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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桃洲:AI 時代的現代文學史教學
來源:《文藝爭鳴》 | 張桃洲  2026年06月10日11:36

在高校中文專業的課程體系中,“中國現代文學史”是處于核心位置的必修課之一。其與“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等一道構成了中文專業的文學史類課程,進而和文學理論課程、文學批評課程共同筑就中文專業課程的“半壁江山”(順便提及,另外“半壁”是語言學相關課程)。

一般認為,1929年2月朱自清在清華大學講授的“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所用教材為自編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是高校開設現代文學史課程的起端。正如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王瑤所說,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及其《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是在“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還有著濃厚的尊古之風”的情況下,“最早用歷史總結的態度來系統研究新文學的成果”,“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帶有開創性的”。如此說來,高校中文專業的現代文學史教學實踐迄今已有近百年的時間。不同時期的現代文學史教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擔負著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的意義指向。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發展與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緊密相連,關于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和講授也嵌入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甚至一度成為十分“強勢”的“顯學”,其中的某些觀念(如“現代”“啟蒙”“革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社會文化的構建,塑造了一代代接受者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制的日趨成熟,規范化的現代文學史教學更是為學科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撐。如果說早期階段的現代文學史教學(連同諸多現代文學史著和教材)顯出明顯的為現代文學“合法性”辯護和確立現代文學秩序的意圖,那么到了后來(主要是80年代之后),現代文學史的內容越來越“知識化”,現代文學史教學也就逐漸成了一種知識的傳遞。當然,在一些研究者和講授者那里,對現代文學史及作家作品的探究和理解,構成了其成長經歷的重要部分并與年代氛圍相契合,因而在研究和教學中難免傾注強烈的個人情懷和生命體驗(較為典型的如錢理群)。

當現代文學史教學蛻變為知識的傳遞,某種不可逆轉的危機便產生了。與近些年來現代文學研究者普遍覺察到的困境相似,現代文學史教學也陷入了問題意識淡薄、講授內容滯后、方法單一等窘境。AI時代的到來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些窘境,更加凸顯了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固化程度:一方面,“知識化”乃至“常識化”的教學內容、“去歷史化”的授課語境,無法為年輕學子們提供新的思想、情感動力;另一方面,AI在文獻檢索、“知識點”歸納整理等方面更為便捷,學生運用AI可以輕易獲取相關知識,從而越過傳統授課的某些環節,這就使得以知識傳授為主的“灌輸式”教學方式難以為繼了。

應該說,新技術的迅速擴張與更迭給現代文學史教學提出了新的挑戰,促使講授者不得不對自身的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并重新審視現代文學史教學固有的內在齟齬——具體而言,是以下三個頗具張力的議題。這些議題在當下錯雜的AI背景中需要現代文學史講授者繼續思考,力爭找到新的應對措施。

其一,在教學中是側重于“文學”還是“史”?或者說,如何處理“文學”與“史”的關系?現代文學史課程依其主旨當然是講授現代文學的歷史,即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和基本史實(包括作家作品)。然而,現代文學史畢竟是關于“文學”的歷史,由此引發的疑問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講授過程中應該居于什么樣的位置?在講授中是否需要強調“文學”的屬性?在筆者看來,雖然現代文學史教學無須刻意對“文學”進行理論辨析,但“文學”的特性不應該被文學史的整體線索所抑制,這種特性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文學”書寫社會、參與歷史的獨特方式,二是每一位作家“文學”表達中的個性。兩者都涉及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技巧、修辭、風格等諸多被視為能夠彰顯或確認文學本身或文學之“文學性”的因素。那么,在現代文學史教學中要怎樣講授,才能讓學生領悟現代文學的“文學性”?在此有必要重溫21世紀以來學界關于“文學性”的討論,經過反復討論后得到的共識是,盡管“文學性”很大程度地激發了文學的能動性和表現力,但過分地倡導有窄化文學功能之弊,所以一方面要捍衛“文學性”,另一方面也須“尊重與還原文學在其歷史進程中固有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理解文學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本身的建構性”。這些討論或許有助于認識現代文學的“文學性”及其與現代文學歷史發展的關系。

可是,AI的出現不僅引發了對“文學性”以往界說的質疑和對文學未來的恐慌與憂慮,而且顛覆了對于文學史的認知方式。從積極的意義來說,AI似乎改寫或重構了“文學”的本質和定義,其介入文學之后的可能優勢是“拓展文學的概念空間與表現形式”。不過,除去目前已知的種種缺陷,AI應用于文學以及文學史教學所面臨的致命難題,便是無法真正進入“文學性”。“文學性”顯然絕非文學知識的復制、組合與轉換,技術手段所生成的文學或對文學史的把握很難說抵達了“文學性”,那些滲透于文學作品和歷史中的微妙情感、體感和觸感逸出了AI的捕捉。因此,現代文學史教學的各個環節均可將AI作為輔助工具,但需保持必要的邊界意識。

其二,與第一個議題相關的是,在講授中如何平衡文本解讀與文學史敘述?由于課時的限制和目標的設定,當前現代文學史教學大多以文學史敘述為主,基于文學史框架,著眼于一些節點和現象的介紹,以及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要點式評析,來不及帶著學生對一些關鍵文本進行深入、細致的解讀。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這種不能兼顧文本解讀與文學史敘述的情形大概是長期且難以改變的。如果學生課后無暇或不愿閱讀作品,那么他們就對作家作品缺乏實際的了解和切己的理解。毋庸置疑,閱讀(闡釋、鑒賞)作品的能力是中文專業學生的核心能力之一,幾乎所有的專業課程設置都必須致力于這一能力的提升。雖然與文學批評、作品分析類課程相比,現代文學史課程不必直接承擔引導學生閱讀作品的任務,但其在幫助學生增強文學史認知的同時,也應該留意學生閱讀能力的培養。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閱讀能力,并非僅止于一般的審美能力,而是一種綜合的素養——面對作品所表現出的分析、判斷等能力和視野、趣味、直覺等素質,其得以提升也不完全有賴于方法的更新。實際上,提升學生閱讀能力所依靠的文本解讀,在當下早已超越英美新批評的理論方法,不再拘泥于文本本身,而是將文本置于紛繁的歷史語境中予以考察和辨析。而文學史敘述呈現的恰好是人物、事件、潮流等,它們融匯構成了文本產生的歷史情境。就此而言,在現代文學史教學實踐中,文本解讀與文學史敘述可謂相得益彰。

目前,AI工具在包括現代文學史在內的各門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中得到了使用,涵蓋了諸如設計教案(制作PPT)、提煉課程要點、對作品進行條分縷析、構建模擬場景等功能。誠然,AI能夠迅捷提供關于課程的基本素材、初步方案及學習思路等,但問題在于:倘若不親自探究和總結,學生能否從AI提煉出的零碎要點,建立起文學史不同階段之間的邏輯關聯,進而形成文學史發展的全局視野呢?那些看似井井有條、實則刻板的作品分析究竟是創新還是陳詞濫調?學生從中受到更多的是啟發還是限制?能否磨礪自己對文本的感受力?最根本的是,每個人的學習、思考過程是他人無法替代的,哪怕是作為智能體的AI。

其三,由上述兩議題引出的另一議題是,怎樣看待現代文學史的“內”與“外”?所謂“內”與“外”,分別為影響現代文學歷史進程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涉及現代文學自身的發展與其周邊的關系。“內”并不專指文學文本或本體(“文學性”),也指內在于現代文學并產生效力的某些機制,甚至包括創作者的境遇與心態;“外”則指推動或形塑了現代文學走向的外在力量,包括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戰爭等諸方面。“現代文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種因素互動的結果”的論斷已為人所熟知,但需要考量的是,在講授中怎樣以恰當的方式把那些討論外部因素的內容引入課堂?如何將“內”與“外”進行有機的融合,力求讓學生不覺得現代文學只是現代歷史、社會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注腳或佐證材料(一如某些研究給人的印象)?

正是“內”“外”因素的交織互滲,勾畫出一幅立體的現代文學發展圖景,其中回蕩著人的低吟與吶喊,涌動著思想和情感的脈流,彌散著無數歷史細節與碎片。然而,AI技術將這一切都數據化、版塊化、要點化之后,使得具有縱深感的現代文學立體圖變成了平面圖,字里行間的韻味與氣息、歷史縫隙中的褶皺與參差及其所能激發的想象全部消失了。這無疑讓學生失去了感知與觸摸它們的機會,與真實的現代文學文本和歷史產生了隔膜,久而久之也便喪失了感知文本和歷史的能力。此局面足以令人憂思。

為應對AI帶來的沖擊特別是其可能造成的負面后果,筆者所在的現代文學史教學團隊早在各種新媒體及數字技術興起之際,嘗試優化教學內容、調整授課方式,以期重塑學生的主體性、強化其專業技能訓練。主要針對兩個方面:一是學生的主動提問和能力,二是學生對文本的感受力。在前一方面,我們參照“翻轉課堂”的模式,重新規劃課程內容和大綱,要求學生根據大綱,在課下預先通過研讀文獻、作品、參考資料等,熟悉當次課的重點內容,課堂上不再進行文學史知識的講授,而是每位同學提出至少一個問題(既可以是總體性的,也可以是關于單個作品的,甚至是對某部作品的詞句的理解),然后展開討論。在后一方面,我們改變了課程作業的形式,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小論文,而是可以仿寫小說、進行詩朗誦、與同學一起排練自己喜愛的戲劇作品、訪談作家或參觀作家故居后撰寫記聞,期待學生借此能夠切身體會文類的特點,保留發自內心的對于文本的肉身感受。在這個過程中允許學生使用新媒體或AI工具,但強調即便使用AI工具,也須有優質的提問才可能獲得比較滿意的結果,所以還是需要不斷提高提問的能力;允許學生借助各種小視頻了解文學史知識,也可以運用AI制作小視頻,但提醒他們學會甄別、堅持自主性。

現代文學史乃至整個中文專業課程在AI時代的處境,是人文學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處境的延伸和其當下處境的組成部分。當前和未來現代文學史教學的當務之急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技術層面,正如青年學者趙薇所認為的,人文學者“必須要發明出一種反制的手段,要選擇可解釋的、可回溯的建模方法。這一選擇是為了保證讓任何一個人文學者自身,可以通過調用中間過程,返回到每一個特征的細部去,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實實在在的審美經驗來和算法對話——對話的目的是加深對事物的理解,把問題真正向前推進”,唯此或可與技術平等共處,合理地使用和“駕馭”技術;二是范式層面,在2024年7月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主辦,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心承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上,錢理群提出,“讀社會也是一種學術訓練,其所培養的人生經驗,是機器人所難以超越的”,“實行‘教學、科研和社會實踐’的‘三足鼎立’”“應該成為人工智能時代學院學術研究與教學的新路向”——這是現代文學史學科屬性的延展與教研范式的轉變。

現代文學雖然是過去時代的文學,沉睡在歷史塵煙中,但它涵納的激蕩歲月、求索精神和開放理念,依然與目下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成為今天社會文化的持續的歷史和文本資源,滋養著眾多走進它的個體的心智。人們常說技術發展始終應“以人為本”,而AI語境下現代文學史教學的著眼點也須是人,因為現代文學的核心本來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