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辨識“讀者”
自今年2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在助力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同時,也引申出長久以來被懸置的問題:究竟“誰”是讀者?讀者在“哪兒”?這個時代又需要怎樣的讀者?本期“現場”欄目邀請三位青年學者,分別從概念內涵、群體類型、接受影響等角度重審“讀者”及其復雜構成。也是在重新辨識“讀者”的基礎上,這個時代文學別樣的形態面貌逐漸浮出水面。
——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
今天需要怎樣的讀者
邱田
文學在數字智能時代面臨新的危機與挑戰,無處不在的媒介對文學閱讀產生了深度影響,人工智能寫作又帶來了新的問題,而當下關于文學的討論,往往集中于創作一端或批評一端,例如這個時代作家如何寫作,批評家怎樣評判。然而,在這場持續進行的對話中,真正的閱讀對象——廣大讀者常常被忽略了,即便提及也容易被當作背景而非主體來談論。我們談論文學的困境,談論文學性的危機,卻很少追問:這個時代為何需要讀者?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讀者?
當我們把視角從創作、批評轉向讀者時,許多關于文學性的困惑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讀者不是文學活動中的被動接受者,恰恰相反,讀者的感知方式、閱讀習慣、審美趣味的變化,正在深刻地重塑文學的形態,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一種新變。今天談論文學,談論全民閱讀,我們首先需要重審閱讀的時代危機,而這危機的核心,正隱藏在讀者的變化之中。
● 讀者感知規制的變化
數字媒介時代,讀者的文學感知規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結構性的變化。以當下新媒介文藝的具體文類為例:微短劇追求“三秒一反轉”,脫口秀追求“五秒一爆梗”。在這些文類背后,隱含的是一種全新的敘事邏輯:作者從一個“深度時間”的創作者,變成了“瞬間引爆”的內容生產者。反轉很重要,爆梗很重要,是因為它們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捕獲讀者的注意力,提供即時性的滿足。
而今這種邏輯正在深刻地侵蝕文學經典閱讀。當我們談論文學性、文學價值、文學經典時,我們面對的是“慢速”的文學。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往往有大量的景色描寫、大量的心理刻畫,它需要讀者沉浸其中,緩慢推進,在延遲滿足中獲得意義的沉淀。這種閱讀體驗與微短劇、脫口秀形成了根本性的對立。
與青年學生交談會發現一個令人警醒的現象:他們面對長篇文學作品時,常常“讀不下去”了。不是不想讀,而是“讀不了”——當閱讀需要持續的時間和注意力投入時,他們會產生一種生理性的不適,想要快進,想要倍速。這不是意志力的缺失,而是認知結構的改變。快消邏輯通過高頻的刺激,重塑了今天讀者的注意力結構,導致許多人喪失了處理復雜敘事、進入文學經典的能力。
這種變化在具體閱讀行為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今天一些人閱讀《紅樓夢》時,可能會以《甄嬛傳》的方式進行解讀,將復雜的人物關系簡化為宮斗邏輯;當《呼嘯山莊》的電影上映時,不少讀者開始用“虐戀CP”的網文模式來理解原著經典,將其降格為某種情感類型的范本。余華的《活著》在網上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潦草小狗”這樣的網絡梗,作家的形象、作品的意涵,都被簡化為可供傳播的符號。
這種解構值得警惕。當玩梗消解了悲劇性,當即時滿足替代了深度體驗,經典化就面臨普遍的困境。快消邏輯把一切都轉化為、降維為可供消費的“梗”,并使之成為主導的話語模式,進而重塑了讀者整體的文學感觀。我們正在失去一種能力——耐心地、沉浸地閱讀一部復雜作品的能力。
警惕讀者感知規制的深層重塑,因為這也是閱讀面臨的時代危機。
● 文學標準的再制定
如果說“警惕”是對現狀的診斷,那么“重建”就是對出路的探尋。重建的核心,是標準制定權的問題。傳統的文學經典化過程,依靠的是專業讀者——批評家、學者和編輯。這些人經過長期的學術訓練,擁有判斷文學價值的象征資本。他們通過專業的批評實踐,定義什么是好的文學,什么作品值得進入經典的行列。這套機制當然并非完美,但它至少保證了文學判斷的專業性和相對穩定性。
然而今天,這種象征資本正被算法資本所取代。標準制定權之爭變得日益顯性化:當我們看到百萬銷量由短視頻帶貨決定,看到網絡榜單被算法推薦左右,誰才能定義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學?
算法的邏輯是流量邏輯,它關心的是點擊率、停留時間、轉化率。這種邏輯與文學價值之間并無天然的對應關系。一部作品能夠在算法中獲得推薦,只說明它符合了某種流量機制,而非它具有某種文學品質。但問題在于,當算法成為最主要的“選書人”,當短視頻成為最主要的“推薦渠道”,讀者的選擇空間實際上被極大壓縮了。讀者以為自己是在自由選擇,實際上不過是在算法預設的選項中進行選擇。
這種變化導致了標準的混亂。尤其是在“鑒抄”這類爭議中,讀者之間也很難取得共識,因為缺乏非常明確的判斷標準。網絡平臺的文藝評論多引用算法、流量、網文的發表規則,傳統的文學專業標準與商業生產之間的同與異是什么?文學真正的核心判斷又是什么?這些標準與原則還沒有被厘清。
在當下的語境中,文學價值和文學審美如何重塑?這要求專業批評實現范式的轉型。批評者不能只關注“院子里高墻上四角的天空”,滿足于小圈子內的專業對話。我們需要在堅持專業性的同時,進行通俗化的轉譯——不是降低標準,而是擴展傳播。事實上,專業內部一些變化正在發生,比如《當代作家評論》開始錄制播客,學者開始制作文學類視頻,專業批評正在嘗試進入大眾的媒介生態。
這種轉譯和對話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只滿足于專業圈內的自我言說,就永遠無法擺脫與大眾讀者脫節的狀況。我們需要發展出一套適用于數字時代的價值體系——既能回應算法時代的新問題,又能堅守文學價值的基本判斷。這不是對算法的屈服,而是在算法主導的時代重建文學判斷的自主性。
● 大眾與文學的融合
新大眾文藝時代,創作者和讀者彼此相融。過去的閱讀者早已兼任創作者,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素人寫作即最佳例證。除了身份主體的相融,這種時代融合也指向大眾性與文學性的關系,而素人寫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種關系的窗口。
非專業寫作者從自身經驗出發,用樸素的語言記錄生活、表達情感,這種寫作天然具有大眾性。它打破了專業寫作的壁壘,讓更多人的聲音得以被聽見,這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特征。
但與此同時,素人寫作也面臨考驗:文學性是否充沛?未來是否具有足夠的生長空間?當素人寫作在網絡層面野蠻生長時,往往以故事見長,缺乏足夠的文學性。這時的讀者主要是網絡受眾,傳播靠的是話題性而非文學品質。然而,當這類作品走入“廟堂”出版發行,當編輯介入提升其文學性時,受眾或者說讀者反而可能窄化:作品受到專業研究者關注,卻喪失了一部分大眾讀者。
這種現象值得深思,即大眾性與文學性并不天然統一,兩者之間存在著動態的張力。如果只有大眾性而缺乏文學性,作品可能一時獲得關注,但難以持久;如果只追求文學性而忽視大眾性,作品又可能陷入小眾的困境,無法發揮其公共價值。
素人寫作的未來,以及更廣泛的新大眾文藝的未來,需要關注文學性與大眾性的融合。這種融合不僅僅是文本層面的,也是跨媒介層面的,更是讀者受眾層面的。我們須關注如何在保持鮮活經驗的同時提升文學品質,琢磨怎樣在不同的媒介形態中保持文學的核心價值,還需研究在不同平臺與不同傳播路徑中,應當怎樣實現讀者群體的交融。
● 讀者的時代意義
在媒介迭代、算法主導、AI崛起的時代,讀者不再是文學活動的被動一環,而是文學命運的決定者。作者可以“已死”,讀者必須“永生”。
文學需要讀者,因為讀者才是文學意義的最終實現者。一部作品無論多么優秀,如果沒有閱讀與回應,文學只是沉默的文本。讀者是文學價值的守護者和文學創新的推動者,因為讀者的趣味、讀者的需求、讀者的變化,都在倒逼文學“時時生長、更新、創造”。
讀者的珍貴性超越了以往任何時候。在即時滿足成為主流、倍速觀看成為習慣的時代,能夠為一部作品駐足、沉浸和思考的讀者必然是文學的知音。在算法成為常態、流量變成標準的網絡環境下,能夠做出獨立判斷的讀者,必然是文學價值最可靠的評判者。
AI時代,我們更需要在新的媒介中重新激活文學作為“人的文學”的永恒價值,這種文學由人創作,為人閱讀,關乎人的經驗與命運。我們需要在技術與流量的裹挾中為文學找到新的可能。而這一切,最終都指向讀者,因為閱讀始終是一種具身性實踐,閱讀需要身體的在場、時間的投入以及情感的共鳴。換言之,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讀者,文學就會成為什么樣的文學。
(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新大眾文藝視域下的讀者群體
劉楊
過往的文學批評,往往習慣將讀者進行簡化甚至做二元對立的劃分:一端是掌握話語權、擁有專業解讀能力的學者、評論家,即“專業讀者”;另一端則是相對沉默、被視為消費主體但缺乏表達空間的“大眾讀者”。這種涇渭分明的劃分體系,在紙質媒介主導、信息傳播相對單向、反饋機制遲緩的傳統閱讀時代或許有其解釋力。然而,在數字媒介全方位滲透社會生活、媒介融合不斷深化的今天,這種人為的界限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烈消融與重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高度流動的、形態多元的讀者群像,新大眾文藝正是這種讀者生態演變的關鍵驅動力量。
在新大眾文藝視野中,讀者的類型不再由職業或學歷決定,而是經閱讀場景和文本選擇動態定義。身份的流動性,是當下讀者最顯著的特征。傳統精英文化觀念里,專業讀者長期沉浸于嚴肅文學,而大眾讀者更偏重閱讀通俗文學。這種刻板印象正在被《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所冀望構建的全民閱讀生態打破。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相結合,在公共場所設立閱讀設施等條款,意味著人們閱讀的場景被無限拉長了。
因此,不同于傳統文藝語境下主要以教育程度、文化身份為核心劃分標準的靜態讀者分類體系,新大眾文藝語境下的讀者群體呈現出高度動態的身份跨界和日益復合的深層需求。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面對不同訴求時,可以也完全可能自由切換于不同的閱讀模式與讀者角色之間,其閱讀行為是流動狀態下的主動調適。正是基于當前文化消費的豐富實踐形態,筆者嘗試將當代讀者群體重構為以下四種類型:
其一,深度沉浸型讀者。他們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敘事的復雜性、審美體驗的完整性而不滿足于碎片化信息的淺嘗輒止。他們的閱讀趣味往往集中于需要反復咀嚼品味的作品。這類讀者的閱讀模式會因《條例》的保障而更加穩固。
其二,社交互動型讀者。這是新大眾文藝催生的最具時代特色的讀者群。對于他們而言,閱讀不再是孤獨的旅程。這類讀者習慣于在評論區留言,經常在讀書App或小程序上劃線分享,甚至參與線下的讀書沙龍。以“Z世代”為代表的“數字原住民”在閱讀中尋求的不僅是故事本身的樂趣,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興趣社群中獲得社交歸屬感、身份認同和文化參與的成就感。
其三,功能實用型讀者。他們閱讀目的具有極強的現實導向性和問題解決指向性。他們以“有用”作為篩選閱讀內容的核心甚至首要標準。在新大眾文藝的范疇里,非虛構寫作、科普讀物,甚至某些具有知識密度的網絡小說,都成為他們的目標。
其四,感官體驗型讀者。隨著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這類讀者群體迅速壯大。他們往往將獲取信息的便捷性和接收過程的舒適感放在首位,在數字平臺“聽”書,在視頻中“看”書。他們更依賴聲音、圖像甚至畫面的直接呈現來獲得信息和故事體驗,因而對故事的節奏感、聲音的感染力、畫面的想象空間和整體氛圍的塑造更為敏感。這類讀者群體龐大,尤其在青少年、老年群體中。這幾類讀者共同拓展著“閱讀”的定義邊界,也倒逼著文藝作品以更多元的形態觸達人心。
面對如此多元的讀者,新大眾文藝要擔負起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養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新大眾文藝正在重塑一種平視的社會文化心態。過去,文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灌輸。文化資源的分配呈現出明顯的階層化特征:城市精英群體能夠接觸到優質的文化資源,擁有文藝評價的話語權,而更多的群眾往往只能作為文化的被動接受者。現在,在算法推薦和讀者反饋機制下,創作者必須平視讀者。讀者群體的多元化徹底動搖了傳統文藝語境中筑基于文化資本不平等的精英與大眾二元對立格局,推動著文化權利實質上的平等化和實踐上的下沉。這也令文藝創作更接地氣,更有生活氣息和人間煙火味。近年來,數字媒介極大降低了創作和傳播的門檻,快遞詩人王計兵筆下的動人瞬間,素人作家范雨素描繪的生活圖景,以及大量活躍在微信公眾號、短視頻平臺的打工者記錄城市邊緣生活的真實故事,都是民眾文化創造力被廣泛激活的生動例證。
當然,挑戰依然存在。如何在滿足大眾娛樂需求的同時,避免低俗化?如何在追求流量的同時,守住藝術的底線?這些問題是我們必須直面的。雖然當前新大眾文藝產品的總量十分豐富,但優質內容的供給仍然不足,同質化、低俗化的內容仍然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部分下沉市場的讀者、未成年讀者容易受到不良內容的影響。同時,針對特殊群體的專屬內容供給仍然存在缺口,比如適合殘障讀者的無障礙內容、適合老年讀者的適老化內容、適合鄉村讀者的實用技術內容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算法推薦帶來的信息繭房問題日益凸顯。當前大多數內容平臺都采用算法推薦機制,根據用戶的閱讀習慣推送同質化的內容,長期來看會導致用戶的閱讀視野不斷收窄,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代溝不斷擴大。
此外,新大眾文藝的“出海”和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也越來越依賴于多元化讀者群體的自發傳播熱情。微短劇的跨國流行、中國網絡小說的海外改編帶來的熱度,都離不開國內外讀者的自發翻譯、討論、二次創作和網絡社群推廣。這些作品雖然類型各異,題材多樣,但其情感內核和審美元素總能跨越文化壁壘,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傳播著中國當代的生活面貌和價值理念。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實施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始,它從國家意志層面將全民閱讀提升為一項重大文化工程。而真正的主角則是每一個在生活間隙拿起書本或點亮屏幕的讀者。在新大眾文藝洶涌澎湃的浪潮中,我們或許已不必再執著于區分讀者身份的“專業”抑或“業余”這種過時的標簽,而要著眼于培育以每一個鮮活的“人”為核心的,多元共生、權利共享的閱讀新生態,讓閱讀真正成為滋養心靈、賦能個體、連接社會的基礎性力量。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文藝批評研究院副教授)
公共文化生活如何形塑讀者?
辜玢玢
早在2020年,評論家黃平論及“新東北文學”時就預言“借助電影市場又將掀起一波熱浪”。五年過去,該預言基本得到印證。今年,雙雪濤《飛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鄭執《森中有林》接連上映;雙雪濤《刺客愛人》、班宇《逍遙游》等多部電影作品仍在籌備拍攝。“新東北文學”讀者群的形成無疑極大激發“新東北電影”市場的開拓,經由從文學到電影的不同藝術媒介,“新東北”的精神維度也不斷擴容生長。在地方性差異日漸衰微的今天,“新東北”為何能夠成為備受讀者關注的地理坐標?在這個書寫平權的時代,創作者與讀者如何共同參與“新東北”的建構?
還是從文學出發。“新東北文學”獨特之處在于小說對于敘述時間段的揀選,久違地將地理坐標與歷史坐標再度勾連,由是“新東北”成為承載的裝置。在回望中,父一代的艱難境遇是“新東北文學”傾情書寫的對象。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當今社會語境之中,父一代的失落為什么能夠引發讀者的深刻共情?此番共情機制建立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這與“新東北文學”選用的第一人稱敘事有著密切的關聯,第一人稱敘事的確有助于形成共同在場的閱讀幻覺,讀者“我”極易與敘事者“我”達成某種情感認同。而這一認同的形成離不開特定的社會語境。這就涉及“新東北文學”從開始發表到成為文學現象之間的時差問題。要知道,早在2016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就已出版了雙雪濤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直到2022年,“新東北文學”入選“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
因而,我們不能不關注讀者閱讀選擇的變化。“新東北作家群”成為現象的背后,是某種時代情緒、讀者群體情感的征候。雖說作為讀者的子一代未必都和“新東北作家群”共享成長履歷,但“新東北文學”的書寫很大程度上成為讀者的移情對象。“新東北文學”聲名鵲起的背后是認同情緒在民間讀者蔓延。如此,“新東北”有了懷舊化基調。
另一種“新東北”的構建方式是“弱東北化”。小說中高頻出現的節點在電影中被淡化,與此相關聯的事件則被不同程度地縮略。電影《刺猬》里短促的中景鏡頭、《平原上的火焰》里玻璃的遮擋和過道的極度昏暗無一不在借由節制的鏡頭距離把控來表達“在而不在”的曖昧姿態。
電視劇《漫長的季節》“父一代開口說話”的改編被讀者視為對小說的超越,但這未能在電影改編中得到延續,電影從小說的雙線結構中揀選保留的是更吻合電影消費群體的子一代線索。《仙癥》中周正的口吃,《平原上的火焰》中莊樹與李斐的青春情愫,《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與李默的友情成為電影敘事的焦點。小說中歷史語境下的集體困境也轉化為個體困境,進而具體化為確切的社會熱門話題。比如安德烈之死和周正的口吃指向了原生家庭暴力,關寧參與刺殺小說家行動的動機指向了人口拐賣,李斐遭遇了孫博文畸形的情感控制,王戰國發瘋是因為檢舉吳主任走私后被囚禁艙底……這使電影能夠帶給觀影者方法論的指導,例如《刺猬》路演交流環節,有觀影者動情發言“以后要和孩子像朋友一樣”。這一改編策略無疑進一步地拓寬了潛在觀影群體,那些更關注現實問題的群體也被納為可營銷對象。
即便“新東北”裝載著過去和當下的諸種困境,但“新東北電影”的主創者都尤為強調“輕喜劇調性”。這直接關聯到“新東北電影”最重要的一處改編——人物被賦予了最大限度的自我能動性。《仙癥》中王戰國是自己收拾了行李住進精神病院,周正在巫女趙老師的逼打下也沒有低頭,甚至反手向公安舉報;《平原上的火焰》李斐自衛反殺了孫博文;《飛行家》里李明奇從599米高的電視塔飛落地面;《刺殺小說家2》中兩個平行空間都發起了“弒神”的進攻。“新東北電影”一改小說中人被時代裹挾的無力感,困境不再是“無物之陣”那般無從言說,而是明晰的箭靶,在“多巴胺邏輯”的驅動下,自我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張揚。
在這個意義上,最早“觸電”的《刺殺小說家》電影海報宣傳語“只要相信,就能實現”就已預言“新東北電影”的讀者策略。寫作者路空文陷入昏迷時,關寧接過路空文的筆記本電腦,就開始了新的書寫,最后肉身之軀的普通人成功打敗亦神亦魔的統治者。這可視為“新東北電影”面向觀影者的書寫邀約,暗示以關寧為象征的普通讀者身上無不暗藏著自我保衛的可能性。
自此之后,每一部“新東北電影”都構造了助力多巴胺分泌“爽感”的時刻,或以個人暴力實現復仇,或工友溫情互助以實現夢想。借由電影院的共享空間,賦予下崗工人以生命尊嚴的道德激情反過來成為撫慰觀影者精神焦慮的情感來源,提供情緒疏解的出口,進而觀影者與影片達成積極情感的召喚共識。
從文學到電影,“新東北電影”的改編不同程度地背離“新東北文學”開創的美學風格,可謂“新東北文學”的“自我策反”。有主創者將此電影理念比喻為“洗一場熱水澡”是頗貼切的。“往前走,別回頭”“愿你我都不被生活卡住”“只要相信,就能實現”的美好諾言在電影銀幕的預演,足以激發觀影者自我確信的信念,獲得重新出發的精神動力,進而召集更多的觀影者。如此熱血、溫暖、向上,無疑值得肯定。
但我終究還是感到疑惑,我們或曰作為“虛數的讀者”,是否也正在喪失負重的能力?“刺殺”,或將歷史普適化為個人夢想,這一敘事策略一旦百試不爽,文學可能面臨喪失深淵凝視的危機。“引導公民閱讀優質內容”,歷史或許不應被先驗地想象為無受眾之物,公共文化生活或許也可以有所擔負,畢竟創作者也形塑著讀者。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