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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如何重寫《天鵝旅館》
來源:《文藝風》 | 張悅然 高翔  2026年06月16日07:43

2024年,張悅然出版了長篇小說《天鵝旅館》。這部小說并非她的首次創作,而是對她2017年發表在《收獲》雜志的同名中篇小說的重寫。在兩個版本的“天鵝旅館”中,本打算綁架雇主子女的保姆于玲,雖然在得知雇主家中發生巨大變故后,均決定放棄這次不光彩的行動,選擇留在空無一人宅邸中繼續照顧其子女,但二者在主題的設定、人物的行動甚至寫作的風格與方式上,漸漸有著明顯差異。

在張悅然不短的創作履歷表中,重寫尚屬罕見。而如果想要從更深層面理解《天鵝旅館》版本的變遷,我們也許還應追蹤至張悅然2009年發表于《鯉·逃避》的短篇小說《家》。在這篇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了保姆的形象——小菊。在那間雇主不告而別,空無一人的房子里,小菊與兩位于玲“遙相呼應”。通過對以上三部小說的比較,我們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張悅然重寫《天鵝旅館》的緣由、限度及其內涵,并找尋到一位作家十余年來創作的那條軌跡。

一、作為起點的《家》

高翔:印象中,你似乎一直很喜歡關于管家、保姆這類角色。我想知道這是否跟你自身的經驗有關。在《家》的寫作中,小時工小菊這個角色是如何出現在小說中的?她是否存在一些原型?

張悅然:寫作《家》確實是因為對保姆這個職業感興趣。我家當時有一個小時工,她在我們小區里可以深入到很多戶人家。那個小區以年輕人為主,有很多剛到北京不久的自由職業者,我對他們的精神世界很感興趣。有次,我的小時工對我說,她在一個人家里干活,雇主忽然對她說,你別干了,坐下來,聽我說會兒話。我的小時工于是坐下來。她那天的工作就是聽雇主說話。當時我覺得很有意思,一個人為什么會選擇向小時工傾訴呢,可能因為她覺得小時工和她的生活沒有任何交集,不會將自己的秘密傳遞給自己圈子的人。她把小時工當成是樹洞。一件“靜物”,并不需要任何回應。我感受到這其中有一種殘忍的、隔絕的東西。后來我還和這個小時工一起去別人家打掃衛生。那個時候我會意識到,當你是小時工的時候,其他人會盡量避免和你的眼神接觸,當你不存在。

我寫的短篇小說《家》,有一些背景是真實的。我的小時工的確是四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她家受災嚴重,房子坍塌。但她還是泰然自若地繼續在我家和其他的人家里做小時工。我問她你不想回家嗎?她對我說回家有什么用呢?現在房子沒了,不是更需要錢嗎?回家能解決什么問題?倒是我和我周圍做媒體的朋友像是受到了感召,在地震后第三天趕去北川做志愿者。我和我的小時工好像發生了身份的交換。我想象著我走了以后,或者說,類似于像我這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走了以后,這個小時工在我的房子里繼續生活的故事。

高翔:對于《家》這篇小說來說,汶川地震確實是很重要的背景。這樣的背景實際上構成了小菊的雇主裘落和井宇這對小資產階級情侶尋找自身意義與價值的一個動機。他們紛紛去汶川了。我以為小說最初的設定就只是關于裘落和井宇的。如果只寫這兩個人,也能構成完整的故事。但其實小時工小菊的形象是更早出現于這個故事之中的。

張悅然:是的。這個小說出現在我的頭腦中的最初畫面,是一個保姆和一個空房子。我從一開始就比較自覺地帶入了小時工的視角。代入與自己身份、處境完全不同的角色,通常會有一些挑戰。但我寫《家》的時候,好像沒有覺得這很困難。或許是我和我的小時工之間親密的關系,以及我作為小時工的工作體驗幫了一些忙。

高翔:我想知道你在寫作《家》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開始關注關于管家、保姆的小說或者影視作品。我記得你那時候很喜歡電影《冷酷祭奠》以及原著小說《女管家的心事》。國內也有類似的傳統,張愛玲的作品中也會經常出現傭人的角色,比如小艾。你是如何評價和看待這些類似的小說和傳統的?在《家》的寫作中,你是否也存在與一些經典作品進行對話的愿望?

張悅然:在寫《家》的時候,并沒有任何對話的愿望。如果真有的話,那個對話的文本或許是伍爾夫的《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寫《天鵝旅館》的時候,《女管家的心事》的確曾縈繞在我的頭腦中。魯斯·倫德爾的這部小說是一個類型小說,寫得扣人心弦。我覺得那個小說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尊嚴的重要性。自尊對于保姆這個階層的人,很多時候是一個護身符式的東西。尊嚴是不能夠被踐踏的,或者說是應該被呵護的。于玲身上也體現了這種尊嚴。另外,還有一個文本比較晚才來到我視野中,匈牙利的女作家薩博·瑪格達的作品《門:一位女作家的自白》。它講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和管家之間的故事。那個管家是一位老太太,她的身上有一種非常野蠻、原始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對這個女知識分子構成了很大沖擊。這個文本對我的影響很大,雖然寫法完全不同。《門》是以一種自由、直接的方式去寫,而且是從那個女性知識分子的角度,視角也有差別,但是那個小說里連字都不認識的女傭身上有種原初的能量特別打動我。

高翔:我們再回到《家》。這個小說里有一個細節,是小時工小菊與他丈夫的一個對話。小菊本想說,咱們再這么一起過下去,沒什么意思。但是她在講出這個話的時候,把意思改成了“意義”。這個“意義”很有意思。在《家》這篇小說中,不管是男女雇主,還是小菊這個人物,他們都在試圖找到一種人生的意義。我覺得你對保姆這個角色最初的興趣,可能也在這一點上。你覺得這樣一種職業,因為深度參與到別人的生活當中,于是很難建構起自己生活的意義,或者說,無法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

張悅然:是的。我希望保姆在我的小說里,并非一個職業,一個工種,而是一個身份,這個身份反映了當代都市生活里很多人的處境。他們將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別人的生活里,在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里,尋找、謀求、維系自己的一小塊領地。

高翔:你剛才也談到《家》這個小說有自己的真實經驗。比如你家的小時工是四川人,在汶川地震時家里受災嚴重,但她選擇在大城市繼續打工賺錢。在《家》這篇小說中,小菊這個人物雖然在地震后也沒有回四川,但其實她在那間空房子里有一個自我省思的過程,她會在那段時間試圖找到自我人生的一點意義或者價值。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小菊如果僅僅依靠自身,因為家中受災,那么她是不會思考所謂的人生的意義的,她試圖找到人生的意義、思考人生意義的契機,實際上是來源于她的男女雇主。雖然可能這是她自己想象的——他們都去了汶川。這樣的設計,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張悅然:我們總以為重大事件的發生,可以使人頓悟和改變。其實并非總是如此。對于小菊這樣一個早已知曉人世艱難、世事無常的人來說,她對此有所準備,這也只會鞏固她既有的認識。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當一個人有機會離開自己的位置,以他人的視角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改變或許更容易發生。《家》創造了一個契機,小菊可以讀到她兩位雇主的信,從中了解他們的困境。從了解到理解,需要一個過程,她不能說完全理解他們,但是她試圖去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里,她也更理解了自己。

高翔:在《家》這篇小說中,尤其是關于小菊的部分,你其實已經開始探討一個問題,就是金錢與自由的關系。在這個小說里,小菊獨自在雇主家中時,閑來無事思考,會想到一個悖論。我們一般會想到,有錢才有自由。但對于小菊來說,雇主沒有付費的這段時間,她卻感到了一點自由。而當她賺錢的時候,這種自由感卻并沒有獲得。后來金錢與自由關系的主題,你在《我循著火光而來》《天鵝旅館》等小說中也有過探討。我想知道你對于這個話題之所以感興趣的原因是什么。《家》與此后的小說,在這個主題的討論上,有什么差異和延續?

張悅然:是的,金錢與自由的關系,其實在《天鵝旅館》(長篇版)里有更多的討論。比如說,于玲是雇主秦文從別人家里搶過來的。那個前雇主對于玲說,我是不能夠對秦文說“不”的,但你也許可以,你比我們這個階層的人要自由。于玲自己也認為她確實有說“不”的權利。但是她很快意識到,當對方提出一個比她原來的薪水高很多的價格時,她是根本沒有辦法拒絕的,所以她后來還是去了秦文的家里。于玲的遭遇和小菊的想法是一體兩面的,它們都展示了,金錢在形塑和規訓我們,讓我們在謀取自由的路上失去更多的自由。包括在《我循著火光而來》里面,我也試圖建立一組有點像多米諾骨牌式的關系,一個人倒了,其他人都跟著倒了。這些人之間的關系,很多時候是建立在金錢之上的。

很多作家都說過,小說是物質的。小說里的人物如何謀生,金錢對他意味著什么,非常重要。我早年寫的小說里,人物往往不具有世俗性,金錢不是他們的追求。但是到了《家》的時候——或許因為年齡的原因,金錢忽然涌進了我的小說世界。保姆小菊之于我的意義,或許還在于她是我小說里第一個為生計所苦的人。從她之后,不管人物處于什么階層,他們和金錢的關系,都變得無法忽略了。

高翔:你回頭再讀《家》的時候,是否會認為這個小說,實際上奠定了你日后,包括《天鵝旅館》在內的若干寫作的母題,比如關于階層、金錢、權力、性別,甚至包括保姆這一視角等等。

張悅然:《家》里面出現的對于階層、權力、金錢等問題的探討,在之后的《大喬小喬》《天鵝旅館》中得到了延續。但《家》里面的另一部分內容,我還沒有處理。未來我也許會涉及。2008年發生了汶川地震,也舉辦了奧運會。對于“80后”來說,那是他們情緒高漲、比較理想主義的一個時間點。但只是過了短短十年,他們的理想就幻滅了。當他們變成中年人的時候,變得極其務實、沉重,年輕時的反叛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現在遇到的生于90年代后半期的年輕人,都會說很懷念2008年那段時間,那時候有博客,剛開始有微博,人們在互聯網上進行很多自由而犀利的表達。他們在那時度過了少年時代,那段時間形塑了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就像我們懷念2000年一樣懷念2008年。現在回頭看那個時間,會看得比較清楚。我想寫的那個故事的一部分,和那個時間有關。

二、未完成的“于玲”

高翔:中篇小說《天鵝旅館》,作為你重寫的一個基礎,其實原先的主題重心并不是那么偏向女性處境的,而是關于惡、關于善,以及二者之間的轉化問題。這個中篇小說里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綁架進行時,雇主家破產,于玲的男友盜取了她的存款,而這一系列災難反倒令于玲獲得了一個救贖自我、保持自我清白的機會。我覺得你當時寫作的側重點似乎在這里。而且那一段時間,你其實一直很關注寫作人性中的惡,比如《動物形狀的煙火》,包括《繭》中也包含對惡的流傳的追蹤。你對惡這個主題的關注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會將惡作為你那段時間小說寫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張悅然:關于惡的探討,在《繭》里會做得比較極致。惡的世代流傳,惡的大小如何丈量,認罪與贖罪等等話題,都在《繭》里有所涉及。但在寫《天鵝旅館》這個中篇小說的時候,主人公要經歷一個從惡到善的轉變,它對我來說,是比較難處理的。我自己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所以我不相信人能發生從惡到善的轉變。當作者自己不相信的時候,可能就無法寫得非常篤定。現在看起來,當時這種轉變沒有做得特別完善。結尾的溫暖,對我來說,有點草率,有點粉飾太平。

高翔:你從一開始創作這個小說的時候,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從惡到善的故事嗎?因為在你的小說中,惡意事件經常成為小說終結的點,小說停止在了那里。比如這個故事也可以停止在綁架發生后,孩子的祖父被緝拿這一個時間點上。富貴人家的變故,促使于玲有了轉變。故事就此完結。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中篇小說中,綁架案占據的比重非常大,幾乎占據了全篇的三分之一。所以我想知道你在初次寫作這個故事的時候是怎樣考慮的,是否也想過將故事停在綁架未遂之后?

張悅然:我覺得是這樣,我有一部分小說,比如《我循著火光而來》《天鵝旅館》,它的開端都是在一個突發事件或者一種特殊的情境下展開的,借此我們會看到某種表面看起來堅固的東西,比如權力關系,忽然之間轟塌。在這種狀態下,人性里面的一部分內容會暴露出來,就像一種人性的實驗,在極致的情況下,我們會看到被困在一種既定關系里或者這個關系忽然被解除了的人,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對于中篇小說《天鵝旅館》而言,最重要的是,這個富有的家庭忽然轟塌,保姆承擔起一些責任,擁有了一些權力,她該怎樣去支配這些權力。保姆這個原來最邊緣、最微不足道的人物,走到舞臺中央,手握大權,接下來她會怎么做,這是故事的重點,所以我不太可能讓故事停在綁架未遂之后。但是我確實在寫到中間的時候,想過讓故事停在綁架未遂,保姆和她的男友要不到贖金,他們只能把原來假裝去野餐帶出來的食物全吃光。這個時間點上他們美美地吃了一頓,有那么一刻,因為不用去想下一步該干什么而感到自由。這個自由有一點像前面我們討論的小菊的自由,她忽然失去了付錢的雇主,卻換得了時間,感到很自由。而這里,綁匪失去了要挾對象,他們也獲得了自由。這個故事有些卡佛的意味,帶一點古怪和荒誕。或許也不錯,但我還是無法抵制做一場“人性實驗”的誘惑。或者說,我也無法把于玲拋在那里不管。我感覺她還有很大的成長性,應該讓她往前走一走。

高翔:在中篇小說的版本里,我們已經能看到,其實里面不只有于玲這一個女性形象,而是有一個女性共同體的雛形,包括健身教練黃小敏,還有孩子的幼兒園老師艾米。文本中也涉及女性的一些共同經驗的探討,但這個女性群體之間的彼此理解、扶持,似乎是因為當時既有的善、惡框架,很難展開?

張悅然:是的,這場人性實驗當然不是一張只交給于玲一個人的試卷,它也交給了黃小敏、艾米老師。所有人都在這個大事件發生之后,出于自己的目的,有所行動,有所舉措。在中篇版本里,我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

高翔:在中篇小說的版本中,女主人秦文實際上并沒有出現,而是通過于玲的視角回憶出來的。

張悅然:我記得我在那個版本里,把女主人寫成了一個很壞的人,于玲對她的態度也很偏頗。對于秦文這個角色來說,這樣寫不太公正。在那個版本里,還是存在一些階層天然對立的觀念。但在長篇小說里,其實在講女性的處境,這可能是超越階層的一個存在。女主人和保姆的處境差別,真的有那么大嗎?

高翔:關于小說里的女性人物,我再插一個問題,無論是中篇還是長篇,黃小敏這個角色一直分量很重。為什么你要考慮設置這樣一個健身教練的角色來擔負如此重要的、對于玲起到精神支持的一個任務?她實際上離整個家庭、整個故事都很遠,她比于玲的男友更像一個闖入者。或者,我問得更具體一點,這個角色的任務,為什么不能是其他背景的人物,比如由另一個保姆來充當?

張悅然:在我看來,選擇黃小敏是因為我覺得她的階層是流動的,一方面她和于玲的處境、階層差別并不是非常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黃小敏也是來自底層。但是健身教練的工作,又讓她可以接觸到一些上流社會的人。這是基于我對城市的一個觀察。城市里的很多人,其實是處于這樣一個流動的階層里。他們的幻覺往往是最大的。另外,我也很喜歡黃小敏曾經作為運動員的身份,她所擁有過的為國爭光的抱負、夢想在現實中是無法兌現和安置的,所以她對秦文的丈夫的情感,在我看來是一種轉移,是她安置夢想的地方。也許你會覺得這個人物很奇怪,因為她與我小說里出現的女性角色都很不一樣,她不是一個用情很深的人。可能我的小說里面總是有很多被一份感情困住的人,但黃小敏不是這類人物。

高翔:她身上很有喜劇性。

張悅然:對,她很有喜劇性。而且她和男孩發展了一段不錯的友誼。我也希望給男孩找個好朋友。

三、重寫“天鵝”

高翔:我在讀《天鵝旅館》長篇版本時,有一個感受是,于玲這個人物確實是屬于張悅然的。她身上有很多不合時宜、彼此矛盾的部分。于玲這個人物的特別之處是,她其實意識到,比如她在插花、做一些精致餐食等事情上有一些微妙的興趣和天賦,但她也意識到這些天賦與自己的身份、社會位置是不匹配的。我在讀的時候,經常下意識地將這本小說與《溫柔之歌》作對比。《溫柔之歌》中的保姆,實際上有一種錯覺,她要真正成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之一。當她無法達成這個愿望,她就要毀滅這個家庭;另外,可能還存在一種保姆的慣常形象,這個保姆會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這只是一份工作,她要著力做的是構建自己的生活。就像小說中的另外一個保姆形象,她經常會順走雇主家里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她用來填充自己生活的。小說開篇,于玲劫持雇主家的兒子寬寬,也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生活,但是這個暴力事件很快停止。所以于玲很像是介于這二者之間搖擺的角色。開篇的暴力事件實際上是一個觸發點,使于玲跳脫出了以上二者的行為框架,開始以自己的方式來進入這個家庭。所以于玲的選擇,或者你寫作的選擇,似乎跟以上兩種常規形象所實施的行動都不太一樣。于玲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獲得了,或者說試圖獲得自己的一種主體性。

張悅然:是的,我覺得于玲時而想要融入這個家庭、時而想要一走了之的想法比較真實。大多數時候,在她獲得尊重和肯定的時候,在她不去思考未來的時候,這個生活都是相當安逸的。然而,另一些時候,她明白她不可能當一輩子保姆,必須搭建自己的生活。所以她需要那個不怎么可靠的男人冬虎,縱然他再不好,他也是和她一起搭建未來的人。小說中富貴家庭轟然崩塌這個大事件發生之際,于玲掉入了一個時間罅隙里。在這里,時間暫時停滯,她也暫時離開了保姆的身份,于是她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思考她和孩子的關系,她和女主人的關系。

高翔:改寫成長篇的體量后,《天鵝旅館》中的幾個人物形象其實都有很大的改動。改動最大的一定是主人公于玲。《天鵝旅館》的中篇版本中,寫到于玲留下來的很大的動機,是來自促使她喪子的創傷性經驗。這是于玲生命中最隱秘的部分。這個孩子是她在談戀愛的時候,因為疏忽,間接造成了他的溺亡。而多年后,于玲又因男友的緣故差點傷害另一個孩子。當這種創傷性回憶與現實有了重合后,于玲似乎能夠通過挽救和照顧一個孩子,替代性地向過去自己失去的孩子進行彌補,或者贖罪。其實我當時看的時候,覺得這個動機很充分。但在長篇中,喪子之痛的秘密被剔除了,替換成了于玲替肇事的父親“頂包”的事件。這樣的處理是基于怎樣的考慮?為什么在重寫中,原有動機和秘密變得不再重要?

張悅然 《天鵝旅館》

張悅然:我覺得是因為秦文的出現。在寫作于玲和秦文這兩個人物時,我希望能形成一種鏡像關系,用來展現她們與男人之間的權力關系。之前中篇里喪子的遭遇讓于玲陷入內疚和自傷,是比較內化的一種痛苦,沒有出口,而且這也使她和寬寬的關系變得復雜,她愛寬寬似乎是一種移情。此外,于玲替父親入獄這件事,于玲是想要證明自己有用,不比男人差,可以坐到所謂的“駕駛位”上去。在這個版本中,于玲的性格里展現出更積極、更有活力的部分。我覺得在女性的思維里,經常會出現一種犧牲的幻覺。于玲是如此,秦文也是如此。在新的寫作中,我其實是在處理女性在為誰而活,為誰奉獻,站在她們背后的那個人是誰的問題。我覺得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于玲過去的歷史就變得清晰起來。

高翔:女主人秦文的出現也很有意思。一開始,秦文實際上仍是以惡的面目出現,比如她非常武斷地將于玲從上一任雇主身邊搶走,得知于玲有案底后,將此作為要挾,逼迫于玲一直留在這個家庭中。而秦文最后的出場,你在寫這部分的時候,其實是用了“自白”的方式。這讓我想到阿特伍德的小說《格特魯德的反駁》。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有大段對格特魯德的斥責,但是格特魯德的回應是缺失的,讀者會認為這是格特魯德對哈姆雷特的問話無言以對。阿特伍德《格特魯德的反駁》實際上是令沒有發聲的格特魯德發聲了。重寫后的《天鵝旅館》,似乎也構成了與此前中篇版本的一個互文。在原本的中篇小說中,秦文是失語的,她其實代表著權力,或者說你想寫的“惡”的一部分。但是在長篇中,你讓秦文開口說話,進行了表達。

張悅然:就像我前面講的,我之前把秦文這個角色寫得太偏頗了,把她和于玲完全對立起來。后來我意識到并非如此,她們其實有很多相似的部分。所以我把秦文請到了“臺前”,讓她發聲。我們會在秦文的講述中,明白她也受制于她身邊的男性。我們會看到,每個女性都困在她自己的那個格子里,這個格子里面可能有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身份。但最后我想讓她們意識到,她們的處境是相似的。

高翔:你在長篇小說里面提到,實際上秦文不只嫉妒于玲占有了自己的兒子,與自己的兒子建立了特別深厚的情感關系,另外,她實際上還嫉妒自己的兒子占有了于玲,秦文在內心深處也渴望與于玲建立一種情感關系。也就是說,在長篇小說中,你也讓秦文重新“發現”了于玲的存在。這個部分雖然談得不多,但是我覺得秦文的“發現”很重要。似乎以前的小說,不管是《家》還是中篇《天鵝旅館》,都沒有涉及這個部分。

張悅然:對,我覺得她們之間是有一種超越保姆和主人的關系存在。于玲之所以一開始會對秦文有那么多的怨恨,是因為她曾經非常信賴秦文,把很多感情放在了秦文的身上,但其實秦文只把她當成是保姆,并且還拿她過去的秘密要挾她、控制她,故而于玲會感到極其失望。這個失望之所以強烈,是因為她對秦文的感情也是強烈的。而秦文對于玲也有依戀,因為秦文的母親很早去世,于玲帶給她很多安全感和支持。她很需要于玲,但是她不可能承認這一點,因為在主人的身份里,她不可能停止對于玲發號施令。所以階級離間了她們的感情。

高翔:對。我覺得,于玲、秦文的溝通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介質,就是畫。你在長篇小說中加入了秦文畫家的身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秦文與于玲深層的、潛在的溝通是以畫為媒介的。比如你在小說里寫到秦文畫了于玲。這幅畫實際上讓于玲很不滿意。但同時,這也讓于玲明白,自己在秦文眼中是怎樣的存在。她們二人的溝通非常隱晦,好像非要基于另外一種媒介才能彼此理解、彼此發現。

張悅然:對,我覺得她們的交流有時候無法抵達對方,需要借助別的媒介。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會問自己,秦文是一個好的畫家嗎?她是有一些天賦,但是無法展現出來,還只是一個附庸風雅的富家女?我認為她是前者。所以我把她的創作也視作是嚴肅的、有意義的。

高翔:所以秦文畫的于玲,與小說結尾的時候于玲看到家庭錄像中自己的那個形象,二者之間是非常對應的。

張悅然:是的。我傾向于認為秦文畫的于玲比較接近真實的于玲,她把握住了于玲的一些特質,或許是更深層的東西,于玲自己都不知道,或者無法面對。我們看到別人畫的自己總是很驚訝,因為繪畫所捕捉到的真實性的東西,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高翔:在長篇版本中,還有另外幾個情節的重要調整。比如于玲留下的案底是替父認罪,秦文最后冒險歸來,也是為了救夫、救父。這兩個人物的背后都有一只不可見的男性之手在操縱。甚至黃小敏來到這個家庭,也是因為秦文的丈夫胡亞飛。而我們再回看長篇中的一些男性角色。秦文父親的貪官形象其實表現得非常隱晦,但是他是秦文陷入瘋狂最重要的原因。秦文的丈夫胡亞飛,在最初的小說中,實際上是一個受制于整個家族權力的人。我記得中篇里有一個細節,他在宴飲的時候喝醉了,說到當一切都得到了,也覺得沒什么意思。在中篇小說中,你對這個男性角色實際上是有同情的,但是在長篇中,這個男人忍辱負重,實際上只是將秦文一家看作自己上升的工具,而他的真實的自我、自己的情感寄托,仍在他的前妻與孩子,他的老家廣西那里。為什么重寫的時候,你對男人們的同情似乎消失了?

張悅然:我對男性角色的同情并沒有消失。在黃小敏的描述中,胡亞飛是一個好人。他救過黃小敏的母親,給她母親治過病。在健身房里,他也很隨和,不會蔑視身份低的人。而且在他和秦文的關系里,他是被選擇的那個。他沒有辦法抵制金錢、地位的誘惑,因此選擇與秦文結婚。此后,他進入了這個權貴之家,竭盡所能扮演一個擁有這樣身份的男人。他扮演得也很累,他其實也是父權關系的受害者。我覺得我在小說里面寫道,胡亞飛總是擔心他們的權力被沒收,于是他想象自己可以拿到一個能要挾大人物的把柄,這樣萬一出事他們就能保命。一個每天活得提心吊膽的人,才會想象擁有這么一個免罪金牌。實際上,可能根本不存在那樣的東西,這是他的一個幻覺。他覺得要是有這么一個東西,生活就可以被掌握了,但其實他什么也不能掌控。我覺得我在這個角色上花費了不多的筆墨,但他的形象是清晰的,只不過要從不同女人對他的描述中拼湊起來。

高翔:對,在他的前妻眼中,他可能仍然是一個不錯的伴侶,只不過他身不由己。

張悅然:我覺得胡亞飛和他的前妻都有被權力所異化的傾向。他的前妻為了他的前途,也為了富貴,非常理性地與丈夫辦理了離婚。她的做法被稱為“深明大義”。事實上,這是對女性的愛的閹割。有句話叫“贏家無所得”,表面上秦文得到了胡亞飛,但她并沒有得到他的愛;胡亞飛得到了榮華富貴,但他也得到了“罪”;前妻得到了錢,但其實也是一場空。

高翔:《天鵝旅館》的結尾也很耐人尋味,于玲拿到了那個似乎藏有高層秘密的U盤,她一時間似乎有自己也掌握了權力的幻覺,但是最后你把這個幻覺打破了,這個U盤只是一段家庭影像。另外,這段影像也重新讓于玲知曉了自己保姆的身份和位置。為什么故事的結尾要去做這樣的一種處理?

張悅然:這個故事的結尾可能對一些人造成了困擾,會造成很多不同的理解。但對我來說,于玲想要去保護秦文,但這種保護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幻覺。于玲把一切寄托在這個U盤上,而這個U盤又是另外一個女人,也就是秦文的“幻覺”——她也認為只要掌握了這個,她就能夠拯救整個家庭,所以其實是從一種幻覺出發,最后抵達了另外一個女人的幻覺。“重要的東西”的缺位,引發我們的思考,就是重要的東西到底在哪里?掌握在誰手里?有一點可以相信,它不掌握在女人的手里。當然,于玲私藏U盤的做法,也代表了她的階層對于世道的悲觀。即便U盤里真有所謂的大人物的把柄,秦文也不可能通過談判救出家人,反而會使她自己和寬寬陷入危險。于玲相信“大人物”是不可撼動的。這就是她對于世界的洞察。

高翔:我們回過頭來看,其實長篇版本里“天鵝旅館”的隱喻與中篇對比,里面的意義會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長篇中,你很強調鵝的深層意象,在鵝眼中,有一種錯覺,就是覺得所有事物都很小,遠沒有自己大,因此它無所畏懼。這種錯覺與女性經驗有什么關系?并且,在長篇小說中,你涉及的女性形象,都有一種類似于獻祭的愿望。而小說最后,那只鵝也為這個家庭獻祭了自己。

張悅然:我覺得在這個小說里,“鵝”和女人有很深的關聯。但也并非說,“鵝”就指代女人。我很喜歡“鵝”的存在,正是因為它具有一種世俗的、人間的東西,似乎在被征用做意象之后,還會有一些盈余。那些盈余是我珍視的。“天鵝旅館”,也許是女人用幻想搭建出來的一個世界。它很美,但很脆弱。

高翔:你覺得從中篇到長篇的種種改變,包括意義的改變,與你的什么經驗有關,無論是切身的還是通過閱讀獲得的,是否有什么事件或者知識影響了你?

張悅然:在從中篇到長篇的寫作過程里,我身上新增的經驗確實填充了進去,比如作為女性的經驗,作為母親的經驗。我越來越意識到,女性的身份很多時候是被男性定義的,是由父親、丈夫、兒子賦予的。所以,這些實際上都不屬于她個人。我覺得其實女性之間的敵意,很多時候是因為她們處于那樣的身份里,比如說這個人是妻子,她就會對所有對她丈夫有興趣的女性懷有敵意。很多反應是從這個身份出發,而并非從個人出發。而女性之間的諒解之所以更容易達成,因為她們的身份是流動的,是游移的,是不確定的。所以會有那樣的時刻,女性忽然之間做回了她自己,這個時候她就并不覺得彼此之間有什么對立的必要了。我覺得這些是我從生活中感知到的。

高翔:另外,我想跟你談談你這次在寫作方式上的一些調整和改變。首先在文辭上,極盡潔簡之能事,比此前的寫作更甚。我知道你目前很多小說被翻譯到國外,并且獲得了很好的口碑。所以我在想,這種策略的使用,是否是因為你在重寫的時候,有意識地在照顧一些國際讀者的理解和感受?

張悅然:我是讀西方小說成長起來的,我的寫作從一開始就融合了我喜歡的西方小說的特質。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無法去想象讀者想要什么。恰恰相反,我經常會陷入懷疑,我會想,誰要看這個呢?這給我一種孤軍奮戰的悲壯感。有時候,我會享受這種孤獨。

高翔:除了語言簡省之外,這個小說行進的“速度”也與你此前的小說不一樣。它的進展很快,沒有任何拖沓。我知道你一向對文體、新的文學類型是有追求的,包括最近你也很關注非虛構、類型文學寫作、女性的自傳性寫作等等。我想知道《天鵝旅館》中敘述策略的變化是否與某些文學、文體,或者其他類別的媒介敘事的影響有關。

張悅然:寫《天鵝旅館》的時候,我更多的是通過一個一個場景去推進故事,而不是通過敘述。在《繭》里面,全部是以敘述推進。我覺得這種將敘述者的聲音降到最小,完全以場景來展示的寫作方式,在中國不算是一種主流。

高翔:它更像是一種非虛構或者電影中慣常使用的“場景”敘事?

張悅然:我覺得不是。這種寫法是屬于小說的。無論是《奧麗芙·基特里奇》這樣的小說,吉根的小說,還是托賓的小說,其實都是非常場景化的。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似乎仍舊存在一種偏見,認為場景是更屬于電影的。我并不贊同。講究的小說場景里,“她笑著說”這句話里的“笑著”,是開心的笑,是悲傷的笑,是輕蔑的笑,是自豪的笑,需要通過上下文判斷。但“笑著”很可能比寫出具體怎么笑更好,正是在于將這部分功課交給了讀者。可以說,場景式的寫作需要讀者更專注地參與。在用場景而不是敘述去寫小說的時候,多余的修辭,累贅的描述只會破壞讀者的臨場感。敘述者應該是幾乎透明的,不額外發出任何聲音,讓讀者完全浸沒在場景之中,參與到人物的思考和行動中。

高翔:你為什么在寫作《天鵝旅館》的時候考慮使用這種方法?

張悅然:《天鵝旅館》之所以用這個寫法,主要有兩個原因。這個小說要處理在很短的時間里發生的事,人物也挺多,而且各執一詞,要呈現紛繁的聲音、生動的形象,最好是直接用場景去呈現。另外就是,我需要和于玲這個人物保持比較遠的距離。因為于玲是一個保姆,我和她的身份差別比較大,我不能用我的想法填滿她,所以我應該盡可能少地觸碰她的內心世界,更多地去關注她的行動。小說里面很多關于家務的描寫,那些瑣碎的事物,是她生活的重要組成。可能跟我過去的作品相比,這種寫法去掉了很多修辭性的東西,有人或許會覺得語言太簡單,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語言。但是我現在對于語言的理解完全不同了。我認為它應該在更深的層面起作用,而不是在句子表面。中國小說很多時候所談論的語言問題,都是表面的語言。我經常感覺到,中國語言美則美矣,但寫起小說來,如果遷就于美,或者放縱于美,就無法做到精確。深層的語言,是有更大的單位的,段落、篇章,甚至是整個的結構。語言在更深的層面里連接和生長。

我最近在讀今年獲得布克獎的小說Flesh,這個小說的英文非常簡單,幾乎是最初級的英文詞匯,里面的對話也基本上是廢話,比如會大量出現“it’s ok”這樣的表述。如果這個小說被翻譯過來,在我們常規的標準里面看,會覺得它一點文采都沒有,但它其實是非常文學的。

在讀這本小說時候,我感覺我寫《天鵝旅館》時產生的想法,被以一種極致的、完美的方式呈現了出來。Flesh的男主人公也是底層出身,而且完全不讀書,沒有精神世界。如何刻畫一個沒事可想的人呢?作者就會用無聊的事情、重復的語言,用人物的一些肢體反應來刻畫這個人物。比如說,作家每次寫到這個人物無所事事打發時間的時候,他就會寫“他拿起手機,看著手機里的東西”,他只寫這一句話,他不會再寫這個人物看的是什么。他是在刷titok還是其他。如果他再寫得具體一些,就沒有那么文學了。但是“他拿起手機,看著手機里的東西”這句話在這個語境里,非常準確,也非常文學。

在寫《天鵝旅館》的時候,我曾想過不去展示于玲的內心,但最終還是沒有那么極致。我保留了幾段比較抒情的內心描寫,包括于玲的夢,包括她對劇院、地鐵的看法。這些部分當然不像常規意義上的保姆所想的,也會讓人物有一點失真。但有那些繁瑣的家務、保姆的事務性日常勞作作為平衡,就在一種可以接受的范圍里。我認為是簡潔的語言讓我可以在這幾個地方可以稍加放縱。此外,還有黃小敏這樣有一些滑稽的人物,在我之前的小說里不太可能出現,因為我的敘述聲音有一個很醒目的基調,它和幽默是不兼容的。

高翔:這樣一種形式實驗,你會打算在未來繼續嘗試嗎?

張悅然:我覺得它是我相信的方式之一。我認為在這種方式中,小說可以實現很多東西,做得更好。它也是我認為很有文學性的一種語言。我覺得中文有中文的特點,它有的時候不止是我之前所說的不精確,而且它不是非常具有時間性的。所謂場景化,對小說時間線的要求是很精確的。中文的時間是浮動的,過去、現在、未來其實可以在一兩句話之間打通,所以我們沒有那么強的一個場景的觀念。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還有一些場景,到了《小團圓》的時候,時間和場景就非常不明顯了。這可能是她對中國文學的一種回歸。但時間的準確對我還是很重要,這讓小說的世界更開闊,也更真實。我已經過了被一個比喻擊中的年紀,小說的語言對我來說是整體性的存在,它可以有釋放感情的段落,但是在另一些地方,我會嚴格地控制它,讓語言變得更中立、更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