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昕:短篇小說的“物性敘事”與“精神氣候”
我們在勘察作家的文學創作時,往往會第一時間嘗試體悟獨屬于這個作家的風格,把握風格的依據,更多來源于其在文學創作中所嘗試營造的文學場域和氛圍,而這種場域和氛圍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作家所使用的物象或意象,以及熔鑄于其間的精神特質和情感內核。隨著文本情節的深入以及細部的深描,物象逐漸呈現多種形式,不僅包括自然之景,亦包含人文景觀,當然還包含了方言、氣味等“衍生物”,也即生成為一種作者對于“物性”的捕捉。近年來,“新東北文學”作為“新區域書寫”的重要支流,始終為學界關注,班宇、鄭執、雙雪濤等青年作家往往在充滿沖擊力和懷舊感的現實書寫中,鋪滿悲愴且破碎的敘述場,在故事情節的敘述縫隙營構出流動的感覺樣式,嘗試尋找一種可以代表自身情感、記憶、體驗的“修辭”。
在王德威看來,“東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因器物、事件、風景、情懷、行動所體現的“人同此心”的想象、信念甚至意識形態的結晶。班宇、鄭執、雙雪濤透過日常生活的細部,來展現城市化進程緩慢的街區的蕭條與破敗,進一步推演至人們在這一環境下的向上追問與向下的靈魂沉潛。那么,與一個個“偶然”發生沖突與達成和解時,文本生成了怎樣的“人同此心”的美學場域和審美樣貌?在鄭執的小說《森中有林》中有一段描述道:“有人燒紙,兩團火焰一左一右地躥動,好像黑夜在對自己眨眼。”煙霧繚繞的火焰對于城市而言似乎是怪異的,然而,在東北地區的路邊火光卻并不稀見,大多數是由于要給過世的人燒紙錢,這種家家戶戶不約而同地尋找內心的寄托的行為,襯托出城市的“廢墟感”。小說中的“街道自打年后開始動遷,整條街一天一個景,全程20來公里,不是扒房挖溝埋管,就是栽樹架燈,沒一段囫圇路”。可以說,小說中所描述的“一天一個景”,反而成為東北相當長時段不易更改的景致。可以看出,這種充滿張力的“荒寒感”,來自極具地域特質的種種“物象”和環境,既有地域的、民俗的,也有特定文化規約的,尤其是人物的塑造和呈現,顯露著敘事對現實、人性強大的沖擊力量,逐漸成為經驗世界里最具神秘、幽微、沉郁、淳厚的美學元素和精神范疇。
然而,如若僅僅探究這種“物性”與創作風格之間的相互印證,則往往會從寫作發生的維度,將其納入有關時代、地域等方面的印記之中,而失去了“物性”本身與創作者之間的“具身性”的關聯,以及可能生發出來的審美間性。也就是說,如若我們單純地探討“物性敘事”與作家之間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實則縮小了創作本身在現實與想象之間構建起來的“對話關系”。因而,我們不妨跳脫出由外部現實來印證想象的刻板印象,專注于想象力本身所生發的對于“物”的選擇,探討其對投射的現實所生成的“精神氣候”與美學意味。從一定意義上來看,物象中所訴說的“關鍵詞”永恒地與生命敘事聯系在一起,它既是文本的標志物,亦是生命詩的指代詞,既引導著文本“流動”的節奏,亦或隱或顯地閃爍著生命的脈搏。我們能夠在其間觸摸、切入到人性的、生存的創痛和精神的困頓,從生活史、心靈史、地域性和靈魂的維度,體味到作家精神關懷和生存思索的深度。
那么,在短篇小說中,應當如何在對日常生活的敘述中重新構建起吻合于“此在”“此刻”的主體經驗呢?兼具樂評人和小說家身份的班宇經常會在其小說創作中“夾帶私貨”,他的小說中有大量對重金屬樂器和流行音樂、古典樂的描寫。這些音樂元素以及工人村的人們與“偉大時代”的握手言和,所共生出的“磁場”,遠非“頹廢”和“虛無”。他在整個故事的敘述過程中,打造了一種綿密、溫和且充滿廢墟感的“無法被命名”的獨特氣息,生發出極具個性的審美效果。可以說,唯有當班宇試圖捕捉的精神“調性”與音樂不謀而合時,方能夠生成無聲、細小卻震撼的化學反應,足以被生命群像的“精神氣候”震碎的回響。透過班宇的創作可以看出,在中、短篇小說有限的篇幅當中,具體的人與物象的關系,最終指向對“存在境遇”的深層勘探,讓物象迅速成為人物理解自身處境的媒介,也幫助讀者從具體之物抵達抽象的存在之思。猶如鄭執在小說《森中有林》中寫道:“她問我對童年最美好的回憶是什么,當時我答不上來。分手以后的某天,我突然給她發了一條微信,回復我的答案,是豬爪跟螃蟹。點擊發送才發現,她把我刪了。不過我仍然挺感謝她問過我那個問題,因為我本人不是一個熱衷回憶過去的人。我想起,在我五歲或六歲那年,我媽過生日,我爸買了豬爪跟大飛蟹。我跟我媽愛吃螃蟹,我爸跟我姥爺愛吃豬爪,兩樣都不便宜,一年上不了我家飯桌幾回——那天的一桌菜,就是美好,美好得十分具體。”可以說,這與雙雪濤的《獵人》中提及的“豬肚蘿卜湯,聽著就很滋補,我的生命中挺需要這樣的時刻”——“以此來沖淡向下的迷惘”。也正是這一個個“具體”的瞬間,讓時間的無限和生命的有限得以最大限度地被情感敞開。我們從“物”中體察情感的“毛細血管”,又透過情感體悟“物性敘事”內蘊的精神附著。
可以說,在“物性”的維度之中,諸多極具地域特色的語言的標志物亦構成了新東北敘事的別樣言說方式,亦為短篇小說的敘述提供了顯現張力的啟示。我們知道,在班宇、鄭執、雙雪濤的文本中深潛著極強的“沖突性”。在面對企業改制、下崗潮來襲的生活沖擊時,無論是犯罪率、離婚率的飆升,還是再就業率的持續走低,皆訴說著人們生活狀況的凄惶與低迷。諸多無處言說的傷痛和無處安放的無力感如塵埃般飄浮在這片區域,經久地彌漫在一個個家庭單元之中。夫妻爭吵、離家出走、校門口斗毆、早戀、退學,也日漸成為這些門戶之中的“標準化”日常。于是,父輩和少年們習慣了將“難捱”視作“無聊”。漸漸地,這種“無聊”以一種“冷幽默”滲透在日常生活里,似乎說臟話、開玩笑,成為某種“抵擋”的“標配”。這些語言符號也構成了東北書寫獨特的“流動性意象”,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人格化和“物性”的表征,構成短篇小說中極具標志性的“文化注腳”,透露出“不妥協”“不和解”的氣息。在無力改變的生活面前,或許唯有罵人、“解悶”可以帶來最為即時的安慰,“看春晚”成為彼時人們最大限度的“聲色之娛”。于是,無力應對當下的精神氣候便順由感覺的游絲被和盤托出,出逃或離開成為了解決彼時困境的迫切期待。
當我們站在新東北文學的先鋒姿態,來回望東北流亡作家群中的典型代表作家蕭紅的《生死場》時,似乎看到了一場穿越時空的有關生死歌哭的對話,兩代東北作家透過一個個包裹于“故事之外”的語言敘述的方式,呈現了生與死之間的生存鏡像。胡風曾稱蕭紅的《生死場》當中透露出的靈力:“語法句法太特別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現的新鮮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語言的特別”不僅歸因于作為女性的蕭紅對于情感細致而深刻的捕捉,還來自蘊含著那些經由生命所錘煉、淘洗過的訴諸文字之中的情感本身。可以看出,無論是蕭紅還是“東北三劍客”,作為故事講述者的他們,在文本中的“設定”是蕭條城市的游蕩者。出生地和寫作發生地帶給他們的并非是城市的飛速發展所帶來的“震驚體驗”,而是對目睹著所身處的城市的落寞感到無可奈何。無論是《生死場》中去往城里的金枝,還是鄭執的小說《森中有林》里的剛剛抵達日本的呂曠,帶給他們“震顫感”的都是“外部世界”。當兩代人與過往達成妥協式的和解,帶著或沉重或輕逸的精神印記,他們該如何面對未來的迷惘,又該如何重塑屬于自身的主體性?當呂曠站在人頭攢動、同樣“混亂”的東京火車站,疏離感和主體性一同被懸置起來。“呂曠直接傻眼,周身的人潮讓他懷疑自己是只被拔了觸角的螞蟻。他長這么大,眼睛里從來沒有一次性容納過這么多的人,從八方十面涌來,又向四面八方涌去,呂曠感覺自己被同類的呼吸圍剿,就快要淹死。”這種全新的現代都市景觀是呂曠在此前從未體驗過的,帶著沉重的束縛感出現在陌生環境中的呂曠在眩暈之余,也深感窒息。可以說,鄭執在小說中看似“嬉皮士”的自嘲,實則呵出了沉重的生命之問,如何擺脫紛繁復雜的社會所打造的命運的重擔?如何疏解生命中不可承受、又無可奈何的被動之惑?
創作者對這一問題的追溯,似乎構成觀測新東北文學突破“懷舊”、面向“未來”的敘事轉向關鍵。“呂曠們”還未來得及與過往握手言和,便生發出強烈的“失重感”,這些青年在對當下的“廢墟”體悟到“從適”之后,直至走出“鐵西”才驀然意識到,只要記憶還在,一切過往都會隨著生命本體四處移動,愈發厚重甚至繁重。“此時光線隱去,一只鳥不知從什么地方飛了出來,速度極快,堪比剛射出來的箭矢,以殘月為弓,直直向下,它尖尖地叫了一聲,像是對逝去的哨聲做以回應。”這些描述,皆構成作家文學敘事的“情感與形式”的文學敘事的“生物鏈”,強烈的意緒奔涌,在“人”與“物”黏著的、“堅硬如水”的結構里彼此映照,此消彼長,糾結一處又不一而足。在每一個寂靜無聲的夜晚,物象中的時間和心緒拂過人物的臉龐,在肌膚上觸動了虛浮的蒼涼之感。對于這些情愫的體察實則是作為“同時代人”的作者向讀者所發出的“文學的邀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