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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鼻子出走之時,“人”在何處?
來源:文匯報 | 趙 靜  2026年06月11日09:08

1836年,果戈理在彼得堡寫下《鼻子》。一位八等文官的鼻子在某個清晨擅自離家出走,穿上五等文官的制服,乘著馬車出入教堂與官府,比它原本的主人更受敬重。

圖為話劇《鼻子》演出劇照。

與果戈理的原作不同,導演祖拉澤在這一版中加入了女職員這一角色,代表了祖拉澤給予男主人公的另一條路,也即日常的安穩與可能的幸福。 這則荒誕短篇自問世以來便不斷被搬演、改寫、譜曲,無數戲劇人都曾試圖將這只鼻子重新縫回劇場。今年,格魯吉亞導演萊文·祖拉澤帶領“42號戲劇工廠”也在靜安戲劇谷展演中演出了話劇《鼻子》。引人注意的是,它并非是對果戈理的復述,而是一次對話——他保留了原作那把鋒利的諷刺手術刀,卻替它換上了一幅當代社會的解剖圖譜,它解剖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當鼻子可以盜走一個人全部的社會性存在,人,究竟還剩下什么。

敘事重構:鼻子從“失蹤”到“被剝奪”

果戈理原作中,鼻子是如何離開科瓦廖夫的臉的?小說從未給出答案。這種懸而未決的荒誕,正是果戈理的精髓:它拒絕因果鏈,迫使讀者在不可解釋中持續追問,并通過這種追問,反襯出沙俄社會本身那種更深層的、結構性的荒誕。

祖拉澤卻選擇了一條相反的路徑:他為荒誕賦予了理由。在他的版本里,鼻子之所以脫離主人,是因為三個棲居于垃圾桶中的惡作劇小惡魔在某個夜里將它剪了下來;鼻子之所以能僭越主人的社會地位,是因為它真切地奪走了主人的衣物、鞋子、手表,并模仿了他的言行舉止。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敘事重構:原作中那場無法解釋的器官出走,在祖拉澤手里變成了一場清晰可辨的“身份盜竊”。

這一改寫有得也有失。賦予荒誕以解釋,恰恰削弱了荒誕本身。它把“為什么”的追問回收為“因為如此”的敘述,使觀眾從持續的不安退回到平鋪直敘的故事空間里。但更重要的是,祖拉澤的得失之間存在一個更值得關注的意圖。

從實際舞臺效果來看,這一處理的重心明顯從“荒誕的不可解釋性”的主題移向了“身份的可被剝奪性”,這或許意味著導演有意將主題扣向一個屬于21世紀的命題。當鼻子穿走了主人公的鞋子、衣服和手表,當它住進了他的辦公室、簽著他的名字、與他的同事談笑風生,這位中層官員也沒有了小說里的名字,轉而變成了一個無名氏,他所面對的便不再僅僅是“少了個器官”的怪事,而是他整個社會性的存在被宣告無效。他比果戈理筆下的科瓦廖夫境遇更為悲慘:他不僅丟了鼻子,他還失去了住所、衣裝與姓名,淪落到自己曾經辦公室門前的垃圾桶旁,與塑料袋為伴。

這正是祖拉澤改編的當代鋒芒所在。在今天這個由職業頭銜、社交檔案與算法畫像構成的世界里,一個人的身份恰恰可以被這樣整體性地剝離。賬號可以一夜被封,履歷可以被一筆抹去,人的形象可以被深度偽造的“鼻子”所替代,嫁接到虛假的言行上,讓真人百口莫辯。果戈理的荒誕預言,在數字時代化作了具體的恐怖。這只活生生的鼻子,不正是一切“無實質而有權威”的當代形象的化身嗎?當社會身份可以像一件外套般被輕易奪走,鼻子出走之時,“人”首先在他的社會性意義上被抹除了。

與果戈理不同的,或許還有祖拉澤對這一議題的樂觀態度。他加入了女職員這一角色,她是主人公平凡真實的戀人,代表了祖拉澤給予男主人公的另一條路,也即日常的安穩與可能的幸福,盡管在故事的最后,主人公在鼻子提出的屈辱條件前痛苦掙扎,這份情感使抉擇異常艱難,最終他卻將心愛女人作為祭品獻出,以換回鼻子。和它呼應的,是劇中反復出現勒羅伊·安德森1950年代的《被遺忘的夢》,這支抒情感傷的鋼琴旋律仿佛遙遠午后的咖啡館樂聲。旋律散發的溫柔的感傷,和舞臺上發生的殘酷與荒誕交相輝映,祖拉澤將果戈理諷刺中悲憫的暗流推至前景,在諷刺的骨架上敷上了柔軟的情感肌理。無論導演原意如何,劇場召喚了觀眾的共情,而非僅僅批判。

肉身的劇場:歌隊與即興喜劇元素的加入

祖拉澤的另一個劇場改編策略,是將果戈理筆下那個依賴閱讀與想象的文學世界,轉化為觀眾必須用身體去感知的劇場體驗。惡魔歌隊的變形扮演以及節慶化的元素,實現了《鼻子》向肉身的劇場的轉化。

祖拉澤首先引入了三個來自垃圾桶的惡魔作為歌隊,他們是切下鼻子的元兇,是時間的敘述者與評論者。更重要的是,它將原本屬于個人遭遇的科瓦廖夫故事,外化為社會性的奇觀,成為了觀眾可以感知的具體威脅。當醫生想要割下男主人公的臉皮,來自肉身瘋狂的動作與聲音無不震撼著觀眾的心。而這樣的處理在劇中比比皆是,每當主人公陷入某種困境,比如遇到一心只想討好官僚的人,還有一條拒絕被馴化的流浪狗,惡魔們便會出現,對其處境加以變形、戲仿、放大。流浪狗講出的那句西塞羅的冷峻箴言——“奴隸并不夢想自由;奴隸夢想的是擁有自己的奴隸”,恐怕是全劇最鋒利的一個時刻。它一舉掀開了整部劇諷刺的底牌,即主人公追求的從來不是自由,他追求的只是奪回屬于他的鼻子,奪回那個可以再去踐踏別人的位置;而不僅是主人公如此,這荒誕世界的“鼻子”們,莫不如此。魔鬼本應來人間作惡,最終卻發現自己已然多余,所謂“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這句流傳甚廣的戲言,在這里以最字面意義上的劇場形式被實現了。

這種高度外化、充滿變形與戲仿的呈現,其美學血脈直接通向意大利即興喜劇與集市劇場,這是祖拉澤在自述中所明確指出的,并坦言這種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戲劇家皮蘭德婁的啟發。意大利即興喜劇的精髓在于固定面具下的即興肉身,每一個角色都是一個社會類型的化身,演員的身體先于臺詞存在,夸張的形體、突如其來的停頓、與觀眾的直接對話,構成了一種高度反寫實的劇場美學,祖拉澤顯然在這一傳統中找到了與果戈理荒誕精神最為契合的劇場語法。

舞臺上的演員們手舞足蹈、縱情歡鬧,仿佛一場未醒的狂歡?!皭耗А眰冿椦葜煌纳鐣矸荩龀龌騽游锘模ㄈ缌骼斯罚⒒蚩植阑模ㄡt生切鼻子)的身體行動。祖拉澤還讓演員飾演的“鼻子”以一種近乎原始本能的猴子的樣子般出場,以肢體沖擊呈現“被賦予地位的空殼”的非人性本質:它只有攀爬與搶奪的形體沖動,毫無人的精神與情感。

集市劇場的元素則帶來了另一層維度,它消解了“第四堵墻”,讓演員與觀眾之間的關系變得游戲化、節慶化。劇中“鼻子替換主人”的情節、“惡魔變形為各路角色”的情節,以及那些突如其來的歌舞段落,都帶有這種節慶化的混雜氣質。在皮蘭德婁的傳統中,“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界限本就是劇場最大的謎題,祖拉澤繼承了這份遺產,他讓整個舞臺游走于夢境與現實、寓言與新聞、地獄與人間之間。

祖拉澤對觀眾說:“它像你童年時讀過的一個童話。等你長大之后再次回到它面前,它突然變成了一面鏡子。”是的,在《鼻子》的劇場中,“當你的臉不再屬于你,你還剩下什么?”這一發問從未如此切膚。這或許正是果戈理這則將近兩百年的荒誕寓言依然值得被反復改編的原因:那些荒誕的人與事從未真正離開我們,他們只是在不同的時代里,換上了一只又一只新的鼻子。

(作者為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