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減與再構——《要有光》的內部邏輯
《要有光》初稿完成時是45萬多字(文檔字數),最后成書時刪減到30萬字左右,刪去的內容中,有10萬字左右并非是細節部分的處理,而是整章拿掉。
最后確定的時候,我拿著打印稿,一章一章、一頁一頁,反復研究,反復琢磨,我問自己,為什么對這些章節有所猶豫,為什么想要把它們拿掉,它們和書的整體風格、結構安排,和我的寫作觀念及對寫作主題的理解有哪些不太符合的地方?尤其是后者。在我產生猶豫的時刻,就是我不確定的時刻,就是其中的觀念(寫作觀念和書寫對象所呈現的觀念)有微妙分差的地方,當然,也是和整本書的風格傾向和結構安排設定不一致的地方。
因此,我想,探討這一刪減的過程也會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它既是對我寫作理念的再次探討,也是重新回到事情的過程,看看它的存在樣態及多義性。還有一層,就是我希望把我刪減掉的部分重新呈現一部分出來,以供大家一起討論。就《要有光》的主題而言,對這些路徑和內容的考察仍然非常有必要。
在《要有光》第三部“丹縣”中,我以一名精神科醫生王振為觀察視角,重點書寫了娟娟和花臂少年的故事,由此,延展到對縣鄉中小學生心理問題、心理咨詢設置、教育形態以及鄉村衛生院未成年精神病人的觀察。[1]但是,在初稿完成時,我還寫了另外兩章,一章是一名心理學博士王靜(化名)在縣鄉做農村兒童心理問題調查和課程試驗的過程,一章是一名文學博士阿華(化名)在長沙一所小學進行的文學療愈課程以及她的心得。兩章合起來,有三萬多字。
實際上,第三部“丹縣”是整本書最先開始寫的,當寫到王靜所做的問卷調查和所進行的課程試驗時,我非常激動。我和王靜在丹縣相遇,我到她家里和她長談,談她的個人生活、家庭結構(她家是中醫世家,父母是虔誠的佛教徒)以及她為什么選擇心理研究這條路,也和她一起到學校做調研,了解她所使用的方法、理念支撐和實際效果,也認真研究過她的問卷調查內容。我被她的熱情深深吸引,被她所講述的在課堂試驗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挫折所吸引。但,同時,我也警惕著,觀察人,而不是確定人,始終是文學的主題。在了解、欣賞她這個人以及她所做的事情的重要觀點的過程中,我也在思考和尋找其中的裂縫。
王靜在學校申請了一個名為“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國家項目子課題。為此,她到所在大學周邊的中小學并趁假期到甘肅一個偏遠縣城做調查。她發現,在陜西和甘肅,鄉鎮中小學和部分縣城中小學有相當部分是留守兒童,這些留守兒童很大一部分有情緒問題,抑郁、反社會、焦慮、攻擊性強、暴躁、失眠、多動、人際關系惡劣,等等,表現方式各異。也有一部分留守兒童格外懂事、堅強,努力學習,但是,從行為方式看,又有些過分壓抑,往往呈現為一種討好型人格。
王靜出身農村,目之所及,她身邊的親人的孩子,她村莊的那些鄉親的孩子,幾乎都是留守兒童,對此,她司空見慣,但在這之前,她從來沒有想到,孩子們的心理問題竟然如此嚴重。她想設計一份真正適應于鄉村狀況的調查問卷,再根據這一問卷的結果去設計一門課程,她希望這門課程能夠改變孩子們的認知,能夠將他們從情緒的深淵中拉出來。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她發現,近些年興起的“本土心理學”有一個很大分支,即以儒家為核心思想所進行的回歸中國文化的心理學研究。譬如,對儒家的“自我觀”進行心理學闡釋,進而從這一角度對大我與小我、公與私、恥感以及人情與面子等概念進行新的分析。[2]譬如重新從心理學角度闡釋“內省”“天命”等概念。
自此,王靜好像找到了方向,她專注于收集、綜合、整理本土心理學中的儒家思想闡釋,她發現談普遍心理的較多,從儒家角度對青少年心理進行梳理和干涉的很少。經過了將近一年的奮斗,王靜以儒家思想理論為原點,設計了十九份問卷,共二百五十道題。
博士三年級第一學期,王靜回到老家丹縣,開始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王靜找到縣教育局的相關領導,領導在聽了她的項目以及調查方式之后大力支持,派人和王靜一起到一個個鄉和一所所學校,監督學生填寫調查問卷,以最大程度保證其問卷數量和真實性。
這是丹縣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個人身份進行的大規模青少年心理調查問卷,前后共收到一萬兩千八百份問卷。其中,四千份問卷的填寫者是雙親外出打工的留守兒童,加上單親留守的,將近八千份。
王靜看著數據的結果,內心非常沉重。從量表分析來看(加上她在北京、甘肅和陜西做的問卷),鄉村學生的抑郁狀況非常嚴重。看著孩子們對問題的回答,王靜內心最真實的想法是,就像看到小惡魔一樣。譬如:問題“我認為為了我的目的,違反道德和法律是很正常的”,很多孩子答“是”;“我認為我很聰明,干了壞事也抓不到我”,很多孩子答“是”。
她認真分析了問卷中關于儒家的那一部分,發現孩子們對古老的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感興趣,但是會對其中一些更細化的問題作出基本相同的回答。譬如孝道,一種互惠型的,就是父母對我好,我也對父母好,另一種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你一定要聽父母的話。孩子們接受第一種,完全不接受第二種,并且認為如果一定要這樣的話,會加重他們的抑郁狀態。譬如天命思想,他們不接受,不認命,他們喜歡像《哪吒之魔童降世》《黑神話·悟空》這樣不認命的東西,那些真正認命的孩子,反而抑郁情緒更嚴重。還有就是君子思想,他們認為是好的,但他們不會做,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沒有用。
王靜到一個鄉鎮寄宿中學去上課,教授了一個學期的道法課,并對教育干涉前后進行測驗。課程開始前進行一次測驗(心理調查問卷及實際言行),課程結束后進行一次測驗,前后對比,看實際變化有多大。
她的最終目的是回答一個問題,即“能否通過教育,把思想傳遞出去,并最終改變孩子的心靈和心理狀態?”
她教了兩個班的學生,總共五十人。根據前期問卷調查和測驗,這里面至少有三十五個學生處于抑郁狀態。但是,他們都不說。他們不會告訴自己的父母,不會告訴爺爺奶奶,或者他們寄宿的親戚,同時,也不認為自己的精神問題有多么嚴重。他們的心靈封閉得很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他們不信任任何人,身邊的親戚、老師、朋友,他們都不信任。這也是許多留守兒童的基本問題。
剛開始上課的時候,王靜經常挨罵,因為王靜說話犀利,她想通過這種方式撕破孩子的內心屏障,讓他們把自己呈現出來,學著表達自我。他們用最臟的臟字,當著王靜的面罵她,說她走錯班了,說別以為不知道她是假惺惺的,說她是來看他們笑話的。
有一個女學生看起來性格很開朗,但是說話非常沖,一言不合,就會罵對方,或者作勢要打架,因此沒有什么朋友。王靜把她叫到辦公室,和她聊天,一個小時之后,那個女生大哭,說她父親經常打她,一開始她不還手,她父親越打越狠,后來她就開始還手,現在是她和父親兩個人互相毆打,有時父親還打不過她。她其實很孤獨,很難過。但她必須強硬起來,否則,父親會把她趕出家門,讓她去找她媽。可是,她從來都沒見過她媽。
另外一個男生帶著刀來上課。在上課的時候,他總會假裝無意地把刀從書包里拿出來。王靜擔心他的行為傷害到其他學生,就直接在課堂上把他的刀沒收了。周圍的同學很興奮,有同學喊著,王老師你不用怕,他不會殺別人的,另外的同學馬上接著說,他也不會自殺,同學們哄堂大笑。有個學生說,他是來表演自殺的。
王靜看到那個男生眼睛里的情緒,他也許不會殺人,也不會自殺,但他內心一定積壓著很大的情緒。
她把那個男生叫到辦公室,看著他說:“你肯定和你家里積怨已久,能和我聊聊嗎?”
那個男生眼睛里憋著淚,一句話不說。
王靜接著問,“你是想引起大家關注吧?”
她用的是一種肯定式的詢問,那個男生憋著淚,臉也憋得通紅,嘟囔著說,“不是”。
王靜說:“愛不是拿著刀就能獲得的。你越拿刀,愛離你越遠。”
接觸了那么多的孩子,做了那么多的調查問卷,王靜發現,留守的孩子學習好的很少,這幾乎是一個規律。那些留守的并且成績也好的,幾乎變成一種偶然。越是父母關注的,家庭相對穩定的,孩子相對會好一些。
在種種狀況下,王靜的課程往前進行著。
第一個月,她和她的學生們幾乎處于一種對抗和收服的博弈狀態。有很多時候,王靜險些維持不住自己作為老師的尊嚴,她感覺自己被傷害,常常處于失控的邊緣。她說話,同學們不聽,她講道理,一些調皮的學生經常發出諷刺的笑聲,讓課堂難以為繼。
第二個月,她感覺稍好一些,一些女生會小心翼翼地靠近她,讓王靜給她們看手相和面相,聽王靜告訴他們怎么和家長做斗爭。慢慢地,一些男生也沒有了最初的激烈反抗,上課不再搗亂課堂,并且,眼神里時常透露出想和王靜靠近的想法。
她給他們灌輸一些觀念。譬如如何做一個君子。她不直接給他們講概念,講君子應該具備哪些特征,而是把這些特征拆分成一個個故事,講正面故事前常常講一些反面故事。她驚訝地發現,孩子們對戰爭問題和切近的現實問題最感興趣,對這些問題中的個人命運感興趣。于是,她研究日本侵華戰爭,研究俄烏戰爭、新冠,研究科技國際戰對中國的影響,研究“三和大神”,她把這些具體的案例作為切入口,來講戰爭中的個人以及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他們非常喜歡聽。王靜又從網上搜集很多圖片,看圖講故事,她找的圖片都是具體事件中的個人,他們的家庭、愛情、孩子以及最后的結果,她讓他們意識到,這些大事件離自己并不遙遠,它們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那么,如果你也身在其中,你該如何選擇,如何保衛國家,如何保護家庭,如何保護自己,等等。她讓孩子們相互討論,讓每個孩子都發言表達自己的觀點。
譬如中庸。她給孩子們講岳飛精忠報國,她并不簡單給孩子灌輸誰對誰錯的觀念,而是講細節,把岳飛、秦檜、宋高宗作為歷史中的個人,分析他們各自的立場、困境以及所做出的選擇。通過這些分析,她讓他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一分子,單純的激憤、否定沒有任何作用,立足于自己的現實,分析自己所面臨的境況,再做出選擇,反而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對自己最有幫助的做法。
王靜以這個框架和分析方法為中心,和孩子們一起分析與父母的關系、與朋友的關系,追問孩子們的感受,他們最想從父母那里獲得什么、最想從朋友那里獲得什么。“感覺尋求”是心理學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人喜歡尋求刺激的、色情的感覺,也有人喜歡尋求高尚的、浩然正氣的感覺。你追求什么樣的感覺,就會去追尋什么樣的思想,最終就會有什么樣的人生。每個人的人生既受外部環境的限制,但同時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孩子們的變化非常明顯。尤其是她所教的那兩個班中課堂氛圍比較好的那個班級,每次輪到她上課的時候,孩子們都積極幫她放好背包,備好水,甚至要求她把美術課和體育課占了,給他們講故事。
王靜試圖通過她的課堂實踐證明,不僅儒家思想是有用的,而且,它是可以通過現代教育的方式來完成的。如果學校用恰當的方式來教育的話,可以有一個普遍的方法來完成對孩子心靈的培育。也許孩子們的家庭內部很難真正得到改變,但是,作為老師,把課開好,用新的方法、新的敘事來培育孩子的心靈,或許,也可以讓他們免于焦慮、抑郁,免于無價值的存在感覺。
學期結束之后,王靜又進行了一次問卷測驗,數據的結果是,孩子們的抑郁情緒和反社會傾向的比率顯著下降。其實,即使沒有這個數據,在朝夕相處的過程中,王靜也能明顯感受到孩子們情緒的變化。不是說他們變得多么快樂,而是變得平靜下來。她看到了希望。
在講一些宏大主題故事的時候,王靜非常謹慎。她擔心過分強化一些大概念會誤導孩子,但同時,她也意識到,對于一個成長中的青少年來說,他們并不是只關注眼前的事物,當成人和他們說“遠方”的時候,反而更能激發他們的興趣。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太過枯燥了,還是在青少年的自我意識覺醒階段,本質上就是向外的?王靜也在琢磨之中。
有時候,王靜覺得自己像個神婆一樣,她得神神道道的,孩子們才信她,才和她說心里話。她給他們算命,測他們的性格、測他們和家里的關系,等等,那些孩子看著她,眼睛總是突然亮起來,一下子就信了她。但是,當她和他們講道理,無論怎么苦口婆心,最后學生們還是死氣沉沉。
王靜剛開始給孩子們上課的時候,一個班二十五個人,有二十個人要請假回家。一個孩子說,“老師我吹著了感冒了,我要請假回家”。王靜說,“來,我給你把個脈”。她打著自己是中醫世家的名號,給孩子吹噓自己能一眼“看”出他們的問題,能“看”出他們未來的命運。她覺得自己有點無恥,雖然她確實懂中醫,可是一個老師在課堂上以算命來壓制孩子,還是讓她略微有點羞恥感。她真的是豁出去了。
有時候,她很絕望,雖然她覺得自己做這樣的調查,一定需要強大的心靈,并且越是這樣,越需要她努力去進行改變,她不應該這樣脆弱,不應該有這樣的沮喪。但是,實際情況是,孩子們的處境可憐、可悲又可恨。很多孩子擺爛的程度,幾乎到了油鹽不進的地步,要想改變他們的心靈狀態和行為方式,幾乎無路可走。有的孩子上到初中了,才認識一百來個字。這其中,往往是家長先放棄孩子。這也是讓王靜憤怒又無奈的地方。她去做家訪,看到那些家庭的狀態,感覺自己很難張開嘴要求孩子的某位家長一定要留在家里陪孩子。有些家長也曾經回來陪過孩子一段時間,可看到孩子學習不好,也不好好學,就又離開了。他們的邏輯是“與其這樣,還不如多掙點錢”。孩子來到學校,相當于到了豬圈,圈到這里,交點錢,有人管著,不出事,到十八歲就可以出門打工了。這些孩子想要成才,可能性很小。他們將來能正常生活,不出現重大心理問題,已經是極為幸運的。
王靜最終還是要回到大學,去完成她的博士論文的。隔上一年,她會再回來進行測試,看看自己的教育成果還能維持多少,有沒有一個長期效應。讓她有點焦慮的是,她該如何找到其他老師愿意這樣上課,愿意以心理學的方法介入孩子們的心靈教育和思想教育,最終讓孩子們情緒相對穩定,擁有健康的人格。這意味著,首先,老師們必須有基礎的心理學知識,其次,她的這套教程和方法能否被推廣。她最終決定,要寫一本書,把她進行測驗的過程、教學實踐過程、問卷調查的緣起和理念以及具體的方法寫出來,不偏重理論,而是強調操作性,她的目標是寫成一份實踐手冊。
在這一過程中,最讓她感動的是,老師們大多非常支持她的調查,并給王靜提供了各種幫助,最直接的就是盡可能讓她的每一份調查問卷都落到實處,監督孩子們填寫上交(問卷有兩百五十多道題,很考驗孩子的耐心),而在鄉下中學教書的那一學期,當她被孩子們罵時,老師們紛紛過來安慰她。
那些老師常年待在鄉村中學,面對的是這樣一群問題少年,教學效果甚微,但是,他們并沒有真的放棄。用老師們的話說,他們覺得這些孩子“太可憐了”,在家里沒有得到關愛,來到學校,至少能讓孩子感受到作為老師的善意。再是不好的學生,打著拖著,老師們也想讓他們學到點東西。
以上是王靜所做事情的大概,我寫了將近兩萬字。在寫作過程中,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要刪掉這部分,因為那時我還能感受到我和王靜聊天時彼此的激動,能夠感受到她說她尋找到一套方法時我的興奮。但同時,我也一直有隱隱的擔憂。譬如,當王靜談到她在儒釋道之間選擇時所經歷的思想斗爭,我總覺得自己還沒有真正理解三者以及三者的關系,并且,對儒家思想的揚棄也有偏差,包括在談論跨學科知識時,也有認識過于單向的問題,這使得我對她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心理解讀和思想灌輸有不確定的地方。而從更本質的意義上講,我不能夠把握在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儒家文化究竟該以何種方式融入我們的精神內部并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具體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建和價值觀的重塑這一主題,究竟要傳達什么樣的儒家觀念,才能夠對青少年有更加正向的引導。我還完全不能確定。
我有一個非常謹慎的想法——我不能簡單地提供一個方案。因為我不知道這一方案到底是好是壞,它還沒有經過長時間段的考驗。包括另一章關于通過文學進行心理療愈的案例,也有同樣的問題。在這一邏輯下,這兩章在成書的時候我都刪掉了。還有另外一些民間青少年心理療愈機構,我也采訪了很多,也寫有兩萬多字,但是,皆因為我無法確定它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長久性而選擇刪掉,換句話說,它們并沒有說服我這樣一個寫作者。
當我作為一個觀察者進入一些具體課程和場景時,我總是本能地重視我內在的懷疑和不確定性。這一懷疑可能是因為我心理學專業知識或相關知識的欠缺,但也可能是常識性的本能的懷疑,我會條分縷析我的懷疑,同時,也會盡可能地去把握其更為復雜的層面。當我發現這一懷疑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超越了我對書寫主題的總體把握時,我會刪掉相關章節,以免讓文本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歧義。
第一部“濱海”中關于阿叔的部分也是一樣。阿叔的家長會我參加了好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題和不同的案例,它們來自不同家長的訴說,如果從單個案例來講,都非常有意思。在初稿中,我也寫了三四次家長會的內容,但是,最終在成書時,我只留下了其中一次家長會的內容。
選擇那一次家長會內容的原因,首先是那一次家長和孩子都參加了,雅雅和雅雅媽媽、小麗媽媽和小麗,還有敏敏以及常和敏敏聊天的一靜媽,其次是那一次討論到很多更具有普遍性的話題,譬如雅雅在學習如何和媽媽平等交流,指出媽媽的缺點,媽媽也做出了回應,而小麗媽媽對和女兒吵架的茫然則呈現出大多數親子關系的形態:錯位和獨斷。阿叔對這些討論更多是引導,具有某種開放性,而非像其他時候那樣帶有非常強的專斷性和“攻擊性”。這使得家長會中的案例只是案例本身,沒有溢出的東西。
但是,依然有讀者反饋,在第一部“濱海”中,關于阿叔的那一部分敘述有點過于確定,好像在為阿叔證明什么,甚至有為他做宣傳的嫌疑。當然不是。我還是想寫出阿叔內在的矛盾性,他的偏執和熱忱構成他人格的形態,而這一人格的形態會作用于他在治療時的行為和話語。阿叔的具體療法固然非常重要,我在書中也詳細寫了他的一些具體案例以及這些案例對孩子和家長的影響。但是,從更高意義上,我覺得他身上更重要的啟發性在于他對孩子的共情以及深深地投入。他沒有把自己的心理咨詢師身份職業化,也沒有把自己僅僅看作一個心理咨詢師,而是把這個身份作為進入孩子世界的途徑,他會因此更深地接納孩子、傾聽孩子,和孩子一起去面對這個世界以及自我。
當阿叔得知小夏被家長送到精神衛生中心時,他第一時間趕到那里,看到小夏不言不語躺在病床上,他的眼淚止不住落下來,即使是后來在和我聊到這里的時候,他的眼圈依然一下子就紅了。他是一個感性的人,他向小夏家長提出要求,他來管理小夏。小夏之前一直在他的補習班上課,她父親母親的性格以及對小夏的態度,連同小夏心理的基本狀態,他都非常了解,他覺得小夏還不到一定要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她所有的過激和變形行為都有她自己的心理成因和訴求,所以,他和小夏家長商量,他來接管小夏,他想試一試。
從專業角度來看,他的這一決定是非職業化的,不值得提倡[3],但是,他這種方式所產生的作用卻值得去思辨。心理問題確實有專業的手段和知識,但是,因為涉及的是人類的心理,是人類情感的一面,那么,是不是“情感”本身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療法?否則,我們為什么要重視患者對心理咨詢師的“信任”,這種信任本身就是情感層面的要求。
換句話說,我想寫出一種心靈狀態。在面對人類精神疾病,至少,在面對青少年心理問題時,一個心理咨詢師、一個家長或一個精神科醫生,甚或是一個陌生人,專業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心靈狀態也是同樣重要的。心理咨詢師是否真的能共情孩子并愿意付出時間和專業,家長是否真的去傾聽孩子并愿意去改變自己及自己對孩子的態度,精神科醫生是否真的能感受到孩子與家長深深的痛苦以及對醫生的期待,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許,這種心靈狀態也是專業要求的一部分。阿叔在面對孩子和家長時的強烈激情或許有偏執色彩,但是,孩子和家長都能敏銳地捕捉到他行為背后的真摯和赤子之心,這就是為什么他對家長的態度那么尖銳,而依然有家長愿意去參加家長會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孩子愿意和他聊天并信任他。
所以,從根本上講,我想借阿叔傳達的是他對生命的態度,那種至誠的、超功利的東西。這是我們在面對每一個生命時所應有的態度。當他說“人靠優勢活著”時,并非只是人活著的一種方法,而是在理解和尊重生命形態的獨一性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選擇。他說“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在說什么”的時候,是在講作為家長反而最容易被自己的固化觀念和迫切期待所遮蔽,看不到自己孩子的內心世界,不會尊重孩子,更不會去理解孩子。他的起點首先是“理解生命個性”,其次才是具體的治療方法。
但是,這并不是說阿叔就是一個完美的人。他的行為有許多過于急切和激烈的地方,也因此會趕走一些家長,他也經常沉浸在自己的觀念里,會對其他治療方法有所排斥。在和他相處的時候,我盡可能去理解他、傾聽他,甚至有時會和他爭論,這也是為了能夠激發他更多的想法,而在寫作的時候,我希望從總體上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以及他的行為對孩子的真正影響。
對于我而言,《要有光》雖然是一本以青少年心理問題為主題的書,但是,它并不是一本只談心理健康問題的書,換句話說,專業的心理療法只能針對具體的病癥,很難改變人的心靈形態。
而對于一個心理“生病”的孩子而言,他所需要的不單單是所謂的專業治療,他需要更廣闊的愛和關懷,他需要一種更有光的氛圍——來自家長、學校和時代的光亮。而同時,對于家長來說,當孩子心理出現問題時,并非只是孩子心理出現了問題,而是他身邊的系統出現了問題。具體到每一個家庭來說,家長如何培養孩子,以什么樣的教育觀和生命觀去培養孩子,如何關心孩子,以什么樣的態度和方式去關心孩子,如何對待孩子的心靈世界,如何去傾聽和思考并尋找方案,可能更為重要。
從更深層面來講,家長有一個什么樣的心靈世界特別重要,只有他的心靈深處有真正尊重生命的觀念,才能夠發現孩子的被動成長對孩子的傷害有多大,才能夠去正視孩子的脆弱、逃避和反抗。我更希望通過我的書寫,讓問題的復雜性充分呈現出來。
這是我想在《要有光》中傳達的基本觀點,也是我在進行材料取舍時的基本邏輯。
注釋
[1]梁鴻:《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本文相關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2]翟學偉:《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實踐: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3]心理咨詢師有很多專業要求,譬如不能和患者有太多的接觸,不能有過多情感交流,擔心患者有移情等等。阿叔的行為也許具有獨一性,這與他的性格、認知以及療法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