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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潮汕文化視野中的《給阿嬤的情書》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陳平原  2026年06月14日08:35

并非影評家,竟然連續三天在不同場合談論《給阿嬤的情書》,在我是破天荒的事。好在我很有自知之明,沒有泛論電影的技巧或得失,而是始終將論題局限在“潮汕文化視野”。5月19日晚上在北大百年紀念講堂,電影放映后與導演藍鴻春等主創團隊對談,相關報道很多,不算各種短視頻,紙媒就有《北大陳平原評〈給阿嬤的情書〉:一紙僑批傳文脈,三十年潮學終出圈》(《羊城晚報》2026年5月20日)、《北大陳平原對話〈給阿嬤的情書〉:一部潮汕電影出圈背后是30年的文化托舉》(《南方日報》2026年5月21日)、《陳平原:關注人心人性是潮汕電影傳統》(《大公報》2026年5月21日)等。20日晚上我在深圳某讀書會演講《故鄉、潮學與美食》,引述我的《故鄉潮州》中若干與電影相關篇章,如《六看家鄉潮汕》《未完成的“家族史”》《扛標旗的少女》《冰糖雞蛋》等,但幾句話就帶過去了,主要還是借《潮汕文化讀本》《潮汕文化三人談》以及十卷本《潮學集成》,討論“地方性學問的文化內涵與精神向度”。21日晚上則是在深圳灣區之眼配合“一紙僑批平山海——僑批回批實物特展”,做“僑批中的家國記憶與人文精神”的專題講座。為了避免重復,也為了活躍氛圍,我播放了五段此前各媒體有關北大對話的短視頻,然后分別予以補充、澄清與拓展,此活動的報道見《從〈給阿嬤的情書〉說開去:聽北大教授陳平原談潮汕文化、電影傳統與南洋敘事》(讀特新聞客戶端,2026年5月23日)。

沒有出口成章的才華,三場活動下來,感覺還有好多話沒說,或者沒說透,于是決定親自撰文。考慮到該片已經大火,從政府到民間一片叫好,我既不想吹毛求疵,也不滿足于僅僅唱贊歌,選擇從潮汕文化視角解讀《給阿嬤的情書》所體現的責任、溫情與俠義,在我能力之內,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為何一部方言電影

能火遍全國

不用專門研究,閉著眼睛都想得到,這部電影能夠大火,必定是集合了天時地利人和。對白純用方言的電影近年出現不少,但那是把雙刃劍,很可能本地觀眾喜歡,外地觀眾則因聽不懂而拒斥。相比西南官話或西北方言,毫無疑問,全國人民聽懂潮汕話的幾率更小。因此,方言電影要想走向全國,一個重要前提是觀眾能適應字幕,而不是普通話的轉譯。這一點,與年輕一輩看外國電影,逐漸適應配字幕的原聲片,而不是對口型的譯制片,有直接關聯。我注意到,電影院里不時出現這樣的局面:角色的話還沒說完,觀眾的笑聲響起,那是因為字幕已顯現。也就是說,對于外地觀眾來說,了解故事推進與人物對話,主要靠的是字幕,方言作為聲音,變成了配樂性質,起烘托氛圍的效果。聽得懂很好,聽不懂也沒關系。這種觀影習慣的轉變,不是一時半載形成的——起碼與最近二十年年輕一輩看原聲片的閱讀趣味有關。這回進電影院觀看《給阿嬤的情書》,且哭得稀里嘩啦的觀眾,很多是聽不懂潮汕話的。他們甚至認為,看普通話版不如看潮汕話版帶勁,因后者更為真實、可信、原汁原味。這是一種值得認真觀察的文化現象——潮汕方言電影能做到,其他方言區的編導自然也躍躍欲試。

《給阿嬤的情書》是導演藍鴻春拍攝的第三部方言電影,前兩部《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的票房效果也不錯,起碼廣東觀眾對潮汕方言電影是買賬的。既然有需求,只要能保住基本盤,小制作的方言電影就能生存與發展。之所以選擇過番與僑批作為第三部方言電影的題材,我相信導演是認真號脈、精心謀劃的,因那是潮汕地區家喻戶曉的歷史傳奇與現實經驗。可以這么說,潮汕地區很少家庭跟南洋毫無關系——我的曾祖父與祖父也都曾過番,最后葉落歸根。這個故事講好了,很容易催人淚下。以藍導的情懷與手藝,這部小制作的片子票房過億沒有問題,但我萬萬想不到,這么一部方言電影,竟能如此火遍全國。

影片最初的路演是在潮汕,贏得滿堂彩,這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轉折出現在廣州與深圳的放映,那里固然潮汕人不少,但更重要的是,很多聽不懂潮汕話的觀眾也被深深打動,主動為電影“鼓與呼”。還沒等學界認真評說以及政府大力表彰,此片大火已勢不可遏。可以說,這是一部被觀眾的口碑而非資本的力量抬起來的好片。

北大放映現場,我首次觀影并參與對話,主持人問“你哭了沒有”,我說“沒有”,現場一片笑聲。我解釋:“因為年紀,因為閱歷,因為氣質,大家的淚點不一樣。不能以是否哭得稀里嘩啦作為評價影片的標準。作為潮汕人,從小熟悉這類故事,所以,我們對這一段歷史的審視、思考和感懷,和外地人是不一樣的。潮汕人喜歡這部片子,我完全理解;外地的朋友也能接受,這讓我格外感動。北大百年紀念講堂放映此片,開票秒光,我好幾位潮汕籍的研究生搶不到票,托我找人通融,我也沒辦法。在北大工作40多年,第一次站在大講堂上說我是潮汕人,而且還很驕傲,這種感覺很奇妙,也有點魔幻。”說實話,等到我登臺談論這部電影,說好說壞其實已經不影響票房了,所以,我更關心的是,一部本來是小眾的方言電影,為何能如此出圈,除了編導的個人才華,以及主創團隊的努力,還有沒有別的重要因素?

三十年文化積累

一朝爆發

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匯寄至國內的那種銀信合一的僑批,不是潮汕地區獨有的。2013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由粵閩兩省共同申請,只不過現已征集到的僑批,三分之二在潮汕。這就能理解為何國內首家僑批文物館在汕頭落成(2004),以及總共4輯139冊的《潮汕僑批集成》是由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輯刊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011/2015/2020)。而且,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饒宗頤先生等便特別強調下南洋與僑批在潮汕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如今,因為一部電影,把當地習以為常的、兼及苦難與輝煌、夾雜淚水與歡笑的“下南洋”,以及作為象征物的僑批,還有隱藏在背后的潮汕人的生活方式,讓全國人民“看見”,這讓我很興奮。

在北大電影映后對話中,我說的一句話,被好多媒體引用:“一部潮汕電影出圈,背后是30年的文化托舉。”潮汕人喜歡自嘲生活在“省尾國角”,地方小,經濟差,機遇少,只能拼命往外發展。從晚清的“下南洋”,到今天的“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背后都是巨大的生存壓力。所謂勤儉、聰明、誠信、能干,其實都是逼出來的。最先被“看到”的是潮商,從1981年起,每兩年一次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國際潮團聯誼會,在所在國都是引起廣泛關注的大事,因誰也不敢小覷潮商的巨大能量。去年11月,第二十三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在潮州舉辦,走進會議現場,被南方某媒體盯住,面對鏡頭,我只好臨場發揮,大意是:這個場合,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主要聚焦于潮商,這當然是對的。但請記得,潮汕人不僅擅長經商,而且還很會讀書,大家都認同這樣的古訓:“地瘠栽松柏,家貧子讀書”;“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因此,起碼在潮汕社群,讀書人和企業家互相敬重——走的不是一條路,但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狀態下,為家鄉做貢獻。

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首屆潮州學國際研討會”上,饒宗頤教授發表著名的《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學”》,同年年底,為減少誤解,將“潮州學”簡稱為“潮學”。從那時開始,無數潮汕讀書人、學者、文人、官員以及當地百姓,都在盡最大努力托舉潮汕文化,今天終于在一部電影上引爆了。影片中的扛標旗、營老爺、英歌舞、無米粿、工夫茶、油柑、橄欖、木棉花等潮汕元素,不僅令潮汕人深有共鳴,也引起了其他地區觀眾的濃厚興趣。這并非一蹴而就,此等“美譽”,是一種無形的財富,需長期經營積累。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談及家鄉潮州,須做很多解釋,現在不用了。

中國人喜歡說“三十而立”,因眾多文化精英和平民百姓的共襄盛舉,加上“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作為文化符號的潮人、潮商、潮學、潮菜、潮州音樂、潮汕工藝等廣義的“潮汕文化”,在全國已經有很大的知名度。這對于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的傳播,是一種重要的鋪墊。去年商務印書館推出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主持的十卷本《潮學集成》,在學界評價很好,媒體也有不少報道,但那是小圈子的事,傳播面很有限。所以我才會感嘆:“30年的潮學研究,最后借一部電影出圈了。”

這次電影宣傳中,不少媒體提到“三江出海/一紙還鄉”這副對聯,那跟我略有關聯。2017年初,我在《潮州日報》開設專欄“一紙還鄉”,私下聊天時提及,過去寄僑批是“一紙還鄉”,如今送文章也是“一紙還鄉”,能力有大有小,貢獻有虛有實,但都體現對于故鄉的一往情深。泰國正大集團副總裁、著名文化人李聞海看到了,靈機一動,添上“三江出海”,湊成一副精彩的對聯,再請饒宗頤老先生書寫,如今鐫刻在潮州淡浮院的潮商名賢祠。潮汕地區有韓江、練江、榕江三條江,萬千潮汕兒女從此地啟程,不畏艱險,遠涉重洋,最后又用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僑批,表達他們對家人與故鄉的無限思念。據李聞海稱,不少泰國老華僑聚會結束時,就喊這八個字,一遍遍地喊,最后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文學藝術的爆發與學術研究的成績,并不完全同步,有時甚至沒什么直接關聯,但二者共享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魅力。放在整個中國版圖,潮汕是個小地方,但今天潮汕的知名度,遠超其經濟實力。許多比我們地理環境優越、經濟運行良好,且歷史久遠、文化深厚的城市,不見得比潮汕更能吸引普通人的眼球。從潮菜到英歌舞再到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一波一波的熱潮,對于潮汕來說,這是巨大的歷史機運,但愿能承接得住。

另一種南洋敘事

學界很多人知道我是潮州人,這段時間,不斷有人給我推送有關《給阿嬤的情書》的信息。說來有趣,第一位向我推薦這部電影的,是生活在臺灣的著名馬華作家黃錦樹:“偶然看到一部南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很不錯,陳老師應該會喜歡。以泰國為背景,下南洋的潮州人,難得的是以潮州話發音。片名很俗,但片子不俗,可以稍微了解彼時的氛圍。泰國是南洋國家中對華人相對溫和的,沒發生過大規模排華,因此同化也最為成功。推薦一看。”別人或許不曉得,我可深知,這位黃先生眼界極高,難得他說好話。更何況,這“南洋敘事”,正是他特別關注且擅長的。

談及僑批,以往我們更多著眼于僑鄉民眾的生活場景;這回電影表現的重點是南洋,南洋的環境、氛圍、故事、人物,包括他/她們的艱辛、韌性、善良,以及對唐山(中國)的掛念等。看完電影,我馬上承認,影片拍得最好的,不是潮汕故事,而是南洋生活場景,以及華僑的情感與心態,包括如何通過教/學中文來牢記自己的根。

二十多年前,我先后多次赴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參加學術會議,接觸了不少熱心華文教育的新馬華人,不斷聽他們講述艱難辦學的故事,日后還為相關著述撰寫過序言。但那畢竟是紙面文章,過于粗枝大葉,與看電影的直觀感受,還是有很大差異。這里面,具體場景與鮮活細節最重要。據說導演為了讓演員能進入規定情境,特意編寫了一本還原那個年代暹羅唐人街日常景象和衣食住行的《暹羅生存手冊》。這我很有興趣,甚至專門給藍導寫信,建議他刊行作為電影底本的小說時,將此手冊作為附錄。即便只是史料輯錄,不具原創性,但對于像我希望了解祖上下南洋時那邊真實生活情景的,會有很大的吸引力。

今年年初央視財經頻道(CCTV-2)播出特別節目《千年潮商 賡續新程》,錄制的是去年11月底第二十三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活動,記得當時央視主持人要求用一句話打招呼,廣東凱普生物董事長、也是著名文化人的管喬中脫口而出:“返來就好。”對此,我大為贊賞,這恐怕只有潮汕人才知其中奧秘。“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條浴布去過番。錢銀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這首童謠《過番歌》,在當地幾乎無人不曉。萬千潮人因生活所迫去過番,歷經艱難險阻,最后能安全回來的,數量不是很多。所以,我們家鄉有句俗語:“平安當大賺。”

如今交通便利,幾個小時就能安全返鄉,但請記得,不是所有人都能“衣錦還鄉”的。回來參加國際潮團聯誼年會活動的,基本上都是成功人士,有頭有臉,生意做得很不錯。可還有很多下南洋的人及其后代,沒能發財致富,且已入籍他國,但依舊對家鄉飽含感情。上世紀好些年份,家鄉蒙難,親人嗷嗷待哺,從世界各地紛紛飛來的僑批,寄托了游子的無限深情。眼下情況大不一樣了,十年前我在《六看家鄉潮汕——一個人文學者的觀察與思考》(初刊《同舟共進》2016年第7期,收入《故鄉潮州》,商務印書館,2022)中,寫下這么一段話:“什么時候,我們反過來思考,如何幫助那些漂泊在外的原籍潮汕的親人——能力大小是一回事,有沒有這個想法,考驗我們的‘僑務策略’。不僅僅是勸說捐贈,而是真心關注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出名的以及落魄的,成功的以及困頓的,能捐贈的以及需要幫助的。”

潮汕人的情與義

“做人要有情有義,無情無義的人不能交往。”這是電影中阿嬤對孫子的叮囑,也是整部電影的情感基石。對于電影中三位平常百姓的恩恩相報,以及其關鍵設計——南枝燒毀訃告,轉而承擔起責任,替木生給淑柔寫信寄錢,不少外地觀眾可能心存疑慮,但在潮汕民眾看來,完全可以理解。在北大活動現場,有觀眾提問:“為何‘情義’二字是潮汕文化的核心?”我的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外:“因為我們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到一個新的地方要生存,只能靠情義。影片里面特別講‘我們自己人要幫自己人’,就是弱勢群體的特點。潮汕人下南洋,人生路不熟,要站穩腳跟,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潮汕地區背山面海,人多地少,生存極其不易。走南洋是一種兼及夢想與冒險、可能發財也可能毀滅的選擇。在我看來,潮汕人之所以特別講“義氣”,根植于最底層的“抱團取暖”的生活哲學,而不只是書本上刻意渲染的拯世濟民的英雄氣概。當然,這種習俗長期積淀下來,也會內化為一個族群的文化基因。

這一點,我十年前撰寫的《六看家鄉潮汕——一個人文學者的觀察與思考》時已經提及:“多年前聽人談起,潮汕人喜歡打群架,單憑口音,就能在異國他鄉拔刀相助。現在當然沒這回事了,但潮汕人愛抱團是出了名的。為什么抱團?因為是弱者,在惡劣的環境中,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二十多年前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及《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曾專門探討此話題。所謂特別重鄉情,背后隱含這種辛酸。比如在廣州,主流群體是廣府人,經常抱怨潮汕人拉幫結派;而在東南亞,也多感嘆潮汕人太團結了。個體力量不夠強大,沒能單打獨斗,移民之初,更需要抱團取暖。久而久之,海外潮人社團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知道,這樣的解釋不夠高大上,甚至有些煞風景。可這就是歷史的規定性。其實,包括淑柔在故鄉的堅守,也是如此。那個年代,無數男子下南洋討生活,多年未歸,只能借僑批傳遞信息與關懷,作為妻子,為家族撫養子孫延續香火,在時人看來是很自然,也很神圣的。這里講究的是“責任”,而非“權益”。這種兼及溫情與俠義的“犧牲”背后,有無數個體的淚水與辛酸。其中有高尚的道德制約,也有殘酷的經濟計較。只有了解那段歷史的波瀾起伏,以及那個地域的集體記憶,才能讀懂此等“守望相助”的真實性與情感歸依。

所謂“‘情義’二字值千金”,此等弱勢群體的生存智慧,如今成了稀缺物,影片細細道來,反而撫慰了萬千人心。其中的女性故事,尤其讓人動容。著名方言學家、原韓山師范學院校長林倫倫喜歡說潮汕有四寶:潮商、潮儒、潮匠、潮女——因特殊的歷史因緣與文化積淀,潮汕“雅姿娘”普遍聰明、靈秀,表面柔弱,實則堅強。導演設計讓南枝走進暹羅電影院觀看潮劇電影《玉嬌龍》(此劇與李安執導的電影《臥虎藏龍》一樣,取材于王度廬的長篇小說《臥虎藏龍》),顯然將其以一己之力支撐起兩個遠隔山海的破碎家庭,視為果敢決絕、超越流俗的俠女行為。

僑批與情書之間的張力

作為銀信合一的僑批,主要功能不是抒情。今天博物館里收藏的十多萬件僑批,絕大多數樸實無華。考慮到下南洋的勞工普遍識字不多,很多僑批是先生代書的,有些甚至是印好模板然后填寫個性化信息的。仔細翻閱,確實能讀到不少擊中人心的句子,但并非有意作文。像影片中的“暹羅雖遠,心有所寄,身若比鄰,切要平安,即為團圓”,或者“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圓如玉墜,仿若身在故鄉,似與你并肩共賞。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湄南河畔木棉花盛開,像極了家鄉的春天,壓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聞到花香”,當然屬于編導的精心創作。不必追問南枝的書寫能力以及文學修養何以迅速提升,只要電影中的書信能擊中人心,那就是成功。

電影院里,無數聽不懂潮汕方言的觀眾,單看字幕,就失聲痛哭。路演時,演員常常被要求讀信——而且是用潮汕話!絕大多數人聽不懂,但有大屏幕顯示。我在深圳灣區之眼的那場講座,臨結束時,主辦方安排四位在深的潮籍青年讀信:潮陽的、揭陽的、汕頭的、潮州的,外地人分辨不出,我卻能感受到明顯的差異。

某重要媒體希望我撰文分析這20封信如何體現中文之美,我謝絕了。現場的解釋是:“這些信大都半文半白,除了導演本身的文學修養以外,跟潮汕方言的表達方式也有關系。導演是中文系畢業的,曾稱‘古漢語之美奠定了這部電影的美學基底’,將來由他自己來解讀,應該比我寫得好。”其實還有另一層意思,我不想當場說,免得掃大家的興。

單就電影而言,這20封信起催淚作用,效果確實很好。但要講文學價值,不宜評價過高。因為,我馬上想到的是徐枕亞1912年刊行文言哀情小說《玉梨魂》,以及1915年出版《雪鴻淚史》。徐枕亞在自己主編的《小說叢報》第13期(1915年)上為《雪鴻淚史》刊登廣告:“書中主人夢霞與梨影自始至終見面不過數次,其中傳情之處悉以函札達之,前后不下數十首,哀感頑艷,可歌可泣,《玉梨魂》未載之者尤多。”對于此等穿插大量催淚書信的藝術手法,多年前我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有這樣的評述:“中國作家最早大量引書信入小說的數徐枕亞,正像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理查遜由編寫尺牘而悟出寫作書信體長篇小說一樣,徐枕亞在創作《玉梨魂》《雪鴻淚史》之前,曾為中華書局編寫過《高等學生尺牘》和《普通學生尺牘》。《玉梨魂》《雪鴻淚史》出版后大受歡迎,尤其是其中的艷情尺牘。”(213頁)

我沒有指責電影借僑批傾訴與抒情的意思,只是從文學史角度提醒,此等技巧并非獨創。大概是因為今人已習慣用電話、微信甚至表情符號溝通,而不怎么會寫信——尤其是抒發感情的信,才會如此被這些信件深深打動。

并不遙遠的電影回聲

有趣的是,1924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大獲成功的電影《玉梨魂》,編劇鄭正秋正是藍鴻春導演的老鄉。很多人不知道,潮汕這個“省尾國角”,實際上是有電影傳統的。到過汕頭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潮籍電影名人史跡館”值得參觀。此館紀念三位活躍在1910至1940年代的潮籍電影人,除了名氣最大的蔡楚生,還有被譽為“中國電影之父”、編導了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1913)的鄭正秋;以及日后新中國電影教育奠基人、創辦北京電影學院前身的陳波兒。

有專業人士評點,稱這部電影一半侯孝賢,一半周星馳。前者大概指鏡頭的運作,后者則是笑點的經營。我不曉得這個描述是否可靠,但我更愿意強調另一條借鑒的路徑,那就是1930年代的左翼電影傳統,以及其佼佼者蔡楚生。拍攝過《漁光曲》(1934)、《新女性》(1934)、《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等名片的蔡楚生,1925年在汕頭開啟其編劇、導演和演員生涯,1929年懷揣電影夢闖蕩上海,又得到同鄉前輩鄭正秋的提攜。這位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代表性人物,始終關注民生疾苦,強調人心、人情、人性,不以大制作,而以真誠見長。這一點,或許對同鄉后輩藍鴻春不無啟示。

今天在廣東,采用小制作、注重文學性、突出地方韻味的潮汕方言電影,不只藍鴻春一位在拍。5月16—17日,中國電影家協會在京主辦“潮汕青年電影展映”,除了主角《給阿嬤的情書》,還有另外四部電影,以及一批青年導演創作的短片。此外,汕頭的“觀潮影展”,十年前由非營利文化組織“觀潮時間藝術機構”發起,以展映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影片為核心,在潮汕地區影響很大。這個地方,有故事,有舞臺,有作者,有觀眾,那個原本高不可攀的“大銀幕”,于是變得觸手可及了。

阿嬤的成功,不僅對于潮汕青年影人是一針強心劑,說不定對于整個中國的電影事業,都意味著某種轉機——從過分堆錢與炫技的大制作,轉向滿天星斗的側重文學性與思想性的個性化表達。

(2026年5月27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