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者、犧牲者以及“無家可歸”者——評張悅然《 天鵝旅館》
張悅然是一位成功轉型的作家,這里的“成功”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從被貼上“80后”“青春玉女”等各種標簽的美女作家,逐步轉型為一個日益成熟的嚴肅文學的實力作家,尤其是當曾經一起因為“新概念”作文大賽叱咤風云的韓寒、郭敬明等“金童”在文壇幾乎消聲匿跡的時候,她這種腳踏實地、不斷求變的寫作更顯示出獨有的價值和意義;二是從一個單純的作家轉型為文學雜志《鯉》的主編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師,身份的多元化為她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可能。從早期的《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到《繭》,再到最新的長篇《天鵝旅館》,其蛻變的過程無疑是令人欣喜和贊嘆的。
值得注意的是,《天鵝旅館》這部長篇小說脫胎于2017年《收獲》首發的同名中篇小說,據其所說,“這次重寫實際上是將類型元素融入嚴肅文學的一次有意識的創作探索”。在這里,我無意探究兩個小說文本之間的關聯與差異,或是追問創作探索的成敗得失,我更愿意“回到人本身”,看看“天鵝旅館”里究竟住著怎樣的一群“人”。
一、掌控者:權力話語與財富神話
封面宣傳介紹這篇小說是在寫“一段看似不可能的女性友誼”,在我看來,本書中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女性友誼”,因為無論是在于玲和秦文之間,還是在于玲和小惠、艾米、黃小敏之間,她們永遠都不可能是朋友,而是互為鏡子的“他者”。正如作者所言,“有時候,女性很難準確地認識自己。她們和身邊的女性互為鏡子,通過對方才能看到自己。當然,她們也是彼此最幽微細小的情緒的感受者。就好像是一種隱秘的電波,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接收到。這里面有慷慨的依戀,也有洶涌的惡意,還有更多無法定義、難以命名的情感。我對無法定義、難以命名的情感充滿興趣。發現和展示它們,在寫作中帶給我極大的熱情”。在秦文和于玲之間,這種幽微細小的難以命名的情感彌散在彼此的凝視和博弈之中,“忽遠忽近,時好時壞”,雖不至于劍拔弩張,卻也暗流涌動——這是女性之間的微妙之處,也正是小說的精彩之處。
從表面上看,秦文無疑是一個擁有掌控力的碧湖山莊的女主人,背靠高官的父親和掙錢的丈夫,享受著奢侈品的滿足與藝術的悠閑,仿佛活在夢境之中,“做夢是富人的權利,這個世界用各種方式呵護著富人的夢”。相較于秦文,于玲顯然是一個無權做夢的窮人、一個被掌控者。她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唯一可以掌控的或許只有廚房電器設備,而這種降格式的物質掌控卻給予她存在感和愉悅感。“這些電器的美妙之處,不在于它們能做出更可口的食物——做出可口食物的永遠是人,而在于它們給操控它們的人所帶來的愉悅。當機器用它的善解人意博得你的會心一笑時,你會感覺這個世界是為了你而存在的。”這種由家用電器喚起的物質性滿足,或許是對人與人之間(保姆與雇主之間)情感性缺失的一種替代性滿足。
于玲以為自己擁有主體性的選擇權,以為自己和秦文之間存在著“一份超出雇傭關系的情誼”,一直回避自己被掌控的事實,陷在一種自己被需要、被尊重、無可替代的身份幻象里,因此“她喜歡聽秦文說‘我們’,好像她們共享著很多東西,而那是由她所擁有的一點點和秦文擁有的很多組成的。‘我們’是她最理想的去處,就像小溪匯入了大海”。殊不知在金錢和身份差異面前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共享”和“我們”,于玲沒有選擇自由的權利,只是“一個走投無路、被收留的人”,而秦文自始至終都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自私自利的雇主,她用高薪把于玲從吳太太手中“買”來,出國前派人調查于玲的家庭背景,乃至不顧于玲為父頂罪的事實而對她進行心理打壓,即使是父親事發之后狼狽回家仍然可以責備于玲沒有照顧好寬寬,“她就像是從一個高等星球掉落下來,不得不和這些充滿缺陷的人生活在一起,并將幫助他們成長當作自己的一項職責”。不難看出,階層的鴻溝始終橫亙在她們之間,由財富和權力滋養的優越感和掌控欲并不會突然消失;換言之,在日益物化的現代都市之中,更容易建立的是人與物之間的情感關系,而非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尤其是在階層高度固化、貧富界限分明的現實情境中。
經常情緒崩潰的秦文背后是情緒極其穩定的胡亞飛。他不僅掌控著秦文,更掌控著自己的原生家庭甚至前妻家庭。在秦文面前,“他不必失去風度,因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這個家始終是他做主。他的沉默里,有一種運籌帷幄的東西”。對于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胡亞飛來說,秦文的優渥家境顯然是其一步登天、實現階層跨越的跳板,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毫不猶豫地拋棄原配妻子和孩子,毅然決然地成為省委書記的女婿。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是一樁讓所有人都得到好處的婚姻:胡亞飛過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并成為自己和前妻兩個大家族的靠山;前妻因為“深明大義”主動離婚,而成為受家族尊敬的擁有話語權的大家長,前妻的弟弟、妹妹還負責打理胡亞飛在廣西的諸多生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都是“寄生蟲”:胡亞飛和秦文寄生于秦心偉的權力,而胡亞飛的原生家庭及其前妻家族則寄生于胡亞飛的資本。這雙重相依的寄生關系,使得“廣西”和“北京”兩方保持著既畸形變態卻又相當穩定的平衡與張力,正如權力和資本合二為一,每一方都各取所需,每個人都享受著掌控或被掌控的權益。
而他們所寄生的“宿主”,即幕后最大的掌控者,無疑是那個“不在場的在場者”—秦心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不僅掌控著權力,更由此掌控著許多人——秦文、胡亞飛、寬寬、于玲以及胡家等——的命運。在女兒秦文眼中,“他太霸道,所有人都活在他的意志之下,違背他的意志能讓人感到自由,就好像從如來佛的手指縫里飛出來一樣”。而在他自己看來,女婿胡亞飛對他忠誠比對秦文忠誠更重要,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們二人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為整個家族提供身份確認和輸送經濟利益。他是權力話語與財富神話的締造者,當然,也是整個神話崩塌的罪魁禍首。神話雖然很美好、很誘人,但畢竟只是神話,猶如鏡中花、水中月般轉瞬易逝。
二、犧牲者:出身原罪與欲望之惡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小說的高明之處在于,重建權力坍塌之后的人物身份以及女人之間的關系,一點一點地進入從常態到異態的變動之中,進入每個人各自的生活情境與內心世界之中。小說仿佛是在證明: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幸,這是生活的辯證法。
對于于玲來說,重男輕女的原生家庭從一開始便讓她背負著無法擺脫的出身原罪,使其成為一個甘愿為了別人而委屈自己的犧牲者。她一直承受著來自親人的傷害,因為“他們認為,那些不犯法的傷害,不算真正的傷害。如果一個傷口長在看不見的地方,就沒有人需要對它負責”。正因如此,她不得不替父親頂罪入獄,背負洗刷不盡的罪名;即使所有的存款被男友陳冬虎騙走,她也不自覺地“當作一種必要的犧牲,一種不良欲望的糾正”。甚至她擔心偷偷回來的秦文自殺,而祈禱其不要有事,“她可以為之做出某種犧牲”。當“犧牲”成為某種習慣、成為“善良”的代名詞,她顯然就被形塑成失去自我存在意義、只為別人而活的犧牲者。也正因為自己缺失了母愛和原生家庭的溫暖,她才會對寬寬投注遠遠超出一個保姆的感情,讓寬寬對她充滿依戀,尤其是當胡亞飛被帶走、秦文被迫逃亡之后,寬寬更是成了她最在乎的“要害”,她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起“母親”的角色,呵護他幼小的恐懼的心靈。與之相似的是胡亞飛的前妻,頂著“深明大義”的冠冕,“讓女人把自我犧牲當成是一種榮耀!但是真有女人愿意活在這份幻覺里,以此為驕傲”。她自覺戴上犧牲的枷鎖,照顧胡亞飛的母親,在幻覺里過著既真實又苦痛的生活。
如果說這些犧牲是顯性的話,那么,更大的犧牲卻是隱性的,那就是:作為一個保姆,她沒有真實的自我生活,她的生活被壓縮在房子內部的房子里,必須把自己的生活建在別人的生活之內,就像畫中畫。“畫中畫”是簡陋粗糙的,也是虛偽的,更是殘酷的,因為“你曾如此深地進入另一種生活,被它捏塑成某種形狀,但等你回到你的生活里時,這個造型只會顯得滑稽,就像一只把自己暴露在外面的嵌入式烤箱。為了適應你的生活,你必須再把自己變成從前的形狀”。無論是“畫中畫”,還是“嵌入式烤箱”,都難逃“自己的生活”與“別人的生活”之間的嵌套、抵牾和糾纏,因為這種生活歸根結底是寄居于他人生活之中的非本真的生活,但它極易造成一種弄假成真、抹平差異的幻象,讓人沉陷其中而不自知;而要想真正成為一幅獨立的“畫”,真正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她就“必須著手建立自己的生活”。不得不說,張悅然對保姆的這種“寄居式生活”的獨特性和非本真性有著非常深刻細致的洞察,也正因如此,于玲的形象才變得格外鮮活立體,這種犧牲才具有了令人回味的更深層次的悲劇性內涵。
于玲是不幸的,秦文也是不幸的,本質上都是因為原生家庭帶來的“出身原罪”,也都是因為被男人的外表迷惑,而不知不覺變成了獻祭給男人的“犧牲”。秦文“獻出”了自己的父親和家境,使得胡亞飛比她更像是父親的孩子,而自己則像個外人;同時,她也獻出了自己,忍受著名存實亡的婚姻,忍受著丈夫對前妻及其家庭的無私付出,即使是當丈夫和父親被帶走還冒險回家為他們尋找“保命的東西”。她并沒有過上自己想要的“自己的生活”,而是一步一步地被推向了父權與夫權為其設定的“高尚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同樣是一個犧牲者。正如她最后終于領悟到的:“女人啊,好像永遠在爭一些不重要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東西,跟我們一點關系也沒有。”在此啟示下,于玲同樣意識到“很多核心的事物,女人根本觸碰不到。可女人卻總是活在一種幻覺里,覺得自己站在舞臺中央,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就像從鵝的眼睛里望出去,看見什么都覺得比自己小”。身份差異巨大的她們最后在女性意識上達成一致,雖然最終沒有握手,但畢竟認清了自我、理解了彼此,這無疑是一位現代女作家對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身份、地位和命運的深刻反思和揭示。古往今來,女人很容易活在愛情的“幻覺”和瑣碎細小的日常生活里,而那些重要的核心的東西(比如權力與財富)只可能由男性掌握,她們,以及那些“忽然消失”的女人們,仿佛那只充滿靈性的待宰的“天鵝”,終究無法逃脫犧牲的悲劇命運。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小說中掌握重要核心事物的男性(秦心偉、胡亞飛以及為了還高利貸而意圖對寬寬實施綁架行為的陳冬虎)同樣是犧牲者,準確地說,都是欲望的犧牲品。小說借逃亡回家的秦文之口說道:“如果人能少一點欲望,會更幸福。”這對于曾經享受欲望之果實而今跌落欲望之深淵的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嘲諷。《天鵝旅館》寫貧富,更寫欲望;寫歡樂,更寫痛苦。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欲望如同鱷魚,越養越大,最終反噬主人——正如秦心偉從市長秘書到省委書記,欲望隨著權力的增大而膨脹,最終違紀違法,跌落神壇——這也正是莫言在話劇《鱷魚》中借另一個逃亡貪官“單無憚”的遭遇所表明的道理。有意味的是,張悅然同時還不忘揭示欲望的悖謬性——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卻輕易可得。秦文無法用所擁有的東西換母親不死,一如秦心偉和胡亞飛也得不到所謂“大人物的把柄”作為救命的護身符。
秦心偉辛辛苦苦一步步往上爬,卻仿佛在沙上建塔,一旦東窗事發,瞬間便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帶來一連串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正應了那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鵝旅館》雖然不是反腐小說,卻同樣具有一定的反腐警示意義,其落腳點正在于小說中那句司空見慣卻意味深長的話——“Watch Your Step”,即你得為自己走的每一步負責。
三、無家可歸者:童心之真與天鵝之死
讓我們最后回到“天鵝旅館”。這只“天鵝”無疑是人類世界的“不速之客”,它的到來,仿佛是為了拯救和撫慰一個孩子恐懼不安的心,也是為了反襯成人世界的種種不堪;而“旅館”則是為了“收留所有無家可歸的人”,無論“誰來到這里,都可以把它當成是家”。突遭變故的寬寬,在家里為自己和天鵝搭建了一間小小的卻又特色鮮明的旅館,也為那些“無家可歸”的大人們預留了一處心靈的庇護所,換言之,“天鵝旅館”的存在,是作者留給童心之真和人間之善的溫暖寓所,是留給無家可歸者最后的棲息之地。
很顯然,這里的“無家可歸”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于玲有家不能回,只能寄居在他人之家;秦文、胡亞飛被帶走審訊,失去權力和財富庇護的碧湖山莊,像是一個半封閉的臨時收容所,收留著于玲、黃小敏和“孤兒”寬寬以及那只孤獨的天鵝。之所以淪落至此,本質上是因為人和物被當作對象事物來計算和算計,“人根本上是在金錢和通用價值的變化中拿他的本質冒險。作為這種持久的交易者和中介者,人就是‘商人’。他不斷地衡量和度量,卻不知道物的真正重量。他也從不知道他本身的真正重量和優勢”。人在商業和交換的媒介活動中,逐漸失去了心靈的內在空間,失去了作為特殊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意義。
在海德格爾看來,“無家可歸”(Unheimlich-keit)就是被拋入世界的“此在”在世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個體的此在逃脫不了的宿命。此在只能逃避到沉淪于常人的狀態之中,逃到“臆想的常人本身的自由中去求輕松”,“無家可歸在畏的基本現身情態中本真地暴露出來;它作為被拋此在的最基本的展開狀態把此在在世擺到世界之無面前,而此在就在這無面前,在為其最本己的能在的畏中生畏”。正如于玲以為自己擁有選擇雇主、選擇工作的自由,以為自己擁有“在家”的歸屬感,而事實上,這樣的常人的“自由”和“歸屬感”卻是虛幻的、非本真的。這種失去自由的沉淪狀態和日常操勞的安然狀態并行不悖,卻也時刻逼迫著此在反思自我的迷失狀態,正因如此,于玲始終處于“茫然失其所在”(Unheimlich)的“不在家”的狀態;而只有當她和寬寬在一起時才會聽到自己的心跳。童心的力量是偉大的,是本真的,按照晚明思想家李贄的說法,“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唯有童心的本真狀態,才能讓身處“畏”“煩”“操勞”之常境中的于玲不由自主地回歸本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于玲本著人性良知和母愛本能放棄邪惡計劃、無私地照顧寬寬,反過來,寬寬也以其本真童心使“無家可歸”的于玲獲得“在家”的歸屬感和本真性,這無疑是一次超越功利的雙向奔赴、相互救贖。
“天鵝旅館”之外的世界,是野心勃勃之人的世界,是主體性過度膨脹的世界,人人都試圖做掌控存在者的“存在的主人”;而“天鵝旅館”則是“世界之中的世界”,是“有中之無”,在這里,可以獲得最本己的安定、自信、熟悉的“在家狀態”,無怪乎對外面世界格外恐懼的寬寬,最終獨自逃回到“天鵝旅館”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天鵝旅館”是人與存在之間的“緩沖地帶”,是讓存在者敞開自身的“林中空地”(Lichtung),使人與存在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緩和,使無家可歸的狀態部分克服。
可惜的是,“在世界之中”終有一死的人,始終與存在處于緊張的、無法徹底克服的對抗狀態。一意孤行的秦文冒險歸來,一瘸一拐,猶如喪家之犬,打破了“林中空地”的寂靜,為了尋找所謂“保命的把柄”,作為藝術創作者的她變身為強力行事者,舉起屠刀朝向藝術和天鵝。后期海德格爾曾為人在藝術中找到了一個“家”,這個“家”也曾是秦文的精神寄托所在,然而,這位“冉冉升起的亞洲新星”為了擔負起家族的選擇,最終用利刃刺破了她所鐘愛的藝術品,曾經被高懸尊仰的愛麗絲·尼爾的畫作被棄之如敝屣。隨后,無辜的天鵝也慘死在她的刀下,成為一堆血淋淋的殘骸。頗具反諷意味的是,藝術品之毀與天鵝之死是毫無意義的,所謂的“保命的把柄”竟然只是寬寬生日聚會的視頻,那個最后出現的紅頭發小丑無疑是對無意義的暴力和一切掌控者、犧牲者的極端嘲諷。無論如何,“天鵝之死”宣告了“天鵝旅館”的破滅、童心世界的崩塌,也宣告了“無家可歸者”終究無法擺脫“無家可歸”的命運——這是“秦文們”的命運,又何嘗不是人類的命運?
四、結語
事實上,自2016年長篇《繭》之后,張悅然便開始破繭重生,越來越關注社會現實和他人命運,越來越懂得將自己對社會和現實的感知投射到小說中,帶著這種關照去體驗人物的痛苦,這種保持在場的嚴肅表達,無疑是對過去抒情體青春書寫的反思與告別。“早期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也有過一個純粹抒情的時期,那時候我和這個世界是一種隔絕的狀態。但是后來,好像現實‘嘩’一下就涌進來了,就像一種氣體,充斥和填滿了每個角落,你再也不能把它隔絕和屏蔽掉了。”在我看來,這種覺醒至關重要,因為一個作家不可能永遠活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更何況那個“純粹抒情”的時期已隨著朝氣蓬勃的時代的煙消云散而消逝,置身于無可回避的新時代語境中,對社會現實和人物命運的關切才是作家身份與良知的確證。
《天鵝旅館》雖然只有十萬字,卻讓我們看到“人”的多樣存在和人心的多種可能。權力和財富相濡以沫,共同創造著人世間的神話,但終究如夢幻泡影,轉瞬即逝。掌控者也好,犧牲者也罷;女人也好,男人也罷,歸根結底,都是“無家可歸”者。張悅然以女性作家獨有的細膩體貼女性人物的幽微心理,更以深刻的洞察與反思揭示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人心變化與個體抉擇,如其所言,“我們寫小說不是為了去直面社會問題。在很多新聞和非虛構里,社會問題可以探討得比小說更深入。那不是小說承載的功能。小說更應該關注的是人心,在一些社會問題、歷史背景下,人的選擇,人心的變化。我們看到的是具有主動性的個體,而不是把人當木偶,讓它被所要面對的社會問題擺布,幫我們演出一幕因果早已預設的戲”。當然,我們也無法否認,有些因果早已注定,個體的選擇在時代的選擇中常常無關緊要,就像小說中的那只天鵝,等待它的往往不是“旅館”,而是“鐵籠”。
作者單位:安慶師范大學美學與文藝評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