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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空間的女性書寫:傳統敘事與當代訴求的交融——以《瑯琊榜》為例
來源:《中國網絡文學研究》 | 李瀾瀾  2026年06月15日08:05

摘 要:網絡小說《瑯琊榜》在符合傳統敘事的故事外殼下,呈現了當代網絡文人的探索與訴求。作品重構忠孝家國觀,表達超越仇私的大局觀、“忠君”與“忠國”切分的家國論以及對真相、公道訴求的現代意識;在對兄弟之情的敘述與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展示了當代女性的獨特視角與自我觀照。《瑯琊榜》與《后宮·甄嬛傳》的不同是在同樣的社會現實中理想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的不同抉擇。這些作品的創作與流行是當代人在網絡空間對于傳統文化的回應與共鳴。

關鍵詞:網絡小說;《瑯琊榜》;傳統敘事;當代訴求

2006年四川籍作家海宴在起點女生網連載小說《瑯琊榜》,2007年該小說出書走向紙媒,2011年、2014年分別再版。這本以主人公梅長蘇精心布局之復仇為暗線,以皇子蕭景琰奪嫡登基為明線的架空型權謀小說甫一上線就引發巨大關注。對于眾多讀者而言,該書是以當代網絡文人的眼光解讀與重現傳統文化與傳統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海宴在一次元維度構造了一個符合傳統文化的故事外殼,卻絕不是為了講述一個古人的故事。事實上,小說呈現的是一個當代女性網絡文學作者的情感、探索與訴求。

  一、忠孝家國觀的重構

《瑯琊榜》的基本外殼,是一個復仇的故事:林殊之父林燮(梁國赤焰軍統領,梁帝內兄)、之兄蕭景禹(皇長子)被奸臣陷害而死,而林殊更名梅長蘇改頭換面重返金陵,要為父兄報仇。若從溯源方面來解讀這個故事的話有兩個切入點:一是中國式的復仇,二是中國式的忠奸之爭。當然,在古代文學話語中,其一可以解讀為孝,其二可以解讀為忠。

(一)對傳統敘事的繼承與顛覆

1.孝子復仇

這個故事是為父報仇,卻又不是單純的為父報仇。

先秦時代因父仇而對國君尋求報復的故事都流露出一股義無反顧的孤憤,仿佛報仇是作為兒子唯一的人生價值。鑄劍大師干將莫邪之子眉間尺甚至把自己的頭顱也交予一位萍水相逢的隱士,只求他殺掉仇人(楚王)。伍子胥父兄死于楚平王之暴行,他最終率領吳軍打進郢都,把平王開棺戮尸,鞭尸三百,作為對橫死的父兄的告慰。

在《瑯琊榜》中,更能體現先秦時代復仇特點的是言侯。赤焰軍被屠,主帥林燮等一眾將領被害,祁王(蕭景禹)賜死,晉陽長公主(林燮之妻)自盡,摯友言侯故作遠遁紅塵,不理俗事,暗圖刺殺梁帝。這個默默準備了十三年的男子說:“我別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是想讓他死而已。刺殺皇帝,就是我的終極目的。”沒有諸多的顧忌,沒有對局勢的分析,只有一腔的孤勇。

 如果梅長蘇是一個先秦時代的俠客與孝子,襄助言侯的計劃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但他毫不猶豫地趕去阻止,“可是殺了之后呢?祭臺上皇帝灰飛煙滅,留下一片亂局,太子和譽王兩相內斗,必致朝政不穩,邊境難安”。在這個孝子復仇的故事中,孝子的身份不僅僅是孝子,故事不僅僅是復仇的故事,連仇恨本身也不僅僅是私仇。

2.忠奸之爭

這個故事是忠奸之爭,卻又不是單純的忠奸之爭。

在傳統文學有關忠奸之爭的話題中,悲劇總是始于個別奸臣的陰謀陷害;君王則是以被蒙蔽的明君以及最后的仲裁者的形象出現;與君王的英明如影隨形的則是悲劇的主角對君主的無限忠誠,在他們看來,對于國家的忠誠與對君主的忠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傳明代嘉靖年間秦淮墨客紀振倫作《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清代乾隆年間錢彩、金豐所作之《說岳全傳》均是如此。

在《瑯琊榜》中,有兩點不同顛覆了這種傳統敘事的設定:

其一,赤焰案的罪魁禍首是梁帝。無論是在作者的闡述中,還是在梅長蘇等人的認知里,悲劇的根源是梁帝狹隘的心胸、充滿猜忌的肚腸、狠辣無情的手段與唯權術論思想。承擔奸臣角色的夏江和謝玉兩人遠遠沒有傳統忠奸之爭中重要的地位,他們利用了梁帝的陰暗心理,同時又成為梁帝誅除異己的工具。

其二,傳統忠奸之爭中對君主本人至死不渝的忠誠在此文中蕩然無存。正面陣營的梅長蘇把梁帝看作赤焰慘案的罪魁、大梁政局污濁的禍首,言侯把梁帝看作害死義兄愛人的元兇,靖王(蕭景琰)對梁帝的涼薄與猜忌心灰意冷,就算長期被放逐軍營也從不屈服;反面陣營的太子、譽王等人更是把梁帝當作是爭權奪利的招牌,為了得到禁軍的兵權太子可以暗殺內監,在被囚反省之時,飲酒作樂、非議君父,毫無敬愛可言。

相比梅長蘇等歷劫歸來的人,能夠體現傳統忠孝觀的,其實是那位早逝的祁王:他是一位優秀而有能力的臣子,一心以大梁全局為重;他是一位眾望所歸的繼承人,門下英才濟濟,是公用而非私器;他是一個真正的孝子,當梁帝下詔冤殺他時,他毫不猶豫把毒酒一飲而盡。他像是傳統話語中的完美之人,只能供人仰望追思——小說的最開頭,他去世已久,他治國的理念和思想還在被少數人默默地堅持。而連他的對手也承認“世上再也不會有第二個蕭景禹”(譽王牢中感嘆)了。他“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的嘆息,他心灰意冷的死無疑代表著傳統理想的退場,他思想的繼承者們,吸取了他的教訓,在思想、行事方式、價值取向上有了傳統以外的因素。

(二)現代因素的表達

通過講述梅長蘇“從地獄歸來”的復仇故事,海宴實際上表達了相當的超越傳統的思想與意識。

1.超越私仇的大局觀

與先秦文字中的復仇孝子相比,梅長蘇有太多的顧忌。他的復仇從一開始就被他放置在家國的框架之下,如果復仇的行為會影響大梁的安危全局,他寧愿放棄(對言侯的勸阻)。     

 在整個故事中,梁帝不僅僅是他的仇人,也是擅于玩弄人心、把天下當作私產、把大梁帶入頹境的昏君。因此,與梅長蘇的復仇同步的,是他以及靖王、沈追、蔡筌等人重振朝綱、恢復清明的理想與努力。在傳統話語下,在構筑符合傳統文化的宏大空間內,表達一個切實可行的、關于理想的故事,這是在復仇的外殼之下隱藏的精神內核之一。

2.“忠君”與“忠國”切分的家國論

與傳統忠奸之爭不同的是,《瑯琊榜》中的“忠君”與“忠國”其實是分開的。“忠國”這一理念從祁王蕭景禹到梅長蘇、蕭景琰是一以貫之的;而“忠君”一詞在文中卻遠遠沒有傳統中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于君主的態度,是最能看出《瑯琊榜》是一部現代作品的地方。唯一從內到外都符合傳統忠孝觀的祁王在小說開始之時就已去世,他把“忠君”與“忠國”合而為一的思想就像是一個傳說,只能追憶不能重現。梅長蘇對梁帝的態度從頭到尾都帶著批判與反思,這種對封建皇權的審視視角,體現了現代價值觀對歷史敘事的解構。海宴曾經有在公司上班的經歷,這對于她的寫作還是有相當影響的。

3.對“真相”“公道”的訴求

簡單來說,梅長蘇的復仇不是簡單的手刃仇敵、快意恩仇,他當然有江湖俠客的身份,也有孝子復仇的名義,甚至他還有多次這樣做的機會,但他從來沒有把一刀砍死梁帝作為自己的目標。

他的目的是:赤焰軍七萬軍能夠洗刷污名,林燮、祁王能夠冤案昭雪,夏江、謝玉能夠伏法認罪,太子、譽王等從中獲利者要付出代價,最后,梁帝要有罪己詔的姿態。換言之,他求的不是傳統俠客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而是“真相”與“公道”。為了這“真相”“公道”留在歷史上的毫無疑義,他甚至把自己放逐于家族之外,成為一個永遠的浪子。

在古代,沒有人愿意游離于家族,這是除死刑以外最重的懲罰。在《瑯琊榜》這部網絡小說當中的呈現就是,在一個當代作家筆下,“真相”與“公道”高于一切。

  二、關注男性友誼的女性視角

(一)繼承與批判:《瑯琊榜》與《三國》《水滸》的異同

1.對傳統男性情誼描寫的繼承

傳統文化在刻畫男性友誼方面,尤其是以陽剛著稱的武人友誼方面,有意或無意地實現了對女性形象的排斥。就小說而言,明代的《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無疑是闡釋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的巔峰之作,然這兩部小說對于女性的解讀,一則無視、一則仇視。尤其是在《水滸傳》中,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危害男性情誼(兄弟之情)的角色(如潘巧云之于楊雄、石秀)。

在對男性情誼的表述上,《瑯琊榜》對于明清小說《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有相當的繼承:

其一,作者將小說的核心人物梅長蘇塑造成一個無性的英雄。這當然有他身中劇毒,時時有性命之危的現實原因;也有他已將性命拋擲,不愿拖累他人的高義。更重要的是,梅長蘇在總體形象上是一個“武的英雄”,無論是他身為武將的時刻,還是他身為俠客的時刻,哪怕是他以一個謀士的身份在金陵攪動風云,他也時刻不忘他的雙手是曾經拉過強弓、降過烈馬的。

他的自我認同是武人的、陽剛的;他的朋友與下屬對他的態度是對于強者的仰視;他是強大的,雖然他的外表文弱。承襲《三國》《水滸》等作品的寫作傳統,關于男性價值的認同是獲得同性的認同。海宴在塑造這一形象時,甚至也在無意間繼承了傳統的“厭女”傾向,霓凰郡主與梅長蘇之間被展現為兄弟(兄妹)之情,而對梅一往情深的宮羽被他隔絕在視線之外,其冷淡程度連藺晨都十分不忍。

其二,圍繞梅長蘇形象的第一個圈子,是他與蕭景琰的聯盟。這個聯盟關乎梅長蘇的理想、努力、煎熬以及他們的情義,這個“他們”的領域中,沒有女性。除梅長蘇外,這個聯盟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蕭景琰在作品的大部分時候是以一個領軍皇子的英武形象出現的,一如當初的林殊。在他身上的陽剛之氣甚至明顯到對于代表手腕柔軟的謀士他都厭惡至極。

他平日的交往,或是軍營中的同袍,或是朝中的重臣,或是江左盟的眾人,他似乎沒有私人的生活。他的正妃在多年前去世,兩名側妃僅僅存在于別人的口中。他用他所有的熱情回憶當年的皇長兄(祁王)與小殊(林殊),希望替他們討回公道。在快要接近大結局的時候,出于對新任太子的標準設置,他有了一個正妃。靜貴妃在與兒子談起婚事時,蕭景琰對這個正妃的無視與梅長蘇對宮羽的態度如出一轍:

“母妃,”蕭景琰有些煩躁地皺了皺眉,“按規制辦就行了,我現在哪有心情……”(第六十一章《莫逆相知》)

這跟他知曉梅長蘇真實身份趕去相見的熱切,與不愿增添好友負擔又強行隱忍的深情相距何以千里。在梅長蘇去世之后,這位太子妃也沒有真正地走進蕭景琰的內心:

他(蕭景琰)在東宮的一間素室中夙夜不眠地抄寫本次戰事中那些亡者的名字……可是每每寫到最后一個名字(梅長蘇)時,他卻總會丟下筆伏案大哭,悲慟難以自抑,連已懷有身孕的太子妃,都無法從旁勸止。(尾聲《風起》)

好友離世之后,蕭景琰固執地堅守著他們的聯盟,這體現在他日后的情感、治國方略以及喜怒哀樂的展現上(第二部《風起長林》中有充分的表現),而這個失去了梅長蘇的聯盟中,仍然沒有女性的影子。

其三,以梅長蘇為核心的第二層圈子,包括瑯琊閣的藺晨,江左盟的黎綱、甄平、飛流,赤焰軍的同袍蒙摯、衛崢、聶鋒、聶鐸,金陵好友蕭景睿、言豫津等人,這個圈子也幾乎拒絕女性的進入:聶鋒的妻子夏冬由于誤會,大部分時間是以敵對者的形象出現的;霓凰與聶鐸的情感被看作是對梅長蘇的背叛,在梅長蘇去世后才獲得承認。在小說發展的進程中,遇見愛人并獲得愛情的人其實只有童路,而他所獲得的愛情又正好被證明是敵人設下的圈套。雋娘(童路的愛人)這個女性帶給男性聯盟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機;最后,以這對愛人的雙雙犧牲,童路才終于洗清了身上的罪過。

以梅長蘇為核心的聯盟,非常明顯地帶有傳統文化中論述男性友誼的特質。當儒家的五倫投射在《瑯琊榜》這部網絡小說上時,最為引人注目的,其實是超越兄弟之悌、朋友之善的情義,而這情義的表達,又是對《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的生動回應。

2.批判:對女性惡意的剝離

在繼承的前提下,《瑯琊榜》與《三國》《水滸》的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

當《三國》與《水滸》的作者關注他們筆下的“他者”(女性)時,他們充滿了無視、惡意與詆毀。他們站在男性的角度去洋洋自得于男性之間的情誼沒有受到女性的污染與危害,因此堅不可摧。

海宴在寫作《瑯琊榜》時,雖然繼承了男性情誼網絡中對男女之情的拒絕,但她剝離了對于女性的種種惡意。她筆下的女性形象——比如鎮守南疆的霓凰,睿智沉靜的靜妃,快意恩仇的夏冬,心機深沉的般若——為數不多但依然熠熠生輝。因此,雖然《瑯琊榜》表面上吸收了傳統對于兄弟情誼的表達方式,但它的情感內核卻與傳統大不一樣。

(二)“純愛”:當代女性文人筆下的男性友誼

“純愛”是當代流行文化圈中一個特有的派別,這一類作品的寫作者與預設讀者均為女性,表達的是女性的欲望,但故事內容卻是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愛。在網絡文學當中,“純愛”擁有為數眾多的作者與讀者,是不可忽視的亞文化類型。

值得注意的是,海宴最早將《瑯琊榜》發表在晉江文學城上時,曾經設置過男性主CP(梅長蘇與靖王蕭景琰),之后才轉投“傳奇”類。在經過多次修改后,2014年第三次出版的版本,依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相關的情感表達。

梅長蘇與蕭景琰的故事遵循如下的脈絡: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童年時代→因種種原因分離的少年時代→重逢而又誤會重重的青年時代(常有一方不清楚對方的身份,初見時因為某些因素充滿了敵意;另一方則忍辱負重,擔當著守護者的角色)→在矛盾中相互吸引,偶然機會認出對方身份,最終心心相印的結局。至少一半的有關男女情愛的故事可以放到這個套路中進行敘述。

而作者在具體描寫時也在有意無意地將梅長蘇與蕭景琰的情誼提升到超越單純的兄弟之情的境界,這樣的情誼在傳統話語中似乎沒有對應的詞來描述。而他們身邊的人也在有意無意地扮演著“助攻”的角色。蒙大統領給梅長蘇找住處時,特意找了靖王蕭景琰的隔壁,然后建議在蘇宅與靖王的后院之間挖一條密道,“這樣就算你們平素沒有公開交往,他也可以夜里偷偷從密道過去跟你私會……” 這句話已經直白到了曖昧的程度,在網上長期被讀者津津樂道。

讀者在接受《瑯琊榜》當中的男性情誼時,首先注意的是梅長蘇與蕭景琰,排名第二的CP竟然是梅長蘇與少年侍衛飛流。CP不僅僅指有戀愛關系的情侶,“有時候也指一種曖昧的、界限不清晰的羈絆和情誼,可能包含友情或愛情,或在兩者之間”。在小說中,有大量的篇幅描繪梅長蘇對那位身世坎坷、心智不全的少年的愛護,以及飛流對梅長蘇的依戀之情。這些描寫在一次元的文本中尚可,如果影視化則太容易引發觀眾將他們的情誼轉化為曖昧的解讀,所以電視劇中全部被刪掉了。

(三)網絡女性文人的“他者”想象

1.當代女性的社會境遇

當代女性從各方面而言均處在前所未有的境遇之中。

其一,自近代以來,在諸多社會變革浪潮的推動下,女性解放的進程不斷推進,地位逐步提升,尤其時至當代,女性在社會活動中所擁有的參與權、話語權是前輩們不可想象的。

其二,社會參與權與話語權的提升,也意味著女性社會責任的增加。在傳統所要求女性的家庭義務(妻子、母親、媳婦)沒有絲毫減弱的情況下,社會責任的增加無疑是進一步地壓縮了當代女性的個性空間。

其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期多元價值觀的碰撞進一步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傳統關系中最基礎、最穩定的家庭關系逐漸從家族體系中剝離,放置到一個很不穩定的思想框架內。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家庭關系的模式。

2.當代女性的情感想象與情感安全訴求

“純愛”和傾向于“純愛”的情感表達在當代網絡文學中大行其道,與女性的現實際遇緊密相關。

其一,在千年以來的傳統文化中,大量的男性文人把女性作為“他者”的形象關注著:贊美她們,或者是批判她們;女性的容貌、品德、喜怒哀樂等都一一呈現在男性的筆下。這樣的敘述是與男權時代相伴相生的:男性掌握著社會主動權,所以有權決定女性的位置;男性掌握著道德評判權,所以有權要求女性的德行;男性掌握著書寫權,故而大量在歷史中呈現并進入現代人視野的女性,其實只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已。

所以,當女性在社會活動中有了參與權與話語權之后,她們可以掌握書寫權之后(網絡文學的興起普及了書寫權),她們開始站在自身的角度,把男性當作“他者”,去描繪男性與男性世界在女性心中的樣子。因此,有了“純愛”或者傾向于“純愛”的異世界描繪——因為顯然,這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在這些女性作家的筆下,“純愛”世界的“他者”地位被推到了極致。在這個沒有女性的世界里,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審美與價值取向塑造各種類型的完美男子:想象他們的容貌、品德、才干、氣質、喜怒哀樂,安排他們的情感歸屬,決定他們的位置,贊美他們,或者是批判他們——就像男性文人曾經做過的那樣。

其二,家庭結構的動蕩、兩性關系的不穩定、社會壓力的加重、個性空間的擠壓等因素大大增強了當代女性的焦慮與不安全感。男女之情從傳統書寫中以倫理為依托的夫妻恩義,轉化到20世紀80年代港臺興起的強調愛情至上的觀念。當網絡文學興起之時,正好是愛情至上的男女之情表述的尾聲——當代女性發現瓊瑤筆下單純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可存在性;發現在極為復雜動蕩的當代社會中,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左右愛情的走向,決定愛情的結局。

因此,在網絡文學發展的這二十余年里,大量的作品表達的是對愛情的質疑(《甄嬛傳》),或者是對愛情無力的嘆息(《步步驚心》),與此同步的,則是“純愛”類作品的興起。男女兩性關系的不穩定促使女性向同性情愛去尋找安慰和依靠:在異世界構筑一段完美的感情。這感情并不存在于現實之中,因此它的興衰存亡取決于作者自身的選擇,大多情形下它堅固無比,至死不渝。

其三,《瑯琊榜》不是“純愛”小說。雖然在創作之初,作者試圖以“純愛”的方式來搭建梅長蘇與蕭景琰之間的強大情感聯盟,但她迅速意識到,純粹的情愛實際上局限了梅、蕭之間的情誼發展,而且情愛的排他性妨礙了以梅長蘇為核心的男性聯盟的建立。梅長蘇與蕭景琰沒有情愛的關系,但因為作者細膩柔和的筆調使他們之間有著無法回避的傾向于“純愛”的情感表達,以及比在“純愛”關系中更加深厚、相知的情誼,這一情誼就算是在橫禍加身、君權威逼、歲月流逝的情況下,依然堅定不移。

  三、當代女性的多維度自我觀照

  《瑯琊榜》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較少,且處于較為次要的位置。然而女性作者描寫女性形象,無可避免地帶有幾分自我觀照的因素。與傳統文學中女性價值依附于男性、依附于家庭不同的是,本書中的女性個人意識與個人價值仿佛是自然而生、自然而然的。

   (一)靜妃:傳統框架下的自我堅持

如果把靜妃身上的特質固化,然后讓一位男性作家來塑造的話,她應該是一個符合男權時代話語要求的完美女性:她是醫女出身,為照顧產后多病的宸妃入宮;她是梁帝的妃妾,靖王的母親,林殊的“靜姨”;對她的稱呼從靜嬪、靜妃、靜貴妃到太后,她的姓名始終沒有出現過;她沉默少言,從不爭風吃醋,不挑撥是非,一心一意只是調養梁帝的身體,將靖王撫養長大——這所有的經歷昭示她有一個傳統女性的依附性的地位,以及符合傳統要求的女性品德。

然而在一個當代女性的筆下,這個人物的自我意識與展現出的自我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她不屈從于夫主的情感傾向與價值取舍,長達十多年的時間用沉默堅守著對赤焰軍的信任和對君主的失望;她從不避諱自己醫女的出身(雖然在劇中的設定醫女的身份很低),也從未放棄用醫術的提升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如果沒有她的妙手,梅長蘇、聶鋒都性命堪憂);她以拒絕的姿態面對后宮的爭寵斗艷,避免了主動將自己置于一個由別人挑選的位置;她的明慧與睿智使她成為蕭景琰與梅長蘇最大的依靠。最終,她以無欲則剛的方式成為了皇室的家長,成為天下女子的至尊。

  (二)霓凰:一代女將的人生價值

在整部作品中,霓凰郡主無疑是個人價值彰顯得最明顯的女性。在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時代風云促成了她一代統帥的地位:強敵入侵(強敵楚國興兵),其父云南王穆深戰死,霓凰臨危受命,縞素迎敵,殲敵數萬;從此鎮守南方,統領南境全軍。南境的安穩就是她人生價值的體現,她不僅僅不是傳統社會中依附于男性、依附于婆家而生的女性,她的存在反而是包括她弟弟在內的眾多男性的依靠。

她的個人意識與價值還體現在,她的自我認知中沒有林殊的遺孀這一身份。如果是符合男權社會要求的女性,無論在林殊生前或是死后,她都應該有身為林氏兒媳的自覺,無論她跟林殊之間有沒有情愛的關系——電視劇中就是這樣的設定。如果是一位被傳統稱頌的女性,她還應該有守寡的決心。但在書中,霓凰與梅長蘇只有兄妹之情,這樣的情誼與當年的一紙婚約并不能束縛她不去尋找真正屬于自己的愛情。她最終跟赤焰同袍聶鐸相愛,并獲得了梅長蘇的支持。

(三)夏冬:高階掌鏡使的正義認知

夏冬的形象在書中以極為矛盾的兩個側面引人注目。其一,她是懸鏡司的高階掌鏡使,在一個令男性都聞之色變的特務組織中,以強悍英武的姿態震懾眾人。其二,她是赤焰大將聶鋒的未亡人,以愛人去世之后一夜斑白的雙鬢透露出女性的柔情。她的個人價值在于,從不沉溺于夫妻或戀人的關系,不盲從于君權的威懾,而是堅持自己對于正義的認知。這一認知在梅長蘇等人實現理想的努力中舉足輕重。

(四)秦般若:臥底謀士的故國情懷

秦般若是譽王的謀士,情報組織紅袖招的首領,梅長蘇、靖王的主要對手之一。無論是電視還是書對她的定位都是“蛇蝎美人”,她的智慧曾經一度使譽王在爭奪太子之位的路上所向披靡。但在小說的最后,她的對手(梅長蘇等人)和讀者在評價她的時候卻不能將她與夏江、謝玉等人劃為一類。她所有的行為從未屈從于自己的私欲,在小說中,甚至看不出她有“私欲”的存在。

秦般若的價值成就于她對故國的執念。她繼承了滑國最后一代璇璣公主的遺志,在亂世中忠誠于自己的家國,以復國為己任,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手段有可商榷之處,然對于祖國的忠誠卻與梅長蘇、靖王別無二致。

書中對女性個人意識與自我價值的闡釋是當代女性的無意識表達。在女性社會地位、社會責任、話語權前所未有的今天,縱然作者構建了一個符合傳統的、對女性有種種壓抑與束縛的古代社會,她也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有成全自我的意識,有實現理想的機會,有獨立于男性的價值與精神——這是當代女性的價值與精神。

  四、理想主義者的理想選擇

《瑯琊榜》與《后宮·甄嬛傳》這兩部網絡小說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其一,它們幾乎是同時創作的;其二,它們的作者在網上擁有同樣的身份——網絡女作家;其三,它們面對的是同樣的社會現實:動蕩復雜的社會思潮、冷漠艱難的現代職場、壓力巨大的女性生存環境以及蘇醒并逐漸發展的女性自我意識與自我價值認同。而在這相同的社會現實之上,這兩部作品當中的人物有了一定的重合度。

就人生軌跡和所處境遇而言,《瑯琊榜》中的靜妃其實跟《甄嬛傳》的女主角甄嬛有極高的重合度:她們初時都是以妃妾身份入宮,在終局都走向了女性的巔峰;她們都有一位薄情寡義、令人齒寒的夫主,身處硝煙彌漫、危機叢生的后宮環境,至交好友都死于陰謀與陷害,最初都懷揣愛情的夢想,都經歷過被現實無情傷害的絕望;以及,最終她們有一個登上皇位的兒子(或養子)。

極少有讀者把甄嬛與靜妃進行比較,是因為,雖然有幾乎同樣的生存環境與人生軌跡,但她們之間的不同更為明顯:在面對命運波折時,甄嬛的應對激烈且直接,帶有現代職場的風格特點;而靜妃的寵辱不驚則非常符合古人的生存智慧。在危險陰謀來時,甄嬛在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打怪”中拋棄美好的夢想、道德的底線;而靜妃卻能始終堅守底線與原則,堅守對人命的敬畏;在小說的最后,甄嬛發現除了一個封閉空間中的至高地位以外,她失去了一切,而靜妃還能以一個祖母的心境去享受人生的溫情與寧靜。

    《瑯琊榜》與《甄嬛傳》是面對艱難生存的不同選擇:《甄嬛傳》以較為現實主義的筆觸,讓自己的女主角把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踩在腳下,把頭低到塵埃里,去尋求生存之路,最后人物性格等方面發生了極大轉變。

而《瑯琊榜》則始終不失溫暖的底色與對未來的希望。海宴讓靜妃在深宮中失去愛情、親情,讓她置身于一個冷酷殘忍、惡意重重的環境,讓蕭景琰失去兄長、失去好友、失去對父親的敬仰、長年被放逐在外,讓梅長蘇經歷地獄、浴血歸來,讓聶鋒九死一生、形同鬼怪,然而這所有的一切遭遇都不曾讓他們變成另外一個人,他們的品德、他們的堅守、他們的努力以及他們為之奮斗的理想一如往昔。當現代女性的生存焦慮反映到作品中時,《甄嬛傳》表達的是環境改變人的絕望,而《瑯琊榜》則展現了人積極改變現實的理想追求。

五、結 語

對傳統文化與傳統思想的繼承與演繹是小說《瑯琊榜》最顯著、最重要也是最得到讀者認可的情懷。孝子復仇、忠奸之爭、兄弟情誼的故事被從古至今的文人反復書寫、再三詠唱;保家衛國的兒郎浴火重生、不改初心的經歷在中華歷史上反復出現;傳統的思想與理念曾經與每一個人至深至切。

《瑯琊榜》的巨大影響力在于,它喚起了當代人多少久遠的夢想與共情:每一個人都希望在經歷現實的坎坷時,有靜妃的明慧沉靜;在面對社會的挫折時,有蕭景琰的執著堅持;在遭遇不公與偏見時,有蕭景睿的寬仁忠恕、言豫津的曠達明悟;最重要的是,在歲月流逝和光陰荏苒之后,在各種信息思想的轟炸之下,在社會洪流中我們是不是仍然能擁有如林殊一般的赤子之心?畢竟,這種精神從古至今,歷久彌新。

當代年輕人無可置疑地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局中:數字信息的多元性、復雜性為個體認知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生存壓力直接作用于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女性群體在職場與家庭中積極探索角色平衡,展現出強大的適應能力與創造力;與此同時,那些曾被邊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體系卻在21世紀呈現出顯著的復興態勢。

《瑯琊榜》的創作與社會反響,實質上代表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文化現象——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文化心理轉向:在全球化語境下逐步形成文化自覺后,人們開始嘗試重新激活傳統思想資源,試圖在現代性語境中建構文化認同的“母體”——在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錨定精神坐標。這種集體心理訴求具體表現為:通過傳統敘事與當代訴求的辯證融合來紓解現實焦慮,在文化基因中尋找情感依托,在文化傳承的序列中安置自我價值,在虛構的敘事時空中實現古今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