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武俠電影的類型之困
近期,《鏢人:風起大漠》收官,最終累計票房14.48億元,觀影人次3142.6萬,刷新中國影史國產武俠電影票房紀錄。該片由著名武術指導袁和平擔綱導演,真人真馬、真摔真打,拳拳到肉,讓無數觀眾重拾對武俠電影的熱情。不過,叫好又叫座的同時,該片重武術場景、輕俠義表達,也引發了一些爭議。而比爭議更值得深思的是,一部電影固然能證明武俠片依然有市場,卻無法獨自撐起一個電影類型的復興。銀幕暗下、掌聲漸息,武俠電影市場再度歸于沉寂。下一部破圈的作品在哪里,尚無人能答。如何才能實現類型復興,再現昔日輝煌,成為擺在武俠電影創作者面前的課題。
每一次類型發展與衰落背后,都和“武”與“俠”的天平傾斜有關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回望來路。武俠電影并非第一次面臨式微之困,而每一次類型發展與衰落的背后,都與“武”與“俠”的天平發生傾斜有關。
中國武俠電影的源頭可追溯至1920年的《車中盜》。1928年《火燒紅蓮寺》橫空出世,三年間連拍18集,形成獨特的“火燒片”樣式。隱形遁跡、空中飛行、口吐寶劍、掌心發雷、劍光斗法,奇觀化的武打場景成為吸引觀眾的重要因素。然而,作品側重于神話法術,導致越拍越荒腔走板,最終被當時的政府以宣揚怪力亂神之名查禁。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張徹、胡金銓以“陽剛美學”和“影戲美學”重塑武俠電影。在張徹執導的《獨臂刀》中,方剛以斷臂殘軀苦練神功,為報師恩而不計前嫌,將重情重義的人格力量注入每一個動作。胡金銓導演的《俠女》更是將禪意與武學相融。竹林大戰中,竹影搖曳與人物騰挪穿梭,營造出富有詩意的動作空間,并以竹之堅韌刻畫人物品格。這時期的武俠電影實現了“武”與“俠”的融合。
之后,李小龍以《精武門》《猛龍過江》將中國功夫推向世界。他的電影中,武術不僅是技擊之術,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陳真打碎“東亞病夫”牌匾時的表情,騰空迎向槍口的身影,成為影史經典。成龍則以《醉拳》《蛇形刁手》開創諧趣功夫片樣式,將喜劇元素融入武打。俠義之風不再為神話英雄獨有,而融入百姓生活。20世紀90年代,徐克的《黃飛鴻》系列將家國情懷注入江湖敘事,影片中黃飛鴻在獅王大會上對李鴻章進言“廣開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國富民強之道”,將俠義的文化精神推向新高度。2000年,導演李安以《臥虎藏龍》中的竹林大戰致敬胡金銓,以竹葉搖曳外化人物內心的波瀾起伏。影片中,李慕白與俞秀蓮情感克制、玉嬌龍對自由執著追求,俠義從外在的行為準則升華為內在的文化境界。這讓觀眾意識到,實現“俠”的方式不一定是武力,也有可能是對自身欲望的克制與超越。2002年,張藝謀以《英雄》開啟了華語武俠的“大片”時代——刺客無名為天下蒼生放下刺秦之劍,體現“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格局,自此江湖恩怨延展到家國天下。然而盛景之下也埋下隱憂:此后《無極》《夜宴》等作品延續了大片的視覺路線,卻在絢麗場面與個人愛恨中,漸漸淡化了俠義的精神內核。之后,武俠電影陷入低谷。創作者或沉迷于特效制造的奇觀,或拘泥于個人情仇的敘事,能展現“為國為民”等宏大情懷,“言必信、行必果”等價值觀念,且成為爆款的作品有所減少。
回望百年,一條規律清晰可見:武俠電影每一次走向繁榮,都是“武”與“俠”達成平衡之時;每一次走向衰落,都是“武”脫離了“俠”,或“俠”脫離了“武”。骨架可以迭代,靈魂不能丟。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看清當下武俠電影的癥結所在。
視覺技術與動作設計上屢有突破,卻在表現俠義文化層面有些乏力
盤點近些年的創作,從《射雕英雄傳:俠之大者》《三少爺的劍》到《繡春刀》系列、《鏢人:風起大漠》,再到大量從網絡文學改編而來的仙俠玄幻作品,它們在視覺技術與動作設計上屢有突破,卻在表現俠義文化層面顯露出不同程度的乏力。《繡春刀》系列以冷峻寫實的筆觸,將錦衣衛的生存困境刻畫得入木三分,沈煉在官場夾縫中的掙扎確實帶來了一種不同于以往武俠電影主角塑造的新鮮感,但當動機最終收束于個人情義與生存本能,曾經照亮江湖的公義與擔當悄然退場。觀眾記住了沈煉的刀法與無奈,卻很難說清他究竟為何而戰。《三少爺的劍》的偏移更大。主角謝曉峰厭倦殺戮、逃避江湖的內心掙扎,本可以通向更深層的自省,但影片沉溺于情感糾葛,將“劍神”放下絕技、歸隱塵世的傳說演繹為缺乏思想重量的愛恨悲歌。《射雕英雄傳:俠之大者》將“俠之大者”置于片名上,然而影片敘事卻更多倚靠視覺奇觀與情感線索推動,家國底色停留在臺詞宣示與場面渲染層面,未能下沉為人物每一次抉擇的內在動因。《鏢人:風起大漠》在武術設計與大漠美學的視覺呈現上不乏亮點,但對漫畫原著中隋末亂世的歷史背景內容有所刪減。眾人原本是為護衛抗擊腐朽王朝的花顏團領袖知世郎而集結,這一層大義在影片中退居幕后,讓位于刀馬保護外甥、阿育婭為父復仇等私人化的情感動因,扎根于亂世蒼生的俠義之風難以聚攏成形。
武俠新作陷入“俠義乏力”的困局,根源在于視聽奇觀的過度依賴與敘事自覺的相對退讓,擠壓了武俠電影賴以生存的精神根基。武俠的黃金時代,無論張徹鏡頭里的陽剛男兒、胡金銓畫面中的禪境江湖,還是李安故事里的人性幽微,都依托厚重的價值敘事。廟堂之高、江湖之遠,俠客以血肉之軀守護公義,與現實社會的倫理秩序、家國想象形成深沉的精神對話。而近年新涌現作品的敘事結構向“主線任務+動作節點”的游戲化邏輯靠攏。打斗場景成為宣傳物料的核心素材,劇情則被壓縮為場景之間的填充物,人物動機、倫理沖突、精神追問等文戲層面的投入被壓縮。在莫家集桃花樹下的伏擊、火油潭中的鏖戰、大沙暴里的廝殺等奇美環境和高光時刻中,刀劍揮灑、長鏡流轉,每一段都足以剪成短視頻,獲得大流量。然而這些精心構造的場景有些割裂,未能凝聚成一個有機的精神世界。
觀眾渴望看到純粹且精彩的武俠世界,這種需求始終存在
要讓武俠電影復興、讓武俠文化重新扎根銀幕,需要正視幾個問題。首先是人才稀缺。一個合格的武打演員,不僅要打得漂亮,還要演得走心,演出人物的精神底色與俠骨柔情。以此為尺度回望今日影壇,合乎條件的演員較少。李連杰、成龍等老一代武打演員慢慢淡出銀幕,吳京等中生代也轉型其他題材或風格,而新生代演員中能完成高強度實打又具備演技的,尚未成長起來。“一部電影集齊四代武俠人”,《鏢人:風起大漠》片方將這句話放在宣傳文稿里,恰恰說明當下武打演員隊伍的青黃不接,武打人才的儲備不足。破局之道或在于建立系統化的動作人才培養機制,與中國戲曲學院、北京體育大學等院校的相關專業深度對接,讓“學院派”的功底與“片場派”的經驗相互補位。其次是創作生態的退化。武術指導是武俠電影的靈魂人物,他們不只設計動作,更用武打講故事、用招式塑造人物。而當下大量影視作品的動作設計淪為“特效輔助”,武術指導從創作核心降格為技術工種。尤其是AI出現,炫目的打斗畫面可由算法快速生成,武術指導原本承載的敘事價值被稀釋,而真正區別“武”與“俠”的人物心性、招式背后的倫理邏輯,恰恰是算法難以復制的部分。因此,確立武術指導的“作者”身份與敘事話語權十分重要,應讓動作設計參與劇本階段的敘事構思,而不是等劇本定稿后再“填”打戲。
在直面這些現實困境后,武俠電影的復興還要回到文化層面。武俠文化的核心,不是武功高低,而是忠孝、信義、智勇等中華傳統美德。從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寫俠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到曹植筆下游俠兒“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到金庸筆下郭靖“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武俠文化始終與家國情懷、民生冷暖緊密相連。學者嚴家炎將金庸筆下武俠文化的內涵概括為三個層面:“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不負于人”;“路見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濟厄,不畏強暴”;“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三層分別對應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與承諾,對不公、強暴的反抗,超越個體的擔當。它們并非古人的專屬,而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的精神資源。當下觀眾并非不愛看武俠電影,而是渴望在電影院看到一個與現實世界相比更富戲劇性、更純粹,但又能對現實生活有所滋養、啟迪和指引的戲劇世界。《鏢人:風起大漠》以硬橋硬馬的武打喚醒了觀眾心中塵封已久的武俠情結,也給俠義文化的表達留下了些許遺憾。影片結尾彩蛋中,袁和平、張鑫炎、吳彬三位武林前輩望著刀馬與小七的畫像,留下一句“那是年輕人的事了”。這句囑托背后,是武俠電影代際傳承的殷切期盼。交接的不應只是武術的招式套路,更應是俠義的文化內核,那種在刀光劍影中流淌的對公義的守望、對人性尊嚴的捍衛。筋骨已立,魂兮當歸。
(作者:林隆強,系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