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家族敘事中的器物書寫——以絲綢、茶葉、瓷器為中心
內容提要 器物是民族氣派的載體,也是文明互鑒的媒介。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漿》《窯變》等當代家族小說中,作家們分別以絲綢、茶葉、瓷器為中心展開敘事,在物性詩學的視域中展現器物獨特的價值:一方面,它們凝聚著中華美學的神韻和傳統智慧之“包漿”,深遠地影響了世界,是“東學西漸”的物證;另一方面,“器以載道”,在與世界市場接觸的過程中,匠人世家切實地承擔著文化傳承的重任、積極地推動著中華文明的海外傳播實踐。通過對器物的“深描”,當代作家生動地講述著代際傳承的家族故事,具象地呈現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深葉茂與生生不息。
關鍵詞 家族小說;器物書寫;絲綢;茶葉;瓷器
一 器以載道,物以明志
器物既是人類進行物質生產實踐的成果,也是文明傳播、文化交流的媒介,還是傳統在當下的“實物留存”。通過博物館中所陳列的陶罐、馬車、沉船等器物,人們感知著歷史的演進。人類在游牧、農耕、航海中培育了不同的技能,并生產與之匹配的器物。同時,器物也反作用于人,比如絲綢、茶葉、陶瓷等,迥異的“具身感”也塑造相異其趣的生活與審美。
中國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本文中此三者均為泛指),在世界市場的流通中引領著全球風尚,成為“東學西漸”的物證。葛兆光認為傳統器物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其主編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中,他梳理了代表中國“一般性知識”的傳統器物走向世界的歷程。作家們對傳統器物的書寫,體現了“器以載道”的造物理念及審美追求,“器、物、象作為中國美學范疇,起源于中國獨特的禮樂文化中的從彩陶、青銅開始的器物,但同時又超越了具體的器物而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義。特別是器與物都不僅是物和器的物質意義,而有宇宙萬物的生成意義”。“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與物為春”等理念融匯成中國物質文化傳統的根基。
器物文化在貿易流通中得以傳承、變革。隨著晉商、徽商等大商幫興起,明代商品經濟逐漸走向繁榮,對世俗審美也帶來強烈的沖擊。文震亨在《長物志》中憑借器物來闡釋文人的審美格調、區分雅俗。宋應星在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中記錄了農業與手工業的成果,對生活器具的實用價值和美學價值予以肯定。這些為器物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紅樓夢》提供了敘事資源。出身織造世家的曹雪芹對錦衣玉食之家作了全景式掃描:從服飾到窗紗,錦繡彰其奢;從陶瓷到茶葉,玉壺映其雅。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逐一羅列的傳統物件體現了當時我國達官貴人家族生活的日常,自鳴鐘等外來器物則包含著山雨欲來、家族將傾的預兆。器物和文獻乃文明程度的標記。文明階段的劃分也借助于物質,如石器、鐵器、蒸汽機、電器……新器物的出現往往會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人文觀念亦隨之更新。
“化干戈為玉帛”映現著我國自古崇尚和平的文化傳統。古代先民多以絹帛記錄文獻,跟絲綢織造相關的“一絲不茍”“絲絲入扣”“抽絲剝繭”等詞語映照著工匠精神。茶文化源遠流長,茶亦被廣泛地寫入詩詞中:“一生為墨客,幾世成茶仙?!薄敖袢蒸W絲禪榻畔,茶煙輕飏落花風?!惫湃送形镅灾?、寄情于景,以詩詞吟詠茶飲之雅趣,表現審美之逸趣。從馬克思主義對勞動與商品的闡釋來看,茶的制作凝聚了大量創造性的勞動,每個環節都需要工匠的悉心勞作。道不離器,茶亦不離壺。經過水與火的淬煉,泥土變成陶瓷。燒陶制器與莊子的“物物”“物化”觀念相通,其中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陶瓷與茶葉相伴相生,進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從日常用品上升到品鑒收藏,茶葉與瓷器自成一套“識別體系”。伍德沃德在梳理物質文化的闡釋史時指出:“物可以執行‘社會事務’”“物有助于建構或消解人際依戀和群體依戀關系,有助于間接地促成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fy)和自我尊嚴的形成,有助于整合、區分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階層或部落。”器物的選擇既承載主體自身的情感,更帶有鮮明的傳統文化的印記?!叭f里帛道一絲牽?!?/p>
承載著自身文化傳統的器物匯聚于商道并流通開去?!敖z綢之路”貫通中西,長安與羅馬得以互通有無、文明互鑒。
當代作家對器物的書寫,呼應了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時代主題,也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自傳統的實物基礎。隨著文物的不斷出土,考古學家對歷史的詮釋亦不斷更新?!皾M天星斗說”激發了當代作家對地域文化作“尋根”和器物書寫的熱情。例如王安憶以其《天香》聚焦于顧繡文化,“天香園繡”業已成為上海文化的重要象征。劉醒龍創作“青銅重器系列”作品,在《蟠虺》《聽漏》中,作家以青銅重器為敘事線索,深入描繪楚文化的瑰麗秘境。古人視青銅為吉金,用于祭禮,以告慰天地,體現“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邱華棟在《空城紀》中以多種器物在漫長歷史中的傳承再現西域聯通中原的文化圖景。在《包漿》《國壺》等作品中,徐風孜孜不倦地以紫砂壺為中心來描摹江南風俗畫卷。通過對梁家幾代玉雕技藝所作宛如工筆般的白描,霍達表現了多民族情感的融合,傳承“君子比德于玉”的文化傳統……2017年在“一帶一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國外文局推出了“絲路百城傳”叢書計劃,鼓勵作家從地方路徑追溯文化根脈,為當代城市書寫傳記。
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瑰寶,茶葉、絲綢、瓷器既體現了工匠們的技藝更新,也展示了不同時代美學趣味的變化。根據莫斯的研究,“當一代人把手工工藝知識和身體技術傳給下一代時,權威和社會傳統發揮了影響,正如語言傳遞時,權威和社會傳統發揮了影響一樣。這就是一種傳統、一種持續”。當代作家注重發掘器物傳承與地方文化的深層聯系。20世紀前期綢商、瓷商與茶商的故事,賦予當代作家創作的靈感。比如,張葆海根據山東昌邑綢商的故事創作了《大綢商》,南飛雁依據河南神垕陶瓷業的發展軌跡寫出了《大瓷商》,楊紹淮借助茶馬古道上的傳說和史料創作了《大茶商》。在長篇《茶道青紅》中,成一講述了乾隆年間北部邊境封關之際,晉商康氏家族戴夫人為守祖業而親赴萬里茶道巡查的故事,小說以其視角再現了一幅恰克圖商道的歷史圖景。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堅守傳統倫理、捍衛老字號聲譽,在國家危難之際展現民族大義。他們以誠信經營、實業救國的精神,深刻地影響著現代商業倫理。
通過對器物文化及其海外流通貿易盛況的描繪,當代作家既生動地講述了中國故事,又展現出中華文化強勁的傳播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工匠與商人們的作用不容忽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許多中西文化、生活、藝術和技術的交流,是通過這些人物特別是商人和工匠實現的……”在上述作品中,工匠和商人的故事與器物書寫彼此成就:一方面,器物書寫與家族的文化傳承彼此映照,器以載道、物以明志;另一方面,器物及其海外貿易很早就開始將中華文化傳播至域外,這也是中華文明傳揚海外的一種切實的表現形式。當代器物書寫鐫刻著文化記憶、民族記憶,使我們對置身于其中的悠久歷史充滿著“溫情的敬意”,正如沈從文在談及自己對工藝美術的熱愛時所強調的:“更愛那個產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漿》和《窯變》等家族小說中,作家們既細致地描寫了器物傳承及其海外流通,也刻畫了工匠們“素樸的心”與其一絲不茍的匠人精神。
二 絲接千載,帛通萬里
絲織品意象優美,承載著豐厚的中華文化內涵,成為當代作家所青睞的書寫對象。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將穿越河西走廊、沿中亞延伸至歐洲的商貿之路命名為“絲綢之路”??脊艑W家斯坦因曾在玉門關的遺址中發現出產于山東的絲綢,上面附著的標牌上既有中文又有梵文,“表明當時東西方是用同樣的標準,來出售手中的絲綢貨物”。在流通于海外的過程中,華美的絲織品向域外展現了高超的中國工藝與深厚的文化底蘊?!吧莩奁范季哂袠酥拘缘脑亍z綢、金銀、寶石和半寶石,還有皮草——千百年來已得到文化上的認同,并且深受歡迎。”奢侈品往往因備受宮廷的青睞進而影響社會風尚。絲綢是“由亞歷山大大帝通過引進才到達希臘,由凱撒大帝通過引進才到達羅馬的”。龐貝古城壁畫中的女神身著絲織長袍,名貴油畫中的貴婦也多著綢緞服飾。古希臘人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其發音與英語中的silk近似??梢姡袊慕z織品在歐洲的時尚變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扶桑神話、嫘祖養蠶抽絲及牛郎織女的浪漫傳說,提示著我國早期既已出現絲織業。“帝親耕,后親蠶”,也說明“男耕女織”的生活模式由來已久。馬王堆出土的素紗禪衣薄如蟬翼,證明我國古代已具備高超的織造水平。桑蠶的養殖、絲織與印染技術離不開匠人們的艱辛勞作、全套專業知識的指引以及經驗的積累,因此古人勸誡世人,“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絲綢意象及其豐厚的文化內蘊,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創作資源。漢樂府《陌上桑》廣為流傳,影響深遠;歌詠絲、絹、帛、縞等的唐詩達四千多首;在《采桑子》這一詞牌名下,誕生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詞作。這些作品,共同匯聚為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蓪⑼醢矐泟撟鞯漠敶易逍≌f《天香》與經典家族小說《紅樓夢》作互文性考察,天香園及“天香園繡”與大觀園和軟煙羅構成互文。王安憶長期關注顧繡歷史,史載幾代顧姓女眷的故事激發了她的寫作靈感,“女眷們的針黹,后來竟成為維持家道的生計……可也就是這個‘逾矩’,藏著戲劇性,非常吸引我”。在《天香》中,作家以明代嘉靖年間上海申氏家族的變遷作為歷史背景,講述府中女眷靠傳授繡藝謀生的故事。大家族規矩森嚴,妻妾妯娌之間關系難免不睦。繡藝要求手工藝人凝心聚神,在繪制“天香園繡”的過程中,申府妻妾妯娌以此作為精神寄托并且摒棄前嫌,氣氛前所未有地融洽。出身書香門第的正室小綢從娘家攜來墨寶,小妾閔女兒則帶來娘家特制的針線與技法。侄媳沈希昭將古雅的書畫傳統融入繡藝,令其氣派為之一新,也為她自己贏得“武陵繡史”的美譽。她親手繪制的四開屏繡為老爺換得一副上等棺材,亦被傳為佳話。
為創作《天香》,王安憶翻閱了大量文獻,仔細考證了園林建造、制墨工藝、顧繡針法和配色秘訣。小說中,作家多次以繡綢的色彩來彰顯人物的性格差異,如兄長儒世喜幽靜,多選玄色;而弟弟明世好熱鬧,著裝鮮亮。蕙蘭與妯娌在選購綢布時亦形成雅俗對照?!疤煜銏@繡”針腳密匝,一針一筆皆有來處,繡卷的內容折射出明末的美學趣味。詩詞、書法、繪畫、佛像皆入繡作,藝術境界故此得以提高。侄女申蕙蘭下嫁后受生活所迫,在其要以娘家的“天香園繡”名號設幔授藝時,嬸娘希昭語重心長地囑咐道:“天香園繡中,不止有藝,有詩書畫,還有心,多少人的心!”有論者指出《天香》的故事脈絡融入大歷史的變遷,“蕙蘭把‘天香園繡’帶出‘天香園’,帶進俗世民間,即是‘易’,也即是帶進了未來可能的無限生機”,因而“一物之興起流轉,也關乎歷史的大邏輯,也感應天地‘生生’之大德”。融合書畫氣韻的繡藝從大家族的深宅中旁逸斜出,得以面世。世家女性與民間女子攜手,共同促成繡藝在民間發揚光大。陳思和認為王安憶以《天香》巧妙地“重塑上海的現代史”。此后,王安憶接著寫作《考工記》,以書名致敬經典工藝,以物展現人的命運起伏與歲月滄桑。
當代作家從絲綢之路所負載的文化交流中汲取寫作資源。楊克從石榴籽親密無間之狀中獲得靈感,寫出詩歌《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邱華棟則從石榴六瓣緊密相連之形中得到啟發,為《空城紀》找到了合適的敘事結構。該長篇構思奇妙,每部分均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講述,以六種器物對應西域六大區域,突出中原與西域密切的交往。其中《尼雅四錦》以絲綢承載起山河遠闊的歷史想象。第一錦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作家以此演繹了《大唐西域記》中細眉公主以發巾藏蠶種,將其傳入精絕國的歷史典故。第二錦為“長樂大光明”錦褲與“河生山內安”錦帽,作家講述了兩位精絕小王子與臨川王之子換衣替死的故事,與《趙氏孤兒》的故事異曲同工。第三錦是“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與“延年益壽長葆子孫”錦被,這兩件大漢皇家的絲綢織物見證了沙迦牟韋的愛情故事。第四錦乃“萬事如意”錦袍,精絕國戰敗,傷亡慘重,統帥夷陀伽的遺體被送回王家園陵,身披如意錦袍,“錦袍是用從遙遠的洛陽運到這里來的錦帛制作的,面料極好,錦帛的花紋非常繁復美麗……顯得非常尊貴而莊重”。在小說尾聲,作家之筆回到當代,“我”隨考古隊伍來到尼雅考察,親見當代“傳絲公主”楊盈帶領村民養蠶、辦廠,織造出融合古代蜀錦技藝并彰顯民族風格的艾德萊斯綢,展現巾幗不讓須眉的精神風貌。《尼雅四錦》中,作家以絲綢為敘事媒介,激活歷史典籍中所記載的友誼、戰爭與愛情故事,悠遠的歷史在當代想象中被激活。
《走出盆地》是周大新所創作的第一部長篇?!白叱雠璧亍笔撬鳛槟详栕骷业膲粝胫?。他在《南陽方志》中發現:家鄉在漢代就開始生產柞絲并外銷,到宋代已經出現大機房生產,盛況與《清明上河圖》相仿。這讓作家靈感迸發,以尚氏家族在20世紀的曲折命運和“霸王綢”的地位起落作為敘事脈絡創作了《第二十幕》。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看不見的手”在客觀上加速了商品的流動,促進了“國富”。受開放氛圍的感召,周大新通過塑造勵精圖治、實業救國的商人形象,試圖改變人們對商人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的成見,肯定了商業在文化交流與國家富強中的價值。小說開篇,晚清陷入風雨飄搖之際,尚家勵精圖治,尚安業領著兒子尚達志聞雞起舞,晨讀蠶桑、印染的專業典籍,并跪對祖宗牌位發誓要完成列祖列宗的夙愿。尚達志感時憂國,常以諸葛亮、張衡等南陽先賢的精神自勉,抓住機遇讓尚家絲織品脫穎而出。他赴美參加 1915年舊金山舉辦的巴拿馬萬國賽會,使“霸王綢”獲得了國際聲譽,這也強化了他實業興國的信念?!兜诙弧分凶骷乙搿伴L時段”歷史視野,講述尚氏祖孫五代如何不斷地更新織造水平,維護“霸王綢”的聲譽?!笆罏檫w流”,面對迥異的時代際遇,每代人都積極擔負起家族使命?!吧屑睓C房最終引入先進織絲技術并創辦大學,傳授現代技藝,“霸王綢”也贏回了國際聲譽。在“尚吉利”機房前院醒目處,立著一塊歷史悠久的石頭,上面刻有密密的網狀格,形似絲織物,其意恰如韋伯所說的“意義之網”。這塊網狀石頭,既是尚氏家族的精神圖騰,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象征物。
面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這一時代課題,季羨林曾給出深入淺出的解釋:“傳統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現代化代表文化的時代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矛盾統一,既相反,又相成。”當代作家則將傳統與現代“相反相成”的辯證關系內化到小說中,以代際傳承和器脈賡續回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天香》《空城紀》《第二十幕》《千絲萬縷》等聚集絲綢意象的小說中,敘事不斷強化了“春蠶到死絲方盡”這一寶貴的精神遺產。同時,作家們不僅描繪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加強了以絲綢為媒介的多維對話,中西文化交流由抽象變得具體。絲接千載,帛通萬里。絲綢之路是物質貿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三 誰謂茶苦,其甘如薺
當代作家吸收了跨學科的研究成果,逐漸將敘事轉向空間、器物、飲食等領域,拓展了文學的敘事版圖。茶文化深嵌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安柚疄轱嫞l乎神農氏”,唐代雅士陸羽曾著《茶經》,開篇稱茶為“南方之嘉木”,并強調茶文化具有“精行儉德”之陶冶情操的作用。杜甫、白居易等詩人寫下詠茶的詩篇,“盧仝七碗”的典故流傳后世?!秹袅讳洝分?,作者記載了杭州的茶館的盛況,四時鮮花點綴,名人字畫高懸。西湖的游艇上懸掛著蘇軾的詩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倍添雅趣。茶多產于高山,備受禪修人士的大力推崇,茶道、禪道慢慢交融,“茶禪一味”亦漸漸流行。寫作與飲茶、坐禪雖形式各異,卻皆可通向內省悟道之境。
中華民族素被譽為“禮儀之邦”,飲茶亦為待客之道,文學反映了這種生活。古典世情小說多從茶樓酒肆展開,現當代作家也經常采用茶館作為敘事空間,如沙汀的短篇《在其香居茶館里》和老舍的經典戲劇《茶館》。在《沙家浜》中,汪曾祺將阿慶嫂與刁德一的斗智斗勇置于氣氛柔和的春來茶館中?!度顼L似璧》中,張欣將戀愛、革命、生意密謀等故事情節都安放于熱氣蒸騰的廣州茶樓之中。葛亮在長篇《朱雀》中涉筆茶社,體現秦淮河的曼妙風情和文人雅趣。在《燕食記》中,他對“一盅兩件”娓娓道來,將中西文化的交融落實于手工制作美食及廚藝的出新之中。
茶,東方樹葉,澤被四海。中國曾主導茶葉的海外貿易長達兩個世紀,茶葉也成為近年來全球史研究至關重要的物質。在《茶葉大盜》等著作中,作者們詳細地揭示了茶葉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英式下午茶風靡全球的過程堪稱一部微觀近代史。上大學時王旭烽主修近代史,對茶葉的“全球旅行”感觸尤深。后來王旭烽到中國茶葉博物館工作,浸潤于茶文化中,深諳茶理。她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曾講道:“如果說要用一種世間的事物來關照中華民族的話,我以為,沒有什么比茶更能夠象征中華民族了?!?/p>
王旭烽窮十年之功完成《茶人三部曲》,她從1863年太平天國運動尾聲一直寫到20世紀末杭州召開國際茶葉博覽會。作家由史入文,立意高遠,在三代茶人家族史中鋪陳著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恰如陳曉明所言:“中國的小說敘事植根于歷史進程,人是在歷史大事件中……敘事都是在一個大的編年史中展開,個人情愛、性格、命運和家族史等等,都是被歷史決定了其方向和結果?!蓖跣穹橐圆栉幕癁閿⑹旅浇?,將茶人茶事與家國聯結為一個有機整體。
大廈將傾、重振旗鼓的敘事楔子,成為“長時段”家族小說的經典開篇方式。自《詩經·關雎》起,婚戀就成為中國文學中重要的敘事母題。傳統家庭非常重視傳承,“無后”被視為最大的不孝。杭九齋新婚之夜,忠王李秀成的親兵吳茶清為逃命誤闖入杭家院落。救命之恩讓吳茶清死心塌地替杭家經營茶莊。杭九齋因吸食鴉片無力延續香火、振興家族,其妻林藕初突破禮儀約束向管家吳茶清“借種”生子。當杭天醉出生后,吳茶清發誓要替兒子將忘憂茶樓贖回來,忘憂茶樓的幾度易手也成為杭家興衰的標記。
茶中甘苦互滲,猶如主人公難言的身世,杭天醉終生蒙受身世所帶來的心理陰影。他的血管中既流淌著生父吳茶清的革命血液,同時又深受養父杭九齋的茶人性格的影響,他一半激昂、一半優柔,這也構成了《茶人三部曲》的敘事張力。杭天醉對自我意識較強的原配沈綠愛望而卻步,將感情寄托于小妾,很快小妾便生下男孩杭嘉和(寓“家和萬事興”)。依大家族的規矩,庶出的長子須交由長房撫養。沈綠愛的正室地位受到威脅,她聽從婆婆林藕初的建議在丈夫面前做低伏小,生了自己的兒子嘉平。作家于此有意打破正、庶之別,凸顯同父異母的嘉和、嘉平親密無間的手足情。杭嘉平聽從時代的召喚,遠渡重洋投身革命;杭嘉和受責任感驅使留守茶莊,并以清幽的茶館掩護革命者開展工作。日軍入侵后大肆霸占民宅,杭嘉和不惜親手縱火燒毀忘憂茶莊也決不讓日軍得逞,此舉彰顯茶人的傲骨。作家細膩地摹寫了杭家人的祭祖儀式,每逢清明節祭祀時他們會在祖輩的墳頭栽一株新茶,以此強化茶人世家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傳承。忘憂茶樓大門貼著楹聯:“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蓖鼞n茶莊猶如“系物樁”,杭氏家族的命運與茶息息相關。子孫三代相繼投身茶文化中,共同托舉茶業與茶文化的傳承更新。
《茶人三部曲》中,杭天醉與妻妾養育了兩種性格迥然有別的后人:“一種是注重心靈的,細膩的,憂傷的,藝術的;另一種是堅強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熱的?!边@兩種性格分別體現在嘉和與嘉平兄弟,嘉草與寄草姐妹,以及下一代的杭憶和杭漢兄弟身上。嘉平和葉子的跨國婚戀具象地表現了茶文化的媒介作用。茶堪稱和平與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茶人三部曲》中,作家宕開筆墨,引入豐富的文獻,追溯了茶文化的流布軌跡。江南西湖龍井與西南古樹普洱茶兩相對照,呈現中國之地大物博與茶文化的多樣性。抗戰時期,杭州淪陷,晚輩羅力開赴前線之際回來道別,家長杭嘉和以茶寄語,稱只要一點點土、一點點水,茶根就能長長地伸進地底下找到活路。這是“鄉土中國”頑強生命力的真實寫照。
從老字號茶樓到遍布街巷的時尚茶店,網絡作家也從歷久彌新的茶文化中得到啟發。近年來,以華茶貿易為主要情節推動故事發展的網絡小說不勝枚舉,如《茶館怪談》《一杯茶一個故事》《浮生一記》等。作家童童(原名童敏敏)立志以名茶六安瓜片創作網絡版“茶人三部曲”。其中,《洞庭茶師》廣受好評,小說講述了現代女性金果果從上海返回洞庭鄉的創業故事:她運用先進的基因編輯技術改良茶葉品種,并創建“茶師”品牌,將現代女性自我實現的故事與當代鄉村振興事業融為一體。
茶文化內蘊一套系統而完整的知識體系,并凝聚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恰克圖商道流通向世界的過程,茶文化成為“東學西漸”強有力的見證之一。
四 入窯一色,出窯萬彩
茶不離壺。脫胎于泥土的瓷器是“鄉土中國”的重要造物。“China/china”的雙重含義,說明在西方人眼中瓷器代表著中國。有關“南海一號”“泉州一號”等沉船的考古發現證明陶瓷深度參與了古代海外貿易:“黑石號”艙內裝載“五萬多件長沙窯瓷器”,其中,長沙銅官窯瓷碗,表面有阿拉伯風格紋樣;河南鞏縣窯的藍花白釉淺碟上的花草紋樣符合伊斯蘭教的宗教需求,有些瓷器上還刻有民間小詩,盡顯唐朝的文化盛況。瓷都景德鎮、江蘇宜興、河南汝州等地均以陶瓷馳名中外,近年來也成為文學創作的富礦,如賈平凹的《古爐》、劉勇的《景漂》、徐風的《國壺》《包漿》、李清源的《窯變》等。《包漿》和《窯變》中,作家十分關注陶瓷器物的美學價值與象征價值:大量普通陶瓷用于日常生活,少量技藝精湛者則退出商品流通領域,部分進入文化交流系統,成為傳家寶甚至饋贈外賓的“國禮瓷”;還有一小部分進入收藏領域,成為博物館的藏品及文物。那些漂洋過海到國際博覽會上的“國壺”等陶瓷精品則主要承載著象征意義。宜興文史學者徐風寫下小說《包漿》,以葛家三代對珍稀壺的收藏、品鑒、發掘和捐贈為主線,展現紫砂技藝的歷史流變,凸顯藏家和品鑒家的人品高格。河南作家李清源以大歷史為經、以翟家六代對窯變技藝的探索為緯,搭建敘事框架結構而成《窯變》。翟家以唯物辯證的態度對待燒窯制瓷,在大眾“泥古”的時代執著創新,在大眾追新的時代承古,終得窯變之奧秘。
徐風對紫砂文化、收藏典故熟稔于心,寫過顧景舟等工藝大師的傳記。在新作《江南器物志》中,作家感嘆紫砂壺于他“只是一個道具”。由器到氣、由物至靈,是寫作之道,亦是生命之道。紫砂壺作為“國壺”凝聚著民族記憶與歷史道義。徐風致力于發掘壺中乾坤,獨辟由古壺之“包漿”所潤澤的敘事天地?!栋鼭{》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故事,“我”因疾病停薪留職、回到古蜀鎮傳承妻子家的收藏祖業。徐風以“聊壺茶坊”為敘事空間重構當代人的精神生活。蜀山蠡水映照著悠長的傳統,古南街上工藝大師、收藏家、學者、商人和普通百姓悠然地生活著,有著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的人們通過古壺匯聚于此。葛家三代收藏紫砂壺,岳父葛家印為家傳的138件名壺逐一附寫壺記,并留下密碼讓女婿慢慢破解。隨著對紫砂的理解漸入佳境,“我”的身心得到療愈,對妻子的感情也得到升華。志同道合的夫妻宛如神仙眷侶,默契地將葛家的祖傳名壺全部捐給紫砂博物館。
“道不遠人”,是匠人巧奪天工的技藝賦予名壺優雅的器型和昂貴的價值。從僧帽壺、提梁壺到雙蝶壺,名壺中既有壺手的創造力、想象力,也有壺手的人格魅力,恰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不管是作為實體的物的創造,還是作為符號的知識的生產,它們都與人類的實踐活動、創造能力密不可分,同時也在文學審美層面共同建構了人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以及改造個體的‘傳統物’系統?!惫そ吃谥谱鳌皞鹘y物”時,既練手藝,亦修心氣。比起手藝,鑒壺專家裘先生更為贊賞壺手的心氣:“古希伯壺上的那口氣,是高古之氣、虛靜之氣、浩然之氣。”“高古”“虛靜”“浩然”之氣乃中國文化的重要概念。孟子尚浩然之氣,莊子崇虛靜之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己應物,正是茶壺給人的啟迪。“聊壺茶坊”托住了歲月靜好的人生底子??缭角饺f水,一對題款陸游名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曼生壺神奇地再聚一堂,該奇遇極大地激發了裘師父的談興。他將畢生品鑒明代紫砂壺的專業知識歸結為三個層次:泥料、底款以及壺上的龍窯氣氛,由實到虛,由物質到精神,進而指出:“古人追求的是放松和自然……老壺呢,做工不那么考究,但氣度悠閑,那種老到沉潛的味道,會讓人越看越舒泰。”“老到沉潛”的名壺,召喚出塵封于歷史文化中的靈氣,寄寓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愿景。
無獨有偶,青年作家李清源將筆觸對準“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鈞窯。七年三易其稿,作家方找到《窯變》的敘事結構:“我使用要年紀事的方式……從現在切入,經由清末、民國和解放初,再回到現在,最終使敘事完整閉合。”借鑒黃仁宇以“萬歷十五年”表現大歷史的方法,李清源選取1895年、1901年、1910年、1930年、1957年幾個歷史時間節點,將代際的命運變遷與歷史沿革寓于窯變技藝,描述翟家六代對神垕鈞窯的接力傳承與變革,濃墨重彩地書寫翟家對窯變的癡迷,大寫工匠的探索精神。翟日新的名字取自《易經》,“日新”二字包含深刻的辯證思想。從爺爺翟日新到孫子翟光照完成蛻變,堅持探索手工窯變已由賴以謀生轉變為個人興趣。他們從不斷地實踐中理解不確定性,從害怕變化到接受變化,“萬物在變化中生出新意”。文獻指導與手工實踐兩相結合,令翟光照備感人生境界全開。他們從不斷的窯變中體悟“易經”之變易、簡易與不易,最終完成了對古老鈞瓷技藝的現代創新。
《窯變》中,作家生動地描繪人、器互動的“心流”。大窯匠首宋及物以心感物,得心應手,并將之上升為一套哲理,“不唯手藝精,境界也高,發明出一套做瓷即做人的道理,諸如‘練泥如練性,修坯如修身’‘釉欲和先和其氣,胎欲正先正其心’……”主角翟日新多次陷入窮途末路卻不失其節,終于從岳父的小手工作坊中得知了窯變色彩的秘密。強烈的創新動力促使他夜以繼日地研讀文獻并輔之以實踐。朱先生的器重、老丈人的摸索、妻子撿回的燃料、兒子丟入爐中的銅幣,多種因素促成窯變成功。翟日新制作的宋鈞“制器尚象”,得天地造化,以色彩飲譽,不僅被當成古董征服了收藏界,還得到當地官府的器重。知州邀他制作窯變鈞瓷去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這一巨大的榮耀讓匠人有了“大我”意識。瞿日新精心燒制兩件瓷器精品:“一為四足祥龍鼎,一為太極盤。太極以喻中國文化……鼎為國之重鼎,龍乃中華圖騰?!奔脑⒅腥A精神的祥龍鼎和太極盤在萬國博覽會上引起轟動,古老的中國美學大放光芒。具有深厚歷史內蘊的秘色鈞瓷的窯變技藝,吸引一代又一代翟家兒女沉潛于其中。翟氏家族從復古中開拓新生,讓近乎失傳的手工彩鈞藝術重新綻放異彩。
將《包漿》《國壺》《窯變》《大瓷商》等作品對讀,會發現當代家族敘事中作家對器物的態度可謂異曲同工:筆墨于器,旨歸在道。陶瓷器物虛己應物的造型藝術呈現了東方審美與生存智慧。茶葉、瓷器被輸出并走向世界的過程,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過程。
五 器脈賡續,文化傳承
器以載道,道法自然。從《管子·牧民·國頌》中“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到董仲舒曾稱“人取物唯以義取”“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我國古人發展出“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物用觀”。中華文化的世代傳承,有賴于這一古老智慧的結晶。
家族故事是典型的中國故事?!八暮R患摇薄凹姨煜隆钡乃枷肽壑腥A民族亙古不變的基本感情,家族文化與地方文化、國家文化血肉相連。葛兆光在《什么是“中國的”文化》中指出:“國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縮小的國。”中國作家對家族小說情有獨鐘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然,家族小說的敘事特點是由中國文化性質所決定的。布羅代爾強調“長時段”,主張深入自然地理和社會結構中認識歷史,家族的世代傳承是透視歷史發展的一個窗口。傳統宗法社會里人的作用至高無上,家族小說開篇作家往往首先要解決后繼無人的難題,確保有文化傳承人,才能有足夠的時間長度為文化“積淀”創造條件。
當代家族小說中“恒產”與“恒心”相得益彰,家族在歷史中迭代,器物在傳承中更新。家風、族訓與圖騰、禮儀等共同構成家族傳統,將有限、渺小的個體與神圣的國家、連續的歷史融為一體;傳統器物則在經受全球市場競爭洗禮之后得以浴火重生?!兜诙弧分?,尚家人擁護新技術,擴大作坊,認同機器生產方式,助力“霸王綢”“走出盆地”?!短煜恪分械念櫪C、《千絲萬縷》中的宋錦、《茶人三部曲》中的茶文化、《窯變》中的宋鈞、《國壺》《包漿》中的名壺等,都經歷了與“他者”的文化交融才得以推陳出新。
術、道并重乃中國傳統造物之要義。無論是制器,還是品鑒、收藏,上手至關重要。恰如徐風在《包漿》中借藏家葛家印之口點出“包漿”的題解:“過日子的誠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漿。那種光亮,是人的精氣神啊?!边@是藏家對人、壺關系的一種深刻把握,是對文化傳統的當代詮釋?!恫枞巳壳泛汀栋鼭{》中作家不約而同地提到曼生壺,曼生壺由乾隆年間文人陳曼生與匠人楊彭年攜手共制,“壺憑字貴,字隨壺傳”,成為士匠跨界合作的佳話。希爾斯認為:“物質器物是一個雙重傳統。它既是一個物質基礎的傳統,又是一個概念和信仰的傳統,以及融化在物體中的工藝、技術和技能之理念的傳統。”薈萃雅俗的曼生壺體現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匯合,彰顯了雅逸的生活美學。
從中華文化傳承及海外傳播的角度看,當代作家對絲綢、茶葉、紫砂、鈞窯等傳統器物的書寫的意義不同凡響:一是“其命維新”,傳統器物的社會功用與家國命運、歷史變遷密切關聯。在《窯變》中,作家寫到鈞瓷五口通商之后被國外市場排擠的遭遇:“近世風氣又是一變,洋人喜愛紫釉,紫鈞價錢一路上天,便是紅鈞也比它不過,至于天青月白,仍是等而下之?!奔妓?、色彩、審美風尚等不斷變化,器物由普通用品上升為藝術品、收藏品的過程,隱含著實用價值與文化價值的博弈。二是肯定器物及其商業價值,當代作家通過塑造勵精圖治、實業興邦的商人形象建構以誠為本的現代商業倫理,逆轉了人們對“十商九奸”“為富不仁”的成見。從“士農工商”的傳統排序中,可見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對商業尤為輕視。近年來頗受文壇關注的“非虛構寫作”“素人寫作”不僅再現作者的個人經驗,也使得各行各業那些“非文本化的知識”被看見、匠人們“素樸的心”被理解,打破知識由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傳統,從而促進新生活、新價值的傳播。三是當代家族小說中的家族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小說家們通過塑造新的家長形象,改寫了巴金、曹禺等現代作家筆下的專制家長形象。尚達志、杭嘉和、翟日新等人物既是器物的制造者,也是文化的傳承者和文明的傳播者。他們堅韌不拔,接續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抗爭精神,堅守“修齊治平”的理想;同時,他們積極探索,與時俱進,踐行“窮變通久”之道。四是家族史與大歷史同頻共振。歷史長河中難免潛藏著暗礁,近代史的滄桑讓高貴的“中國風”一度黯然,家族內部父子傳承關系亦曾趨于緊張,但即便在最嚴酷的戰爭環境里,“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信念也在器物傳承的故事中得以存續發展。當代家族小說的總主題是譜寫代際的瓜瓞綿綿,以器物文化的社會使命聯通古今中外,印證中華文明的傳承創新。
小說的核心任務是塑造典型人物。過去談論人物多集中于身份認同,近年來作家將微觀史的研究成果融入創作中,通過書寫器物,展現匠人與器物相互影響、彼此成就的過程。器物既體現中華民族的美學趣味,也塑造工匠和商人的文化認同,比如“天香園繡”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申府女性的自我覺醒,“霸王綢”凝聚著尚氏的家族認同,“忘憂茶莊”“聊壺茶坊”、窯變鈞瓷則為匠人家族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當代家族敘事中的器物書寫不僅展現了東方美學經久不衰的魅力,也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