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低智商犯罪》的熱播看—— 懸疑劇的“漫畫式”改編策略與現實邏輯
近日,由紫金陳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低智商犯罪》在多個平臺熱播,該劇荒誕喜劇加懸疑犯罪的類型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收獲了不少觀眾的認可與好評。然而,也有部分評論者尤其是小說原著的讀者認為,該劇削弱了原著的“黑色”意味和冷峻質感,將一部表現小人物命運無常、暗含悲劇意蘊的小說簡化成了一部喧鬧的小品式搞笑劇。兩種評價的“反差”既涉及當下文學改編影視的策略,也指向目前懸疑劇類型創新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和討論。
別讓懸疑因“套路”而打折
近年來,懸疑犯罪類電視劇作品數量眾多且不乏質量上乘之作,從較早的《白夜追兇》《無證之罪》,到后來的《沉默的真相》《隱秘的角落》《消失的孩子》《三大隊》《錯位》,再到近兩年的《漂白》《被隱匿的真相》《黑夜告白》等,該類作品創作勢頭有增無減。但隨著此類電視劇數量的不斷增多,其中的“罪案套路”和“敘事手法”也逐漸呈現出同質化傾向。當一部主打懸疑的作品因觀眾對其“套路”的熟悉而不再產生“懸疑”觀感時,該類作品的核心“賣點”也就大打折扣。在這個意義上,電視劇《低智商犯罪》可以說為此類電視劇創作提供一個新穎的思路。
相較于《壞小孩》《無證之罪》等“高智商”懸疑之作,《低智商犯罪》在紫金陳的懸疑推理系列小說中顯得獨樹一幟。小說中,犯罪者不再是心思縝密的高手,而是一個神經質的黑心富商和幾組運氣不好的“笨賊”。破案者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神探,而是一個在領導眼中“能力不足”甚至“不怎么會破案”的刑警,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在小說中陰差陽錯地接連破獲多起重案、要案、大案。不管是黑心富商、命案兇手,還是江湖悍匪、街頭蟊賊,都鬼使神差、誤打誤撞地被他輕松緝拿歸案。這樣的人物和情節設定注定了這部小說不會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懸疑推理小說,它既不堅守“本格”,也不完全“社會”,或可將其命名為“荒誕現實主義”派,而且還在眾多懸疑推理作品中自成一派。
面對這樣一部小說,如何將其改編成一部成功的電視劇,至少需要考慮并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小說《低智商犯罪》雖然有“懸疑”的標簽,但故事內容的懸疑感并不強,小說吸引人的地方也不是罪犯的犯罪手法和警察抽絲剝繭、邏輯嚴謹的推理過程,而是各種誤打誤撞、各種偶然的意外、各種“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以及各種本不該有交集的人物和事件偏偏就宿命般地交織糾纏在一起,從而引發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若有所思,甚至目瞪口呆的情節。因此,如果按照傳統意義上的懸疑犯罪劇進行改編和創作,難免會陷入邏輯推理無法自洽的局面。
第二,小說《低智商犯罪》出場人物繁多,多條故事線索并行交錯,小說中出場的任何一個小人物都像是故事機器中不可或缺的齒輪,在推動故事運轉上皆至關重要。這對于小說的電視劇改編而言也是一個需要處理的難點。讀者在閱讀小說原著時因為有文字的引導不會感到煩瑣的人物和情節,一旦原封不動照搬到電視劇中,則會讓人感到緩慢、瑣碎、冗長。
第三,小說《低智商犯罪》的故事看似荒誕,但在荒誕之下卻有著深厚的現實觀照意味,以及普通人在時代命運裹挾下的生存境遇。或者說,這部小說在荒誕、黑色幽默、爽文感的背后,有濃厚的悲劇意蘊埋藏其中。針對這一點,電視劇改編需要處理的第三個難題在于,如果“放任”原著悲劇意蘊的影像呈現、盲目擴張甚至主動挖掘,就會導致電視劇走向過度的沉重和嚴肅。而如果完全摒棄原著蘊含的悲劇性,就不得不對其中的人物身份設定和故事情節進行大幅度“修正”,但這樣一來劇情的喜劇性也會隨之消減,處理不好就會變得不倫不類,不“喜”不“悲”,也不“正”。
“漫畫式”改編借其形而化其神
電視劇《低智商犯罪》在處理以上三個問題時,并沒有采用“正面強攻”的方式,而是選擇了一種迂回騰挪、舉重若輕,依托原著而不拘泥原著的“漫畫式”改編策略。這里的“漫畫式”改編并不是將文學作品改編為漫畫,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鑒了漫畫藝術中的夸張、變形、反差等表現手法。在改編理論中,“古典式”改編是“得其神”又“得其形”,“現代式”改編是“得其神”而“忘其形”,“后現代式”改編是“借其形”而“化其神”。該劇的“漫畫式”改編策略正是“后現代式”改編的實踐方式之一。雖然小說原著的內容和內在悲劇精神都沒有在劇中得以完全體現和彰顯,但如果單獨看改編后的電視劇會發現,該劇自有其獨特的敘事結構、審美特點和價值旨歸。
改編者對劇中幾乎每個人物都用“漫畫式”手法作了形象處理。劇中的正派“男一號”張一昂在小說原著中雖然能力一般運氣極佳,但其個人行為表現總體而言也屬于合格的普通刑警范疇,而在電視劇中,則通過各種“走神”“呆萌”“強裝鎮定”等夸張的表情設計和隨時朗誦詩歌這一頗具身份反差的行為習慣,將他塑造成了一個具有“漫畫式”特征的人物形象。這樣的設計雖然讓人物形象走向某種程度的符號化、標簽化、簡單化,但最大的好處在于畫面感強,直觀印象深刻,同時也巧妙地回避了對于人物性格復雜性的挖掘和思考。與此相對應,劇中的反派人物富商周榮,電視劇削減了他在小說原著中官商勾結、精于算計且城府極深等各種復雜的社會性人設,而是通過扭曲的表情、狂躁的動作、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將他刻畫成一個偏執、狂躁、神經質、嚴重自我懷疑的“純壞”商人形象,這一形象同樣也具有“漫畫式”的特點。可以說,正是張一昂和周榮這兩個一萌一邪、一白一黑的“漫畫式”人物形象設計,奠定了他們二人以及身后團隊涇渭分明的身份和立場,而觀眾在看劇過程中也就不用擔心人設的反轉、不用懷疑“內鬼”的攪局、不用思考幕后的黑手,也不用心系主角的安危,只需享受劇情本身帶來的單純快樂,這也讓這部劇集充滿了一種久違的“成人童話”意味。
此外,劇中其他人物的形象設計也都充滿了各種“漫畫感”,如方超和劉直“笨賊二人組”的設計,一文一武,一粗一細,二人的種種“完美”配合貢獻了該劇最大的笑點。反派團隊中胡建仁的心思細膩卻又心狠手辣,是反派團隊各種計劃的實際操盤手和執行人,這一人物沉穩陰險和周榮狂躁浮夸的對比形成一對極具反差感的組合。“楓林晚”酒店的法人陸一波和周淇的“苦命鴛鴦”組合也頗具“漫畫式”看點,他們身處漩渦中心,是命案的關鍵線索人物,卻時時發揮“戀愛腦”本色,在犯罪集團和警察的雙重推拉之下還能“將愛情進行到底”。文物販子團伙頭目朱亦飛老奸巨猾又裝傻賣萌,手下的殺手霍正武力無敵但沖動易怒,這二人一老一少、一智一力的組合也是自帶“漫畫式”的喜感。總之,劇中這些人物形象都在小說原著的基礎上有所修改,但正是這些經過“漫畫式”處理的人物形象在交織推進劇情的同時,也共同構成了該劇獨特的荒誕喜劇懸疑氣質。
扎根現實成為懸疑喜劇的敘事邏輯
成功的喜劇作品一定扎根于深厚的現實土壤,其中的喜劇表達也一定是從現實中生長出來,再由創作者敏銳地捕獲并在作品中自然地呈現,而不是刻意生硬地搞笑、弱化人物心智、自以為是地“造梗”,以及毫無來由地煽情。對于懸疑類電視劇而言,若讓喜劇風格立得住、形成鮮明創作特質,同樣要遵循這一藝術創作規律。
電視劇《低智商犯罪》借鑒了“漫畫式”的人物設計手法,角色形象整體偏向符號化、標簽化、簡單化,犯罪懸疑推理過程也像是一部“成人童話”,然而,該劇的喜劇性卻并不完全依靠人物形象的漫畫式呈現,而是來源于對真實生活質感的清晰體察、對煙火人間百態的獨特感悟和對社會現實邏輯的細膩把握。劇集開頭,當張一昂的師傅兼領導給他安排工作任務時,有那么一瞬間他的思緒是走神的,這里的“走神”并不是刻意設計只為表現張一昂“神經大條”的性格和行為特征,而是呼應著當下的“加速社會”中長期機械重復性勞作的職場環境造成的一種普遍的“失神癥”。方超和劉直的“笨賊二人組”在搶得百萬美金和高級會所的無限消費卡之后,決定去會所瘋狂揮霍消費一番,然而他們對“揮霍”的認識卻停留在“來兩箱雪花啤酒”,這看似是一個具有“反轉”意味的笑點,又何嘗不是認知與眼界被現實境遇牢牢桎梏的真實狀態。
劇集最后,當所有惡人全部歸案,張一昂在眾人眼中“封神”,劇情也即將順理成章升華為英雄主義敘事的時刻,他卻作出了一個讓所有人不可思議的決定,不是繼續留在三江市警局當“神探”,而是堅持回到省里去一個不在刑偵一線的后勤部門工作。劇中的張一昂在這一刻從一個“機械降神”般的“錦鯉”重新回歸凡人,回歸真實的自己,又似乎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劇外的觀眾:“錦鯉”的好運不可復制,“成人童話”看完了,平凡的生活還得繼續。那些“追劇”的觀眾也在這一時刻恍然照見自身,然后發自心底地會心一笑。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戲劇影視文學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