才能安撫其內心的不安全感。但隨著她的中文日益精進,與潮汕地域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進一步產生關聯之后,我們會看到,她縱使面對接踵而至的挫折,精神狀態反而更加篤定淡然。與“唐山”的僑批通信,讓她獲得了精神底氣。
與之類似,在城市化進程中,無數在大城市辛苦學習、打拼的青年人,心底的鄉愁與不安需要通過與故鄉重新建立聯系來排解。對鄉土進行再發現的“返鄉”故事近年在影視劇中非常流行,例如《去有風的地方》《我的阿勒泰》《春色寄情人》等。“重返故鄉”未必一定是物理意義上的回鄉,也可以是一種精神上的傳承。優秀的影視作品,可以用精良的視聽語言傳播鄉土文化、以生動的故事展示游子與故鄉的聯結,進而幫助人們了解自身故鄉的歷史、培養對鄉土文化的熱愛,使人能帶著鄉土賦予的精神財富與情感價值投入當下生活,在桑梓之情、愛國之情的激勵下克服挑戰。
鄉土不“土”,蘊藏傳播密碼
中青報·中青網:要對鄉土文化進行當代表達,要關注哪些細節,避開哪些誤區?如何平衡好其中的傳統元素與當代元素?在推動鄉土文化進入更廣闊的傳播空間時,又應如何使其成為涵養社會共同價值的力量?
方惠:對鄉土文化進行當代表達,最重要的并不是簡單地展示地方特色,而是理解這些文化形式背后的生活邏輯、情感結構與價值觀念。成功的鄉土題材作品之所以能夠打動觀眾,并不是因為它們呈現了多少方言、美食或民俗,而是因為這些元素始終服務于人物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關系。鄉土文化只有回到具體的生活中,才能擺脫符號化、標簽化的呈現方式,成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
與此同時,也需要警惕兩種常見誤區。一種是將鄉土文化“博物館化”,把它理解為靜止不變的傳統遺產,只關注古老習俗和文化符號,而忽視其在當代社會中的持續變化與再創造;另一種則是將鄉土文化“奇觀化”,將其包裝成供外部觀眾觀看和消費的異域景觀,過度強調其特殊性或獵奇性。在這種敘事中,鄉土往往被凝固為一種被觀看的對象,而失去了作為真實生活世界的復雜性。
關于傳統元素與當代元素之間的平衡,關鍵并不在于內容比例,而在于尋找二者之間能夠持續對話的問題意識。年輕觀眾未必關心某種習俗本身,卻會關心這些習俗背后所承載的家庭關系、情感紐帶。當傳統文化能夠回應當代人的情感需求和現實關切時,它便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重要的不是讓傳統進入當代,而是讓當代人在傳統之中看見自己的處境與問題。
陳慶妃:鄉土非“土”,是當代青年需要重建的一種觀念意識和審美意識。晚清以降,“土”與“洋”常常被對舉,形成一種無意識的價值評價系統。閩粵地區向來有移民傳統,所以談閩粵文化的地方性,不能忽視其世界性。
閩粵先民來自中原,其方言系統保留較多古音,本屬中原雅韻,并不“土”。影片中的“批”(信)“番”(外國)“厝”(房屋)“厝主”(房東)“落雨”(下雨)“歡喜”(高興)等表達,對喚醒公眾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無裨益。運用好鄉土文化資源,可以起到“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效果,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既要向遠方探索新知,也要向身邊發現舊識。
很多年輕人可能尚未意識到,日常表達當中的習慣話語,同樣可以站在世界時尚的前沿。譬如閩南方言中“迌”一詞,被視為短視頻平臺TikTok命名的靈感來源。影片中,謝南枝以鄭木生名義寫給葉淑柔的信,誦讀起來宛如古漢語的原音盤桓,雅致而美好:“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圓如玉墜,仿若身在故鄉,似與你并肩共賞。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湄南河畔木棉花盛開,像極了家鄉的春天,壓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聞到花香。”古早味的“阿嬤”借當代的“情書”重建代際情感,跨越國境,在他鄉發現鄉土,為民族文化自覺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陸嘉寧:表達鄉土文化,不能將豐富的多層次的鄉土文化簡化為某種刻板印象,否則不僅會誤導其他地域的觀眾,還會招致特定地域鄉民觀眾的反感。具體而言,創作者必須既了解歷史,也立足當下,尤其要看到“當代鄉土”,不僅看老一輩如何保留傳統,也要觀察年輕一輩如何融合新舊觀念,平衡代際關系,表現他們在懷有鄉情和地域自豪感的同時,熟練運用各種現代手段去工作、生活,充分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
《給阿嬤的情書》導演藍鴻春以往作品中的潮汕年輕人形象,大多是在深圳打工的自媒體從業者、電商從業者,還有一邊做街頭小吃生意,一邊運用抖音推廣自己手藝的博主。包括《給阿嬤的情書》中事業失敗欠錢的孫輩。新一代潮汕人角色持續出現在他的影片中,帶來了不同于傳統,也絕不刻板的視角,人物實實在在生活在當下,這才能便于觀眾代入和共情。
中青報·中青網:要讓鄉土文化跨越地域、年齡和群體的邊界,形成深入人心的“破圈傳播”,最關鍵的要點是什么?未來的內容創作與文化傳播工作者,又能從近期的現象中學到什么?
方惠:這個提問本身其實就值得反思。今天我們討論鄉土文化傳播時,很容易陷入一種“爆款敘事”,似乎只要總結出某部作品的成功經驗加以復制,就能夠持續制造新的“破圈傳播”。但事實上,正如何威在《當代文藝創作的“爆款迷思”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樣,“爆款”原本應當是優質作品進入市場后的結果,而非創作之初被預設和追逐的目標;當人們試圖將“爆款”“破圈”當作一種可以復制的公式時,可能會陷入“倒果為因”的誤區。
與其追問如何復制“破圈傳播”,不如思考什么樣的作品值得被傳播。當創作者不去迎合流量邏輯,而去關注人物、生活和時代經驗本身時,作品反而更有可能超越地域和群體的邊界。換句話說,“破圈傳播”更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和市場對于好作品的一種嘉獎,而不是創作的前提條件。真正需要堅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對具體人物的理解以及對真實情感的尊重。有生命力的“爆款”往往是創作者的心血、大眾選擇與時代精神共同作用下自然生成的結果,而非通過預設公式制造出來的產品。
陸嘉寧:《給阿嬤的情書》,給當下正處于新的轉型期的影視產業帶來了很多啟示。首先,在AI技術興起的背景下,“真人手搓”的魅力正在于大道至簡、重劍無鋒,不需要花哨的奇觀化場景和動作,當技術門檻一降再降,觀眾對絢爛的視聽場景審美疲勞的時候,樸實無華反而更能直擊人心,素人演員、方言臺詞等只要運用得當,非但不會勸退觀眾,反而能夠實現陌生化的審美效果。
其二,當下觀眾某種程度上已然是用戶思維,不再是單向接受“傳道”的受教者,相比作品講了什么高深的思想和知識,他們更關心自己能夠從故事中獲得什么。如果創作者只顧自我表達,沉溺于個人情緒,而忽視了影片的公共性和社會集體情感,創作技法再精巧也難以破圈。
其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創作者需要深入現實采風。例如藍鴻春多年來深耕潮汕鄉土文化領域,掌握了海量素材,厚積薄發;爆款作品《逃出大英博物館》《ENEMY》的作者團隊,也一直在民族情懷短視頻創作上有所積累。如果只想著投機取巧,在積累不足的情況下跟風所謂“流行議題”,試圖炮制快餐作品迅速變現,很可能得不償失。《給阿嬤的情書》讓人看到了影視創作傳統手段“笨辦法”的魅力:真正扎根于生活,克制表達不炫技,表現人類共同的倫理情感,終會贏得觀眾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