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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伽藍:精神在上,生活向下
來源:《詩選刊》 | 伽藍  2026年06月10日14:17

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說,二十年成就一個詩人。詩人自明向詩的探索已經二十年,用詩人自己的話說:“我已默認自己是個詩人。”這是詩人的自證,因為詩者的孤絕,常常是“沒有別的一切為我們作證”(海子《我,以及其他的證人》)的。因此,詩人只好在語言中安頓一顆心,作為存在的證據;只有一個人獨自來到語言中,凝練為語言的一部分,才算是真的存在。

自明的組詩《老黃歷》就有這樣的立意。河北定州的大定村,是詩人的故鄉。大定村,這個被詩人稱為“孤島”和“世界盡頭”的地方:村后有季節性的河流,名沙河,在斷流續流中充滿不確定性。村莊名為“大定”,或許與沙河“不定”的性格相關聯。因村莊建在“不定”的沙河岸邊,以“大定”名之祈求安定,既是為村莊祈福,又深含著卑微的“人”面對世界時的心意。

自明的詩就產生于“沙河”的動蕩與“大定村”祈愿安定的相互調和中。所以,他才在中年的孤獨中不斷向故鄉回望,用滄桑的腳觸碰故鄉的泥土,重新審視故鄉的悲歡。在動蕩與安寧的角力中,詩人既是一個體驗者,又是一個觀察者,他因此能夠從容地搖擺于“在”與“不在”之間而潛心創作。于是,“大定村”的風物人情,因他的審視呈現出別樣之真實,并在語言中散發出新生的光輝。

“我滿腔的浩蕩也很平靜”

詩人自明從來都是其原鄉“大定村”的一分子,他走遍這塊深沉的土地,帶著北方人的孤獨和卑微,在故鄉的周圍謀生。詩人抬眼望見的是成群結隊的人、事、物艱難的流徙與生存,像麻雀一樣驚惶,像野草一樣生息,卻不斷地為這土地帶來生氣。而他自己故意從這個集體中疏離出來,成為一個“落單者”(《野望》),即一個勇敢的“單獨者”。因為這樣的疏離而使他泯然于眾人,獲得了新的視野。他的目光不僅有寬闊的視域,更有真摯、悲憫的情懷作為動力,所以能見物,能動情,能哀民生之艱難。

詩人有這樣的視域和情懷,恰恰因為他甘愿成為“單獨者”的姿態。也許在單獨的時候,他更能感受這塊土地的溫度,感受這塊土地上精神能量的流瀉與灌注。當他“獨坐沙河岸”“獨來塘邊看荷花”“秋夜獨坐”“獨享山雀啁鳴”,孤獨帶給他的不只是“塘邊磐石的孤獨”,更是“葦叢蛙鳴的熱切”。所以,在詩人自明這里,“孤獨”與“熱愛”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孤獨”更像是聯結“熱愛”的通道。他走過這個通道,到達一片開闊地,心胸為之浩蕩,也獲得了一份難得的平靜。詩人在孤獨的心境中,逐漸學會與自己相處,進而融入自然萬物之中。

“快把人從面孔里救出來”

詩人在這組詩中滿含深情地寫了“祖母”“祖父”“父親”“母親”,寫了“麻雀”“白鷺”“野草”“荷花”“小麥”“狗尾草”等自然之物,還寫了“晾衣繩”和“毛線”等生活物什,在詩人眼中,這些物象與人的精神狀態密切相關。詩人通過對“祖母”“祖父”“父親”“母親”的抒寫,與“大定村”重新建立了血緣性的親密關系,讓我們感知到那被稱作“故鄉”的“世界盡頭”,盡管如同“孤島”,也是溫情所系。比如,“祖母說,雨滴里自帶種子/麻雀吃飽飯,就不停地銜這些草籽/它們也是這塊土地上的耕作者”(《野望》);“不必回家,只要抬頭/就能望見母親用盡一生時間/為我晾曬的棉花,曾包裹我/嬌嫩的嬰兒之軀”(《天邊的云》);“把身體蜷曲成孕兒模樣/峰巒就有了母愛的溫度”(《山行》)……從這些詩句中,我們讀到了詩人的眷戀與贊美。因為有了這樣的牽絆,詩人才無數次返回故鄉,用詩心觸摸這里的每種事物。

詩人在這樣日復一日地觸摸中,發現生命的謙卑與高貴交織在一起。比如,“它們朝西南飛,掂著草尖/低飛。絕不超過立秋時節/玉米的高度”(《野望》)中謹守尺度的審慎;或者“我陶醉于戌時的大定村/沙河岸邊,清涼透過衣衫/一縷縷沁入心脾和骨血/野草、蟋蟀、浮云、流水……/被這些短暫的事物包圍著”(《秋夜獨坐》)中的尊重與和睦;或者“恰巧有數只鳩鳥/貼著湖面滑翔,趾爪抓破鏡光/我們在彼此的形態里,共振”(《望湖箋》)……我們從這些詩句中看到了萬物的自足與圓融,正是在無數這樣的瞬間,詩人將“孤獨”升華為“熱愛”。這一升華如此重要,如同從絕境中找到了一條新路,詩人因此治愈了內心不時涌動的“悲憤與絕望”,與“世界盡頭”達成和解。或者說,這“世界盡頭”也因此成為“世界開端”。詩人說,“快把人從面孔里救出來”,而救贖的力量,正來自詩人對現實、自然與平凡生活的重新認識和發明。

在詩人的凝視中,“麻雀”成為“耕作者”,“狗尾草”成為“光明草”,“小麥的芒刺和空虛”成了“健康完整之愛”的新內容。詩人憑借一己之力,把萬物從固有的觀念中,拯救了出來。

“找一處缺口把自己砌上”

在自明的詩中,常常流露出一種主動獻身的精神。這種獻身精神并非空置與高蹈的,而是自有其脈絡與傳承。

詩人在《孤懸》這首詩中這樣寫道:“一位父親向他的兒子遞出尺骨/和橈骨,不惜再加上肱骨/血已干涸,他失去雙親多年/如今,連自己也即將失去。”我們看到“父親”給予“我”的是組成其生命的元素。這種給予,不是物質的傳遞,而是將血脈和骨力毫無保留地獻出。

詩人在另一首題為《高樓賦》的詩中,再次描寫了這種獻身精神。與前面不同的是,這次獻出與建造相關聯。詩人將“人”的精神創建與建筑工作合為一體加以呈現,一方面表現精神創建之難,另一方面細描建筑過程的精密。我們看到嚴守著精神尺度建筑的加法,同時,又能感受到“減無可減”的減法,二者在“人”的身體與精神間達到平衡。“心寬百丈”的前提是在無盡消磨中抵達無限寬闊,但要做到這一點須在不斷舍棄之后,而最后的步驟是獻出自己。用詩人自己的話說,就是“沿階而下,尋找一處缺口,把自己砌上”。這種精神讓人想起古代的鑄劍師以身祭劍的壯舉。于是,詩人的自我融于大化,肉身與精神合二為一。

詩人因此可以坦蕩地這樣說:“這三種黃,全部在我的骨頭上/有突破皮肉的趨勢/我活著就是為了消耗,用盡這些黃/讓骨頭雪白,讓河水澄清”(《老黃歷》);或者化身為小麥說:“我愿意被你收割/我愿意把我的全部都奉獻給你/但請允許我抖落我根須上的泥土/用以歸還我的父母”(《小麥》)。我們讀這樣的句子并不覺得矯情,其根源就在于詩人骨子里汩汩流淌的真誠與對獻身精神的承繼。

燕趙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古屬冀州,別稱燕趙,自古就有燕趙遺韻。自明的詩繼承了燕趙風骨,又融入了鮮活的個體生命經驗。他的詩與他周邊的環境相映照,他的生活是屬“人”的生活,盡管粗糙盡管坎坷,卻并不影響他成為一個赤誠的創造者,成為這片土地生產出的珍貴的精神回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