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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決定小說風格的是故事與人物
來源:文藝報 | 畀 愚 徐晨亮  2026年06月12日07:55

畀愚,作家。著有《羅曼史》《歡樂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郵差》《叛逆者》《純真年代》《云頭艷》《江河東流》等,部分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上海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郁達夫小說獎等

徐晨亮,畢業于清華大學中文系。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當代》雜志主編。曾任《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

“我需要時間去了解、去深入這片與我緊密相連的土地”

徐晨亮:畀愚你好,很高興有機會和你聊聊你的新作《純真年代》。從最早讀到這部長篇,到《當代》2026年分兩期全文刊發,編輯過程中每次閱讀都讓我激動。這部小說以主人公的成長史和創業史,透視四十年來江南城鄉社會經濟發展,也映照出嬗變的情感與精神生活。你曾說,這可能是自己文學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次寫作。能否先簡單介紹下《純真年代》的創作緣起?

畀 愚:感謝晨亮,感謝《當代》。編發這個小說過程中,我們之間持續的探討與交流至今歷歷在目,我看到的是一位敬業盡責的編輯,一家嚴謹真誠的刊物。

我算是在新世紀初踏入文壇的,匆匆忙忙,幾乎沒什么準備。自從在千禧年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后,就走上了文學創作這條路,寫了一系列現實題材的中短篇。后來,有人把它們稱作是“新寫實”,也有人把它們歸結為“底層文學”。

大概在2008年左右的時候,我已是30好幾的人了,還總想著要往更高更遠的地方去,想著要寫一部大部頭的作品,既是證明自己,更是為了實現內心的文學理想。《純真年代》就是在那段時間里起的頭。當時,我想寫出改革開放以來我的家鄉與周遭的變化。

還是先說說我家鄉所處的那塊地域吧。它是江南水鄉,歸屬于浙江,地處江浙滬三省的交界,被稱為“吳根越角之地”,現在又有了個新名字“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而且是核心中的核心實驗區。那個地方沃土千里、水網密布,素有“魚米之鄉”之稱,它的發展與變遷在浙江的發展中同樣具有典型性與實驗性——以鄉村為基礎,以城鎮為依托,大多是從家庭起步,從半農半工開始,同時又產業集中、地緣親緣抱團。這里就包含著固有的吳越文化與鄉土情結,往往是從一家一戶開始,帶動一個村、一個鄉的發展,過程很值得去挖掘與探究。這也是我們身為時代記錄者的使命,在展現成果的同時,還要一步一個腳印地記錄下發展與變遷的過程。

《純真年代》要展現的就是這樣一個漫長過程,可問題同時也出現了。2008年,當我一口氣寫下六萬多字時,忽然發現,我對鄉村的認知其實是很局限的。雖然我出生在一個小鎮上,并在那里生活了將近30年,站在那里抬頭可以遙望城市,俯首就是鄉村,甚至傍晚散步時吹來的風里都帶著田野泥草的氣息,但那不是一個寫作者提筆就可以書寫的鄉村,那片舉目可見的土地里沉浸了太多我未知的東西。所以,我當時就停了下來,我需要時間去了解、去深入這片與我緊密相連的土地。這一停就是十幾年,但一個寫作者的思緒不會停止,到現在仍是這樣,只要一有空我就回老家去,游蕩在那些鄉村中,因此也結交了一些鄉間的朋友,并見證了這些年來鄉村的變化。很多人后來都成了小說里的人物,他們的言行、他們的人生軌跡也成了這部小說的情節。而這部小說也從當初構思時書寫“改革開放三十年”,成了現在的“四十年”。

我特別要感謝這些人,是他們的真誠與樸實成就了這部小說。

徐晨亮:那你怎么描述《純真年代》這部長篇在你創作序列中占據的位置?

畀 愚:《純真年代》無疑是獨特的,它承載了我整整20年的時光,也陪伴了我從冒失的青年時代步入中年。我之前也說過,創作的過程中,我常常覺得我在書寫的是我自己。

徐晨亮:你提到從2008年左右開始著手創作這部小說,恰好我也是從那時開始關注你的作品。不過,可能跟很多朋友一樣,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你的諜戰題材小說。至今記得,《十月》2008年第1期發表的《胭脂》,讓我當時工作的《小說月報》編輯部諸位師長贊嘆不已,此后連續多部中篇,從《郵遞員》《叛逆者》《暗夜》《新記》《麗人行》,到2017年的《氰化鉀》,幾乎每部都被《小說月報》等選刊轉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叛逆者》的熱播進一步推動著你的創作進入大眾視野。回過頭來,怎么看待這十年的諜戰題材小說創作?

畀 愚:說得夸張一點,那十年,我在寫作的同時,寫作也在重塑著我。但我還是要固執地堅持,我在這十年里寫的不是諜戰小說,而是動蕩歲月里的別樣人生。

前面我提到過,我出生在一個水鄉小鎮,更重要的是我有一個了不起的祖母。她在她那個年代里上過新式學堂,并且沒有裹過腳,這足以讓我們揣測她成長在一個開明的家庭里。在我印象里,她一直是個裁縫,日夜伏在案板前,但其實以前不是的。我寫的《胭脂》里女主角的雛形就源于這個伏案的印象。還有一段她的往事——日軍入侵到處轟炸時,她城里的親戚來鄉下避難,帶著很多細軟,路過太湖時被劫。她竟然可以說服強盜,把財物原封不動地歸還,當然這中間少不了她那個時代里的背景與人情的支撐,但對于一個女人來說,這是需要膽識與智慧的。后來,我把她的一些故事寫進了《麗人行》的主人公錢紫云身上。

在我小時候,每年的幾個大節氣,都會有個鄉下女人帶著土特產來看望我們,直到20世紀80年代祖母離世。那人就是《麗人行》里的錢久紅,是我祖母散盡家財資助過的人之一,偏偏只有她從不間斷地每年來看望我們。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何嘗不是一種反哺?其間又隱藏著多少人心?后來,這個女人也成了我們鎮上的傳奇人物,用現在的話說,一度還是小鎮的首富,但也難免在摸著石頭過河時讓石頭砸了腳,她晚年的時光在監獄里度過。她們都是老天給我安排好了的人物,身上包含了小說需要的所有要素。

《郵遞員》也是這樣,后來我把標題改成了《郵差》。2007年前后,我在上海讀了兩年書,去了一些老地方,總會想起小時候在上海時的景象,印象最深的是郵遞員騎著自行車打著鈴鐺在里弄穿行。這個畫面不斷出現,促成了《郵差》這部小說,跟《胭脂》一樣,我認為它們都是關于愛情的,關于遺憾的,關于我們人生中的那些錯失與復得。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些小說,我覺得很幸運,在需要持續發表的時候,我有不間斷的創作能力。如果說開始寫作的十年,我像個生產廠商,不斷地讓產品面世,開始在市場上有了一點點份額。那中間的這十年,就是到了需要樹立品牌的時候了,好在那些小說的口碑都不錯。

創作生涯的第三個十年,以寫長篇為主

徐晨亮:你自稱“晚熟”而低產的寫作者,其實在小說創作方面已有豐厚的成績與不同的嘗試。早在2001年《上海文學》就連續推出你的五部小說。在你創作的最初十年,就呈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個人面目。已故評論家程德培老師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里,形容你那時的小說有張“表里不一”的面孔,搞笑表情暗藏嚴肅,而嚴肅之下又有不經意的狡黠。有意思的是,你談到自己的寫作有三個十年的規劃,而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的作品,反差很大,以至于有評論說里面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小說家。那么來到第三個階段,你是否希望這兩個面目不同的小說家可以合二為一呢?

畀 愚:我是個沒有什么文學積累的創作者。年少時受父親影響,喜歡看書,喜歡畫畫,在人生最低谷時忽然覺得,那些發表在雜志上的小說我也可以寫。那是20世紀90年代末,我30歲不到,還在當業務員,那么多精彩的人與事幾乎每天發生,就在我眼皮底下,這給了我豐富的創作資源。可能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少了些創作中的所謂禁錮吧。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寫作有時就跟畫畫一樣,得貼著人物去寫。你想塑造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就決定了他有什么樣的言行與思維。所以,我認為決定小說風格的是你所要表達的那個故事與人物。當然,求變之心每個創作者都有,我也一直在不斷嘗試。比如說,早期的那十年,我一直在嘗試小說電影化的寫作,就是讓文字具有更強的畫面感,讓故事更加簡潔,砍掉所有的細枝末節,同時又要把細節處理得更細,就像是鏡頭里的聚焦與特寫。所以,也有人奇怪,我的小說為什么很少有心理描寫?我覺得沒那必要,在影像里人的心理是可以通過行為、表情,甚至是環境與色彩來表達的。我曾試圖盡量讓小說也這樣,后來才發現,當時那些小說更多是吸引了一些導演與影視從業者。現在,已經來到創作中的第三個十年,我打算以寫長篇為主,雖然很累,見效也不快,但寫了這么多年,至少得給自己一個交代吧?我盡量不去重復自己,盡管人會不由自主往回看,但來時的路只是證明了你曾經走過。

每個人都是“山鄉巨變”中的一分子

徐晨亮:回到《純真年代》。你的小說命名常有一種反諷色彩,如《羅曼史》《歡樂頌》《田園詩》。這次的標題是一開始就想到的,還是來自中間迸發的靈感?我曾與你討論過是否還有更好的標題,你堅持使用“純真年代”。為何會如此鐘情這個標題?

畀 愚:當初,我們也就此討論過好幾回,我也向讀過小說初稿的師友征求過意見,前幾天一個制片人還給我發了張“企鵝經典”里伊迪絲·華頓同名小說《純真年代》的封面。未來如果有特別合適的,再版時也可以換個書名。但目前我實在找不出比“純真年代”更合適、更能完整表達與概括這40年的標題。

在創作這部小說時,尤其是在寫20世紀80年代那些章節時,我腦袋里老是跳出《百年孤獨》里的那句:“世界是如此之新,許多事物尚未命名。”可能就是這樣子,最后在我心里形成了“純真年代”這四個字。

試想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的動機是那么單純,又那么急切,只想著要改變現狀,離開這片土地,就像紅旗塘里游動的那些魚,聚在堤壩前,躍躍欲試、瞻前顧后。等到堤壩一旦被扒開,我們就會沖出那條河,身不由己也好,一往無前也好,常常連停下來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雖然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最終會游向何方。

我覺得這時代,就是留在歷史長河里的純真年代。

徐晨亮:你曾在《純真年代》創作談中表示,這部小說寫的是“我們這代人成長與全程參與了的40年,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40年”。這部作品也列入“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小說的主人公馬中林,從年齡上看比你年長幾歲,為何選擇這樣一個人物作為講述這40年“山鄉巨變”的“支點”呢?

畀 愚:寫這部小說時一直有種感覺,我其實在書寫的就是我自己,倒不是說我有與馬中林相同的人生經歷、社會經驗與情感體驗,跟他相比,我的人生要蒼白得多。他是我這些年里尋覓、觀察、了解、篩選后,“我們”中間無數人的結合體。他任性、倔強、肆意張揚、自以為是,而又自卑、隱忍,懂得審時度勢、能屈能伸,身上幾乎綜合了中國農民所有的品性,是這巨變的時代給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最終成為小說中的人物,成為我們所看到的馬中林,在小說構建起來的那個世界里自由成長。他的成功、挫敗與掙扎,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認同,我們的命運從來都是隨時代起伏而起伏的,我們只能在這個時代里逐浪而行,是時代孕育了馬中林這樣的企業家,也是時代造就了你我這樣的編輯與作者。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這40年“山鄉巨變”中的一分子。

徐晨亮:非常認同這個說法。在我看來,《純真年代》突破了當代文學中某種隱形的成規,創造了全新的民營企業家形象。在他們身上,能看到如愛情和洪水一樣無法遏制的對創造財富與新生活的熱望,如何被時代喚醒,并奔涌向前。對于這個群體,你似乎投注了不一般的感情,這是否與你的成長環境和個人經歷有關?

畀 愚:剛才我說過,我的人生是很蒼白的,在一個小鎮上待了差不多30年。那30年里,小鎮上除了一家電影院、兩家舞廳,幾乎沒有別的娛樂場所。我的人生軌跡,完全是遵循了一個小鎮普通青年的成長路徑,在那個全都是熟人、全都知根知底的地方戀愛、結婚、生子,一直到現在離開了20多年,我覺得我已經有資格,并可以負責任地說是從一而終的,我的心里仍舊住著一個普通的小鎮青年。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用寫作者的目光去觀察與審視這個世界,尤其是在這個巨變的時代里,現實在很多時候都是遠遠超越我們的認知的,讓我們不得不作出思考與判斷。

從本質上說,馬中林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只有不完美才是真實的人與人生。只不過,是時代的發展一次次地給他提供了人生的拐點,直到讓他經歷了那個瀕死時刻。這對于小說人物來說是一次脫胎換骨,可以說是真正改變了這個人物在小說里的人生,也讓小說改變了走向,走向了一個更加光明的結局。

徐晨亮:小說塑造馬中林兄弟和馬天亮等人物,在書寫他們的創造史的同時,也用大量篇幅講述他們的情感經歷,里面還包含了某種情感類型學的視角。這背后有怎樣的考慮?

畀 愚: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更愿意把《純真年代》看成是部愛情小說。相信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小說中除了那幾位家長,幾乎每個人物都在伴隨著他們的感情經歷成長。他們或執著,或迷惑,或是被裹挾、被利用、遭背刺,這都是他們的必由之路,是時代賦予了他們更多、更加自由的選擇。所以說,這幾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絕不僅僅是改變了我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追求。從一個鄉村出發,我們的婚戀也快速地完成了從家族本位化的結合,到追求理想的戀愛,從物質與利益上來考量的婚姻,再到精神獨處式的男女關系。從本質上說,每個人都更加遵從自己的內心。但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可能更喜歡老三馬中原。他一生碌碌無為,沖動而深情,從沒在生活中抬起頭正視過遠方,也從沒向生活低過頭,自從18歲愛上一名有夫之婦,相伴相守就成了他唯一的人生。不管周遭世界怎樣變化,不管愛人經歷了什么樣的蛻變,他在整部小說里只有一個身份,就是楊紅玉忠實的丈夫。

我們都知道,男女關系是這個世界最復雜的關系,他卻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了我們——婚姻就是一種最單純的榮辱與共。

徐晨亮:你的創作從故鄉小鎮出發,而寫作《純真年代》的過程里,又用了近20年“了解、觀察、審視這片以我家鄉為中心的土地”。馬中林、馬天亮與故鄉馬家浜這個地圖上找尋不到的江南村莊,以及故鄉眾生之間的關系,能讓人感受到一種復雜的情感,這是否也投射了你的某種體驗?

畀 愚:就是你說的那兩個字“復雜”,如果再加兩個字的話,就是“極其復雜”。

我的許多創作都是依托家鄉這片土地的,因為熟悉,有時可以隨手拈來,但我們不能否認鄉村與鄉村人物是具有許多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這是歷史、地域與鄉土文化、生存環境等經歲月積淀而成的,在小說里面也可窺見一二,同時也是一言難盡的。舉個例子,這些年在鄉村里游蕩,我都是以個人身份去的。我之所以用“游蕩”這個詞,就是為了區別于“走訪”。我得跟村民們深入交往,盡管他們現在很多都住到了城里,但根還在鄉村,那里有他們的企業、作坊與父母。我得成為他們無話不談的朋友,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樣才有人愿意敞開心扉。近20年里,我為這部小說結交了許多這樣的朋友,我們至今還經常相約,因為他們真的很樸實、很樂觀,帶給了我許多寫作之外的樂趣。

徐晨亮:長篇小說《江河東流》選取主人公孫寶琨作為第一人稱敘事者,你曾談到自己意識到這種選擇是有風險的,“他個人視角的局限性,這個人物本身的荒誕、任性,他的無知與偏見,事實上都會成為寫作中的障礙”,但同時又認為“這種障礙也是更能接近于文學的”。《純真年代》再度選擇了第一人稱敘事,不同的是,其中穿插入某種回溯式的第三人稱視角。小說結尾,馬中林躺在病床上,往事一幕幕閃回,“我從未如此的清醒,我的目光甚至能洞穿病房的天花板,一眼看清我人生里的那么多謎團——我從來都不只是那個形單影只的我——更多時候,我就是這個紛繁世界里的一名旁觀者”。是否可以說,你在這部長篇新作里是想做一次大膽的文學實驗,創造一種更為復雜的敘事視角?

畀 愚:是的,我不能算是個安分的寫作者。有段時期我一直在嘗試小說電影化的寫作,是因為創作過程中我經常會發現,文字的表達遠沒有電影鏡頭的表達來得簡潔與順暢,也沒有鏡頭的視角來得多元。尤其在《純真年代》這部小說里,所謂的“我”也就是馬中林,他是貫穿全篇的主人公,但也僅是作者為了小說而塑造的一個人物。我可以用他的視角來敘事、描述,穿插他的見解、心理狀態,同時,在敘事需要時,我也可以像導演那樣,把鏡頭拉起來,用上帝視角讓馬中林成為這段敘事里的一個人物,甚至可以把視角切換到其他人物上,通過那個人的觀感來闡述馬中林這個人物。

在一個以“我”為中心的小說里,讓每個人物帶著各自的視角出現,就像每個演員登上舞臺,當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是那個片段里的主宰,這也是我想要做的。文學只是藝術中的一個門類,我想總有人會從自身出發去做一點新的嘗試,這多少是能給語言類的創作提供一點經驗的,哪怕是不成功的經驗也是經驗嘛。

徐晨亮:在我看來,《純真年代》題材的選擇與主題的呈現,以及敘事的氣象萬千,代表了“70后”作家進入成熟之境后的人生總結與藝術探尋。關于小說試圖書寫的時代巨變,你覺得自己是否做了充分的表達,未來是否將再度拓展新的題材?

畀 愚:這幾十年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所呈現出來的現狀是如此復雜,影響是如此深遠,它改變了中國足足兩代人的人生與命運,豈是一部小說40多萬字可以表達的?《純真年代》中寫的只不過是我們改革進程中的滄海一粟,而且帶有濃郁的地域特性,它對一個時代的表達肯定是不充分,也是不完整的。我想,作為一部小說,它能給人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就足夠了。

我接下來會寫一部國安題材的小說,還想寫關于杭州一起案件的懸疑小說,現在都已經開了頭,但我心里真正想寫的不是這些。《純真年代》是完成了,可還是有很多的人物與素材在腦袋里,它們會時不時地躥出來,時不時地提醒我一下。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就像在等一個遠道而來的人來敲開這扇門,把我帶到我經歷過的那個八十年代。

人就是那么奇怪,年紀越往上長,往事就越發清晰。現在,我就在等待屬于我的那個八十年代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