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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兵團歷史精神與兵團人形象塑造——評張者長篇小說《天邊》
來源:《紅巖》 | 張陵  2026年06月10日11:54

作家張者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后代,在新疆這片廣袤而厚實的土地上長大。他的思想動力源自新疆,文學精神源自兵團,無論走到哪里,新疆和兵團是他永遠的鄉愁。十多年前,他曾創作反映兵團歷史的長篇小說《老風口》,得到評論界的高度評價,被稱為一部充滿英雄主義氣概的優秀長篇小說。經過多年的沉淀,于2025年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天邊》,再次講述兵團的故事,同樣引起社會的關注。兩部長篇創作時間相隔十幾年,故事不盡相同,風格也各有特色,歷史精神卻一脈相承,主題思想相互交融,可稱為姐妹篇。當我們討論《天邊》時,自然而然會拿《老風口》做比較。不難看到,從《老風口》到《天邊》,作家的視野更加寬廣,格局更加宏大,把握歷史精神更加準確,認識現實的能力更加進步。這些信息傳遞到作品里,就會為作品帶來新的氣象、新的方向、新的力量,推動作品主題登上時代精神的高地。當代“兵團”題材的小說,《天邊》具有扛鼎之力。

一

毫無疑問,作家對當年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的歷史、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做過極為深入的研究,對許多細節了如指掌,許多故事如數家珍。然而,《天邊》的故事卻從20世紀80年代講起,由一個叫八分的少年出門遠行,只身從河南來到新疆阿克蘇地區尋找在兵團工作的父母的情節,撬動故事的開頭。那個時候,國家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早期,新疆的經濟還處在相當困難的時期,而已解散五年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剛剛重新恢復建制,也處于最為困難的時期。河南鄉村少年八分,也就是后來的姚遠,被舅舅送上西去的綠皮車,到了吐魯番大河沿的一個小站下車后,才發現父母并沒有來接站。但這個孩子憑著自己的勇氣和聰明,在一個汽車司機的幫助下,顛簸近千公里,走了三天,到達三十八連駐地,找到了自己的父母,這件事情讓三十八連所有人對這個后來名叫姚遠的孩子刮目相看。

而《老風口》的開頭則是這樣的:一支人民解放軍的進疆部隊,在英雄連長胡一桂的率領下,行進在鋪天蓋地的風沙中,把一群羊誤當敵人,展開了一場“人羊大戰”,等天亮弄清情況,才發現羊群死傷慘重。這個時候,“戰場”出現了一個披紅紗巾騎著駿馬的維吾爾族姑娘,“她滾下馬來,撲進羊群,抱著一只受傷的羊羔,失聲痛哭”,這是她家的羊。這場“人羊大戰”讓這支英雄連隊不得不把所有的糧食拿出來賠償當地老鄉的損失,但連長胡一桂卻有意外的收獲。這個維吾爾族姑娘叫阿依古麗,后來成為英雄胡一桂一生的戀人。

一部作品的開頭通常會決定整部作品的敘事基調和敘事走向。比較兩部作品的開頭,不難發現,同樣講述兵團的故事,《天邊》的敘事基調更傾向寫實,展開的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畫卷。而《老風口》的敘事基調則更傾向傳奇,展開的更像是一部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故事。雖然都有自己獨特的意義,但我們卻傾向于認為,一個作家從浪漫情懷轉向寫實的態度,通常可能意味著一個作家創作思想的成熟,至少可以看出創作思想的歷史觀的進步。面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悲壯輝煌的歷史,作為兵團之子的作家懷著敬畏和神圣的心情,首次用長篇小說來表現,必然更加自覺突出這個歷史進程的傳奇性、史詩性,必然會更加自覺突出作品的英雄主義主題,必然選擇英雄般的人物作為作品的主人公,以呈現作品的悲壯情感和思想力度,以突出一種創造的歷史精神。從這個層面說,《老風口》的講述更接近兵團英雄的傳奇故事,更多呈現的是英雄歷史觀。只有作家更深入地讀解歷史,不斷充實和調整自己的歷史觀,看到千千萬萬普通軍人,意識到普通老百姓正在創造自己的歷史,并且成為創造歷史的主角的時候,才會審視英雄歷史觀,從而走到人民歷史觀的一邊,形成自己的歷史觀點,奠定作品的思想基調。從這個層面上說,《天邊》的寫實選擇,某種程度上轉向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的內涵,或許表明作家從原先那種更多“英雄”含量的歷史認知,向著更多“人民”含量的歷史認知的轉化,更接近認識歷史的真實,也就更精準認識創造歷史的力量。今天,已經很少人愿意從歷史觀上去把握作品表現的歷史精神,但作家張者通過兩部敘事基調不同的作品告訴我們,盡管《天邊》可能不那么傳奇,不那么浪漫,但由于歷史認知的進步,作品不光更精準把握歷史真實,而且更深刻把握時代精神。

歷史的進程當然給作家提供了進一步讀懂兵團歷史的機會,也促使作品的歷史觀更加堅定和鮮明。從作品的敘述里,我們能夠得知,新疆和平解放后,局勢并不樂觀。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10萬大軍奉命進入新疆,穩定局勢。由于新疆經濟社會的特殊性,部隊必須通過墾荒種糧解決入疆部隊給養問題。1954年,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許多部隊官兵放下槍桿,拿起鋤頭,由軍事斗爭轉向農業生產斗爭,開啟了新中國屯墾戍邊的歷史。《老風口》就是以這段歷史為背景,描寫軍人們轉變為農工的艱難過程。

然而,1975年,生產建設兵團建制撤銷,軍人獨特的文化經受著嚴峻考驗。1981年,新疆生產建設鄉、團制度正式恢復。恢復后的兵團人員除軍人和國家從內地組織過來的人員以外,還有大量來自內地的農民,特別是在當地無法生存的貧苦農民。小說《天邊》詳細描寫了三十八連在火車站招兵買馬的情節:“在黃世云身邊聚集了好幾十人,主要是河南人。由于大家都是一路流浪到新疆的,基本上都是叫花子模樣,成了‘丐幫’。”許許多多來自“口里”的農民,一看兵團能吃上飯,都紛紛前來報名。三十八連的排長姚桂喜“一天就招了一百多人”。

《天邊》就是描寫在這個歷史時期,以內地農民為主體的兵團連隊的故事。作者也許沒有過多反思兵團歷史的曲折反復,卻也從這些農民身上發現了新的故事。這些農民,是兵團的新生力量,也可以說是兵團傳統文化的改造者。他們不致力于使自己變為軍人,只是想成為追求美好生活、走向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說是新農民,被稱為“農工”的,也就是拿著工資干農活。《天邊》想告訴我們的就是,這些新的兵團、兵團二代,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們沒有成為軍人,但卻繼承了軍人的精神,成為兵團文化的延續者、開拓者、弘揚者,成為締造新生活、創造自己歷史的英雄。

二

不一樣的思想,不一樣的視角,會發展出不同的故事情節。同樣面對兵團歷史,《老風口》和《天邊》有著不同的故事走向。傳奇性戲劇性和悲情性的思路,決定《老風口》主要情節圍繞著男女關系展開。幾十萬人的兵團部隊實行“屯墾戍邊”,是新中國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英雄們并不怕困難,完全有能力向荒漠要良田,完全有能力建設引水渠,完全有能力保障邊境的穩定安全,但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情感的需要,與現實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尖銳,這些矛盾與沖突是這些改天換地的英雄們一時無法解決的。因此,才有“八千湘女上天山”等真實發生卻讓文學產生豐富想象的兵團歷史故事。《老風口》正是抓住了這個現實的突出矛盾,找到了一個獨特的敘事點。連長胡一桂與維吾爾族姑娘阿依古麗的情感關系貫穿作品的始終。他們一直相愛,結婚申請卻一直批不下來,無法生活在一起,帶來情感的掙扎與痛苦,最后,他們不得不借兵團撤銷之機,以近似私奔的方式,離開了二十六連。穿插在其間的那些引人入勝的情節,多為愛恨情仇。《老風口》人物間的側重點在于對人性的批判。

《天邊》的主題不再過度追求對“人性”的批判,而轉向對“民生”的寫實。不再過度形而上,而落腳在獲得感。當代不少小說習慣延續“人性”線路,越寫越人性化。張者在經過《老風口》的探索后,明白了一部作品如果有意識地控制好去傳奇性、去戲劇性、去悲情化,不在“人性批判”的方向過度糾結,也許會給作品帶來創作的新方向,實現新突破。基于這樣的認知,《天邊》聚焦在兵團三十八連那群并沒有軍人英雄經歷的普通兵團人身上,努力去發現這個群體站立于實實在在的大地,不被傳奇浪漫光芒照耀的生活里隨時可能發生的故事,呈現一種來自這樣的生活并創造可以和英雄主義相媲美的歷史精神。

在《天邊》,三十八連的建立帶有傳奇色彩。當年,馬富貴等五個掉隊的傷病員被困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里,只有一些枯死的胡楊樹,眼看就要斷糧斷水。馬富貴和姚桂喜都不想死,就到周邊找水找吃的。在沙塵暴中,一群逃逸動物把他們引到一眼泉眼邊上,讓大家都有救了。他們五個人靠著這一眼泉水,居然開墾出荒地,種上了莊稼,過起無憂無愁的日子。等馬富貴輾轉找到自己的部隊時,在地圖上標上了“一碗泉”三個字。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建時,由這幾個傷員為骨干,成立了三十八連,馬富貴被任命為連長。從此,這里不光有了地名,也有了故事。

《天邊》記錄下的“一碗泉”故事,大概率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兵團恢復建制以后。那時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三十八連也在苦苦開荒、種樹、引水、種水稻、種棉花、建果園,堅守“屯墾戍邊”的崗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三十八連特別重視教育,辦學條件不算好,但因為連里有大批上海知青,師資力量還算強。姚遠、黃建疆、李軍墾等三十八連的學齡兒童都有學上。姚遠和李軍墾住在一個屋里,后來黃建疆也住進來,三人成了好朋友,也成了小說《天邊》的主人公。

在成長過程中,三個孩子除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外,還需要文化的滋養,需要看書。沙漠邊緣哪里有書?這時上海知青出現了,他們從大上海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圖書。特別是姚遠,更是展現出文學的天賦。他們的老師楊滬生是上海知青,把姚遠的作品寄到上海的雜志發表,引起了全校甚至整個連隊的轟動。為了能夠讀到更多的書,他們想方設法偷出家里的雞蛋,和連里的知青換書讀。他們通過讀文學作品,建立起最初的價值觀、道德觀和人生觀,這影響著他們后來的人生。不過,他們很快就發現,小說中的愛情令人向往,但現實中的愛情卻令人心碎。他們的楊老師失戀了,在相當長時間里,精神出現了問題,不得不離開教學崗位。隨著內地經濟社會的變化,兵團的知青們開始想法子回到上海。已婚的甚至有孩子的知青家庭紛紛離婚,造成了許多不幸,也給兵團帶來至暗時刻,兵團的精神和文化傳統再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三十八連也未能幸免。但是,楊滬生老師病治好后,沒有回城,選擇留在三十八連,成了牧羊人。

中學畢業后,三個孩子雖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們的命運卻永遠與兵團的血脈相連,兵團的文化精神傳統一直影響著他們的人生。《天邊》和其他采用三角穩定結構的故事模式不同,并不以三人的矛盾沖突來強調命運的不同,而是讓三個朋友最終走在一起,都回到了兵團,在不同崗位成為堅定的兵團人,選擇了共同的命運。至此,作品的主題得以升華:軍隊的英雄主義早已成為遙遠的過去,新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鑄造了新時代的兵團精神和文化,讓遙遠的英雄主義走過悲壯的歷史,回歸現實,回歸人民生活。

三

《天邊》寫的是兵團人艱難創業的故事,塑造的是兵團人的形象。小說中的三十八連不是鄉村,沒有源遠流長的鄉土文化傳統。但三十八連又是鄉村,底色是現代兵團的“屯墾戍邊”文化。因此,兵團是一個特殊的現實存在。要寫這里的故事不難,要塑造有文化底蘊的人物形象卻很難。

作者寫了一大批生動的兵團人。如馬富貴、姚桂喜、趙秀英、黃世云、楊滬生、吳之淼、李聲曼、劉明德、馮瑞蘭、車道遠、吳珍、李晴曌、曲音等,這些人各有個性、各有特色,描繪出現代兵團人物群。特別是姚遠、李軍墾、黃建疆這個鐵三角式的人物關系,象征著曠野中的胡楊、紅柳、蘆葦。他們成了未來的兵團人,從他們身上傳遞出兵團新人成長的信息。其人物性格就像從曠野中生長出來的一樣。姚遠得到老師吳之淼的賞識,成了吳之淼的忘年交。上海知青楊滬生也可以算是姚遠成長的“貴人”,他用文學經典打開了姚遠的情感世界。《天邊》寫出了上海知青這個群體給兵團做出的重要貢獻,他們把現代先進文化帶到遙遠荒漠的功勞不容忽視。

曲音是《天邊》中另一個重要人物,她是姚遠的大學同學。當姚遠回到新疆后,她為了自己的愛情毅然追到了新疆。對姚遠而言,曲音的到來,讓他最終擺脫了對吳珍那種病態的單相思,從困境中走了出來,成長為一個性格成熟穩健的男性,一個可以擔當起社會和家庭責任的男人,并最后成長為兵團的領導干部,帶領大家向塔克拉瑪干宣戰,成了為塔克拉瑪干“鎖邊”人的一個代表。

李軍墾則是一個厚道實在的兵團人形象。他母親在生下他后便去世,也不知道父親是誰。沒爹沒娘的他,在姚桂喜家長大,在三十八連的學校里受到歧視,心靈一直帶著傷痕。他靠著自己的努力,讀完了中專,回到三十八連,主動承擔起護林員的工作,帶著自己的愛人吳珍,在林子里扎下根。他是在這片林子里出生的。多年以后,他又回到了這片林子。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多年的憂郁,回到這片林帶后煙消云散。在林帶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性格也明快起來,精神為之一變。小兩口在林子里,開辟果園,辦起農家樂,經營民宿,悶聲發財,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成了千千萬萬普通兵團人的時代縮影。

《天邊》中,另一個出色的人物形象是黃建疆。黃建疆是個“小斜眼”。他不是天生殘障。他是地窩子里的孩子——父母開荒時,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地窩子里。孩子眼巴巴地盯著天窗,目不轉睛,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在極度恐慌中依賴著天窗那唯一的光明。天長日久,孩子成了一個斜眼。斜眼的不止黃建疆一個人,全團有二十多個斜眼的同代青年。艱難的歲月留下傷痕,在兵團的地窩子里留下的是斜眼。斜眼看事物有點怪,但總體上并不影響生活,直到黃建疆參加高考,被校長李知展錯判為作弊取消高考資格后,黃建疆才體會到,后果有多么嚴重。黃建疆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內心非常強大,走到社會以后,人們發現,他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方式也與人不同,也有點“斜”,所以人們叫他“黃老斜”。

《天邊》是從兵團土地上種出來的小說,而黃建疆則是在這片土地上頑強生長的人物。我們顯然注意到,張者筆下的兵團人,性格都似荒漠的寬廣,內心都沐浴著大漠的陽光。而黃建疆卻是一個另類,生存斗爭在他身上留下的傷痕也許沒有李軍墾的那么重,卻更加鮮明、突出,直接逼著他改變看世界看現實的方式。人們并不知道,他的視角雖然是斜的,但他內心一直在痛苦掙扎,一直在沖突較量,力求校正過來,要找到真正的現實,看到生活正確的視角。因此,他內心仍然是陽光的、純正的、良善的、頑強的,只是思維和做事的方式與一般人不同。他就是以這種不被世俗接受的方式,尋找到斜眼人的尊嚴,改變生存命運,開創美好幸福的人生。

當然,對現代醫學而言,治療黃建疆的病不是問題。然而,黃建疆這個人物形象,代表著一個悲情沖突的時代,在小說中永遠保留下來,活了下來。這不光是獨特的兵團人形象,更是中國當代小說新的形象。中國當代小說正在失去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小說人物畫廊的空白留得太長了。也許,黃建疆有資格站上去。

三個二代兵團人的形象折射出兵團的現實,體現兵團的歷史精神。姚遠的執著、李軍墾的務實、黃建疆的智慧,組合成兵團人性格內涵的獨特品質。作者把這三個人寫好了,兵團的時代形象也就挺立起來,兵團精神的力量就顯示出來。

寫實小說不浪漫,但不等于沒有詩意。《天邊》中對新疆天山大漠荒原的風景描寫相當出彩,豐富的自然資源在作家筆下更加迷人。如對胡楊林的描寫:“樹成為雕塑,靜默地豎立著集體緘默就像在思考。那些右岸低洼處活著的小胡楊樹,就像離散的孩子,猶豫地回頭張望,孤戚地望著家族的死去卻無能為力。”還有對果園的描寫、人工林的描寫等。風景描寫作為小說虛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小說家的看家本領,呈現出長篇小說獨有的風味。

實際上,《天邊》更令人稱道的應該是那些民生場景的描寫,是小說最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所在。如小說中的“賣水”一節。小說中最為華彩的段落可以在“拾花”“棉花地里的浪漫”“拾花工”“白云朵朵”等章節中找出。新疆缺水,不適合種水稻,更適合種棉花。兵團種的棉花,面積最大,產量最高,品質全國第一。為此,兵團人付出得最多,形成了兵團別樣的農業文化,也產生了許許多多兵團人的故事,成為小說重點表現的民生主題之眼。作品中對此有詳細描寫,“在拾花季節,兵團第一師就吸引拾花工近二十萬人,整個兵團吸引拾花工兩百多萬人”,“從9月底,棉花依次開放,一輪一輪地開,要一遍一遍拾。手慢的每天能拾八十公斤,手快的能拾一百五十公斤。拾一公斤花開始給八毛錢,后來漲到了一塊八毛”,“最關鍵的是拾花不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拾花按天結算,在地頭過秤,現金支付”,“累是累點,中國農民從來不怕苦,不怕累”。

兵團人有自己的民生夢。從《老風口》到《天邊》,這個夢一直在延續。特別是《天邊》,這個夢化為兵團人的鄉愁。那就是綠洲,那就是水。小說中的“一碗泉”,便是兵團人永遠的鄉愁之源。整部小說,從開始到結尾,說得最多的,就是水的故事,幾乎所有的故事,都與水有著密切的關系。“一碗泉”的魂,貫穿于作品全過程。這個夢,留給黃建疆去揭開:“一碗泉果然有寶呀。”小說的情感,在這里達到了高潮。夢想的實現過程,猶如史詩,誰說寫實的作品就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