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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豐裕:新中產問題與“80后”的歷史與現實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石岸書  2026年06月14日22:08

今天我們似乎已經身處一個與此前大為不同的時代,這種感受既模糊又強烈,迫使我們重新反思過去與今天究竟有何不同。反思或許只能從自身開始。回望“80后”這一代人,作為承載著特定身份認同和文化想象的“80后”概念,或許已然失效。這或許是危言聳聽,或許已無須多言。無論如何,嚴肅地重新思考正逐漸成為代際舞臺和階層結構中堅力量的“80后”群體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已成為時代反思與自我批判的必要課題。鑒于“80后”首先是作為文學史概念出現的,將目光聚焦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80后”作家,或許是恰當的切入點。“80后”作家在過去25年間曾有兩次集體登場:第一次是新世紀初以韓寒、郭敬明為代表的青春文學的出現,第二次則是以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為代表的新東北文學的出現。這25年見證了“80后”從青少年到中年的成長歷程,回望這段歲月,既是對他們生命軌跡的審視,也是對逝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回望。

一

渴望豐裕:中產階層的新興與“80后”的代際化

自新世紀初“80后”成為一個代際概念起,改革開放后出生的第一代青年便已然登上了歷史舞臺。“80后”首先是一個文學史概念,它最初因世紀之交《萌芽》雜志社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而浮出水面(1)。然而,當代文學史上以代際方式命名文學群體的做法并非始于“80后”的命名,1990年代中后期已有“70年代以后”的文學群體命名(2)。就此而言,盡管源于不同的形成機制,新世紀初出現的“80后”代際概念,依然可以說是接續“70后”的概念而來。

與新的代際命名方式相伴而生的,是市場經濟改革深入推進過程中涌現的新社會階層,其中中產階層便是典型代表。1995年,社會學家李培林基于社會調查明確提出:“面對利益格局的變化,人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疑問:社會是否出現了兩極分化?是否產生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是否已經存在一個中產階級?”(3)然而,直到新世紀初,當中產階層的概念及相關研究大量涌現時,何謂中產階層、誰屬于中產階層等問題依然模糊不清。不過,當官方文件已承認出現新的中等收入群體時,社會學家們也紛紛對此進行論證。例如,2002年,社會學家周曉虹已不再如李培林那般存疑,而是明確宣稱:“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動,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業已出現并獲得了官方的承認”“在中國,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產階級基本上壽終正寢,因此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是第一代”(4)。彼時研究機構也預言:“本世紀初的10年到20年間,將是中國中產階層形成的重要時期。”(5)2001年的調查統計顯示,16—30歲年齡段的就業人口中的29.5%、31—40歲中的27.9%、41—50歲中的20.1%、51—60歲中的12.8%和61—70歲中的9.8%,主觀上認同自己屬于中產(6)。可以說,從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紀初,“70后”“80后”代際命名的出現,與這一時期階層分化的新現實同步,尤其是與中產階層的崛起同步。

這種同步深藏著歷史的秘密。新世紀前后10余年(1992—2008),即我所嘗試命名的“漫長的90年代”(7),冷戰終結、市場經濟改革深化與全球化浪潮共同推動了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和文化秩序的快速重構。在這一劇變中,新的群體與個體如何重新自我定位成為一個緊迫而復雜的難題。就此而言,“70后”“80后”的代際命名與“中產階層”概念的成形及本土化,都是對這一難題的回應。事實上,作為分析社會群體的概念工具,代際理論與階級理論本身就具有親緣性。例如,代際理論的奠基者卡爾·曼海姆正是通過將代際與階級類比,從而將“代際”概念理論化的。對曼海姆而言,屬于同一階級與屬于同一代或某一年齡群體有其相似之處:個體都被置于社會與歷史進程中的相同位置,其潛在經驗因此被限定在某一范圍內,思想與經驗的特定模式及歷史行動的某種特征也由此被預先設定(8)。或許可以說,自1990年代起,在1980年代占據主導地位的人性論話語崩解之后,階級視野與代際視野都成為重新理解自我與社會的新方式。在“漫長的90年代”中,這兩種視野所發揮的功能具有某種相似性。它們都為新出現的社會群體與個體在劇烈變動的社會結構中提供了一種位置解釋機制(9)。“80后”在新世紀初成為一種社會代際的命名,固然離不開商業化的推波助瀾,但或許更應從這一結構性功能的角度加以理解。

正因如此,在新世紀初,“80后”的代際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嵌入新的階層化進程之中的。換言之,“80后”的代際問題本身就是當代中國中產階層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內在議題。我們可以從新世紀初期代表性“80后”作家的基本信息入手考察。2004年,馬原編選的《重金屬:80后實力派五虎將精品集》收錄了李傻傻、張佳瑋、胡堅、小飯、蔣峰5位“80后”實力派作家的作品;次年,商業策劃之作《十少年作家批判書》列出了10名“80后”作家代表,除馬原所列5位外,還包括當時被稱為偶像派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春樹、孫睿(10)。如果再將2004年《羊城晚報》推出的“80后作家創作實力排行榜”中的新面孔顏歌和易術納入,這12位代表性“80后”作家呈現出以下幾個共同特征:他們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前期(如韓寒1982年生,郭敬明1983年生);他們或出身于大城市,父母多為體制內中產階層成員或后備力量,或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居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工作生活。我將他們稱為“第一代‘80后’作家”。2004年前后,第一代“80后”作家大多尚在求學或剛本科畢業;至2008年前后,他們陸續步入社會,主要從事記者、編輯、文化傳媒等典型的中產職業。總之,在新世紀初期,這些代表性第一代“80后”作家是新興中產階層的典型后備力量,部分人甚至已躋身中產階層。

此時期第一代“80后”作家所創作的青春文學,無論就其文化功能還是文化形態而言,都必須置于新興中產階層的形成過程中加以理解。由于成名早、影響廣,這些代表性“80后”作家及其青春文學本身構成了塑造“80后”代際認同的核心文化機制。2005年,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曾對北京部分中學生和大學生進行調查,詢問其“喜歡的作家”。結果顯示,從初中生到大學生,“喜歡的作家”前10名中均有郭敬明;高中生組中還出現了韓寒。同期一項關于文學圖書市場的調查亦指出:“以‘80后’寫手為主體的青春文學類作品,約占文學圖書市場份額的10%;而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合計也僅占約10%。”(11)“80后”青春文學的影響非常深入。可以說,“80后”青春文學的意義主要在于:它通過特定的身份表達與言說形式,為“80后”在社會結構中的代際位置提供了一種定義方式,也為分散的個體經驗提供了代際意識的整合框架。在市場力量的推波助瀾下,它進一步成為整整一代“80后”進行自我想象與身份認同的關鍵文化資源,而“80后”青春文學,正是“80后”代際意識的發動機。

近期有研究援引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提出的“前喻文化”(晚輩向長輩學習)與“后喻文化”(長輩向晚輩學習)概念,指出“80后”青春文學表征了當代文化從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轉向(12)。然而,新世紀初的“80后”青春文學實際上蘊含著更為復雜的文化邏輯:其表面呈現的后喻性姿態,恰恰掩蓋了深層的前喻性內核。這種前喻性突出體現在“80后”青春文學對中產化的“70后”文學的承襲與模仿。李敖、王小波等作家對韓寒式的叛逆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安妮寶貝等“70后”作家對“80后”青春文學的滲透則更為深刻。這些“70后”作家多為都市知識女性,在一線城市從事白領職業,過著典型的中產生活或對這種生活抱有強烈向往,并在作品中予以充分表達。她們往往將對中產生活的深切渴望轉化為都市情感敘事,甚至具象化為一系列同質化卻物質豐裕的男性形象。在這種想象的深層,蘊含著作為中國首批中產階層成員的“70后”對豐裕現代生活的強烈渴望與身份焦慮。

這種渴望也延續到了“80后”青春文學之中。回望新世紀初“80后”那些風行一時的作品,不難發現其中承載著與上述“70后”作家相似的對豐裕中產生活的想象、渴望與預演。尤其是郭敬明,他將這種對物質豐裕的渴望推向極致,并巧妙地將其包裹于一層感傷的敘事薄紗之中。這一切似乎都在隱喻:“80后”如何將“70后”對豐裕生活的渴望直接內化為代際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事實上,早在2006年便有論者指出:“80后”“絲毫不回避對于物質的熱愛”,“毫不厭倦地在他們的作品中描述本身毫無意義的物質產品并相信物質本身代表了一種奇異的思想解碼。物質的滿足使得精神上產生安全感,精神上的漂泊與物質上的踏實構成‘80后’中的一個奇怪現象”(13)。

新世紀初的“80后”青春文學表明,那些率先建構“80后”代際認同的第一代“80后”作家,大都接受了新興中產階層文化的召喚與塑造。他們的青春文學在本質上是這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戴錦華早在1990年代末便敏銳地指出,中產階層的崛起始終伴隨著階層文化的形構,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大眾文化正是新興中產階層的文化表征:“蓬勃繁榮、生機勃勃的‘大眾文化’開始越來越明確地將自己的消費對象定位為‘中產階級’……定位于中產階級的大眾文化,與其說是在小心翼翼地滿足著中產階級的需求,不如說是在諄諄教誨、規范著一個未來的中產階級群體。說得直白些,90年代中國的‘大眾’文化,其自我定位的社會功能之一,便是為‘下一個世紀的中國’,呼喚和構造著中產階級社群。”(14)新世紀初,在商業運作推動下風靡市場的“80后”青春文學,在性質上與大眾文化高度契合,承襲了此一時期大眾文化的諸多基本特征。與同時期的大眾文化一樣,“80后”青春文學在新興中產階層的文化形構過程中,同樣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功能。

2008年,郭敬明的《小時代》作為“80后”青春文學的轉折性作品,標志著這一文類開始失去對同輩讀者的吸引力,成為青春文學徹底成熟并轉型為新中產文化的重要節點。《小時代》在敘事風格與故事模式上,既延續了《夢里花落知多少》的基本框架,又實現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深化。在這部作品中,對物質豐裕的渴望被推向極致:以上海都市空間為背景的消費世界,構建了一個自足而封閉的意義生態系統與等級秩序,全面籠罩著小說的主干情節與人物塑造。人物的身份特征、情感關系等核心要素,幾乎完全通過商品符號進行編碼與闡釋。在《小時代》的敘事邏輯中,任何情感體驗與意義建構都必須借助消費世界的語言才能得以表達與確認,否則便無法獲得有效的描述與驗證。換言之,《小時代》所呈現的世界與消費社會完全同構,正如鮑德里亞所言,消費符號已然成為“一種交流體系,而且是一種語言的同等物”(15)。通過這種敘事機制,《小時代》將對豐裕生活的渴望與消費欲望徹底融合,使“豐裕”這一概念被簡化為商品的無限堆積與消費符號的無限延展。不止如此,《小時代》將大都市中的小圈子情感敘事升華為整個時代的文化寓言,由此宣告了青春文學向新中產文化的深刻邁進。這部誕生于“漫長的90年代”終結之際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80后”一代正式邁入新中產階層的主力軍行列。“80后”青春文學既是“80后”一代自我書寫的文本,也是對新中產階層文化想象的書寫。最終,后者逐漸取代前者,成為主導性的敘事框架。回望歷史,曾經深刻影響無數“80后”讀者的郭敬明,其創作軌跡恰恰映射出這一代人在商品符號豐裕的新中產想象中的文化認同歷程。這正是“80后”一代精神成長的真實寫照。毋庸置疑,郭敬明曾是“80后”青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

不過,無論是“80后”還是“70后”,他們共享的對豐裕的渴望自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對豐裕的追求,一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面向。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出版《豐裕社會》,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該書于1965年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引入中國(16)。加爾布雷斯在1958年已將新興中產階層主導的物質豐裕社會,作為其現實分析與理論建構的前提條件,而彼時的中國卻因倉促推進“超英趕美”(追求豐裕的國家戰略)計劃,又遭遇三年自然災害而重新陷入物質匱乏的困境。改革開放后,豐裕與貧困的巨大落差強烈刺激了改革開放初期出訪發達國家的改革者們。例如,1978年11月訪日歸來后,鄧力群在考察報告中詳細描述了日本普通民眾的富裕生活,并感慨道:“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產品的極大豐富,就不能實現按需分配。從日本的情況看來,這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資本主義的日本,產品比我們豐富多了。”(17)1985年,鄧小平更明確指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8)可以說,改革的精神驅動力在某種程度上正可歸結為渴望豐裕。漫長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早已將這種豐裕渴望積淀為強勁的力比多能量,并在1990年代后成為市場經濟狂飆突進時代的新教倫理與內在精神動力。當這種豐裕渴望與消費主義的符號矩陣相互呼應時,便自然轉化為對豐裕商品與過剩消費符號的占有欲望,最終演變為新中產階層的拜物教。“80后”在青春年少時便已沉淪于這種拜物教之中,并借青春文學之名進行著儀式化的表達,最終將其內化為代際意識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新世紀初“80后”一代的形成,既內嵌于中國新中產階層的建構過程,也與更為宏闊的歷史脈絡緊密相連(19)。

二

遭遇匱乏:新中產危機與“80后”的階層化

2007年,正當第一代“80后”作家風頭正勁之際,出身工人家庭的鄭執作為文壇新銳,亦加入青春文學的創作行列,出版了小說《浮》。然而,即便假設鄭執能夠將他如今的代表作《生吞》與《仙癥》帶回2007年發表,在彼時“80后”青春文學的主流語境中,這些作品恐怕也難以被解讀為超越青春文學范疇、表征另一種時代癥候的普遍性文本。新世紀初,恰是新興中產階層崛起與下崗工人、農民工等新無產群體規模化出現并構成新型底層的歷史交匯點(20)。然而,由于渴望豐裕的新中產階層及其文化強勢崛起,作為其文化表達形式之一的“80后”青春文學,注定無法將作為其對立面的下崗工人群體確立為自身的文學書寫對象。

盡管如此,“80后”青春文學對豐裕的渴望與想象并非無懈可擊,即便是郭敬明的《小時代》亦不例外。盡管小說旨在構建一個豐裕社會的想象圖景,卻如同“閣樓里的瘋女人”這一經典文學隱喻所暗示的那樣,不經意間泄露了貧困的幽靈蹤跡。例如,小說開篇便以郭敬明式的典型筆觸寫道:“拎著Marc Jacobs包包的年輕白領從地鐵站嘈雜的人群里用力地擠出來,踩著10厘米的高跟鞋飛快地沖上臺階,捂著鼻子從衣衫襤褸的乞丐身邊翻著白眼跑過去。”更為觸目驚心的是,小說描寫珠光寶氣的富二代顧里前往弄堂中昏暗的房間探訪好友南湘時,在房間陰影中凝視著她的是南湘的母親,“瘦得像骷髏一樣的臉在陰影里看起來一絲血氣都沒有。她問顧里:你有錢么?我兩天沒有吃飯了……顧里發出聲聲尖叫,‘打開自己的錢包,抽了一疊一百塊放在桌子上,轉身走了’”(21)。即便是郭敬明,當他以流水線般嫻熟的筆法,極盡奢靡之能事地勾勒豐裕的消費世界時,也無法完全阻擋貧困如鬼魅般悄然入侵。正是這種無法徹底抹除的入侵,顯示出所謂豐裕社會的殘酷真相,更折射出一種對貧困刻骨銘心的深層恐懼。豐裕的“小時代”所竭力隔絕與遮蔽的,恰恰是貧困依然觸目可及的時代現實。

對豐裕有多渴望,對貧困就有多恐懼。這種渴望與恐懼可以說是整個“漫長的90年代”的情感結構,它貫穿了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的歷史進程,滲透在他們的奮斗與無奈、歡樂與痛苦中,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80后”的代際認同與社會想象。因此,盡管雙雪濤(生于1983年)、班宇(生于1986年)和鄭執(生于1987年)這第二代“80后”作家與第一代在年齡上相仿,甚至略小,但相較于“80后”青春文學所呈現的早熟中產意識,他們無法亦無意將自身所扎根的貧困階層生活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范本。無論從成名時間還是階層自覺的維度來看,第二代“80后”作家都呈現出明顯的“晚熟”特質。若借用曼海姆的代際理論框架,韓寒、郭敬明等第一代“80后”作家與雙雪濤、班宇、鄭執等第二代雖同屬“80后”這一“社會代”,卻分別構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取向與歷史經驗的“代單位”(22)。

2008年以后,“漫長的90年代”的終結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80后”青春文學的歷史性退場。此處所謂終結,并非指青春文學的創作與出版活動完全停止,而是指青春文學作為一種塑造“80后”代際認同的文化機制已然失去其主導效力。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隨著“80后”群體整體步入成年,越來越多的“80后”已成為新中產階層的典型成員,其文化生產與消費的重心已轉向成熟的中產文化形態,青春文學的吸引力自然隨之式微;其次,“80后”在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展現出的積極擔當,使其社會形象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青春文學著力塑造的叛逆、另類,轉向了愛國、奮斗的主流價值認同(23)。這一轉變構成了第二代“80后”作家“新東北文學”興起的代際背景。然而,對于新東北文學的深入理解,還必須關注2010年中期以來日益凸顯的新中產階層危機這一重要社會語境。

2014年,汪暉便已敏銳地援引齊格蒙特·鮑曼的“新窮人”概念,指出新中產階層正逐漸滑向“新窮人”的境地(24)。至2016年,長期致力于中國新中產問題研究的社會學家李春玲亦明確指出:“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一直伴隨著某種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這種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在最近幾年進一步增長和蔓延。”(25)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社會結構日趨固化,社會競爭愈發激烈。盡管宏觀形勢表面上依然向好,但“新窮人”日益強烈的哀嘆與新中產階層不斷加深的不安與焦慮,已然透露出一個危機四伏的轉型時刻正在臨近。

長久以來支撐新中產想象的豐裕渴望開始遭遇深刻危機。1990年代新中產階層初興之際,其階層意識中便蘊含著對物質豐裕的強烈渴望,在彼時的想象中,成為中產即意味著物質充裕與消費自由。正如李春玲所言:“中國中產階級比歐美中產階級更具有活力,有更強烈的物質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沖動。”(26)正是這種強烈的豐裕渴望貫穿了中國新中產階層興起與壯大的整個歷史進程,并在“漫長的90年代”中不斷被經濟增長奇跡所滿足與強化,從而構成了中國新中產情感結構的核心特征。然而,自2010年代中期起,這種豐裕渴望卻遭遇了消費主義邏輯與社會現實的雙重夾擊。一方面,消費鏈條的無限延伸與中產收入的有限增長形成日益尖銳的矛盾,即便是相對穩定的新中產群體也普遍陷入消費不足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躋身新中產階層的門檻越來越高,曾經被視為新中產預備隊的群體也日漸喪失其替補資格,越來越滑向“新窮人”的行列。所謂“新窮人”,既指那些在消費層面無法獲得充分滿足的白領群體,也指那些難以順利實現新中產身份轉換的白領階層。無論是消費不足的新中產,還是無法完成階層躍升的“新窮人”,其豐裕渴望都越來越難以被現實條件所滿足。由經濟收入不穩定引發的物質貧困與由消費不足導致的相對匱乏,正日益顯著地成為“新中產”與“新窮人”共同面臨的現實困境。可以說,自2010年代中期開始,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中產階層及其情感結構,已然步入深刻的轉型時刻。

無論是已屆中年的“80后”,還是漸入中年的“80后”;無論是已然躋身“新中產”行列者,還是徘徊于“新窮人”邊緣者,都開始直面并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匱乏體驗。這種普遍的匱乏感對于本就屬于脆弱階層的新中產而言,無疑引發了尤為深刻的不安與焦慮。而在這些焦慮不安的新中產群體中,“80后”正是當之無愧的主力軍。2017年,大型招聘網智聯招聘發布的《2017新銳中產現狀調研報告》顯示,若將新中產界定為年薪10萬至50萬的人群,則受訪者中“80后”占比最高,達到52%,他們主要分布于一線及新一線城市,而焦慮正是其主導性的情感狀態(27)。匱乏與危機的雙重壓力迫使“80后”新中產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社會位置的真實境況,以及豐裕社會想象的現實可能性。敏感的“80后”知識分子如批評家楊慶祥,早已前瞻性地提出了“80后,怎么辦”這一發人深省的時代之問(28)。

因此,如果從中國新中產階層轉型的歷史脈絡出發,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的新東北文學或許能夠找到更為深刻的理解維度。新東北文學的代表性作品集中涌現于2010年代中后期,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鄭執的《生吞》均在這一時期發表,而這恰恰是新中產階層開始直面結構性困境的歷史節點。兩者在時間維度上的高度重合絕非偶然巧合。正如第一代“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學可被視為新中產階層形成與文化形構的歷史產物,我們同樣有理由將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東北文學,及其同時期廣泛流行的東北題材影視劇,理解為新中產階層困境與文化轉型的時代產物。至少可以明確的是,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東北文學構成了新中產階層及其文化轉型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文化癥候,其被廣泛接受與傳播的現象與這一深層歷史進程之間,存在著值得深入解讀的實質性關聯。

第二代“80后”作家所書寫的是物質匱乏的生活經驗,而且是已然成為歷史的匱乏記憶。在新世紀初期,這種生活經驗在渴望豐裕、恐懼匱乏的新中產階層及其文化形構中難以被充分書寫,更無法被內化為該階層的集體生活經驗。唯有自2010年代中期開始的相對匱乏的現實境遇,才在客觀上迫使“80后”一代重新梳理其歷史來路,回溯他們曾經親歷或目睹的物質匱乏經驗,以及從這種匱乏體驗中滋生的深層恐懼,并進而沉思這種物質匱乏所承載的生命史意義與政治經濟學內涵。就此而言,第二代“80后”作家所書寫的匱乏生活與第一代作家所書寫的青春文學雖有著相似的歷史起源,但二者浮出歷史地表的階層動力與文化機制卻存在顯著差異。

如果說“渴望豐裕”構成了“80后”青春文學的敘事前提、核心主題乃至形式無意識,那么“遭遇匱乏”則是“80后”新東北文學的根本敘事邏輯或敘事起點。因國企下崗而陷入的匱乏生活,有時作為敘事的細節呈現,有時推動情節的演進,有時則構成敘事的原初起點,并預先奠定了整體敘事的情感基調與命運走向。下崗不僅意味著個體生活的貧困化,更象征著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淪落。若將這一淪落置于“短20世紀”的革命史詩脈絡中審視,階級的衰落便成為這場宏大史詩的悲劇性終章,從而賦予了新東北文學以天然的歷史縱深感。盡管如此,新東北文學對下崗事件及其引發的匱乏生活的藝術處理呈現出高度的節制性。它并不直接面對下崗這一歷史事件本身,而是聚焦于下崗之后的日常生活狀態;同時,它也并不刻意渲染這種生活的艱難困苦乃至悲慘境遇,而是以克制的筆觸娓娓道來,間或透出些許黑色幽默。可以說,新東北文學鮮明的藝術特色,就在于將節制的敘事策略與翻涌的歷史能量巧妙地熔于一爐,使階級的貧困及其內在悲愴在不動聲色間悄然顯現。或許正是新東北文學以這種節制方式所揭示的匱乏與淪落的階層生活,隱秘地呼應了現實中正在蔓延的新中產危機,讓身處匱乏、焦慮與不安之中的新中產階層及其后備軍對此產生了深切的同情之理解,甚至產生跨越時空的共鳴。在此意義上,新東北文學可被視為新中產危機的文學隱喻與歷史鏡像。

置身于新中產危機的歷史語境之中,匱乏生活不再如“80后”青春文學所建構的那般令人恐懼,相反,它開始顯現出深邃的精神內涵與內在價值。以雙雪濤的短篇小說《大師》為例,匱乏生活中的尊嚴議題構成了作品的核心關切。小說中,“我”的父親在下崗之后又遭遇婚姻變故,生活陷入困頓境地。下棋對于父親而言原本是一種精神寄托,然而下崗帶來的物質困窘不僅威脅到這種精神生活的存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父親與其對手瘸子更加執著地將下棋視為維系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視為在人生困境中不至于徹底潰敗的最后支撐。小說結尾處,同處社會底層的父親與瘸子最終超越了棋局的勝負之爭,在共同的命運體驗中守護了作為人的基本尊嚴。確實,當步入中年的“80后”在現實境遇中逐漸領悟到豐裕想象的虛幻性與匱乏體驗的切身性,那些曾經被歷史塵埃所掩埋的匱乏生活記憶便開始煥發出新的光芒,轉化為應對當下現實困境的精神資源與歷史智慧。

毋庸置疑,新東北文學所呈現的是一種雖物質匱乏卻精神豐盈的底層生活圖景,這與青春文學所描繪的物質豐裕卻精神空洞的中產生活想象,形成了鮮明的美學對照與價值反差。正是這種突破了“渴望豐裕”的新中產文化敘事邊界而得以浮現的匱乏生活經驗,深刻標記了“80后”群體身份認同的歷史性轉變。在新東北文學的敘事視野中,“80后”所呈現的已是一種具有明確階層屬性的生活形態,而非模糊不清的代際想象;所凸顯的已是具體而微的階層身份,而非虛幻縹緲的代際認同。被新中產文化精心建構的“80后”這一代際概念,已然無法有效闡釋底層生活經驗與新東北文學的深層內涵。就此而言,新東北文學的文學史意義恰恰在于,它標志著“80后”這一曾經承載著特定身份認同與文化想象的代際符號的歷史性失效。在“相對匱乏”的現實生存境遇中,“80后”群體不得不從“渴望豐裕”的新中產文化幻象中逐漸抽離;在階層結構日益固化、代際能動性被不斷消解的社會現實面前,“80后”群體不得不摒棄那種源于對階層流動充滿樂觀預期的新中產文化所塑造的代際身份,轉而開啟一種更具歷史深度與現實關懷的自我認知與身份重構。因此,如今談起“80后”已經沒有任何超出生理年齡階段之外的意義了,正如我們早就空洞地使用“50后”“60后”“70后”這些年齡段名詞一樣。曾經負載著特定身份認同和文化想象的“80后”概念已經失效了,使之失效和伴隨著這種失效的,正是“80后”及其自我意識的階層化。這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完成或終結。

三

“豐裕時代”與“新中產的孩子們”

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進程中,尤其是在剛剛逝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伴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與社會財富的快速積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步入“豐裕時代”的歷史門檻。從統計數據與國際比較的維度來看,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3萬美元,逐步逼近乃至跨越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直指發達國家人均2萬美元的基準線(29)。如果以一線城市為觀察樣本,早在2018年,北京與上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便已雙雙突破2萬美元大關。至少從量化指標的層面而言,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一個“豐裕時代”正在中國大地上逐步顯現。正是在這樣一個“豐裕時代”的歷史語境中,中國的新中產階層規模持續擴張,無論在統計標準上存在多少爭議,其總體規模均已達到以億為計量單位的量級(30)。可以說,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是中國社會顯著向“豐裕時代”邁進的歷史時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馬爾庫塞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在該書中,面對一個剛剛成型的“更加富裕、更加龐大、更加美好”的“發達工業社會”(31),馬爾庫塞以其犀利的批判鋒芒指出,這一發達工業社會正借助先進的技術手段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型生活方式,系統性地調和、壓抑乃至消解一切批判、否定與超越現存秩序的異質性力量。例如,在經濟生產領域,隨著生產技術的革新與進步,“在重要的工業機構里,‘藍領’工作隊伍朝著與‘白領’成分有關的方向轉化,非生產性工人的數量增加。”(32)這種白領化的趨勢改變了勞動者的政治態度和階級意識,“新的技術工作世界因而強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否定地位:工人階級似乎不再與既定的社會相矛盾。”(33)白領階層的大規模崛起,正是馬爾庫塞將當代社會界定為“發達工業社會”,并提出“單向度的人”的重要根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馬爾庫塞在該書導言中特別強調了C.賴特·米爾斯著作的根本重要性,而正是這位美國左翼社會學理論家米爾斯,早在1951年便在其開創性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深入剖析了二戰后美國社會開始大規模涌現的新中產階層,并敏銳地指出,這一群體因失業風險與收入不穩定“所遭受的心理創傷與19世紀產業工人經歷的物質匱乏十分相似”(34)。

對于自1990年代開始興起的中國新中產來說,他們主要以1950—1970年代生人為其先鋒,他們早年也曾經歷物質匱乏,因此對豐裕的渴望幾乎是這些新中產先鋒共同的情感驅動。他們也不像美國新中產初興時那樣茫然無措,恰恰相反,中國的新中產初興之際就知道要走向何方。例如,從“中產階級”一詞在中國的內涵演變便可一窺究竟。在1986年出版的《新社會學詞典》中,“中產階級”與(負面意義的)“資產階級”仍被視為近義詞(35),這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二分法。但在1988年,有人已經開始突破這一傳統框架,將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聯系,指認前者是后者變化而來并發展為相區別的階級,并因此成為“西方民主化的推進力量”(36)。新世紀前后關于中產階級的討論日漸熱鬧,中產階級進一步被賦予更具體的內涵。例如,有學者很早就展望中產階級是“一個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膨脹且有利于社會進步的階層”,“他們代表著社會變革的方向和不竭的動力,向上的追求和墜落的恐懼,更重要的是對世界格局的清醒觀照和自覺承負歷史責任的民族自尊心”(37)。從文化上來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渴慕、模仿和實踐西方后工業社會的消費文化,使得中國的新中產文化自誕生之初便深深地植入了全球化與消費主義的基因(38)。“80后”是改革開放后出生后的第一代青年,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新生代”,但他們在文化上從來不是“新生代”。這一悖論首先是指,自“80后”的青春期開始,他們就被“70后”乃至“60后”“50后”父輩所引導,從一開始就被詢喚為中國新中產的后備軍。例如,頗值得注意的是“80后”青春文學中的父輩身影。如果從青春文學與新中產文化的關系來看,這種現象就像是一個代際關系的隱喻,它意味著新興中產階層,尤其是體制內的新中產,不知不覺地將他們的文化趣味和生活理想投射到了孩子們的作品之中,使之內化為青春文學的有機因素。或者說,“新中產的孩子們”不知不覺地將他們從父輩那里獲得的文化資源,或主動或被動地轉化成了“80后”自身的文化資源,并使之早早地融入到“80后”的生命歷程之中,成為他們自我想象和身份認同的資源之一。

看起來,中國新中產階層的父輩與子代關系,似乎與新世紀初“80后”所塑造的代際形象形成張力。自“80后”成為代際概念以來,“叛逆—另類”便構成其在2008年前的核心標簽,社會學家曾將這種特質與1960年代西方文化反叛進行類比(39)。2006年,韓寒與白燁的論戰引發廣泛關注,不僅凸顯了“80后”對文化秩序的挑戰,更將其推向一股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青年文化潮流,進而印證了這種“叛逆—另類”特質的跨國界相似性。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紀初“80后”的“叛逆—另類”與“豐裕時代”的結構性關系,也非常類似于1960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與“豐裕社會”之間的結構性關系。這種結構性的類似對于理解“80后”尤其關鍵。程巍在研究1960年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及其文化反叛時,曾別富洞見地指出:“當他們真誠地自以為在反叛自己的父輩及其建立的制度時,其實是在通過反叛外部他者的方式來消除資產階級自我內部的他性,所以他們沒料到,他們的文化革命最終所成就的,竟是自己父輩的一項未竟的歷史計劃。”(40)這段話幾乎可以原樣復制到中國的“80后”身上。新世紀初“80后”所展現出的短暫的“叛逆—另類”,固然讓人嗅到“短20世紀”的青年傳統的氣息,但與這一傳統相比,韓寒式“80后”的“叛逆—另類”從一開始就沒有顯示出任何創造性與政治性。今天,當我們看到曾經被視為“叛逆—另類”的“80后”青年領袖韓寒如今在娛樂文化與大眾文化中占據主流位置,如魚得水時,我們或許只能承認: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80后”也在新中產的帶領和詢喚下,扮演著為新中產文化確定輪廓、清除雜質的清道夫的角色,同時也充當了為新中產及其文化開辟戰場的先鋒隊的角色。換言之,“80后”的“叛逆—另類”其實是新中產的政治無意識。這是在朝向“豐裕時代”的偉大進軍中,渴望豐裕的“新中產及其孩子們”的歷史宿命。

直到2010年代中期,“豐裕時代”與“相對匱乏”同時降臨了。一方面是日益豐裕的社會財富和日益龐大的新中產階層,另一方面卻是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與逐漸降級的日常生活。對于剛剛人到中年、剛剛成為新中產主力軍的“80后”來說,他們尤為強烈地感受到“豐裕時代”與“相對匱乏”的現實矛盾。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東北文學無疑形成于這種矛盾的社會現實之中,它得以文學史化的歷史契機也正源于這種矛盾的現實構造。新東北文學對物質匱乏的歷史回憶,同時也喚醒和回應了現實生活中“相對匱乏”的體驗。

直到此時,那些與新中產文化格格不入的情感體驗才得以重新被回味。例如,與新世紀初“80后”經常被定義為“叛逆—另類”不同,同時代的雙雪濤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家境的差別讓我從那時起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這個自卑感是不用具體的事情提醒你的。當時就清醒地認識到,你無法和這個世界對抗,根本打不贏。”(41)從雙雪濤的體驗出發,可以反觀新世紀初“80后”的那種標簽化的“叛逆—另類”的性質。同為“80后”,由下崗工人的后代所集合而成的“代單位”,可能根本沒有資格展演這種文化的“叛逆—另類”,但也無法展演另一種政治的“叛逆—另類”,正因如此,他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種深深的失望。新世紀初“80后”青春文化中的“叛逆—另類”能夠被社會化和標簽化,本質上因其就是新中產文化的構成部分。然而,在“渴望豐裕”的新中產文化邏輯中,源于貧困的自卑與階層淪落的失望卻無法被社會化為代際標簽,更無法被新中產文化內部化。或者說,新中產及其文化的形構需要以另一個階層的貧困和淪落、自卑和失望為代價。

第二代“80后”作家所喚醒的,是不同的“80后”“代單位”的生命經驗,它穿透了第一代“80后”通過青春文學營造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想象,使得不同“代單位”的“80后”經驗得以被回溯和表達。更進一步,他們所喚醒的不僅是不同“代單位”的生命經驗,更是不同的階層經驗,它與“渴望豐裕”的新中產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執著于賦予新東北文學以歷史性,那么這種歷史性正在于,它意味著“80后”的代際身份被日益穩固的階層結構徹底吸納,“80后”不再以虛假的代際身份發言,而是以真實的階層身份發言。它也隱隱地折射了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朝向“豐裕時代”的偉大進軍中的一個轉折時刻。這樣一個轉折時刻也是“相對匱乏”的階層經驗普遍化為顯著的時代體驗的歷史時刻,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被豐裕渴望所塑造的情感結構與時代精神發生裂變的歷史時刻。

只有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已成為新中產主力軍的“80后”或許才能從“渴望豐裕”的新中產文化中獲得解放,才能真正開始發揮他們當初被指認為“叛逆—另類”的代際時所隱隱顯露但又終究被壓抑和稀釋的能動性。曾經,“新中產的孩子們”追隨著父輩的步伐,在對豐裕的渴望中一心追求著邁入中產大軍,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都順利或順從地實現了目標。然而,如今回顧,新中產關于文化豐裕的想象、規劃和實踐深深地根植于“加爾布雷斯式”的“為市場經濟所設想”的“生產的豐裕”與“消費的豐裕”中(42),并沒有展現出超越市場社會和消費文化的創造性與政治性。如今,當新中產都只能一邊享受豐裕一邊經受“相對匱乏”時,或許我們才終于可以開始超越對豐裕的新中產式想象,在歷史與現實的深層經驗中創造另一種豐裕的文化。無論這是不是“80后”的未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只能和必須告別豐裕,走進一個新的歷史入口。

注釋:

(1)“80后”有兩種定義方式:一種是指1980至198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另一種則是在前一種基礎上放寬至1978年改革開放、1979年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之時。兩種定義方式都不妨礙本文的行文。對于“80后”文學的有關概念討論,見黃平、金理:《什么是80后文學》,《南方文壇》2014年第6期;金理:《小議“80后”文學之入史可能性》,《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

(2)牛菡:《文學批評與代際的“制造”——1990年代以來代際命名與批評話語考辨》,《上海文化》2025年第12期。

(3)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第12頁,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4)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5)法制晚報:《國家統計局調查稱:我國中產階層進入重要形成期》,引自http://www.ce.cn/ztpd/tszt/hgjj/2004/zgzcjj/xgbd/200409/07/t20040907_1698895.shtml。

(6)見李春玲:《中國當代中產階層的構成及比例》,《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6期。

(7)石岸書:《作為起源的“漫長的90年代”:“80后”的代際視角》,《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3期。

(8)見〔德〕卡爾·曼海姆:《卡爾·曼海姆精粹》,第63頁,徐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9)蔡翔曾回憶:“‘階級’這個概念,在80年代一度少有人提及,我們當時很天真,以為階級是可以被現代化,甚至市場經濟消滅的。但是,在90年代,我們重新看到了階級。”與階級概念的復活相比,代際概念相對來說是9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概念。見蔡翔、劉旭:《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中文自學指導》2004年第3期。

(10)馬原主編:《重金屬:80后實力派五虎將精品集》,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黃浩、馬政主編:《十少年作家批判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

(11)白燁:《一份調查問卷引發的思考》,《南方文壇》2005年第6期。

(12)趙天成:《歷史甬道與藏私美學——“80后”寫作與90年代經驗的多重纏繞》,《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2期。

(13)李鳳亮、盧欣:《誰影響了這一代人的青春——“80后”文學出場背景分析》,《當代文壇》2006年第1期。

(14)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第1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15)〔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第41頁,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6)〔美〕加耳布雷思:《豐裕社會》,徐世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加耳布雷思現譯作加爾布雷斯。

(17)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訪日歸來的思索》,第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18)鄧小平:《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因此,第一代“80后”作家的同齡人將“80后”青春文學與中國夢聯系起來是頗有道理的。見楊慶祥、金理、黃平:《“80后”寫作與“中國夢”》,《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11年第4、5期;黃平:《“80后”寫作與中國夢》,《上海文化》2015年第5期。

(20)見蔡翔:《底層》,《鐘山》1996年第5期。

(21)郭敬明:《小時代》,第1、251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22)〔德〕卡爾·曼海姆:《卡爾·曼海姆精粹》,第71頁,徐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還有第三個“代單位”,那就是“80后”農民工,但他們的文化已經徹底被遮蔽。

(23)(39)見李春玲:《“80”后現象的產生及其演變》,《黑龍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24)見汪暉:《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開放時代》2014年第6期。

(25)(26)李春玲:《中國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心態》,《文化縱橫》2016年第4期。

(27)第一財經:《新銳中產的這些焦慮你有嗎?》,引自https://www.yicai.com/news/5272405.html。

(28)見楊慶祥:《80后,怎么辦?》,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

(29)見李懷印:《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的歷史軌跡》,第1-2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

(30)見李春玲:《中國中產階層發展趨勢及其挑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31)(32)(33)〔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第1、25、29頁,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34)〔美〕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第7頁,周曉虹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5)見劉光華編譯:《新社會學詞典》,第127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

(36)劉德斌:《中產階級:西方民主化的推進力量》,《探索與爭鳴》1988年第2期。

(37)柯可:《中產階層:南方都市文學的審美焦點》,《學術研究》1998年第8期。

(38)見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40)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第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41)雙雪濤:《白色綿羊里的黑色綿羊》,第27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

(42)〔美〕馬歇爾·薩林斯:《石器時代經濟學》,第2頁,張經緯、鄭少雄、張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