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飛:我的修煉實驗田
自2010年以來,我的創作分為兩部分,影視劇本與小說,相互交替著進行。最近一年,我和短篇小說的距離才再次拉近,從年初《小說選刊》選載《走馬燈》算起,一年內刊出的五部短篇分別是《走馬燈》《我們就此別過》《夜奔》《一個人四海為家》《裁縫》。這五部小說構思時間有長有短,單篇完稿時間有快有慢,有些小說甚至是換了一種形態,寫了“原小說的新故事”。重新審視的過程中,我想它們都完成了我的預期——將短篇作為一個對象,進行一場關乎我個人的創作實驗。
當下提出的“大文學觀”其中有一點指出,創作中需要明顯突破舊有觀念框架。而在此之前,批評家王堯也曾經提出過“小說需要革命”。小說求新求變,求野生的力量,求瓶頸的突破,這些創作要求幾乎在任何一個時代都適用。僅從我個人的創作體系中思考,作為2000年前后正式走入文壇的一名寫作者,我的作品曾經深受蘇童、畢飛宇、余華、格非這一代先鋒作家影響,而后轉入了評論家所稱之為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這一轉變,基本也和當代作家的寫作脈絡同步。同樣到了今天,或者對我而言更精確的2025年年末,我開始思考,我的短篇小說創作方向、語言、結構、主題、形式等等,在技術層面上該如何突破?
在我看來,短篇小說是最能展現作家小說技術高峰的一種體裁,我愿把短篇小說當作我的修煉試驗田。2022年,我的一部長篇小說《蘇州河》出版。這是一部以1949年前后,上海舊警察陳寶山探案為串聯的反特小說。小說中講述了不同立場、陣營下的男男女女,面臨時代與人生的巨變所做出的種種選擇的故事。但男主角寶山的故事受限于諜戰類型的規則、事件的緊密設置等,完稿之后我總覺得從個人書寫角度,放棄掉了很多人物的深層意蘊,尤其是他三十八年人生的前史,三代警察世家串聯起來的中國警察史。最重要的是,他成長為《蘇州河》中那個性格的他的潛史是什么樣的?
如果我把長篇的敘事比喻成奔涌向前的蘇州河,而短篇小說《走馬燈》,我希望它是河面倒映的波光。我為這個小說找到了“走馬燈”這個切口。走馬燈指人死前的一種回光返照現象,從出生到死去,像放電影一樣,眼前映照出自己的一生。然后是手持燈籠的道姑左書令,從十九歲到八十三歲見證了寶山家四代警察的陳年舊事和代代相承。我有意在這個架構中,拿掉以事件為推動的諜戰敘事,以碎片化、回環式的記憶片段,直面人來人往的繁世,用更加具體的眼光去觀望寶山這一代人的一生。過去與現在、生者與逝者,在燈壁上恍惚交融。這是一種更接近記憶本身的方式,正如我們回憶起一個故人,往往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而是三兩個瞬間、幾幀畫面,或是某件事中陡然的沉默與尷尬。
這種在自我小說內部進行變革或重新衍生的方式,也是我思考關于小說求新求變的一個途徑。尤其是書寫近百年前的時代,如何與當下的讀者產生關聯。那么無論是《走馬燈》,還是由另一部長篇《大世界》衍生出的《我們就此別過》,都選擇了逆著情節的方向,回到人物命運的源頭;逆著類型種種無形的規則,尋找小說的留白與天馬行空的想象。而短篇小說的奧妙,或許就在這一萬來字的篇幅中,調動作者的全部智慧與文學技藝,呈現出“我”所看到、“我”所理解的現實與人性。但同時面對小說家們呈現的高度同質化的生活經驗,如何避免千軍萬馬過一模一樣的獨木橋,這也是我在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
于是在《夜奔》中,我通過對“林沖夜奔”這一故事的重構與其小說精神的共振,完成一次我對書寫日常生活的思考。禁軍教頭林沖到碩士外賣員林沖,反抗壓迫的宏大敘事轉而降維到都市青年的日常困境,在這個不再產生古典英雄的年代,經典的悲愴與力量以及反襯,如何呈現在普通人身上。我想經典只是換了一副面孔,但故事從未停下腳步,在我們的生活里,繼續它的風雪征途。
而除卻“林沖夜奔”這一內核的疊加與重構,我同時拋卻了以往的語言慣性,嘗試了一種詼諧的市井口語,來呈現普通人的自嘲精神。至于結局,我放棄了一個古典式的、決絕的收尾。現代林沖沒有殺人,也沒有墜崖,他被父親背下山,送進警車和醫院。這不是懦弱,或許是另一種人物的真實。就像小說中“劇作家”飛黃穿著棉睡衣和塑料拖鞋,在雪中獨自朗讀劇本的背影。那朗讀聲本身,就是一種對當下困頓生活的積極抵抗,寫下這樣的小說,是想要證明那些古老的故事依然能在我們心中激起風雪。
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一個人四海為家》,在構思之初就考慮能否在結構上,再探索觸碰一下小說形式的邊界,創建一種“套娃式”的敘事與物我互相滲透的寓言化寫作。以第一人稱“我”的倦怠困頓為基底,以木雕將軍“阿普”在午夜復活,執行私刑為敘事動力,再通過阿普與“我”的講述與回憶,分別進入秦代戰場與清代木雕工匠二呆的時代中去,以此書寫不同時代之間“人之為人”永恒的孤獨。而多重的“過去”,即是重現多年以前的“現在”。寫作這篇小說時,坦白說是我對“短篇小說可能性”的一次觸摸。在小說越來越“輕”的當下,一部短篇能否承擔起更復雜的任務?它能否不只是講一個好看的故事,還可以像一座小型的記憶裝置,讓讀者在一兩個小時的閱讀里,感受到現實與奇幻的邊界,歷史與當下的邊界,甚至人與物的邊界?
《裁縫》則是我構思最早卻最晚發表的一篇小說。當代文學女性題材的書寫,某種層面上已經成為了一種潮流。作為一名即使是早年書寫了許多女性主角的男性作家,在當下好像都有著“某種不可言說的趕潮流的嫌疑”,這種“涌動的潮”似乎也成為了一種網絡平臺語境的常態?;诖耍谶@篇小說創作中,我考慮的時間最久,我需要對我看到的女性困境有所回應,但同時我也要跳出常見的模式:一是悲情化的弱者敘事,二是英雄化的反抗者敘事。但是男性作家眼中臆想的女性思維與行為,未必是正確的,但即便是不正確,那也是創作一種,或者說是現實一種,照樣可以成立。
童米格的形象從最早的設置便是反抒情、反戲劇化的。她不是都市中的白領、女學者,或者是某種中產階級主婦,甚至她不是城市中生活的女性。童米格以及小說中的沙(傻的諧音)女人、武紅只是生活在小鎮上,被輿論場上忽略的女性群體。她們的故事,顛覆了當下大眾對女性所謂逆襲、崛起的期待,但她們卻是人生中前三十四年生長在縣城的“我”,所能夠看得見的真實。三個女人之間可以是最小的母系社會,也可以是女性生態的一種顯像。童米格、沙女人、武紅構成了一個微妙的三角關系,但同時她們三個人的關系,也是一個去浪漫化、去英雄化的生存圖景。三個女人之間能在某個瞬間達成微妙的理解,就像沙女人留給童米格的衣服上縫的那句話一樣:“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裁縫,把生活縫過來,再補過去,最后縫成了千瘡百孔的人生?!钡齻兊睦斫饣蛘吆徒庵?,卻又有著因生存、愛的分配而產生的傾軋。
以上是我關于近期發表的五個短篇小說的一些思考,看起來匯集在一年內發表,實則有些構思跨度長達四五年之久。在我的認知里,短篇小說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語言,我甚至苛刻地認為,語言不過關的短篇小說,故事也是不優秀的。短篇小說的本質是克制與精確的藝術,它對語言的容錯率趨近于零。其精妙不僅在于詞句,更在于敘述的每一道縫隙都必須承擔起題外之意,每個字詞句,每種想要表達的思想、情緒、人性,以及每個故事的精致程度,都需要考慮語言的品質優良。寫作的魅力,根植于敘述本身的魅力。在這個前提下,才可以考慮王堯先生所說“小說到了需要革命的時候”,但是如何革命,我想每一位寫作者都只能蹚著石頭過河。
同時,在當下這么一個作者與讀者前所未有能夠輕松互動的時代,一個“去權威”的網絡時代,今天的小說家與讀者之間,正在建立起一種更直視的、更坦誠的平等關系。伴隨著AI對文學的影響,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只是忠實地呈現一個由“我”的視角所敘述的世界,用小說家的技藝與誠實,記錄下我們對這歡喜的、破敗的、復雜的、悲喜同源的人間的凝視、困惑與詰問。用最準確的方法與思想、技術,才能準確的讓文字抵達讀者的內心。所以“準確”一詞,對創作來說最為重要。
而故事的真正結局——那答案、那回響、那延伸的意義,只能交給讀者以及尚未抵達的時間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