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秘密作為風景 ——讀曹譯小說集《夏日已逝》

讀青年作家曹譯的小說集《夏日已逝》,我腦海里不斷浮現出《浮標》中被春籽框進取景器的海上浮標這個意象。在這篇小說里,“我”在一次攝影作品評比中發現,相比千篇一律的精美海景,那些被我們習焉不察的浮標也許更值得關注——“浮標的出現完全拋開了那些東西——形式、線條、完美的構造和經營,而把攝影的靈魂全部集中于真正的形象——各種顏色的浮標。仔細看,還附有毛茸茸的褐色硅藻,一窄條灰色的貝殼,和海水留下的劃痕”。
在我看來,《夏日已逝》正是這樣一部“浮標”式的作品。這部小說集收錄了七部中篇小說,均著眼于女性生活,但刻意避開了世俗視角下她們樂于展露的光鮮和體面。曹譯無意流連于生活表層的瀲滟波光,她關注的是海面上那些隨風飄搖、時隱時現的彩色浮標,是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深藏于心的隱秘情感和繁復幽微的內心圖景。她以坦誠而細膩的筆觸,打撈起浮標上毛茸茸的、帶有劃痕的、真實卻長期被沉默遮蔽的部分,讓那些被忽視和壓抑的女性心緒,得以被看見、被書寫、被安放。
不如就從小說集里深具代表性的這篇《浮標》說起。“我”被春籽的攝影作品打動,暗暗制造偶遇,向春籽投出橄欖枝尋求她的認可。直到“我”意外患上突發性耳聾,失聰成為一張通行證,讓同樣有著聽力障礙的春籽終于接納了“我”,“我”也借此進入一個全新的感知系統。在描寫失聰者的感受時,曹譯對那種獵奇式的他者化書寫格外小心,她嘗試走進聽障者的感知世界,獨具匠心地刻畫了獨屬于聽障者的生活體驗,比如夜場電影像是海浪在靜默中起伏,再如失去感應燈給春籽起夜帶來的不便,甚至于單耳失聰與雙耳失聰的人心中聲音秩序的差異,這些常人難以關注的細節都被作者細致捕捉,它們共同建構起只有“我”和春籽能懂的秘密世界。
然而,在與春籽的密切交往中,還藏著“我”更深層的秘密:“我”正借春籽的苦楚來稀釋自己的認同焦慮。春籽拒絕被貼上“聽障人士”的身份標簽,她對被客體化的拒絕、對被工具化的警覺,給急于尋求認可的“我”帶來真正的觸動,“我”也正是在春籽的影響下實現了自我認同。
“秘密”和“認同”作為《浮標》的兩個關鍵詞,貫穿了整部小說集。這些作品像一個個樹洞,向我們揭開了成長過程中一個個難以啟齒的秘密:一次不可示人的偷竊、不愿承認的虛榮、那些和朋友漸行漸遠又無能為力的時刻……秘密是認同困境的外化載體,認同是秘密的內在動因,它們來源于人物的一次次自我剖析與內省,也構成了她們的心靈成長路徑。因此,綿長的心緒讓曹譯筆下的作品呈現為一種自白式的寫作。在《秘密竊賊》《浮標》《虛構》《夏日已逝》與《彩繪玻璃》中,她寫下的是一代女孩成長過程中的共同經驗,是被乖巧、甜美的外殼所掩蓋的復雜心事,它們就像書封的磨砂肌理,帶著粗糲的顆粒感,卻真切可觸,直抵人心。
從《夏日已逝》到《彩繪玻璃》構成了青年女性從尋找自我到堅守自我這一過程的生動寫照。《夏日已逝》的故事始于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對于愛情的懵懂追求,女大學生碧城在社團活動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社交的秩序與邊界,在兩性關系里重新理解身體,她意識到身體既可以成為吸引異性的資本,也是激發自身情感的隱秘通道,但歸根結底,身體只屬于自己,不可被隨意褻瀆,也不應被待價而沽。碧城走過彎路,也曾陷入泥潭,在與種種誘惑和控制欲的博弈里,她的主體意識愈發清晰,一步步建構起自己的尊嚴與底線。《彩繪玻璃》則將女性成長推向更深層的困境——在自我的持守和他者的愛之間,有時會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戀愛中的章西和陳弋精神難以契合,無法互相包容,章西試圖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陳弋,陳弋則以沉默抗拒章西的審判,將她視作高居教堂之頂俯瞰世人的彩繪玻璃,分手便成了注定的結局。如果說碧城在《夏日已逝》中逐漸意識到“我的身體我做主”,那么《彩繪玻璃》中的章西則必須面對更艱難的抉擇:當自我與對方無法嵌合,是繼續磨合還是決然離場?從確認自我的邊界,到捍衛自我的完整,女性的成長始終伴隨著對“我是誰”與“我是否應該為誰改變”這兩個核心命題的不斷探尋與省思。
在這些作品里,人物的具身經驗因其隱秘性而獨特,但又作為一種集體記憶,連接起一代人的成長。曹譯是典型的“Z世代”作家,她筆下的青年是與互聯網同生共長的一代人。網絡深度介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觀的建構,改變了他們的思考路徑與表達習慣,甚至成為他們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和手段。在這代人的經驗里,了解一個人最好的辦法不再是面對面的會心交談,而是追蹤他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痕跡。這也構成了曹譯筆下的青年人進入他人內心世界的重要途徑,小說由此獲得了一種新的敘事張力——對社交平臺的窺探不僅豐富了人物形象的層次,也讓兩人的交往突破了單一時空,在虛擬與現實的夾縫中生出新的枝蔓。曹譯自稱非虛構的作品《虛擬》則呈現出一種新的時代經驗,揭示了獨屬于“Z世代”青年的成長路徑。“我”被網絡小說里的天才鋼琴少年激勵,順利過關斬將,考入心儀的大學。然而當“我”發現小說的作者竟是自己的大學同學卓凡,現實中的卓凡與破繭成蝶的鋼琴少年相距甚遠,精神引路人的幻滅讓“我”意識到,成長或許意味著學會接受虛擬與現實的交錯,告別精神依附正是走向獨立的必由之路。
作為一名青年寫作者,曹譯擅長刻畫青年女性形象,在處理同代人經驗時駕輕就熟。但她并未滿足于此,在《春閨》和《告別的年代》里,曹譯將筆觸延伸至父輩與祖輩的精神世界,竟也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告別的年代》里,“我”為了安撫失戀的閨密阿虞,邀她住在自己家,阿虞失戀的苦悶與父母婚姻的裂痕如復調音樂般在“我”耳邊同時奏響。在我看來,《春閨》是小說集里筆力最為強勁的一篇,顯示出曹譯對女性命運的深刻思考。在這部小說里,曹譯采用了男性視角,敘述者不再是作為故事主體的女性本身。他是人物關系網的核心,但他與母親和妹妹的關系客氣而疏離,面對父母之間、母親與妹妹之間、母親與妻子之間、妹妹與妻子之間的矛盾糾葛,他始終置身事外,把本該承擔的家庭調和責任與贍養的義務悉數轉交給妻子,并以此為妻子冠以善良賢惠的美名。小說無意對他進行道德審判,而是借這一“局外人”的旁觀視角,更尖銳地凸顯出母親和妹妹身陷牢籠般的生活狀態,以及她們不被傾聽、不被理解的孤獨心境。這種孤獨不僅體現在她們的日常相處中,更通過一系列被放大的細微動作得到具象化呈現,一如極力要求回家的母親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缺乏自理能力時,本來抱著忽又放下的胳膊,這構成了小說無言卻格外觸動人心的瞬間。母親去世后,床頭紫色首飾盒里那堆被撕毀的婚書被發現,換親的秘密和她對于分開的強烈愿望終于被看見,“我”與妻子也終于明白,母親對妹妹的嚴厲斥責和深沉憂慮中,深藏著她對自身命運的痛切回望和共情。女性之間在命運重壓下曲折隱忍、相互守望的情誼,成為《春閨》最令人動容的精神內核。
在《夏日已逝》的七篇故事里,曹譯反復摩挲與體認女性的尊嚴、自我,坦率地寫出新一代青年在尋求認同的過程中引發的隱秘心事,正如海面上不時浮現出的那些浮標,以及浮標上那些凹凸分明的附著物,它們默默塑造著女性經驗的完整輪廓。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曹譯的創作觀。她越過程式化的贊美與抒情,執意走向那些被遮蔽的真實,以真誠飽滿的心去記錄那些粗糲滾燙的生命在不同階段留下的觸感和溫度。當浮標從取景器里顯影,被浸泡、被磨損、被深深鐫刻過的生存本身蛻變為生命中的一場風景,它拒絕被美化,卻因此獲得了真實的重量。
(作者系《人民文學》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