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與新時代文學的使命
文學創作是寫作者馳騁個人才華的疆域,但它又有著遠超于此的深層意義。一個時代的文學面貌,折射著一個民族確認自身精神主體、凝聚文化認同、表達審美理念的內在過程。今天的創作現場呈現出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的態勢,越來越多的來自工廠車間、田間地頭和寫字樓的寫作者進入公眾視野。他們以自身的實踐經驗為素材,以樸素而有力的文字參與文學創作,悄然拓展著中國文學的創作版圖和維度。特別是網絡寫作的迅猛崛起,使數以千萬計的普通寫作者,擁有了自我表達的廣闊空間和多重可能。
這些現象令我們重新思考,人民之于文藝,究竟意味著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文藝的人民性問題。“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是文藝之母”“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等重要論斷層層遞進,為我們思考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大眾文藝的語境下,人民不僅是文藝服務的對象,更是參與創作的主體。人民及人民所創造的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本源性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大眾文藝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自身的范疇,標志著人民的主體性得到更加充分的彰顯。
新大眾文藝的興起與人民文藝的理論深化
新大眾文藝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首先在于它改變了文藝創作的主體結構。互聯網技術和數字媒介的迅速發展,使文藝創作的門檻顯著降低,傳播渠道極大拓寬;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又使人民群眾具備了表達意愿與表達能力。技術條件與文化條件的雙重成熟,催生了這一以人民廣泛參與為基本特征、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文化新形態。然而,如果僅僅從技術和媒介的角度理解新大眾文藝,就會遮蔽其更為根本的理論意涵。
新大眾文藝觸及的是文藝與人民關系的核心問題。從發生學的視角來看,文藝從來不是自足封閉的符號系統,它的全部生命力都植根于人民的生活實踐。人民在勞動、交往與創造中積累的經驗與激發的情感,構成了文藝得以產生和不斷更新的母體。人民、生活、文藝三者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人民在生活實踐中創造著文藝賴以生長的全部土壤,而文藝則以審美的方式回應、凝聚和升華人民的生命經驗。當千千萬萬的人民以自身的經驗為底色直接參與文學創作時,“人民是文藝之母”便化為了可感可見的文化現實。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這一論述對于理解新大眾文藝的意義尤為關鍵。在傳統文學書寫的生產格局中,人民主要以“劇中人”的身份出現,作為文藝表現的對象;而新大眾文藝最重要的變化,恰恰在于人民越來越多地以“劇作者”的身份登場,以自身的實踐經驗參與文學生產。“劇中人”與“劇作者”形成的這種辯證統一的新關系,在新大眾文藝的實踐中獲得了切實的具體性。在思想史的脈絡中,“人民”概念始終面臨被抽象化、集體化的風險,但在文學的意義上,我們要深刻意識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新大眾文藝以數以千萬計的個體寫作實踐,從根本上抵御了這種抽象化的風險:每一個寫作者都是有情感與夢想、有內心沖突與掙扎的具體的人,他們的書寫讓“人民”這一概念獲得了更加鮮活的生命質地。
將新大眾文藝置于更宏闊的文化理論視野中,其意義還可以進一步延展。2023年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強調的“文化主體性”命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分析框架:一種文化要真正立得住、行得遠,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是否擁有自主的創造主體和內生的精神動力。從這一視角審視新大眾文藝,它的意義就不僅在于豐富了文藝生態,更在于為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提供了最廣泛的實踐基礎。當數以億計的普通人不再只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以創造者的身份參與文學生產時,“文化主體性”便從理論命題轉化為活的社會現實。在此意義上,新大眾文藝所激發的人民主體性與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是同一歷史進程的不同面向。
從“為人民書寫”到“人民自我書寫”
人民主體性的增強已經在文學創作的格局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新時代文學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正是創作主體結構的顯著拓展。“為人民書寫”固然一直延續著,但“人民自我書寫”成為越來越顯著的趨勢。
在傳統的文學生產格局中,“為人民書寫”是主導模式:作家以觀察者與書寫者的身份深入人民生活,通過文學形式再現人民的社會經驗與精神世界。這一模式產生了大量優秀作品,至今仍是文學創作的重要路徑。從《詩經》時代的采風傳統到現當代作家對生活的深入觀察,從柳青扎根皇甫村十余年寫出《創業史》到路遙長期輾轉于煤礦與鄉村之間寫出《平凡的世界》,中國文學史反復證明了最具生命力的創作總是生長于對人民生活的深度介入之中。但也應看到,在這種模式下,人民更多是作為文學表現的對象而存在,文學創造的主體主要集中于專業作家群體。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文學創作的參與者正在跨越傳統的職業與階層邊界。在工廠流水線上寫詩的產業工人,以非虛構方式記錄自身經歷的快遞員與家政工,以樸素文字書寫鄉土生活的農民作者,乃至借助校園文學平臺初試鋒芒的在校學生……這些來自不同生活現場的寫作者共同構成了“人民自我書寫”的廣闊圖景。他們的寫作直接源自各自不同的實踐經驗,是人民基于切身體驗的自我表達,不需要外部視角的代言或轉述。當這些文字共同匯入文學的河流,呈現出豐富而真實的社會肌理時,文學與生活之間的距離顯著縮短,文學表達的真實性、豐富性與情感力度也獲得了新的可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拓寬了人民參與文學創造的渠道。數以千萬計的網絡寫作者通過各類平臺進行創作,形成了龐大的寫作群體和豐富的作品生態。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之所以在理論界引發持續熱議,正是因為它精準捕捉到了文學生產方式的這一根本性變化。與傳統大眾文藝相比,新大眾文藝在創作主體上更加鮮明地體現了全民廣泛參與的特征,在傳播機制上也更加多元互動。這一創作主體結構的變化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設意義:它豐富了文學生態,也使社會主義文藝的人民性鮮活體現在生產實踐層面。
當然,“人民自我書寫”的興起并不意味著專業作家創作的式微。人民是文學創造主體的整體,專業作家則是這一整體中因分工而在技法上更為嫻熟的一個群體,二者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在人民主體性日益增強的格局下,專業作家如何以更精湛的技藝回應時代課題,如何將豐富的人民經驗凝練為具有藝術縱深和思想力度的文學表達,反而變得更加重要和迫切。“為人民書寫”與“人民自我書寫”不是替代關系,而是相互激發、互為補充的關系。專業作家的深度創作與人民的自我書寫之間,需要的不是壁壘,而是充分的交融與對話。當作家將自身的思想情感真正融入人民的創造實踐,當人民的自我表達具備更為自覺的審美意識,文學方能真正成為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
在增強主體性中擔負新的文化使命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推進文化強國建設,是我們在新時代應該擔負的文化使命。文學作為精神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擔負新的文化使命的過程中不可替代。這意味著文學不能滿足于個體經驗的自我循環,而必須以更開闊的視野去捕捉時代轉型的深層脈動,從千萬普通勞動者的奮斗與創造中提煉時代的主題,從歷史縱深與文化傳統中獲取表達的資源,在個體命運與文明進程的交匯處找到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氣象。
中國式現代化的宏闊進程為文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題材空間與精神資源。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無數普通勞動者的奮斗與創造,正匯聚成新時代中國社會最豐富的精神圖景。文學的使命,不僅在于記錄和呈現這些鮮活的經驗,更在于通過審美形式將個體命運與時代精神連接起來,形成具有歷史縱深感和精神感召力的文學表達。“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重要論述精準地指出,在實踐的豐沛與表達的匹配之間,橫亙著巨大的創造性距離。這需要所有的文學創作者去探索、去攀登。
“十五五”規劃綱要將“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納入國家文化發展的戰略部署。這既是對近年來文藝領域深刻變革的及時回應,也為新時代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人民主體性的增強為新時代文學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當人民同時作為文學的表現對象和文學創造的廣泛參與者登場時,文學對時代精神的把握便獲得了更為深厚的現實根基與情感來源。專業作家的探索創作與普通作者的自我書寫在多元共生的文學生態中相互激發、彼此增益,共同為新時代文學積蓄著能量。與此同時,“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則為這一探索提供了更深層的方法論啟示:新時代文學在扎根當下人民生活的同時,也要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中汲取滋養,在守正創新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從豐沛的人民經驗到真正意義上的時代史詩,需要經過思想的提煉與審美的升華。當新時代文學堅定植根于人民的創造實踐,它所能抵達的精神空間,必將遠比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更為遼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