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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邵波:文學歸真 英雄歸人
來源:《文學博山》 | 文學歸真 英雄歸人  2026年06月09日15:32

前日的博山烈日炎炎,古樸雅致的焦家小院草木含韻,風骨悠然。院內四棵老槐修剪利落、枝繁葉茂,月臺旁的一棵石榴樹最是動人,主干早已風化成天然根雕,像一根盤龍拐杖,根部簇生出一片鮮嫩新枝,蓬勃向上,生生不息。

就在這片紅色底蘊與文學氣息交融的小院里,中國作協“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作家讀者文學沙龍活動在此舉辦。活動取“縣場”與“現場”諧音,意在讓國家級文學資源下沉縣城、走進基層、扎根鄉土,將高端文學理念與本土紅色文脈、基層創作生態深度融合,為淄博文藝事業高質量發展注入全新活力。整場活動氛圍靜謐又熱烈,名家與本土文藝愛好者面對面圍坐交流,驕陽之下,無人離場、無人撐傘,人人靜心聆聽、潛心悟道。

活動由劉培國先生主持。對話環節中,他立足淄博本土文脈傳承現狀和基層文學創作實際,圍繞文學初心、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紅色精神對當代寫作的賦能、基層創作者成長路徑等諸多核心議題,與知名作家畢飛宇展開深度對談。畢飛宇結合自己數十年創作閱歷,以及《推拿》《青衣》《玉米》等經典作品的創作心路,分享了質樸而深刻的文學觀點。他強調,真正的文學永遠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文字最動人的力量,永遠來自真誠的觀察與純粹的共情。他還緊扣焦裕祿精神內核,闡釋了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擔當,寄語基層寫作者心懷家國、深耕大地,以筆墨記錄時代,以文字傳遞溫度,讓每一部作品既有文學質感,更有精神力量。

活動最后的互動交流環節格外珍貴,全場僅有兩位創作者獲得提問機會。第一位是深耕焦裕祿文化的研究者鄭良前,第二位便是我。作為一名長期扎根鄉土、挖掘整理淄西紅色史料的本土創作者,能夠近距離向文學大家求教長久困惑我的創作難題,是莫大的榮幸,更是一次難得的文學洗禮。

我鄭重接過話筒,誠懇發問:“畢老師您好!紅色文學創作,如何把握人物和事件的真實性?”

這是縈繞我心頭多年、始終難以釋懷的創作困惑。多年來,我深耕淄西紅色鄉土史料,系統整理挖掘邵大娘地下交通線等革命事跡,筆下時常涉及眾多老革命、基層群眾,也包含叛徒、漢奸等反面人物。長期創作中,我一直深陷兩難:書寫正面革命先輩,不用真名,故事缺少史實支撐,顯得空洞無力、缺乏說服力;采用真實姓名,又怕簡單堆砌史料,把血肉豐滿、情感真實的革命先輩,固化成刻板的道德符號。刻畫反面人物更是棘手,如實落筆極易引發當地群眾對號入座、產生誤解;刻意虛化處理,又擔心情節懸浮、故事失真,失去紅色紀實文學的厚重底色。長久以來,我落筆猶豫、畏手畏腳,寫淺了立不住人物,寫深了怕逾越尺度,總感覺有一只無形的手按住筆尖,讓我遲遲不敢落筆。

聽完我的問題,畢飛宇并沒有直接給出簡單的標準答案,而是溫和拆解問題本質,一語破局。他說:“你這個問題,中心詞是‘文學’,不是‘紅色’。”他指出,任何題材的寫作,首先要遵守文學本身的規律,夯實小說創作基本功。如果人物、情節、環境這些文學基本要素立不起來,寫作功底不過硬,即便貼上紅色題材的標簽,作品依然沒有真正的生命力,更談不上感染力與傳播力。

為了讓大家通俗理解文學的普遍規則,他打了一個極為接地氣的比方:“你和兒子上街,你兒子告訴你紅燈不能過,你卻說你是爸爸,能過——紅燈停,綠燈行,是基本規則,誰都不能例外。不會因為身份不同、題材特殊,基本規則就可以變通。文學創作也是同理,文學的底層規律,不會因為是紅色題材,就可以隨意突破。”

樸實直白的比喻,引得全場會心一笑。笑意散去,壓在我心底多年的創作郁結,瞬間豁然開朗。

活動結束后,我反復回放錄音、靜心沉淀,慢慢讀懂這番話背后的深意。小說創作的基礎,無非人物、情節、環境三者相輔相成。人物為核,情節為骨,環境為血肉,三者合一,作品方能立得住、讀得動、傳得開。但真正的文學基本功,遠不止寫作技法,更在于對人性的尊重、對真實的敬畏。

我記得畢飛宇曾說過,小說家最可貴的特質,是真誠、篤定地相信自己筆下的虛構世界,相信虛構背后真實的人性、真實的情感、真實的人生境遇。因為文學創作的本質,終究是寫人。本次沙龍中,他對焦裕祿的解讀,更是讓我徹底通透:焦裕祿首先是心存善良、體恤百姓的普通人,其次才是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好干部。他所有的偉大,都源于普通人的本心、善意與堅守,正因真實、質樸、接地氣,這個人物形象才格外厚重、深入人心。

反觀我自己多年的紅色寫作誤區,恰恰是本末倒置。過去我總糾結于史實與虛構、實名與化名的表層尺度,卻忽略了最核心的根本:英雄首先是人。他們有猶豫、有脆弱、有掙扎,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人間煙火。英雄的偉大,不是靠口號堆砌、靠文字拔高得來的,而是在艱苦歲月的一次次取舍、一次次堅守、一次次擔當里,慢慢沉淀淬煉而成。

文學的真實,從來不是機械照搬史料、復刻事件。阿Q是虛構的,人性的虛妄與自欺是真實的;人變甲蟲的情節是荒誕的,人情冷暖、孤獨無助的處境是真實的。文學最高級的真實,是人性邏輯的真實、情感邏輯的真實,是讀者讀完之后發自內心認同“確實如此”的真實。

想通這一層,我終于明白,長久困擾我的化名、虛實、尺度問題,其實都是細枝末節。書寫焦裕祿這樣家喻戶曉的紅色英模,完全不必避諱真名。經典作品能夠流傳,靠的從來不是姓名,而是讓史料中平面的人物站起來、活起來,有溫度、有性格、有煙火,讓讀者看得見人性、讀得出真誠。反之,哪怕字字有據、事事可查,一旦人物剝離人性、只剩光環,便是最虛假的文字。

前輩作家的創作經驗此刻也深深警醒了我:紅色創作可以合理虛構細節,但所有虛構必須貼合生活真實、貼合人性真實,唯有真實,才有力量。就像畢飛宇舉的例子,醫院同事閱片交流,只會關心“誰看片子、結果如何”,絕不會無謂詢問拍攝地點。這細微的生活邏輯,正是文學真實的底氣。而我以往創作,常常為了突出崇高、刻意渲染感動,用力過猛反而失真,讓紅色人物失去煙火、塌了根基。

畢飛宇在活動最后談到,文學作品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創作者面對的,是無數具體、鮮活、擁有獨立審美的普通讀者。能夠穿越時光、長久留存的作品,一定是尊重文學規律、扎根生活、忠于人性、真誠書寫的作品。依靠題材紅利、情緒煽動、刻意拔高的文字,終會被歲月淘汰。他這番話,看似剝離了紅色題材的特殊性,實則抬高了紅色文學的創作格局:先寫好文學,再談好紅色。只有先成為合格、真誠、動人的文學作品,紅色精神的傳承才有載體、有溫度、有力量。

整場名家對話,思想深邃、文風質樸、干貨充盈。劉培國先生沉穩凝練的主持,精準串聯起高端文學理念與基層創作實際,讓專業、前沿的文學思想真正下沉基層、浸潤本土創作者心田。對于淄博文藝界而言,這次活動是國家級文學資源落地縣域的生動實踐,更是本土文脈傳承、文藝人才培育、文學事業提質升級的重要舉措,有效拓寬了基層創作者的視野格局,更新了本土寫作理念,對繁榮淄博文藝事業意義深遠。

而于我個人而言,作為一名深耕鄉土、記錄紅史的基層文學愛好者,這次故居問道,是我寫作路上一次珍貴的頓悟與成長。

我最大的收獲,是徹底走出了多年的創作桎梏。今后書寫淄西紅色故事、刻畫邵大娘等革命先輩,我不再糾結真名化名、虛實尺度的表層問題。我懂得了紅色寫作的正道:守文學規律,尊人性本真,寫鮮活之人。不神化英雄、不弱化細節、不刻意煽情、不生硬拔高。把革命先輩當普通人寫,寫出他們的堅韌與不易、平凡與擔當,讓偉大藏于日常,讓崇高源于本心。

焦家小院老樹無言、新枝向榮。一如文學之路,守真方能致遠。往后,我將帶著此次名家授課所得,扎根鄉土文脈,堅守寫作本心,以真實為筆、以人性為墨,用心記錄家鄉紅色歲月,讓鄉土英雄帶著溫度與力量,長久流傳、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