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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六月“電影之城”不散場 “年輕力”是今年電影節的精神底色
來源:文匯報 | 柳青  2026年06月12日08:30

《老橡樹酒館》劇照。

《父影之下》劇照。

《父影之下》劇照。

《總統的蛋糕》劇照。

《總統的蛋糕》劇照。

《一個夜晚與三個夏天》劇照。

《一個夜晚與三個夏天》劇照。

六月的上海,吸引來自全國各地影迷“為看電影赴一座城”,這是屬于觀眾的電影節慶,也是屬于這座城市的文化盛典。

今年電影節迎來“加長版”展映,放映周期從6月12日持續到6月28日,6月20日金爵獎競賽結果公布,而影展步履不停,獲獎影片和熱門參展影片將加場加映一周。展映周期長了,展映影片的可選項也豐富了。金爵獎5個單元的參賽片覆蓋國家和地區達到33個,其中,約旦和沙特的作品首次入圍亞洲新人獎單元,摩洛哥影片時隔27年再次入圍主競賽單元。展映單元的南美洲和非洲影片顯著增長,還出現了久違的伊拉克電影。

英國寫實主義電影巨匠肯·洛奇在今年迎來90歲生日,上海國際電影節為他推出特別致敬單元,其中包括老先生在87歲高齡拍攝的《老橡樹酒館》。暮年老人仍以赤子之心關注身邊的生活和遠方的哭聲,世界的風暴搖撼著普通人的房門,敘利亞難民被安置在凋敝的英國礦業小鎮,頑固的原住民和外來者之間從帶刺的試探中發展出笨拙卻真誠的同理心。肯·洛奇的這部電影在一定程度上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追求的理想之光:世界如此復雜,但是銀幕亮起,不同的人們可以短暫地走進他人的世界,跨越地域、族群和文化地理解彼此的選擇。

年輕人是電影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主人

年輕人是電影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主人,這份昂揚的“年輕力”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精神底色。

巴西電影《她的時光機》,鏡頭對準了巴西貧窮村莊里的女孩們,這些小姑娘用角色扮演的游戲,憧憬未來成為奮斗的獨立女性。影片的全部鏡頭和孩子的視線平齊,她們不是被觀察的對象,她們用游戲的童言童語向周圍的成年人、向拍攝者、也向觀眾提問。

新加坡青年導演陳思攸的《核》,用手持DV鏡頭代入16歲的叛逆少女周無法的視角,她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向學校的壓抑氛圍說“不”,向標準答案說“不”,她把中學生暗地的抱怨變成大膽行動,要打破從學校到新加坡社會大環境里那只“無形的水族箱”。

中國導演崗珍是來自拉薩的藏族姑娘,她的《一個夜晚與三個夏天》是兩年前參與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的完成片。藏族導演代際更替,崗珍是第一個在藏地題材電影里呈現拉薩的城市空間和藏族青年的城市生活。

德國新銳導演約沙·邦加德的第一部長片《網紅寶貝我是誰》,把社交網絡的是是非非糅進劇情片,十六歲的盧卡是有著四百萬粉絲的“網紅寶貝”,她從出生起被全家制造成社交媒體的盈利產品。隨著父母新添孩子,盧卡看清了自己是被流量裹挾的“商品”,于是決心奪回屬于自己的人生。影片把社交媒體時代的家庭倫理、成長困境以及流量背后的虛偽和虛無,尖銳地暴露在鏡頭前。

香港導演胡翠兒的第一部長片《媽樣年華》,顛覆俗套的家庭敘事,想象中年主婦媽媽為了從生活中透口氣,瞞著丈夫和兒子去跳鋼管舞。這不是走向和解的溫情小品,影片真正撕開的危機并不是“媽媽的秘密曝光,爸爸該怎么辦”,而是延伸在這個故事之外——當不再年輕的女人想掙脫妻子和母親的身份,這個世界能接受嗎?

新西蘭電影《噬草者》是五個年輕人用1.9萬美元拍出的生動活潑的驚悚喜劇。片中四個好友在度假屋誤食草藥,因此發生一系列不可控的離奇事件,從頭到尾笑點密集且緊湊。影片主創五人,一人導演,四人參演,影片預算眾籌,拍攝場地來自父母支持,一個完全草根的班底拍出了打破喜劇和驚悚類型的新銳作品。

肯尼亞電影《蒙比公主的回憶》也是年輕人敢想敢做的超低成本獨立制作。達米安·奧塞爾身兼導演、編劇、攝影、剪輯、配樂數職,他融合科幻和偽紀錄,影片主線是某位未來世界的導演拍攝紀錄片的創作過程,在元電影的框架里呈現一部并不存在的電影的幕后花絮。奧塞爾很有創造性地使用了AI技術,AI制造的片段成了視聽中突兀的存在,導演帶著批判的思維用AI技術反思AI電影——技術輕易生成一切的時候,恰恰是笨拙的、私人的“記錄”更顯珍貴。

從電影里看到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

《羅斯》《故土》等本年度柏林和戛納影展的熱門影片一票難求,這體現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片單的厚度,而展映選片所輻射的地域和文化的廣度,同樣可圈可點。

展映中的各競賽單元評委代表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隱秘寶藏”。吉爾吉斯斯坦導演阿布德卡雷科夫去年以《黑黃紅》獲得金爵獎,他今年是主競賽單元的評委之一。這次展映單元的《吉爾吉斯少年行》是他的代表作,這也是吉爾吉斯斯坦在1991年以后首部獨立完成的電影。導演以自己的童年經歷為藍本,讓兒子出演,以黑白影像穿插彩色片段的方式,再現一個棄嬰在偏遠村莊長大、進入青春期后面對身份困境。

擔任今年短片單元評委會主席的葡萄牙導演若昂·薩拉維扎,曾在三年內接連獲得短片金棕櫚和短片金熊,他的主要短片都將出現在展映中。《競技場》是2009年戛納影展最佳短片,以真實粗糲的影像還原里斯本底層街區的生態,少年之間的仇恨在烈日下發酵出失控的暴力。獲得2012年柏林影展最佳短片的《拉菲爾》依然聚焦里斯本的底層,視聽風格轉向克制,捕捉被迫早熟的少年極度孤獨的生存困境,他在警局大廳度過的一天里濃縮了三教九流的里斯本浮生。短片《骸骨高城》這個名字來自“黑人精神”運動的最重要作家塞澤爾的不朽詩篇《返鄉筆記》。影片主角是生于里斯本貧民窟的說唱歌手卡爾隆,他在聲名最盛時隱居于甘蔗田,導演找到他時,他頑固地拒絕合作、拒絕被看見,始終是畫面角落虛焦的形象,導演用這次看起來失敗的記錄來呈現一個毫不妥協地脫離社會規訓系統的背影。

事實上,展映單元的大量電影盡管沒有喧囂的話題度,卻能帶觀眾看到無盡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

在去年戛納影展獲得金攝影機獎的《父影之下》,用16毫米膠片的粗顆粒畫質把觀眾帶回到1993年尼日利亞大選的街頭。兩個孩子和他們關系疏遠的父親在這漫長又不安的一天,穿越擁擠、炎熱、騷動的拉各斯城,導演阿基諾拉·戴維斯的這部長片首作,極為成熟地從私人記憶回到歷史現場,依戀和失望交織的親子關系成為對時代氛圍的隱喻。

同樣在戛納影展獲得金攝影機獎的《總統的蛋糕》,是國際視野里久違的伊拉克電影。影片的全部演員是導演哈桑·哈迪在巴格達街頭挑選的素人,電影再現了哈迪刻骨銘心的童年記憶,在這個國家經歷的非常時期,巴格達的總統畫像多過街頭的行人,總統的生日被設為節日,那天被選中的孩子要給他做蛋糕。這是用兒童題材表達的政治電影,它是關于一個時代的幸存者證詞,見證一個普通人借助電影、借助創作的力量從黑暗里走出來。

時間奔流,電影能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是留住一些記憶。

德國電影《弗雷德里希大街站的英雄》是《再見列寧》導演沃爾夫岡·貝克的遺作。影片開拍前,導演已經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他仍然決定要拍攝這部作品:一個瀕臨破產的普通人,被媒體包裝成歷史事件中的英雄。這是一部帶著歷史記憶烙印的電影,也是一部關于勇氣和告別的電影,是導演的人生答卷,他在荒誕喜劇的談笑間,不妥協地逼問此時此刻“平靜生活”的人們,曾經在歷史縫隙里喘息的普通人是被遺忘的人們嗎?那些被時代裹挾的小人物究竟擁有怎樣的悲喜?

阿根廷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以獨特視聽美學聞名,她的新片《我們的土地》剖析阿根廷原住民領袖哈維爾·喬科瓦爾遭白人地主槍殺一案。盡管是非虛構作品,影片保持了導演標志性的感官敘事與空間意識,在土地景觀、人物聲音和官方語言之間建立起緊張關系,檔案影像、社區成員口述和法庭證詞交替出現,揭開土地、權力與殖民歷史彼此纏繞的深層結構。片名和影像呈現的“土地”不只是資源和產權對象,更是拉丁美洲傷痕累累的歷史軀體。

越南電影《發紙水謠》用老式波萊克斯膠片攝影機拍攝,溫潤的畫面顯影長期與世隔絕的越南鄉村少數民族魯克族。這個民族到1959年才由政府安置在特定村落,此前他們居無定所地生活在山林巖洞里。這部民族志電影重點拍攝一位老人定居西貢以后,在晚年向后代傳授瀕臨消亡的本族母語,從這段個人記憶里梳理一個少數民族的文脈。

丹麥傳記紀錄片《姐,上馬》揭示了歐洲罕為人知的傳統文化困境。影片主角卡迪婭·舒曼是歐洲知名馬戲世家的傳人,作為家族的繼承人、接班人,她把一生奉獻給傳統馬戲表演。影片用細膩的光影捕捉著馬戲大篷里奇幻的表演時刻,拍出了個人選擇和沉重的家族命運、文化傳承之間的艱難拉鋸。

老片不老,經典電影永遠年輕

上海國際電影節以致敬大師、4K修復、影史推薦等單元系統地整理重映大量老電影,事實上,老片不老,經典電影永遠風華正茂,它們是展映單元的“壓艙石”。

在短劇、短視頻鋪天蓋地的今天,上海國際電影節為什么敢放映一部時長417分鐘的《鐵路的白薔薇》?阿貝爾·岡斯導演的這部作品是法國默片時代最有野心的電影,是類似世界電影史坐標原點般的存在,特寫、疊映、快速剪輯、推搖運鏡和心理蒙太奇這些塑造了整個20世紀劇情電影的技法和節奏法則都能在這部電影里看到。導演親自編寫的劇本借鑒了左拉的小說,結合世俗情節和文學典故,在家庭倫理劇的框架里展開情欲、嫉妒和道德禁忌的主題。盡管情節看似俗套,導演用極度前瞻的視覺語言,平行并置無理性的命運和飛馳的列車、失控的情感和狂飆的機械速度,多角戀的故事只是表象,它的內在是前現代的人性被現代性的巨輪碾碎的象征寓言。

今年是意大利導演羅西里尼誕辰120周年,重溫他執導的《戰火》《1951年的歐洲》和《印度》,這些電影組成20世紀電影最重要的篇章。羅西里尼重新定義了導演和真實的關系,《戰火》在意大利戰后的廢墟和街頭,用實景和非職業演員讓電影掙脫封閉的敘事,在即興流動的結構里捕捉蕓蕓眾生的脆弱、孤獨和尊嚴,鏡頭掃過普通人的臉,觸到時代的體溫。這是羅西里尼對電影約定俗成規則的拆解和重構,他改變了戲劇,改變了敘事,改變了語言,歐洲現代電影從此起步。《1951年的歐洲》造就英格麗·褒曼空前絕后的表演,她的痛苦是收斂、內化的,觀眾從這個女人的個體哀傷里看到戰后歐洲道德秩序的崩塌和信仰危機。《印度》從社會生活的秩序關聯“古國”的精神面貌,現代電影語言開拓的民族志書寫方式在今天仍被年輕導演們學習借鑒。

比利·懷爾德同樣120歲了。這個波蘭猶太人逃亡美國,在好萊塢拍出了最靈巧的喜劇片和最犀利的社會批判電影,《熱情似火》和《桃色公寓》屬于前者,《倒扣的王牌》是后一類。柯克·道格拉斯在《倒扣的王牌》中創造了他職業高光的表演,演一個為獨家新聞不擇手段的記者。懷爾德批判的不僅是喪失行業倫理的記者,他憤怒地揭示吃“人血饅頭”的機構和爭相付錢“看殺頭”的看客們環環相扣地形成一個全面崩壞的系統。201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把它列入國家影片名錄,認定它具備文化、歷史和美學三重價值。甚至在今天,這部1951年的黑色電影仍是揮向“流量經濟”的一把利劍。

今年2月,紀錄片大師懷斯曼以96歲高齡辭世,上海國際電影節在紀念單元極為難得地全面展映他早年的代表作。《提提卡失序記事》是他驚動世界的第一部長片,以手持攝影記錄監獄醫院里精神病患者的處境,這是“直接電影”的開山之作。影片在紐約影展首映后被禁映長達25年,直到1992年恢復公映,并因此推動美國醫療機構改革,電影成為介入社會的行動。懷斯曼的第二部長片,繼續以無旁白、無干預的手法,記錄費城東北高中的家長座談、課堂討論、教務懲戒等日常,揭示美國現代教育機構運作中的權力結構,被公認是教育類紀錄片難以超越的標桿。懷斯曼在1993年的夏天拍攝邁阿密動物園,從100小時素材里剪出130分鐘的《動物園》,這部思考人和動物失衡關系的紀錄片在公映后即被引入中國,開啟了中國導演以紀實美學為基礎的“新紀錄片運動”。

這些距離現在數十年甚至超過百年的老電影,或是奠定了一個世紀的電影語言,或是引領后世美學,或是時間認可的不朽杰作,重溫這些電影,既是看清電影的來時路,也讓正在十字路口的電影業摸索到未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