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炎秋: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問題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于“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早期現實主義作家和以茅盾為代表的早期現實主義批評家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局面。百年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創作與理論成果,在真實性方面也做出了驕人的成績。但也應承認,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真實性方面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有必要進行討論。當然,指出這些問題并不意味著否定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品格,而是希望借此使大家正視并進而消除這些問題,使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能夠更加健康順利地發展。
巴爾扎克認為:“自然的真實不是,也永遠不會是藝術的真實。”文學的真實性是一種藝術真實,藝術的真實是在生活真實基礎上的藝術建構。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必然要涉及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兩個環節,牽涉四個方面的問題:1.生活真實如何把握;2.作者主觀觀念與客觀生活的關系;3.現實主義文學表現生活的方式;4.文學形象世界與生活本質的表現。
一、生活真實如何把握
從生活真實的角度看,生活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生活現象、生活本質、生活真實。生活現象指所有真實地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過的人、事、物。生活本質指人、人類、人類社會和人類生活的本質屬性。本文討論的生活本質是廣義的,它不僅指生活的根本屬性,也指生活的共性、規律、歷史趨勢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人類意志的合力、人性中的共同因素等。生活真實是生活現象與生活本質的統一,這種統一應該是有機的、內在的、自然的,生活本質蘊含在生活現象之中并通過生活現象表現出來。這是生活真實的基本規定性。
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表現生活真實時基本遵循了這種規定性,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這可以從三個方面探討。
其一,選材不嚴。選材不嚴是指從生活真實的角度看,作為創作材料的人、事、物存在某種瑕疵。這種瑕疵的第一個方面是典型性不夠。作為材料的人、事、物不但應該符合生活真實,而且應該具有典型性。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有時注意了所選人、事、物符合生活真實,卻沒有注意其典型性,這樣的人、事、物寫進作品可以表現生活真實,但不能很好地表現生活真實。如魯迅《故事新編》中的《補天》,女媧補天休息的時候,忽然出現一個老學究似的道學家,從她兩腿之間向上看,指責她沒有穿衣褲。魯迅自己也承認,這一情節有點“油滑”。至于其原因,是魯迅寫《補天》這篇小說的“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他承認這一插曲“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魯迅這段話是從結構的角度論述“小道學”情節的不妥的,但從生活真實的角度看,這個情節似也有不妥之處,相對于人類的創造者,“小道學”無論是形體還是精神都實在是太渺小了。這個情節涉及生活真實,但不典型。瑕疵的第二個方面是人、事、物脫離了其發生的具體時空。這些人、事、物在其發生的具體時空是符合生活真實的要求的,但在將其從具體時空抽出來之后,就很難說其是生活真實了。如京劇劇本《海港》。這個劇本改編自李曉民創作的淮劇《海港的早晨》。改編后的《海港》以階級斗爭為主線,憑空塞進一個階級敵人錢守維,讓他趁青年工人韓小強因工作不負責,在裝運出國稻、麥過程中造成的散包中放進玻璃纖維,以破壞中國的國際聲譽。這一事件在20世紀50年代初還有可能,但在60年代的上海港口,則很難說是生活真實了。瑕疵的第三個方面,是不符合生活概然律的相關要求。概然律指人、事、物在生活中發生的頻率,發生率高概然律就高,發生率低概然律就低。要按生活的本來面貌表現生活,現實主義文學就不應將低概然律的人、事、物作為高概然律的人、事、物寫進文學作品,同時,文學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也不應大量充斥低概然律的人、事、物。因為這不符合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但這種事情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部分作家特別喜歡把一些低概然律的人與事寫進文學作品,以表達某種觀念,或者達到某種目的,并美其名曰藝術真實或者生活理想。其實,低概然律的人、事、物大量進入文學作品,不僅無法達到藝術真實,反而會影響藝術真實。生活理想當然可以表達,但對于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表達生活理想不應違反生活真實,偏離生活的本來面貌。
其二,不符合或者違反生活真實。現實主義文學應該以生活真實作為自己的創作素材與生活基礎,如果進入作品的生活材料不符合甚至違反了生活真實,自然就難以表現出生活的本來面貌,也很難達到藝術真實的標準。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在描寫人物時,喜歡根據階級劃線。工人、貧下中農不但政治上進步,而且思想進步、道德高尚、生活作風也很正派;而地主富農則都政治反動、思想落后、道德墮落、生活作風腐化。這明顯不符合生活真實,塑造出來的人物也往往出現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傾向。陳忠實的《白鹿原》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他為了與當時的關中平原農耕社會的科技水平相適應,增加小說的神秘性并對傳統道德文化進行反思,在小說中引進了一定的超自然因素,如白鹿的出沒、田小娥的冤魂附身鹿三、毛媽子的“通靈”能力、瘟疫與鬼鳴等。這些超自然的魔幻的人、事、物自然談不上生活真實,盡管它們被寫進小說有作者自己的考慮,有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考慮,這些超自然因素總的來看是小說的敗筆。現實主義文學是能夠單憑對現實的真實表現而成為杰出的文學作品的,如巴爾扎克、福樓拜、托爾斯泰、肖洛霍夫、魯迅等的作品。
其三,細節真實不足。生活真實是由無數真實的細節構成的。巴爾扎克曾經指出:“我們讀一本書,心里總有一種求真的意識,碰到不可能的細節,它就會大喊‘這是假的!’當這種意識反復喊叫,并且所有人的意識都這樣喊叫,這本書就沒有,也不會有任何價值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很多細節,其真實性是存疑的。如短篇小說《撞車》。這篇小說寫某市市長張二手到他即將去任市委書記的本省另一座城市看望自己大學時的老師,順便幽會自己的初戀情人秀。路上他的車被一輛逆行的車撞了,頭上出了血。撞人的司機喝多了酒,不但不認錯,反而耍橫指責張二手。兩個人鬧到交警中隊,但交警中隊的干警不僅不處理肇事的司機虎子,反而試圖不了了之。虎子打電話叫來了他的表叔,當地知名企業勝利集團的武總。武總在交警隊大擺威風,并且因為張二手“頂撞”了他,強令張二手給他下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正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張二手的身份被交警中隊查到了,接著,這個市的市長來了、市委書記也來了。于是一切反轉,張二手一行走了,只剩下武總在交警隊自怨自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張二手的老師和秀在事發之后趕到交警隊。秀為了息事寧人,一方面力勸張二手不要深究,另一方面盡力地向武總賠小心、說好話,甚至不惜自己下跪、打自己的嘴巴。因為她知道“武總在省里都是個呼風喚雨的重要人物。……武總跟市里跟省里不少人都勾著,水很深呢。”如果張二手是個普通的外地人,或者只是一個高校教師,秀的這些表現可能是合理的,寫得也很生動。但張二手是外市正廳級的市長,這個市的繼任市委書記,而秀是他過去的情人,兩個人一直有聯系。這種情況下,秀還會認為張二手弄不贏武總,還會有那些不僅自損人格,也有損張二手臉面的言行嗎?小說的細節單獨看似乎是真實的,但放在小說的整個語境中,則無疑是不真實的。
二、作者主觀觀念與客觀生活的關系
生活必須經過作家的創作,才能成為文學形象,這里就牽涉作者的主觀觀念與客觀生活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一問題多有論述。馬克思批評“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恩格斯認為在主觀思想與客觀現實發生矛盾的時候,作家們應該像巴爾扎克那樣,讓客觀生活“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他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須特別把它指點出來。”總的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對現實主義作家用主觀觀念干預、扭曲現實生活,反對作者直接在文學作品中表露自己的思想和傾向。在處理主客關系的時候,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總體上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者主觀觀念對客觀生活的干預,二是表現生活的方式不符合現實主義的要求與規范。
先看第一個方面。有學者指出,丁玲在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塑造的錢文貴這一形象不大真實。“丁玲從自己家庭的感知出發,意識到像‘暖水屯’這樣的農村里,不可能有大地主、大惡霸存在,但是為了表現土改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必須有一個反面人物來做襯托,于是她便塑造了錢文貴這一人物,然而,無論丁玲怎樣去表現錢文貴的‘壞’與‘惡’,都讓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難以理解。‘暖水屯’人為什么都‘恨’錢文貴?錢文貴又憑什么在‘暖水屯’里一手遮天?丁玲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釋。”錢文貴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最重要的反面角色。但按照前引論文的觀點,這個人物是作家出于自己的觀念,為了表現階級斗爭的需要創造出來的。在與小說時空相應的現實生活中,并沒有這種人物;在小說創造的形象世界中,也沒有給這一人物形象及其所作所為提供合理的邏輯支撐。這一形象是作者主觀思想干預客觀現實的產物。這種現象并不局限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少數作品,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實際上是廣泛存在的。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如《江畔朝陽》《征途》等小說中,階級斗爭成為解決社會矛盾推進社會發展的靈丹妙藥。不管是否符合客觀現實,是否符合作品形象世界整體結構與邏輯,這些作品都要把情節線集中在階級或路線斗爭上面。《江畔朝陽》主要聚焦路線斗爭,《征途》則主要聚焦階級斗爭。兩部小說都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作者的觀念主導了小說對現實的反映,一定程度地干擾了小說形象世界的建構,影響了小說的真實性。自然,這種主觀思想干預客觀現實的情況不只表現在突出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作品中,其他方面的作品也存在這種情況。如在五六十年代大量出現的合作化小說,基本全部是歌頌、肯定,很少反思、批評的作品。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者在創作這類作品的時候存在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即合作化好,合作化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有了這樣的見解,在寫作的過程中自然就會成為歌頌派。當然,也不是沒有人看到合作化存在的問題,比如柳青、趙樹理等作家對合作化的弊端就有所認識,但在當時的時代潮流涌動中,這些認識或者沒有表達出來,或者是十分曲折隱晦地表達出來,很難為讀者覺察。前者如柳青的《創業史》,后者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鍛煉鍛煉》通過“小腿疼”“吃不飽”兩位落后社員與農村基層干部楊小四之間的沖突,間接地對合作化運動提出了質疑。但由于太隱晦,讀者大多看不出來,至多覺得作者對中間人物太過同情。
之所以出現作者主觀觀念對客觀現實的干預現象,原因是復雜的。如對經典現實主義的相關原則與要求的理解、實踐不夠;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具有比較濃厚的浪漫情懷;一定時期的政治氛圍;對理想、思想性等不適當的強調;等等。由此可見,要克服主觀對客觀的干擾,實踐現實主義的原則與主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再看第二個方面,中國現實主義作家喜歡在文學作品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傾向,很多優秀作家也很難例外。這有受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影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則是對經典現實主義相關原則的理解、實踐不夠。恩格斯曾批評明娜·考茨基:“顯而易見,您認為需要在這本書里公開表明您的立場,在全世界面前證明您的信念。”他認為這是不必要的。他覺得,“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但很多中國現實主義作家對這一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理解不夠,或者雖然理解了但未能堅持,仍然熱衷于在作品中表明自己的立場、闡釋自己的信念。
中國現實主義作家喜歡在作品中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和信念,另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部分作家對讀者的理解能力估計不夠,總是害怕讀者不能理解自己在形象中隱含的思想,希望以更明確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二是部分作家在大的語境和某些理論的影響下,希望通過某些觀念的直接流露來表達自己的態度,迎合與宣傳某些思想或政策。如我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著名作家浩然將文學理解為宣傳,認為“搞文學寫作能夠推動革命工作,能夠替農民說話,這才是真正有正氣有志氣的事,我一定得學會這種本領!”對于自己在“文革”時期緊跟“四人幫”,浩然曾這樣解釋:“像我這樣的人,在‘四人幫’時代若是不上當,那太奇怪了。因為我以前跟你講過,我不是為當作家而拿起筆來的。一開始,我的寫作就是為了宣傳黨的政策,黨說什么,我就寫什么,我就是這么過來的……”浩然這樣的作家雖然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但其創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宣傳黨的政策”,“替農民說話”,自然會自覺不自覺地在作品中脫開形象,把自認為正確的觀點直接表達出來,如他創作的《金光大道》。另一位著名作家周立波也存在這種情況。周立波農村題材作品十分優秀,其農村小說《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都是成功之作,但在這兩部小說之間創作的工業題材小說《鐵水奔流》則是一部失敗之作。最重要的原因是過于緊跟政策。周立波曾說《鐵水奔流》是在政策的啟發之下創作的:“一九四九年,我曾聽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的傳達,受了啟發,一進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業建設。”為了緊跟時代潮流,他1951年2月到石景山鋼鐵廠深入生活,同年6月就開始創作,1952年2月完成初稿,時間剛好一年。由于過于緊跟政策,加之對于現代工業不夠了解,生活體驗也不夠,這部小說不夠成功。小說完稿后,周揚想在《人民文學》上發點選段以示提倡,但《人民文學》編輯部認為小說“對工廠生活寫得比較淺,塑造人物不夠豐滿,藝術吸引力較差,不一定能使讀者感興趣,最好是不要在《人民文學》選載”。最終在周揚的一再堅持下,“勉強選出了一兩段”,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面。周立波本人對《鐵水奔流》也不大滿意。他曾與人說他嘗試熟悉生活,“可沒成功”。周立波的教訓說明,作家創作要有自己的思考,過于緊跟政策與潮流往往寫不出優秀作品。而這正是中國現實主義作家容易犯的錯誤。
應該說明的是,很多作家緊跟某種政策與時代潮流是自愿的,不過也有一些作家這樣做不一定完全自愿。柳青《創業史》的主題是歌頌合作化,但實際上在《創業史》的寫作過程中,柳青就感覺到合作化存在問題,煮成了一鍋夾生飯,并表示創業史如寫續集,就要在作品中表達對合作化的反思。但這種反思一直沒有發表出來,這與時代潮流對他的壓力是有關的。
三、現實主義文學表現生活的方式
不同的創作方法在表現現實生活時有不同的要求與規范,現實主義要求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表現生活。這一基本原則確定了現實主義文學表現生活的方式:形象世界的生活感性表現形式與現實生活表現形式的一致;符合生活的必然律、可然律和概然律;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先看第一個方面。文學以形象的方式表現生活,但它表現的不是生活的實體,而是生活的表象或者說感性表現形式。現實主義要求如實表現生活的本來面貌,因此現實主義文學建構的形象世界的生活感性表現形式應該與現實生活的感性表現形式一致。自然這里說的一致不是排除虛構,完全照搬生活的表現形式,而是要符合生活的常態,與生活的感性表現形式具有同構性。美國批評家蘇珊·朗格論述過這種同構性。她說,當你到商店買燈罩時,你先看中了一個綠色的燈罩,然后你又要一個大一些的紫色的燈罩,無論是你還是售貨員都不會弄錯你要的是什么。那么,這兩個燈罩共同之處是什么呢?就是“組成這兩種燈罩的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模式。……它們的形狀是相似的”。這就是同構性。現實主義文學的形象世界,其表現形式可以是虛構的,但它應該與現實生活的表現形式具有同構性,符合生活的常態,生活的邏輯與規律。以這個要求考察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我們可以發現二者之間還有較大一段距離。不少作家在創作的時候,并未嚴格地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進行描寫,其作品形象世界的生活感性表現形式與現實生活有一定甚至較大的距離。有的作家喜歡在作品中引入超自然的因素,以達到某種藝術效果或表達目的。有些作家喜歡描寫一些有違生活邏輯與規律的事件。如高玉寶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寫的“半夜雞叫”故事。小說寫地主周剝皮為了讓長工早點起床為他干活,半夜起來裝雞叫,引得全村的公雞都跟著叫起來。但在夜里,一只狗叫可能引起全村的狗叫,但一只公雞叫則不一定能引起全村的公雞叫。因為公雞拂曉前叫是有規律的,受其生物鐘的控制,不可能時間未到就跟著一只生物鐘紊亂的公雞瞎叫,何況這只公雞還是人裝的。小說中描寫的這一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有的作家在自己建構的形象世界中改變現實生活的感性表現形式,讓形象呈現出某種神奇性。如神實主義小說《日光流年》中奇異的堵喉癥,《受活》中神奇的“絕術團”,都是把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現象夸張到極致而形成的。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建構的形象世界中改變生活感性表現形式的做法自然有自己的目的和理由,但或多或少地違反了現實主義如實表現現實生活本來面貌的要求。
再看第二個方面,必然律與可然律是亞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來的。這里的必然律是指符合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和邏輯的已經發生的事,可然律是指雖然沒有在現實中發生,但按照現實生活的本質、規律和邏輯可能或應該會發生的事。可然律與必然律是符合現實生活規律的,現實主義作家理應遵循。不過在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實踐中,沒有遵循可然律與必然律的作家和作品也不少見。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明知作品中的人與事不符合可然律與必然律,但出于某種原因仍然把它們寫進了文學作品,成為作品形象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如閻真的小說《因為女人》中的“二十五歲焦慮癥”。這一“焦慮癥”影響了小說中的絕大多數女性,并對小說的情節與事件產生了重要影響。女性不同程度地存在年齡焦慮,這是事實,但所謂“二十五歲焦慮癥”則并不符合生活的必然律與可然律。另一種情況是作者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寫進作品中的人與事違反了現實生活的可然律與必然律。如我國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現實主義小說。這些小說大多有這一不足:那就是不管具體內容如何,在這些小說中互助組、合作社取得成功的原因往往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人多力量大、社員人心齊積極性高、分工合作、好的帶頭人,黨團員的積極參與,上級領導的支持等。但只要深入探討一下就可發現,這些優越性有的并不是合作化所特有的,如分工合作。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以單干為主的中國農村早已發展出了以換工、互助為主的分工合作模式。有的優勢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其實并不是優勢,如社員人心齊積極性高。在合作化的初期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但無法持久。合作化(包括后來的人民公社)的組織與分配方式,注定要壓抑其成員的積極性。但幾乎整整一代現實主義作家沒有意識到這些所謂的優勢并不符合生活的可然律和必然律,或者意識到了但出于某些原因沒有在作品中表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大失誤。
概然律指的是人物與事件在現實生活中的發生頻率。概然率低的事件不一定違反可然律與必然律,但概然律低的事件反復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必然會影響文學作品的現實性。因為它不符合生活的規律,也不符合讀者的生活體驗。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概然律方面常犯的錯誤有二:一是把低概然律的事件作為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來描寫。如《平凡的世界》中,農家兄妹孫少平與孫蘭香,一個與省委副書記的女兒相愛,一個被另一位省委副書記的兒子追求。這種事情即使現實生活中真的發生過,寫在作品中也很難使人相信。二是低概然律的人與事聯袂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如余華的小說《活著》,有主人公福貴那樣的遭遇與經歷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少見的。雖然小說做了大量的補救,但小說人與事的低概然律還是一定程度地影響到小說的真實性。
自然,現實主義文學也不是不可以描寫概然律低的事件,但是應該盡量避免前面提到的那兩種現象。此外,低概然律的人物與事件要盡量選擇那些處于萌芽階段,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或人性理想面的。這些人與事在現實生活中雖然概然律較低,但由于其符合歷史發展與人性的要求,一般不會因為其在現實中發生的概率低而失去價值。
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喜歡描寫低概然律事件的原因比較復雜。從文學層面來看,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現實主義理論與創作都有較濃厚的浪漫主義因素,中國現實主義作家都有宏大敘事的情結,希望自己小說的思想、人與事能夠在社會中產生轟動效應,因此喜歡劍走偏鋒,選擇一些容易引發關注的人物和事件,不太注意這些人事在生活中發生的頻率。從社會層面來說,中國社會一直比較關注事物的質而不太關注事物的量,事物統計學上的意義往往不被看重,人們注意的是事物的價值論意義。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被認為有價值的人與事即使在現實中很少發生,也可能被立為標桿,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在這樣的氛圍中,中國現實主義作家不太重視概然律,喜歡描寫低概然律的人與物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最后討論第三個方面,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指出:“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衡量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結合恩格斯的其他論述,他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應該包含了以下三層意思:一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要求;二是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是不可分割的,人物典型環境不典型不可取,反過來,環境典型人物不典型也不可取;三是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是變化發展、動態平衡的,沒有固定不變的典型環境,也沒有固定不變的典型人物。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這三個方面都有成功的作品,但也存在較大的問題。
就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觀念對人物和環境的干擾,造成人物與環境的失真,影響到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1962年邵荃麟在談寫中間人物時指出:“強調寫先進人物、英雄人物是應該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們時代的精神的。但整個來說,反映中間狀態的人物比較少。兩頭小,中間大;好的、壞的人都比較少,廣大的各階層是中間的,描寫他們是很重要的。矛盾點往往集中在這些人身上。我覺得梁三老漢比梁生寶寫得好。”邵荃麟這段話值得玩味。首先,他強調寫中間人物,因為現實生活是“兩頭小,中間大”,大多數人處于中間狀態,寫足寫好中間人物符合現實主義的要求。其次,他認為梁生寶這個《創業史》使出渾身解數塑造出來的先進人物沒有梁三老漢這個中間人物寫得好。因為“矛盾點”都集中在梁三老漢身上,而梁生寶因為要極力突出其優秀的一面,其身上的“矛盾點”反而不突出了。其實,他組織互助組的活動,他與郭振山的矛盾,與徐改霞的愛情,與姚士杰的斗爭,都是充滿了矛盾的,然而這些都被他高尚的品質和出色的能力一一化解了,反而沒有在他身上產生碰撞激蕩。這使得這個人物一定程度地失去了現實感和真實性,自然就沒有梁三老漢“寫得好”了。縱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很多有影響的作品,其主要人物往往因為觀念先行,描寫過度,導致其失去現實感和真實性,反而沒有一些次要人物寫得出色。如茅盾《子夜》中的吳蓀甫,浩然《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等。這些人物最大的不足,就是恩格斯說的,個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則里去了”。這種“消融”導致人物的不真實,進而導致典型人物塑造的失敗。
按照恩格斯的典型理論,塑造成功的典型形象不僅人物要典型,環境也需典型。因為人在環境中生存,人的成長、性格、思想要受環境的影響,人的活動也要影響、改變環境,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分割有兩層意思:一是人物與環境要互相聯系著呈現于作品之中,這一點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做到了,而且做得較好;二是人物與環境都要典型,這一點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則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前面提到過的吳蓀甫、高大泉,由于個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則”里面,這些人物實際上只能算是類型人物,而不是典型人物。
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曾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自然界不是存在著,而是生成著和消逝著。”自然界這樣,人類社會也是這樣,一切皆變,一切都在運動中存在。人與環境不是靜止不變的,人與環境的關系也是動態發展的。人物與環境因此存在一個相互配合的問題,而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常常出現人物與環境相互配合不夠契合的問題。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在某一個時代,與之配套的環境則是另一個時代的,如閻真的《因為女人》;另一種情況是,作品設置的人物與環境是某一時代,但實際表現則是另一個時代的人物和環境,現實的人物與環境變化了,但作品中的人物與環境卻沒有變化,如一些所謂的穿越小說。讓現代人以某種方式回到過去的時代,通過這種錯位來設置故事,取得藝術效果。
四、文學形象世界與生活本質的表現
藝術真實需要生活本質的支撐,要達到藝術真實,文學作品必須在建構鮮明具體獨特的形象體系的同時表現出某些生活本質方面的東西。從這個角度說,任何文學作品,都需要通過自己構建的形象世界表現出生活中某些本質的東西。但現實主義文學在通過形象世界表現生活本質方面有自己特定的要求:作品反映的生活本質應該是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生活的本質必須通過作品的形象世界表現出來,作品構建的形象世界與現實生活的感性表現形式應該一致。
我們先討論第一個方面。生活的本質蘊含在生活之中,需要人們去認識、挖掘。人們對生活本質的認識與挖掘有可能是正確的,但也有可能是不正確的。文學家們也可能如此。在對生活本質的發掘方面,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也常犯這樣的錯誤:不是對生活進行深入地挖掘,而是把自己的主觀看法作為客觀現實,把非本質的東西或非主要本質的東西當作真正的生活本質進行表現。如對農業合作化的描寫,農業要發展,的確需要合作化,但真正的合作化應該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以契約為紐帶,分工合作,進出自由地按“相關”原則組織起來經濟性行為。而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則是行政主導的以地域的遠近按“相鄰”原則組織起來的行政性行為。這樣的合作化方式無法有效發展農村、農業,也無法使農民致富。這已為50年代至70年代的實踐所驗證,80年代初的撤社建鄉也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20世紀中國的很多現實主義作家似乎不明白這一點,因此在表現、歌頌合作化運動時常常只能抓住一些淺層的表象,如人多力量大等。《創業史》中梁生寶買稻種的情節的確非常經典,個人命運與集體的事業交織在一起。但問題在于,梁生寶的這種精神用在合作化上,能促進集體利益,用在自己家里,也能促進自家的利益。換句話說,這種精神并不是合作化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表現合作化方面,并沒有全面地表現出生活的本質。
生活本質不一定都是積極的、正面的。這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現實、社會有著多種類型,有些類型本身不一定是積極的和正面的。這種消極的反面的現實與社會類型,也肯定存在本質或者說共性,文學作品也有必要將其反映出來。如恩格斯批判過的狄德羅的小說《拉摩的侄兒》,這部小說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性惡通過拉摩的侄兒表現到極端。但這種惡也是某些社會與群體的共性,因此也是生活的本質之一,有表現的必要。另外一個原因是有些生活本質是中性的,很難從政治、道德等角度進行評判,如人生下來就本能地以自己為中心,怎樣評價其中的好與壞?部分現實主義作家不明白這個道理,在處理生活本質的時候,常常將生活本質與積極的、正面的東西聯系起來,這是不正解的,因為消極的東西也有自己的本質,這種本質不是不可表現,而是如何表現的問題。
在表現生活本質方面,部分著名作家有時也容易犯將生活本質道德化、革命化的錯誤,如浩然。在《艷陽天》中,主人公蕭長春的兒子小石頭被階級敵人馬小辮推下山崖摔死。小說寫蕭長春回到家里,看見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只枕頭,坐在炕沿聞到孩子的奶香味,聯想到孩子稚嫩的臉蛋,不禁流下傷心的熱淚。這時與他心心相印的戀人焦淑紅進來了,為了安慰焦淑紅,小說讓蕭長春說出一番豪言壯語:“我一想到我為保衛群眾不受大的損失,我自己遭了一點小損失,就保衛了大的利益的時候,我感到光榮啊!”作者試圖以此來顯示人物的正面品質。但這反而損害了人物形象。因為親人去世感到悲傷是人之常情,小石頭之死對蕭長春來說也肯定不是什么“小損失”。硬要將這種悲傷上升到國家大義,把個人親情當作不值一顧的私情,以證明人物的革命本質,實際上是對生活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
再看第二個方面。文學作品表現生活的本質不能以概念的形式直接把它指點出來,而應將它隱含在自己建構的形象世界中間接地表現出來。任何抽象的東西都不應在文學作品中直接表現出來,生活的本質自然也是如此,它是隱含在生活現象中的,是抽象的,必須也只能通過形象表現出來,形象才是文學的主體,建構起自己的形象世界或者說形象體系,是文學作品的首要任務。中外優秀現實主義作家都十分注意這一點,他們精心建構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世界,并通過這一世界表達生活的本質。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魯迅等。
從這個角度衡量,可以發現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通過形象表現生活本質方面有三個明顯的不足。一是觀念大于形象。形象表達的觀念過多,超出了形象的蘊含量,以至從形象中流溢了出來。如《青春之歌》中的江華。江華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在黨組織的關懷下,讀了中學,進入北大學習。他組織了北京學生的南下請愿,策劃組織了唐山五礦工人大罷工,做過察北抗日同盟軍的軍事指揮員,擔任過以河北定縣為中心的周圍幾個縣的縣委書記。江華身材高大,閱歷豐富,舉止敦厚,言談質樸,待友細心關懷,工作嚴肅認真。小說是將江華作為黨的優秀領導干部形象塑造的,但這一形象的塑造更多是通過概述、介紹等完成的,其豐滿度支撐不起小說賦予其的偉岸品質,實際上還沒有小說中的另一位共產黨人盧嘉川的形象飽滿。二是將生活本質直接指點出來。文學的主體是形象,抽象的本質、觀念、思想等應該通過形象表現出來。但出于主客兩方面的原因,部分現實主義作家在表現本質、思想、觀念時走了捷徑。他們不是通過構建形象世界將其表現出來,而是直接將其指點出來,或者通過作品中的作者的代言人將其說出來。這一問題即使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也無法完全避免,比如《北上》。這部小說試圖通過京杭大運河上幾個家族的百年“秘史”,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但小說似乎是擔心讀者看不出小說的這層意思,在敘述的過程中常常通過敘述人或作品中的人物將其指點出來。三是圍繞生活的本質建構形象。形象需要表現一定的生活本質,但這生活的本質應該蘊含在文學的形象之中并通過形象表現出來。部分中國現實主義作家忘記了這一點,他們往往以一定的思想觀念為標準,組織材料,進行形象的塑造。茅盾的《子夜》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但也有這方面的不足。小說的主題是說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說明中國并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無法引領中國革命的道路,中國的最終出路要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群眾的革命來實現。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在小說構思、人物塑造、情節安排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由于主旨和意圖過于明顯,這部小說也被有些學者稱為主題先行的作品,“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
最后討論第三個方面。現實主義要求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表現現實生活,這意味著表現生活本質的形象世界應與現實生活的實然狀態保持一致,否則,就會一定程度地影響到現實主義文學對于生活本質的表現。因為生活本質只能通過文學建構的形象世界表現出來,形象世界的性質、類型不同,對生活本質的表達也會有所不同。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無法通過極度的夸張、奇特的對比、天馬行空式的想象和超自然的現象來建構自己的形象世界,也無法通過以這種方式建構的形象世界表現生活的本質。魯迅版的“精神勝利法”是通過阿Q的性格和“行狀”表現出來的,有著阿Q和未莊的味道,而如果用一部非現實主義的作品來表達,“精神勝利法”還是精神勝利法,但其具體內涵與“味道”就不一定與《阿Q正傳》一樣了。由此可見,現實主義文學應該通過建構與現實生活感性表現形式一致的形象世界,把生活本質蘊含在這一形象世界之中表現出來。這保證了現實主義文學在表現生活本質方面的特點與自足性。在這一方面,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作品的形象世界與現實生活的實然狀態有較大距離。這一點我們在第二節第一部分已經做過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真實性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生命線,也是其成功的秘訣所在。只有認真指出并正視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存在的真實性問題,才能促使其更好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