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典型論到“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重勘唐弢的文學史書寫與魯迅論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祝宇紅  2026年06月11日08:25

唐弢是魯迅研究專家,也是重要的文學史家。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唐弢的魯迅論貫穿了一條“現實主義”主線。從1958年《論阿Q的典型性格》到1964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稿本,再到1982年《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唐弢的魯迅論述始終圍繞現實主義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獨具己見的判斷,貢獻了頗具理論意義的思考。第一,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唐弢對中國文論界聚訟紛紜的典型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從奮力辨析到舍棄或擱置的過程;第二,1980年代,他立場鮮明地反對將魯迅作品視為象征主義、意識流的說法,強調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提出“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概念;第三,1980年代,唐弢論述魯迅的現實主義時,重點辨析了《狂人日記》這樣的小說如何采用中國傳統的“暗示”的手法。

現實主義之于中國現代文學,從來不只是風格或方法,而是一種認識論或者文學立場,它聯系著對“文學如何介入社會”的追問,也聯系著反封建、啟蒙、革命乃至現代化等宏大使命。然而,當“典型論”化約為本質論甚至階級論,并且上升為排他性律令時,現實主義的邊界亦隨之收縮,創作和批評也日益僵化。時代轉換,魯迅小說被冠以象征主義、意識流、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名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魯迅內部最為緊張的現實關懷、歷史意識和革命精神。1982年,唐弢在《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中,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謂“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凝練出“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一語,能夠提示我們去打開魯迅作品那折疊而隱藏起來的多重維度,激活現實主義理論話語,重返整體性的文學視野。

“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是唐弢在1982年的文章中提出的,實際上,1964年,唐弢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魯迅專章也有過類似的表述。他曾經指出,魯迅的現實主義“比過去任何時代的同類作品都更高、更新、更深、更清醒,也更富于戰斗力”[1]。盡管唐弢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正式出版遲至1979年、1980年,實際上這套文學史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套文學史的敘述有一條現實主義的線索,對于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成績最突出的現代作家,書中以專章敘述并以作家名字作為章目(魯迅有上下兩章,郭沫若、茅盾各有一個專章,巴金、老舍、曹禺合為一章),其中除了郭沫若被視為浪漫主義,魯迅等五位作家都被表彰為現實主義作家。這套文學史作為全國統編教材,傳播廣、影響大,不妨先從這里談起。

一 現實主義主線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撰寫

1960年代初,中宣部會同教育部組織編寫全國高校統編文科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是在1961年4月周揚主持召開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之后開始的。這套三冊的文學史在1964年完成上冊討論稿后未能出版,上冊(第一、二分冊)真正面世已經到了1979年,下冊的手稿在“文革”中遺失,重新組織人員編寫完成后,于1980年出版。唐弢對這套文學史的感情有些復雜,可以說既欣慰教材編寫于“文革”之前學術氛圍相對寬松的1960年代初,同時,他仍然不無遺憾,集體編寫的方式無疑讓他做了很多妥協,“如果由我個人執筆,我要發表對作家作品的個人看法,一些新的看法,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值得大家參考。魯迅說他寫文學史,可以講出一點別人沒有講過的東西來。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2]。

《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啟動到1964年初步完成,中間經過多次修改,其中魯迅部分的兩章,即上冊第一分冊的第二章“魯迅(上)”和上冊第二分冊的第七章“魯迅(下)”,最初執筆人是張恩和與呂啟祥,后來改為唐弢親自撰寫。從不斷修改的過程可以看出,唐弢在文學史敘述和魯迅解讀上以“現實主義”為向心力,竭力突出文學史之文學本位的立場與策略。比如,起初文學史中魯迅兩章的標題為“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最后一節的標題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1961年10月《中國現代文學史綱目第四次修改稿》中,兩章標題改為“現代文學奠基人”;到了1962年6月,《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草稿)中,則將魯迅部分最后一節改為“創作經驗與主張”;到了1964年3月,魯迅部分改由唐弢執筆,兩章的題目改為“魯迅”(上、下),而最后一節改為“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應該說,雖然集體編寫統編教材必然做出妥協,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魯迅部分的撰寫上,唐弢還是盡可能地在教科書體例里為魯迅爭取了更多的藝術闡釋空間。

這里不妨再引入1950年代出版的幾種新文學史著作,對比其中魯迅部分的文學史敘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開明書店,1951、1954)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做出的評價,將魯迅作為“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導師,關注其思想斗爭、創作方法和提倡大眾化問題等文學實績。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1952)主要關注新文學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關系,提出“新現實主義”的概念,力圖將革命的浪漫主義納入“新現實主義”的內涵之中。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7)的文學史敘述則以“戰斗”為關鍵詞,其中有兩章魯迅專章,分別為“在戰斗中前進的魯迅”和“黨給魯迅以力量”。可以看到,王著和劉著限于篇幅對作家作品著墨不多,蔡著偏重理論辨析,是“以論帶史”的寫法。比較之下,能夠看出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更注重作家作品分析,接近他在日后所說的“文學史就應該是文學史,而不是什么文藝運動史,政治斗爭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爭史”的文學史寫作立場[3]。這首先就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現實主義為線索的文學史敘述,以及用現實主義標準來闡釋魯迅文學的成就和文學史定位上。

《中國現代文學史》既是一項學術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任務。唐弢最初接手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項目,是1959年調入文學研究所任現代組組長之時。他本人對此非常投入,所長何其芳也很支持,兩人在文學史編撰方面頗有共識。1961年,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編寫工作展開,《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非常重要的一本教材,先是交由北京師范大學教師為主的團隊編寫,后來周揚指定唐弢出任主編,同時也擴大了編寫隊伍,全國各地高校的教師都有參加。這時候,唐弢和文學所也就放棄了原來的單位項目,投入統編教材的撰寫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撰寫思路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周揚(也包括何其芳)的文學史撰寫觀念產生交織與碰撞,而彼時的政治文化語境、統編教材的性質也必然影響到主編唐弢主持和撰寫的基本立場與策略。應該說,周揚一方面對這本教材很重視,抓得很緊;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撰寫教材時不要受條條框框的束縛,甚至說“大不了掉進修正主義的泥坑,到時候我把你們拉上來就是了”[4]。這說明,周揚主持文科教材編寫有著糾正極“左”傾向的最初基調。他多次在關于文科教材的會議上的講話,也體現出尊重學術、實事求是的態度。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上,周揚也好,唐弢也好,想要糾偏的最直接的刺激可能就來自1958年北京大學“紅色文學史”的出版。當年,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集體編寫了《中國文學史》,這本文學史旨在“拔白旗,插紅旗”,由青年學生用了40多天時間編寫,其學術質量可想而知。1959年,何其芳對這本當時被廣泛宣傳的激進文學史曾有尖銳批評;1960年,周揚則勸阻這本文學史繼續朝“左”的方向修訂。在1960年代初,反思1958年至1960年“大躍進”背景下的種種極“左”、冒進行為是主流的傾向,周揚非常看重教材的學術質量,也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不過,到了編寫后期,隨著1962年下半年重新強調階級斗爭話語,周揚在審稿會上發言的基調也有很大變化,從強調史實變成了強調史家立場。[5]

有意思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似乎并非始終與周揚的態度和立場同頻共振,而體現出主編唐弢的堅持和眼光。比如,唐弢曾對周揚主張在文學史敘述中給作家“戴帽子”有不同意見。1962年11月3日,周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中曾說:“唐弢同志說我主張要戴帽子。我并沒有這個意見。戴帽子,我向來不主張。魯迅戴‘革命文學奠基人’的帽子是可以的,主席也給他戴了不少帽子。但不是說要人人都戴,不要亂戴。”對于魯迅相關章節,周揚當時的意見是,可以分兩章:前一章叫“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后一章叫“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魯迅”。[6]如上所述,直到1962年的幾份草稿、修改稿中,《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章節仍保留諸如“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現代文學奠基人”這些帽子,而到了1964年由唐弢執筆時,章目干脆直接改成“魯迅”。

“戴帽子”之爭,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文學史敘述傾向:一種是從上而下、“以論帶史”,強調“定性”;另一種是從下而上、“論從史出”,以事實為主。所謂“戴帽子”,底層邏輯就是文學史書寫中的本質論,“革命文學奠基人”和“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等,具有政治標簽化的傾向,兩個階段的劃分都將魯迅思想強行納入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分期框架。而唐弢后來曾經反思直接用作家政治思想解釋作品的做法,認為這種過于簡單的分析方法失掉了文學作品的文學性:“這些文章的論點,往往不是從作品里總結出來,而是根據‘五四’前后中國社會的性質,聯系魯迅本人的政治思想,得出人物結論,反過來,又用魯迅的政治思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分析作品,解剖人物。當然,作家的政治思想是重要的,帶有根本意義的,但是,一個作家的政治思想反映在作品中往往是曲折的,宛轉的,不能解決創作中所有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具體細致的問題。對于一個作家,除了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還必須研究他的文藝思想……”[7]這段話寫于1980年代,其實,1960年代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就已經體現出唐弢這種思路,關于“戴帽子”的爭議就是一個例證。

周揚在1962年《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對教材編寫的目的、現代文學的性質、編寫的線索這些綱領性問題有比較詳盡的闡述。首先,編寫這部教材是幫助學生了解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通過文學史上的各種斗爭,通過各階段的創作情況,通過作家作品去了解這個過程。總的來說,現代文學史是革命文學史,需要革命性和科學性結合。其次,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文學,新民主主義文化不能離開無產階級領導。再次,中國現代文學是反映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這個過程是民族性文學形成的過程。這說明,一方面周揚強調了文學史寫作要真實、要科學;另一方面,他還是更多地從政治上提出意見。當時唐弢等編寫者對周揚以上提法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立場,也不可能提出異議,不過,涉及文學史的具體撰寫,真正執筆的寫作者和周揚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觀點。比如,文學史寫作是否寫成斗爭史,文學史發展的主線是什么,怎樣介紹作家作品,唐弢都有自己的內在堅持。多年后,唐弢談到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時,又回應了以上問題。

198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組織舉辦全國高校現代文學教師進修班,唐弢做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的報告,他指出:“要突破現在幾本現代文學史所達到的水平,我認為我們面臨四個方面的課題。”第一,“文學史首先是一部文學史,不應該是政治運動史,不應該是文藝思想斗爭史”;第二,“我們應該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寫現代文學史和教現代文學史”,要“發現作家,發現作品”;第三,“現代文學史應該總結規律”,可以“用現實主義這條線來貫串中國現代文學史”,但“不能排斥其他創作方法”;第四,要重視原始材料。[8]

唐弢對1964年完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有遺憾之處,不過,這套文學史還是盡量遵循以上幾點的,尤其是關于文學史線索這一點,很能體現唐弢穩健而不乏深入理論思考的文學史編寫立場。唐弢批評1958年北大“紅色文學史”以“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為主線,認為這種二元對立框架“把現實主義以外的一切思潮排除掉,或歸納到反現實主義里面,那是不對的”。這種歸納方式不僅排斥了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等豐富資源,也將現實主義本身狹隘化、教條化。唐弢并未否定現實主義作為現代文學主流線索的合理性:“用現實主義這條線來貫串中國現代文學史,我覺得還是可以的。但不僅不能排斥其它創作方法,而且現實主義本身在發展、成長過程中還吸收了更多的東西,吸收了其它的方法。”這意味著,現實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不斷吸納的過程。魯迅正是這一開放現實主義的典范,“是現實主義的,但他不是那種死板的現實主義”,他吸收了象征、暗示、寓言等手法,將它們融為現實主義的一部分,從而實現了對現實更深層的揭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20世紀中國文論中,在很長時間內左翼知識分子幾乎將典型論當作現實主義的核心問題或者代名詞,而在寫于1964年的文學史中,唐弢在使用“典型”話語時非常謹慎、克制。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唐弢在1958年還專門討論過阿Q的典型性格問題。那么,是什么讓唐弢在幾年之后文學史書寫魯迅創作時強調了“現實主義”,卻弱化了“典型人物與典型性格”的話語方式呢?這就需要回到1950年代關于《阿Q正傳》和典型論的爭論問題,上溯到1930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對文學典型和現實主義的關系的認識。

二 阿Q論:典型論的形成、弱化與擱置

在20世紀中國文論話語當中,典型論是現實主義論爭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學術界一般公認“典型”這一概念是魯迅首先引進中國的。

1921年,魯迅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中引用阿爾志跋綏夫的自述,說明阿氏在小說《賽寧》中塑造的主人公是一種“典型人物”[9]。1929年為柔石《二月》作的小引中,魯迅指出自己從柔石作品中“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10]。1930年代之后,魯迅更為頻繁地運用到“典型”話語。1932年,瞿秋白就翻譯問題與魯迅通信時,也提到小說《毀滅》描繪了“一種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11]。

魯迅并沒有明確界定“典型”的概念,可以說,魯迅用“典型”一詞,比較接近他所說的“砭錮弊常取類型”的“類型”[12]。而胡風則明確區分了“典型”和“類型”,他在1935年5月所寫的《什么是“典型”和“類型”——答文學社問》中指出,典型或者典型人物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的環境里面的典型的性格”[13]。胡風舉出了哈姆雷特、阿Q、孔乙己等人物,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們塑造的成功的典型。他認為,類型是低于典型的,類型是低級的概念化產物,只有表面共性,卻缺乏個性,而典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這里胡風引用的恩格斯典型論,最早是由瞿秋白譯介的。1930年代初,瞿秋白在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論時,對現實主義和典型概念非常重視,撰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翻譯了《恩格斯論巴爾扎克——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從此,“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逐漸成為中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話語。當然,恩格斯之前,別林斯基是第一個把典型化提到藝術創作第一位的理論家[14],他提出“共性”與“個性”(“這一個”)相統一的“熟悉的陌生人”理論。而在恩格斯之后,高爾基和盧卡契則進一步發展了典型理論。高爾基等蘇聯作家、理論家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和典型觀對中國的影響尤其深遠。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典型論是和《阿Q正傳》的闡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1930年代,胡風曾舉阿Q為成功的文學典型,而馮雪峰則干脆宣稱,魯迅“一人而盡著果戈里,培林斯基,以至高爾基的歷史任務”。他指出,“恩格斯所說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藝術,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及其他諸作可以說是達到了最高點”“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過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的精華,阿Q本人不過是奴隸的一份子,是中國被剝削了幾千年的農民的代表”[15]。1951年,馮雪峰進一步將《阿Q正傳》判作運用批判現實主義手法而具有更高精神質地的作品,將阿Q界定為“一個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義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16],由此引發了1950年代關于《阿Q正傳》和典型論的大規模論爭。1954年《文藝報》事件之后,馮雪峰開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他的“思想典型”“精神寄植者”的觀點也受到批判。

1956年10月16日,何其芳在《人民日報》發表《論阿Q》。他指出,精神勝利法是“異常普遍的存在”,“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某些人物身上都可以見到”,阿Q成為一種“共名”。他反對將“階級共性”作為典型的唯一核心,認為典型人物不僅在于揭示某種社會本質,也在于體現某種高度凝練、極具概括性的性格特征。

1958年,唐弢寫了一篇《論阿Q的典型性格》,也是針對馮雪峰的阿Q論、典型論和現實主義觀所作的批評。唐弢指出,“雪峰同志的見解違反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也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阿Q的典型是根據他的階級關系和社會地位創造出來的,精神勝利法是阿Q的性格特征,“是和當時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分不開的,是歷史環境影響下的產物”。[17]

不難看出,關于阿Q形象和典型論的論爭,焦點在于典型和階級性的關系。胡風、馮雪峰都試圖將國民性問題等啟蒙話語納入典型論中,同時又堅持典型論中階級性為核心問題,由此導致論證的繁復和內在張力。何其芳則希望用“共名說”拓寬典型論,突破階級性的單一限定,而周揚顯然非常鮮明地堅持典型論的階級屬性。1962年,周揚在主持統編文科教材的《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上,專門提到教材中如何闡述“典型”的問題。他針對何其芳不贊同別林斯基和高爾基對典型的看法,重申了自己的典型觀,將典型視為“同類事物中發展得最完備的事物”“典型總是概括了階級性的特點”,而何其芳依舊保留自己的看法,提出“談典型只談階級、階層、職業的特點,不能解決問題”。他質疑別林斯基從一個挑水人身上可以看見一切挑水人的說法,認為這是不可能的。[18]比起不無教條化、工具化傾向的周揚典型論,何其芳強調典型的復雜性,認為階級性不是典型的全部,但他沒有完全否定別林斯基和高爾基的觀點,更不會否認恩格斯的典型論,他對典型的闡述,底層邏輯依然是文學須揭示某種社會本質(包括階級本質)。

何其芳、唐弢在批評馮雪峰“阿Q是某種精神的典型化”的觀點時,不得不面對精神勝利法是否體現了“國民性”的問題。馮雪峰堅持肯定魯迅基于啟蒙立場的國民性批判,而何其芳則認為魯迅將阿Q精神稱為國民性是不妥的。唐弢也認為魯迅把問題歸結為“國民性”是因為他當時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當然是建立在區分新舊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對啟蒙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的判斷,也就是說文學的評判完全建立在政治思想批判之上。于是,他們在論述魯迅小說和阿Q形象的成功時,又不得不尋找各種論據和論辯路徑。可以說,在現實主義理論中,當“典型”被限定在階級和階層的框架里,本身作為聯系現在和未來、真實與社會理想的橋梁的“典型”,反而變成了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理論線團,論者越是想理清理順,越是讓它變得纏繞糾結。

或許正是經過了這樣令人困惑的批評實踐,唐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魯迅的現實主義時,弱化了典型話語,承認阿Q的形象是“以對農民生活的實際觀察作為藝術概括的基礎的”,遵循了“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原則”。[19]同時,他不斷強調,魯迅小說里的每一個人物“都讓人覺得他們的確是中國人”[20],從而回避了國民性或者啟蒙主義思想的評價問題。到了1980年代,唐弢干脆擱置了這種帶有“本質化”傾向的典型論,或者說,是輕盈地繞開了不同典型觀交錯的容易陷入歧途的“小徑分岔的花園”。

三 狂人之狂:暗示而非象征

1950年代開始,運用典型論和現實主義理論闡釋魯迅的《狂人日記》,引發了一系列爭議。或許由于這個原因,唐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沒有為《狂人日記》多花筆墨,也盡力避免用到典型論的相關話語。這當然不是說《狂人日記》不重要,實際上,發表于1982年初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一文,唐弢就是從《狂人日記》講起的,這篇小說也是文章辨析的重點。

之所以將重點放在這篇小說上,是因為唐弢注意到當時有些文章將《狂人日記》等小說視為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或者意識流的寫作,甚至有人提出“意識流并非發源于英國,魯迅才是意識流的創始人”,“意識流在中國文學創作上至少有過兩次的崛起”。[21]而唐弢是立場鮮明地反對這種觀點的,他強調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首當其沖地辨析《狂人日記》是一篇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品,“是魯迅開展他的偉大的現實主義天才活動的第一篇小說”。

唐弢強調《狂人日記》是真實的,小說描寫的全部生活環境和人物形象都是真實的、現實主義的。這就涉及《狂人日記》闡釋史一個聚訟不已的話題,即狂人是真狂還是假狂,關系到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問題。《狂人日記》誕生之后,尤其是到了1950年代,產生了大量關于狂人是普通的狂人還是反封建的戰士的討論。這種真狂還是假狂引發的論爭,一直貫穿至今。

一種觀點認為,狂人是戰士、狂人是假狂/佯狂,這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1951年孫伏園曾經撰文指出,《狂人日記》可以當作“一篇象征性的或譬喻性的作品看”[22]。孫伏園對《狂人日記》啟蒙思想的強調,對小說象征性和譬喻性的強調,被認為“曲解魯迅”,受到批評。[23]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關于狂人是真狂人還是真戰士的論辯。而多數論者認為,《狂人日記》是現實主義的,狂人是真戰士。徐中玉指出,小說中所謂狂人,“不是狂人,是反封建的英勇戰士”“是一個革命的先知先覺”,小說則有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最初萌芽”。[24]馮雪峰宣稱:“這個狂人,不是真的狂人……是一個在黑暗社會中受著精神上的苦刑而開始覺醒和反抗的分子。”[25]許欽文的《“吶喊”分析》一書也持這種觀點[26]。直到1979年,張惠仁在《辨“狂”——〈狂人日記〉若干問題初探》一文中,仍然堅持狂人是“擬狂”的觀點,堅持這是“現實主義大師筆下的一個藝術典型”。但是,文章又指出《狂人日記》是“一篇運用比興手法的、充滿詩情哲理的寓言體小說——‘類詩性寓言小說’”[27]。這又接近孫伏園關于《狂人日記》是“象征性的或譬喻性的作品”的理解。

1950年代否認狂人“真狂”的觀點,背后顯然是一種“窄化”的現實主義觀,認為病理學意義上的狂人不能同時是一個“典型”的戰士,承認狂人真狂的話作品就失去了戰斗鋒芒。在主張狂人是真戰士、是假狂或“擬狂”的觀點中,卻始終難以解決將小說定位于現實主義的解釋困境。如果像徐中玉、馮雪峰那樣堅持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就會陷入矛盾,無法解釋日記中的病例細節描繪;如果像孫伏園、張惠仁那樣將小說看作象征性、寓言性作品,實際上就否認了其現實主義屬性。

另一種將狂人看作真狂即普通的狂人的觀點,似乎在學術界獲得了更多的認可。堅持這一觀點的論者,往往將小說看作現實主義的。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楊邨人。他認為,《狂人日記》“描寫一個患了‘迫害狂’的病的人的心理和舉動”,“我們的作者在這篇——《狂人日記》——里面,好處有兩點:1,很能夠把狂人的心理,真實的分析而表現出來。2,對于過去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詆毀,咒詛,確切中肯”。[28]歐陽凡海也堅持狂人確實具有“瘋子的變態神經”,他進一步指出,是魯迅令人驚嘆的現實主義手腕,使其在描繪“瘋子身外的世界”時,“始終沒有忘記外在世界本來的面目”,這是“現實主義底決定的勝利”。[29]胡征和歐陽凡海的意見比較接近,他將這種“一個狂人的瘋話里安排著強烈的爆炸物”的寫法稱為“高度的現實主義”“具有新現實主義的精神”[30]。陸耀東、張恩和等人也都認為狂人不是假裝的。不過,陸耀東強調狂人“更不是作者心目中的概念的化身”[31],而張恩和則提出了“寄寓說”[32]。

從1924年楊邨人的“迫害狂病患”認識至今,狂人是真狂,其病態心理被精確描摹,這種認知大多重視小說描寫的“真實性”,堅持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不過,這種立場往往陷入這樣的解釋學難題:一個病理學意義上的狂人,如何承載“精神界戰士”的理性批判功能?于是,很多批評者傾向于既將小說看作寓言性寫作、象征性寫作,同時又將其歸為現實主義屬性,陷入了論述的內在矛盾。

基于上述各種論述無法回避的內在矛盾,郜元寶干脆提出,“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33]。郜元寶的這種立場,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狂人日記》闡釋史中舍棄小說的“現實主義屬性”糾纏辨析的一種傾向,并不在意狂人是否發狂,而看重其“寄寓”色彩。

回到唐弢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他恰恰旗幟鮮明地反對《狂人日記》是象征主義小說這樣的觀點,強調其現實主義屬性。唐弢借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定位“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提出魯迅小說的“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這一表述有點接近1946年胡征判定《狂人日記》是“高度的現實主義”和“具有新現實主義的精神”的論點[34]。這種立場也比較接近普實克對《狂人日記》的分析:“假如《狂人日記》這篇小說是一篇對中國社會的控訴,而不是對單獨的一例精神病的描寫,那么以上這種對內容的壓縮也同樣是一種必要……他抓住這個狂人猜疑周圍的人們要吞食他這一點,并將這種猜疑逐漸發展為中國社會普遍的吃人性這一思想。魯迅以他真正天才的藝術手法,成功地使一個具體現象的種種特點帶上了普遍性,從而創造了一幅表達普遍真理的概括性畫面。”[35]也就是說,《狂人日記》既是對一個精神病患的真實描寫,又是一個天才作家創作的典型形象,從具體上升為普遍。

唐弢辨析《狂人日記》的現實主義屬性的深入之處在于,他對“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進行了細致的說明,解決了病理學意義上的狂人和精神界戰士同時成立的解釋學矛盾。他在論述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時,舍棄了“典型論”話語,而勾勒出《狂人日記》等作品體現的“暗示”現實主義。他指出,《狂人日記》既不是浪漫主義也不是象征主義,“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格局與客觀的日常生活的描寫”才是其“內在的因素”,這是一種運用了中國傳統的暗示手法的現實主義。唐弢特別說明,魯迅對象征氣息、象征手法、象征主義有嚴格區分,不同意中國戲是象征主義、臉譜是象征手法的觀點,他對作品“有象征印象氣息”的安得烈夫,更重視、更感興趣其作品的現實性。

唐弢強調,“文藝作品的特點重在啟發人們的想象與聯想,啟發人們對生活進行思索與追求,而不需要塞入直接的‘教訓’”。狂人的形象是一個實在的狂人,但是魯迅在現實主義地描繪狂人時,恰恰選用了最為貼切巧妙的一些“譫言癡語”,“暗示”出了他想要宣揚的真理:

在生活中,狂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狂人,他說的話句句都是瘋話,時而閃耀出一些生活的歷史的真理。這個真理實際上就是作品的主題,但是,作家既不能將自己的思想硬裝入人物的頭腦,狂人也不可能清醒地說出具有高度歷史真實的語言。魯迅采用了特殊的表現方法——傳統的所謂寓意的方法。惟其是狂人才會有譫言癡語,胡思亂想;惟其是譫言癡語,胡思亂想,作家才有可能寄托他所說的話,要宣揚的真理,給人以暗示和啟發。在全部描寫中,魯迅始終嚴格地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繪狀狂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努力保持其瘋瘋癲癲的形象,使這個形象的真實性不受絲毫的損害。這些正是作家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如果狂人的形象受到損害,讓人覺得不真實,或者如某些人所說,狂人是一個“戰士”,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那么,整個藝術格局受到破壞,魯迅所寄托的暗示也就全部落空……[36]

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可以是一種借助象征與聯想的“暗示”,而不是過河即可拆掉的通往某種思想觀念的“橋”,不是A(情節)反映了B(某種本質、某種規律),a(某一人物)代表了b(某類人物),讀者經由A(a)認識/達到B(b)。在魯迅文學里,A和B同時存在,A和B同時具有真實性,彼此互相指涉、緊密相連,但不可互相取代。

的確,《狂人日記》非常巧妙地將“暗示”融入“寫實”,A、B正反兩面同時成立的敘事,極為高明。小說開頭一至三節的日記,正面是寫狂人開始“發狂”,覺得“他們要吃我”,有了病理學意義上的被迫害妄想癥;而背面則是先知先覺者開始覺醒,讀出了中國禮教弊害的吃人歷史。小說四至六節,正面是描繪狂人的病情發展,病的程度加深,認為大哥就是要吃人的人,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背面則可以理解為先知先覺者的認識在加深,他痛切地發現禮教弊害就近在家庭之中。小說七至十節,正面是寫狂人試圖勸阻大哥不要吃人;背面可以理解為一種啟蒙的嘗試,兩者都以失敗告終。小說十一到十三節,正面寫的是狂人發現家族內的吃人事實,甚至自己也吃過人;而背面則可以理解為先知先覺者對自己原罪的反省。最后,小說以“救救孩子”的呼聲結尾,則將“寫實”與“暗示”兩條線索合二為一,振聾發聵。

《狂人日記》這種一面是現實主義描繪、一面是天才的“暗示”的寫作方式,魯迅是很自覺的。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將《狂人日記》和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尼采的“狂人”比較,既交代了影響來源,又說明了在創作上發展出新的意旨和新的手法的自信。將《狂人日記》判定為意識流或者象征主義,其實是干脆擱置了狂人之狂是否為真的問題,其內在的理路也就認為狂人的言行舉止不必為真,只要能夠起到象征的作用即可,這樣的“象征說”或者“寄寓說”,就像魯迅提到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樣,是“渺茫”的,而魯迅小說更有現實針對性,更具歷史文化批判意味。另外,如果只能執著于狂人病理學上的細節性描述的寫實性,這種“現實主義”就會落入果戈理《狂人日記》一樣的瑣碎,不能達至對家族制度和禮教弊害的深刻批判,而魯迅認為自己的小說更為“憂憤深廣”。正如唐弢所說,《狂人日記》的“現實主義的偉大的力量”,“作家沒有表現戰士的呼號,卻借用狂人的暗示”,給人的感受“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

四 “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與“喻象解釋”

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一文結尾這樣總結:

命令和修改“自然”不是現實主義,服從和隨順“自然”也不是現實主義,這是歷來關于現實主義論爭中比較尖銳的問題,有時也發生于詩人和藝術家之間。……

既不命令和修改“自然”,也不服從和隨順“自然”,魯迅根據這一原則找尋小說的現實主義的道路,善于將別人的理論和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以豐富和發展這一創作方法。[37]

“命令和修改‘自然’”,指的是作家以主觀理念強行剪裁生活,是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中所說的“席勒式”的創作,將人物簡化為“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38],是恩格斯批評拉薩爾的“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39],也就是一種主題先行或觀念先行甚至公式主義的寫作。“服從和隨順‘自然’”,則是左翼批評家一直批判的自然主義傾向,被動復制生活表象,陷入瑣碎細節,被現象淹沒。

在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現實主義論述中,從高爾基、盧卡契到周揚等人,往往將自然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對立參照。在1930年代,蘇聯文藝界曾經發起批判公式主義(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運動。中國的左翼文人受其影響,從1930年代就不斷有批判自然主義的聲音。到了1949年之后,自然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文藝觀的一部分,繼續被批判。

唐弢將魯迅的現實主義與左拉的自然主義作了對比與區分。魯迅“沒有一點自然主義的旁觀態度,他主張‘寫出實情’,重真實而不重事實。事實可能是自然主義的,而真實卻不容許自然主義。他也反對冷冰冰的、一潭死水似的靜止的現實主義,他的現實主義充滿了生命力”[40]。唐弢還將魯迅和契訶夫進行對比,突出魯迅的現實主義始終包含著更多的理想的維度。和契訶夫一樣,魯迅同樣具有醫生的深刻洞察力,“但他比契訶夫多了一點:憤怒。祥林嫂臨死之前,終于對有沒有地獄發生了疑惑;在充滿著精神勝利法的失敗主義者阿Q的身上,作家也是開掘著,開掘著,最后將他那點革命的要求令人信服地開掘出來了。這樣,魯迅不但使自己和自然主義的左拉區分開來,也使自己和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契訶夫他們區分開來了”[41]。也就是說,魯迅的文學世界不止于“呈現”,還有“開掘”;不停留在“描寫”,更重要的還有“暗示”和“啟發”。唐弢指出:“當現實主義者魯迅在生活里還沒有看到一種力量足以改變舊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時,他是懷著如何拳拳的心期待著后來者啊!”[42]《狂人日記》的結尾沒有給出出路,但“救救孩子……”的呼聲,正是對未來的一種期待。《阿Q正傳》中阿Q在一次次精神勝利法失效的時刻都在逼近“革命”的要求,甚至在小說結尾臨刑前有了某種決定性的“開悟”。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辯證統一,使得魯迅的現實主義既深刻又富有建設性。唐弢對小說如何寫出阿Q“革命的要求”的分析,辨析出阿Q“革命的可能性”,后來在汪暉的《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中得到更精彩的進一步展開[43]。

唐弢對現實主義的思考是敏銳而深入的,通過分析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他開始反思自己只熟悉高爾基等俄蘇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理論是不夠的,必須重新理解法國(以及歐洲)的相關理論。在1982年為現代文學教師進修班所作的專題演講《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中,他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可以用現實主義為線索時,強調現實主義是發展的,魯迅的現實主義更加不是那種死板的現實主義。他特別提到,1982年7月赴英國劍橋參加第28屆歐洲漢學協會會議時,曾經就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認識問題和一位法國人展開談話:

法國有一個人找我談,他認為中國人現在口頭上講現實主義,寫的作品其實是左拉式的自然主義。現實主義和這個不同。我說要反映現實,他們說反映現實就是自然主義。其實我們現在說的現實主義是帶點浪漫主義色彩的。我們這一輩人多少受點高爾基的影響,理論也好,創作也好,都是這樣。……我們講的現實主義和歐洲的講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大家有可能的話,深鉆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44]

唐弢意識到中國文論界所談的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都和歐洲有所不同,其實,英國、法國和德國各國的傳統中現實主義理論也存在差異,尤其和俄蘇的現實主義理論存在差別。在這里,唐弢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說的現實主義”帶有浪漫主義色彩,這既和193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批評家接受高爾基兼容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和1950年代后期周揚等開始提倡“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創作方針的影響有關。如果追溯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創生期,那么,正如唐弢指出的,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也包含著浪漫的元素。

魯迅的小說具有浪漫元素或者抒情元素,遠離自然主義,這些是其現實主義作品的特色。而唐弢最獨特的發現在于,魯迅的“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用“暗示”取代了“典型化”,這體現了唐弢非常敏銳的理論直覺。不妨借用奧爾巴赫的“喻象解釋”概念來說明魯迅小說的“暗示”。

在《摹仿論》中,奧爾巴赫指出《舊約》敘事往往“背景化”,其表層故事需經過“喻象解釋”方能釋放出指向未來的救贖意義。《摹仿論》第一章中,奧爾巴赫通過對《奧德賽》和《舊約·創世記》的文本細讀,精辟地論述了荷馬史詩與《圣經》兩種截然不同的寫實方法。他認為,荷馬史詩的風格是“前景化的”、均勻照明的、一切都清晰可見的“文體分用”;而《圣經》的風格是“背景化的”、部分照明的、充滿未言明之空白和解釋張力的“文體混用”。[45]奧爾巴赫選取了《奧德賽》第19卷中一個場景——奧德修斯被老乳母歐律克勒亞認出腳上傷疤,這里一切都被清晰、詳盡地描述,沒有任何模糊和陰影。與此相對的是,《舊約·創世記》第22章中上帝命令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細節極度匱乏且具有功能性,只提供了推動核心敘事絕對必要的信息,追求一種喻象或歷史化的深度。也就是說,西方文學關于“如何表現現實”的傳統,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源頭:一個是希臘的、古典的、注重外在感官和形式完美的傳統,另一個是希伯來的、圣經的、注重內在精神和真理深度的傳統。《圣經》的寫實方法(文體混用、部分照明、心理深度)盡管看似簡陋,卻為后世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尤其是但丁、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福樓拜等)埋下了種子。它允許文學同時處理最崇高的主題和最卑微的日常,關注普通人在歷史洪流中的困境,并探索人物復雜而沉默的內心世界。這正是現代現實主義小說的核心特征。

奧爾巴赫沒有將表現現實的摹仿論與“現實主義”這樣的概念直接勾連,不過,如果將奧爾巴赫與盧卡契進行比較,能發現他們在推崇某種更高形式的現實主義方面,存在著深刻的共鳴。盡管他們的哲學根基(一個受維柯和存在主義影響的歷史語文學家,一個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但他們得出了許多相似的結論,并且他們的思想都源于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文明危機的回應。他們都認為,表面的、分裂的、非人化的現代經驗(表現為自然主義、現代主義等)是一種危機或異化的癥狀,而真正的現實主義是重建整體性、意義和人性深度的一種方式。當然,兩者所推崇的更高形式的現實主義并不相同,盧卡契推崇總體性、典型性和敘述性,而奧爾巴赫推崇的寫實是一種能夠承載并解釋人類歷史性存在重量的文學形式,關鍵不止于“像”現實,而是通過一種喻象/預象解讀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理解我們自身如何被歷史所塑造,以及我們的生存所具有的深刻而嚴肅的意義。

從這個層面來看,唐弢所指出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等作品的“暗示現實主義”,比起恩格斯所表彰的巴爾扎克、盧卡契所推崇的托爾斯泰來,更接近奧爾巴赫所描述的“喻象解讀”的寫實。《狂人日記》提供了兩層結構:表層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碎片化日記,讀者必須像“解經者”一樣穿透瘋話,才能抵達歷史真理。小說文本中有一個“吃人”的“喻象”,它在表層故事的迫害狂患者的描繪中是“真實”的,也是細膩可感的,同時,通過“喻象解釋”,“吃人意象”又可以照射出倫理史中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使小說成為“民族—歷史”的寓言,而非單一時代的鏡像。

魯迅的“暗示現實主義”,拒絕碎片化,拒絕冗余的細節,因此高于自然主義;拒絕把人物簡化為階級符號,因此高于教條現實主義;拒絕逃離歷史,因此高于一般象征主義。這也是唐弢不認可用象征主義來概括,而堅持用現實主義來定義《狂人日記》等作品的原因所在。

唐弢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定位“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提出魯迅小說的“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陀氏所說的“寫實主義”絕非描摹外在世界的逼真,而是直抵人類靈魂深處的“全部深度”,關注的是人的精神危機、思想斗爭、道德悖論以及荒誕情境下人性的真實。唐弢借用這個概念,恰恰將《阿Q正傳》里那種把阿Q的深層恐懼、幻覺、夢境全部寫出來的做法,《狂人日記》中用“譫言癡語,胡思亂想”來“暗示、啟發和宣揚真理”的寫法,都容納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寫實與白描、象征、意識流在同一文本里碰撞,文言、白話、心理獨白、寓言象征、諷刺雜文等異質文體拼合并置,匯成“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可以類比奧爾巴赫《摹仿論》提出的“文體混用”原則。奧爾巴赫指出,“文體混用”打破文體等級,用嚴肅崇高的方式處理卑微日常的主題,從而賦予后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嚴肅性。[46]如果說但丁、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福樓拜等人都是西方文學通過“文體混用”來“再現現實”的杰出范例,那么魯迅則是東方文學中“文體混用”的寫實典范。從這個層面來看,唐弢所說的“暗示現實主義”,具有奧爾巴赫關于再現現實的“喻象解釋”傳統的解釋力,有著高度的理論概括性和文本解釋力度,無疑是一種“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

結 語

唐弢“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思考,不僅基于魯迅研究的自身邏輯,更關涉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問題,指向中國現代社會和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階段不同于西方社會和西方文學的特殊性。唐弢自謙自己不擅長理論,實則在淵博的知識修養、敏銳的文學感受力和精細的鑒賞力的基礎上,不乏高度的理論敏感。

1987年,唐弢讀到《新文學史料》上發表的《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特別注意到魯迅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理論觀點。比如,魯迅指出,“中國可以經過資產階級的政治發展階段,卻再也不能經過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學發展階段。沒有時間,也沒有別的抉擇了”。再比如,魯迅做出這樣的判斷:“短篇小說比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任何一個種類,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47]唐弢直言,魯迅的談話包含著“許多理論問題,許多新的重要的見解”,“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幾乎每個問題都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一本書”[48]。這里引述的魯迅觀點,恰好可以和唐弢對魯迅小說現實主義的論述形成對照。

如上所述,魯迅指出中國可以略過“資產階級的文學發展階段”,那么,這“大飛躍”在政治上贏得了時間,在文學上卻留下斷裂的深壑。傳統文體秩序崩解,新的總體尚未成形。于是,在這個過渡時期,蘊含“喻象”的短篇成了最經濟、最高效的小說文體。它短小、凝練,不借助窮形盡相的描摹物態來寫實,而是通過“喻象解釋”與“暗示現實主義”去承載歷史的重量。狂人那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在字面上是瘋話,在喻象中指向整個民族的未來。阿Q臨刑前的“覺悟”,在現實層面似乎有些突兀,在暗示層面卻是底層民眾革命意識的雛形。魯迅以“文體混用”把“喻象”嵌入小說,而讀者經過文本閱讀可以由一斑窺見歷史整體。這種整體性認知,正是唐弢聚焦魯迅文學現實主義屬性的底層邏輯之所在。

注釋:

[1]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頁。

[2]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問題》,《文史哲》1982年第5期。

[3]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

[4]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5]樊駿:《編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

[6]周揚:《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1962年11月3日),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辦公室、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教育革命兵團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在高等學校文科方面的黑話集》,1967年,第192、193頁。

[7]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1期。

[8]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第8~23頁。

[9]魯迅:《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頁。

[10]魯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11]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并J.K.來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88頁。

[12]魯迅:《〈偽自由書〉前記》,《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13]胡風:《什么是“典型”和“類型”——答文學社問》,《胡風評論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頁。

[14]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頁。

[15]馮雪峰:《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文藝陣地》1940年第5卷第2期。

[16]馮雪峰:《論〈阿Q正傳〉》,《馮雪峰論文集》(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頁。

[17]唐弢:《論阿Q的典型性格》(1958),《魯迅的美學思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頁。

[18]周揚:《在〈文學概論〉提綱討論會上的講話》(1962年10月21日),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辦公室、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教育革命兵團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周揚在高等學校文科方面的黑話集》,1967年,第180頁。

[19][20]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第114、109頁。

[21]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1期;唐弢這里提到的主張《狂人日記》是意識流小說的文章,指的是楊江柱《意識流小說在中國的兩次崛起——從〈狂人日記〉到〈春之聲〉》,該文發表在《武漢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

[22]孫伏園:《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新建設》1951年第2期。

[23]羅君矢:《不要曲解魯迅——讀孫伏園〈五四運動于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之后〉》,《文匯報》1951年6月25日。

[24]徐中玉:《魯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自由出版社(上海)1954年版,第115、117頁。

[25]馮雪峰:《〈狂人日記〉》,《馮雪峰論文集》(下),第208頁。

[26]參見許欽文《“吶喊”分析》,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27]張惠仁:《辨“狂”——〈狂人日記〉若干問題初探》,《教學與研究》1979年第3期。

[28]楊邨人:《讀魯迅的〈吶喊〉》,《時事新報·學燈》1924年6月12日。

[29]歐陽凡海:《魯迅的書》,桂林文獻出版社1942年版,第134頁。

[30]胡征:《〈狂人日記〉的時代和藝術》,《北方雜志》第1卷第5期,1946年10月19日。

[31]陸耀東:《關于〈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新港》1957年第1期。

[32]張恩和:《對狂人形象的一點認識》,《文學評論》1963年第5期。

[33]郜元寶:《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圍繞〈狂人日記〉的一段學術史回顧》,《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6期。

[34]胡征:《〈狂人日記〉的時代和藝術》,《北方雜志》第1卷第5期,1946年10月19日。

[35]《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李燕喬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233頁。

[36]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1期。

[37][40]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1期。

[38]《馬克思致斐·拉薩爾(1859年4月19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頁。

[39]《恩格斯致斐·拉薩爾(1859年5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4頁。

[41][42]唐弢:《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1期。

[43]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

[44]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第18~19頁。

[45]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吳麟綬、周新建、高艷婷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7、28頁。

[46]埃里希·奧爾巴赫:《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吳麟綬、周新建、高艷婷譯,第236、237頁。

[47]斯諾整理:《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安危譯,《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48]唐弢:《讀“魯迅和斯諾談話紀錄”析疑》(續),《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