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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在容貌辭氣上做工夫
來源:光明日報 | 焦德明  2026年06月12日09:28

對于古人來說,道德修養除了內心以外,儀容舉止也是重要內容。古有容禮,詳見于《禮記》之《曲禮》《玉藻》以及賈誼《新書·容經》等篇。《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禮記·表記》云:“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從容貌、顏色、辭氣三方面來說明君子的修養。容貌,舉一身而言;顏色指表情,顏是眉目之間,色謂見于面;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

以容貌、顏色、辭氣論容禮,可以追溯到曾子。《論語·泰伯》記載曾子對孟敬子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的這段話,將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概括為“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認為如此行事,可以遠離“粗厲”“放肆”和“凡陋”“背理”,可以取信于人。這個說法秉承孔子之教。子夏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說法,就與曾子所說對應。

漢唐經學家對此段主要從“禮”的效果來考察。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于耳也。”皇侃《論語義疏》引顏延之曰:“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信者立也。出辭則人樂其義,故鄙倍絕也。”但到了宋代,曾子的道德嚴格主義開始受到道學家的極力推崇。北宋程頤認為,儀容舉止對于道德修養有促進作用,因而提出“整齊嚴肅”的工夫主張。到了南宋,朱熹繼承程頤的說法,也強調“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曾子這段話很自然地成為他們主張在容貌辭氣上做工夫的經典依據。

程門弟子謝良佐認為孟子養浩然之氣出自曾子遠暴慢之學,又謂要緊在動、正、出三字上。盡管呂祖謙認為謝氏之說兼備動靜,但朱子和張栻仍認為謝氏之說只是“臨事做主張”,只是在動、正、出的檔口臨時著力,以為由內而外就是正道,在揚眉瞬目之間勉強修飾,結果只能是浮躁急迫,不免妄、偽。在朱子看來,只有平日涵養有素,才能在臨事時遠離暴慢鄙倍,取信于人。可以看出,在朱子看來,曾子這段話是表明涵養工夫的效驗,而謝良佐等人將其理解為臨事持守的工夫就錯了。若如謝良佐所說,動、正、出便是做工夫的字,也即容貌要動,顏色要正,辭氣要出。然而,“正”看起來“似方整頓底意思”,但“動”和“出”都是一般的行為描述,不是工夫。朱子在回答弟子問“如何用工”時便說,動、正、出臨時可做,遠暴慢、近信和遠鄙倍非臨時可以“湊泊”。

朱子自乾道九年便堅持這一“涵養有素”的效驗說,但在慶元四年以后,他逐漸意識到僅強調平日涵養,會讓人誤以為在臨事時不必著力操存。所以他修改了集注,重新強調了操存省察的重要性:“此三事……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但與謝良佐不同的是,動、正、出仍不能算作工夫,問題在“斯”字的理解發生變化。斯,不再被理解為“則”“自然”這種順承介詞,而是理解為“須”或“應該”。也就是說,不是動容貌自然遠暴慢,而是說動容貌應該遠暴慢。遠暴慢、近信和遠鄙倍都是修養的目標。

《集注》新舊的不同,為朱子后學所重視。朱子弟子陳淳對于程子及門人與朱子的說法進行了總結,分出三個層次。其一,曾子本意在“貴”字,動容貌以遠暴慢為貴,正顏色以近信為貴,出辭氣以遠鄙倍為貴。而平日涵養與臨事持守,都是程子門人自己添加的理解。其二,以平日涵養言,工夫在前半句,后半句乃效驗。“斯”字,猶“綏之斯來”,謂其必能如此也。其三,以臨事持守而言,則工夫在前半句之時,而歸宿在后半句句。“斯”字猶“聞斯行之”之“斯”,謂其必要如此也。陳淳認為此二義皆曾子所未及。因此,他認為朱子《集注》舊本所謂“修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是“平時涵養”之說;改本“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是“臨事持守”之說。陳淳認為,平時涵養之說雖有根原,但工夫全在平日,有臨事任其自然之弊,不如改本縝密,包含兩者而無頃刻之違。陳淳調和諸家的意思非常明顯,無非是要學者無處不用工夫而已。真德秀在《四書集編》中列舉各家觀點精華處,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許謙也認為工夫應無所偏廢。

可見,南宋至元代的朱子后學,在理解曾子這段話時,有共同的傾向:一是對程門弟子和朱子的各種不同說法進行分類,指出其各自的側重點,使它們可以并存,從不同的角度指導學者的工夫實踐;二是區分曾子本意與程朱的理解,一方面說明程朱并未遵循曾子本意,另一方面也承認程朱有深化和拓展。盡管程樹德認為,曾子這段話僅是針對孟敬子個人的告誡,以之為修身之要有過度詮釋之弊,但宋儒的這些討論畢竟豐富和深化了對經典的理解,而且對于后世道德修養實踐具有更多指導意義。

(作者:焦德明,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