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里的城市精神史——評《南京詩詞三百首》
一座城市如果擁有足夠悠久的歷史,那么它往往會在歷代文學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且總有一些地標,會在詩詞中不斷地被重新書寫,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意義。正是在這種反復書寫中,一個城市的文化肌理被逐漸塑造出來,并逐漸內化為這個城市深層的精神品格。
文學家胡小石曾說:“合而觀之,則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莫礪鋒教授進一步解釋:“‘詩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詩城’。中國古典詩詞的三個高峰——六朝、唐朝與宋朝,南京詩詞在這三個時代中獨領風騷,無愧‘詩城’之稱。”南京與古典詩詞在歷史長河中相互哺育,才使如今的南京擔得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世界文學之都”的稱號。在此意義上,莫礪鋒、童強編著的《南京詩詞三百首》,不僅僅是一部地方詩詞選本,更像是一部以詩詞為媒介的南京城市精神史。該書所選詩歌并非簡單按照朝代羅列作品,而是在“南京”這一空間坐標下,呈現出中國詩詞發展的內在脈絡。
在六朝詩歌的格律化、唐詩的成熟、宋詞風格的轉變中,南京幾乎都是重要的文學現場。以宋詞為例,莫礪鋒在序言中寫道:“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宋詞發生了由婉約為主變成豪放、婉約平分秋色的巨大轉變,這個轉變的軌跡點就在南京。”代表著明顯詞風轉變的作品,如朱敦儒的《相見歡·金陵城上西樓》、辛棄疾的《水龍吟》等,都被收入書中。由此觀之,該書實際上不僅是在“寫南京”,更是在借南京觀察中國文學史,可以被視為“一部以南京為視角的微型中國詩史”。莫礪鋒教授以300余首詩詞為線索,將六朝煙水、唐人懷古、宋代家國之思乃至明清金陵氣象串聯起來,使南京不僅作為地理空間存在,更作為一種文化意象、一種中國文學精神的重要坐標而存在。
文學史之外,這本書突出展現了地名的詩學。書中,絕大部分詩歌都與南京的具體地名有關,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部“以詩詞為注腳的城市地圖”。從大的方面說,歷史上南京有過很多古地名:建業、建鄴、建康、白下、秣陵、金陵等。這些地名依然能在當下的南京城中尋到它們的蹤跡,但絕大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的南京市民,也很難真正弄清楚這些地名的來龍去脈。然而,恰恰是這些地名,承載了解讀南京文化基因的密碼。莫礪授認為,六朝古都的第一個朝代是東吳,孫權在這里建立都城,并為此地起名建業,意即要在這里建立王霸大業。后來三國歸晉,統一后的晉朝當然不允許此地再叫建業,就在“業”字右邊加了一個右耳旁。右耳旁一般指城鎮地名,晉朝把建業改名為建鄴,意即這里僅是一個地方性的城市。這些地名,揭示的是朝代的興替史。該書以詩詞串起了歷史朝代的更迭,可以說是以文學的方式為我們講述了中國歷史的切面。
從小的方面說,以“新亭”為例,這個地名在詩詞中多次出現,該書中收錄了范云的《之零陵郡次新亭》、陰鏗的《晚出新亭》、李白的《金陵新亭》等。童強在《晚出新亭》的注解中寫道:“南朝人出都,新亭是告別之地。”自南朝起,新亭便與送別的意象結合在一起,同時又承載著南渡士人的中原之思——東晉初年,過江士人每至新亭,相視流淚,感嘆“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王導則以“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激勵同僚。新亭從一個地名,逐漸成為懷古題材的固定意象,融入文學傳統,形成獨特的文化符號。
更為典型的例子是“長干里”。這個位于中華門外的古地名,因李白的《長干行》而獲得了永恒的文學生命。“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不僅催生了“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個成語,更使長干里從一個普通地名升華為中國愛情敘事的空間原型。書中對這些地名的注解,重新激活了沉睡于歷史中的文化空間,為當下的城市空間賦予了深厚的文化內涵,使讀者能夠從地名的演變中感知歷史的脈動。
該書是一部以南京為空間坐標、以詩詞為媒介、具有深度延展性的文化讀本。它可以讓讀者深切地意識到,城市并不僅僅由街道、建筑與河流構成,更由文學記憶構成。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它是一部可以“按圖索驥”的文化導覽手冊;對于專業研究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城市文學選本的編撰范式——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既呈現文學演進的宏大脈絡,又保留具體地名的微觀記憶。如果說一座城市需要一部詩集來為自己立傳,那么這本《南京詩詞三百首》,正為南京完成了這一使命。
(作者系書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