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方式”——讀《京都情事考》
很多時候,我會信任自己在讀完一篇小說時的第一感覺。讀完張檸先生《京都情事考》的那一刻,我自言自語:“有點意思哎!”我的耳朵聽到我的嘴說出了這句話,我是說出聲來的。這篇小說的確有意思,細節(jié)的生動、語言的活躍(甚至天真頑皮)是“意思”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更直接的“意思”來自實體性的內容:小說不過四萬多字,從體量上來講只是個中篇,但里面出現了好多人物和好多故事,簡直讓人有眼花繚亂的感覺。這是一種“結實的豐富”,就像小說開頭描寫的北京季春孟夏的景色:“沿街滿是高柳老槐、梧桐合歡。高聳的大樹下面開滿了鮮花。”什么花都在春光里開,什么人都在街道上走,一個又一個故事疊床架屋在風里飄著晃著相互剮蹭又擁抱,最后像楊絮一般,纏成團兒落在這個文本里。
我發(fā)現,我沒辦法復述這個文本,事情變得更有意思了。
在今天,復述故事似乎變成了一種非常古典的行為。現代小說常常難以復述,因為現代生活本身便背離了“復述性”的敘事邏輯,媒介技術和權力藝術切碎了它。但《京都情事考》不是那種已經令我們審美疲勞了的碎片化現代主義小說。這里面沒有囈語,沒有似是而非的情感意識噴射,每一個人物都明明白白、每一段情節(jié)都清清楚楚,它們被并排著——通過某些人物關系或情節(jié)淵源的勾連——放在了一起。然而這么一放,原本的“明明白白”忽然有些晃眼、眩暈起來。北方正午的猛日頭在街心花圃上空掛起來了。
許多具有清晰線性因果關系的小故事,并置到一起,組成的大故事卻是無因果、反線性的。這確實有點讓人想到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及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這聯(lián)想貌似有點莫名,但那些錯綜交疊的情節(jié)線索、那一串串被親緣關系并聯(lián)在一起的名字,確實構成某些形態(tài)上的關聯(lián)感,進一步關聯(lián)下去大概還可以點到馬爾克斯的某些作品。當然,《京都情事考》在材料和氣韻上都是非常“本土風味”的,或許用一個同樣本土化的類比對象會更合適:年夜飯。每一道菜都是獨自成立、有頭有尾、明明白白的,但它們一定要被擺上桌來,與相鄰或不相鄰的其他菜構成呼應或關聯(lián),才能以新的意義“成立”,才能以自己的身份加入并成為某種已非自身的形式。這種形式被叫作“席”。
而“席”是不好復述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所以我并未跑題,我正是在談論《京都情事考》的結構問題:文本形式意義上的結構及其背后更大的經驗結構、意義結構。
《京都情事考》的故事發(fā)生在胡同里。一連串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復雜瓜葛,挖到根上大都與胡同有關。進而,這故事的結構和邏輯形態(tài)也跟“胡同”有著相同構造:岔路很多,各行其是,但在隱秘的窄處會到一起。
只看前幾節(jié)的開頭便知。第一節(jié)的開頭是索婭華揮別兒子康寶(以及兒子的奶奶也即自己的前婆婆)走出胡同。第二節(jié)的開頭是陶云慶吃完羊肉在胡同里走著,他即將在胡同口遇到索婭華——再補充一條信息,陶云慶現今在索婭華的前婆婆家租住著,因此也可以說,他是從索婭華剛剛離開的地方過來。第三節(jié)的開頭輪到康寶的爺爺奶奶出場,兩位老人接康寶放學,康寶的同班好友正是第二節(jié)里陶云慶的兒子,這一節(jié)實際上交代了陶云慶為何會成為康寶家的“租戶”。而第四節(jié)一開頭拉出了懸疑片的架勢,遠處高樓露臺上一架高清軍用望遠鏡對準了前三節(jié)里一再出現的胡同。誰在看?是一個叫季春琿的男人,他是索婭華的前夫、康寶的爸爸、前一節(jié)里兩位老人的兒子。第四節(jié)講的就是季春琿的婚變故事,這故事引出的人物又變成第五節(jié)的主角,然后再繞回索婭華和兩位老人的身上。
你看,都是圍繞著胡同展開,也真的像胡同一樣纏繞貫通在一起。每一個故事單元都有內在的、局部的完整性乃至歷史感(大約可以被稱作“某人小史”或“某事外傳”系列),并且還不斷衍生出一些新的支線情節(jié)(諸如陶云慶與茶葉店姐弟的故事),但最后總會在特定的“標記”上不斷回返,勾肩搭背地完成一種未必嚴密卻高度有機的相互掛靠,像把幾組各自拼插的樂高用凸出部扣在一起。一重重頗具時間感的故事景深,被融合進空間性的敘事格局。至于我所說的這種“標記”,其實也正是一種具有裝置功能的時空場景路標。
以第一節(jié)的開頭與結尾為例。此節(jié)開頭是索婭華“揮別胡同深處的兒子”,結尾是索婭華“偷摘胡同口的月季”。現實中短短的一截步行路,她途中的心理時間和記憶容量卻被撐得極長極大,先后置入季春琿、季家老人、童嬿、錢德拉、蘇盛南、陶云慶等一連串人與事。這幾乎是一種“連環(huán)夢”的結構,“往事走馬燈似的在腦子里旋轉”,最后只能拉著空間場景的把手才能脫離時間之夢的亂流:“索婭華鎖著眉頭,耐著性子朝南逆行。”空間標記的轆轤收放著個體記憶的井繩,也收放著不同板塊的故事:“揮別胡同深處的兒子”勾連起第八節(jié)、尾聲部分的開頭;“偷摘胡同口的月季”這一場景則收攏了第二節(jié)的結尾,并開啟了第七節(jié)的講述。《京都情事考》里,敘事無限發(fā)散、情節(jié)野蠻生長,但又總是一再且適時地回到特定的時空標記上來,離心向心競自由。
離心與向心,都不是毫無緣由的行為,而是具有內在的敘事目的與思考指向。我想到兩個表述:“歷史及其結果”以及“細節(jié)的喧囂”。
先說“歷史及其結果”。《京都情事考》里,過往時間不斷地沖擊和介入現實場景,這里的“時間”顯然不僅是純私人、知覺化的狹義記憶,更是關聯(lián)著歷史。小說穿插著寫到了三代人:作為主要視角來源、以索婭華為代表的“初入中年輩”,用“過往”塑造了索婭華們的父母輩,以及用“未來”干預著索婭華們的后輩(例如年輕的“小三”牙小蕓,以及茶葉店的陸家姐弟)。這背后的歷史韻味其實是很濃郁的:老一輩人的性格與習慣里無疑攜帶著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劃痕;索婭華輩從集體生活的情感模式中走來,后來的市場經濟大潮則不斷修改和重置著那些熟悉的情感與關系;更年輕的角色則攜帶著某些更直白但或許也更糾結的經驗沖擊。三者實際糾葛在一起,共同塑出小說的“此時此地”。我個人對索婭華父母婚姻故事的段落印象很深,這段往事又如暗河一般地沖刷、影響了索婭華自己的性格底色和命運波折(第八節(jié)里的“索婭華之夢”正與此相關)。小說中的一段故事與另一段故事能拐彎抹角勾連在一起,一輩人的過往與另一輩的現實也勾連在一起,層層疊疊的情節(jié)背后蟄伏著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精神史的總體面影。但它不是以宏大論證的方式出現,而是體現為具體人物的經歷、記憶,最終凝縮為敘事迷宮里一個個具體的標志性場景。
歷史的結果不是某種結論,不是大型的敘事模板,而是具體的人(及其命運經歷),是微型的敘事裝置。這對應著《京都情事考》的細節(jié)美學。小說對小人物生活細節(jié)的描摹是充分且生動的,這從第三節(jié)“老人接孩子”的段落和第七節(jié)“品茶賣茶”的段落可見一斑。與之相匹配的則是活潑的、極富北京生活感的小說語言,拋開一般意義上的“京腔”元素不提,小說中許多評點概述式的句子也是趣味叢生,堪稱“一套兒一套兒”,例如:“中年離異的人就這樣,高不成低不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抬頭行大地,低頭想白云。”轟鳴的歷史記憶、交織的多線情節(jié),在這里被活化具化為細節(jié)的喧囂、語言的歡樂,信息量很大但負重感很小。作者在文中調侃過詩人,說詩人“對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有興趣,其實他們對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感興趣,甚至故意鄙視它”。那么小說家似乎該做一種糾正性的示范:要對生活本身有興趣、對細節(jié)書寫有把握,換言之,是要以文學的方式(而非社會學、歷史學的方式)去處理今日與過往的人類生活。
我想《京都情事考》大體是做到了,以一種文學的方式、“胡同的方式”。胡同串著連著,看起來一直是在胡同里。旁邊不遠處就是二環(huán),然后是京承高速。但胡同不理會,文學的敘事不一定非要走高速路。文學要去的地方,在胡同里通過說說笑笑、花花草草也一樣能到達——只要你寫得足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