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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孫子與”到“孫點”:晚清隨員文人的生平與跨界成就
來源:澎湃新聞 | 鄧政陽  2026年06月08日07:18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潘曾綬寫信給李慈銘,說孫廷璋(清浙江會稽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有個兒子,字子與,于本年的秋天來到京城,借住在學士嵩申家中,并持其父的詩文集請求自己寫序。李慈銘與孫廷璋既是同鄉,又是詩友,深知孫廷璋只有一個兒子,名孫寶義(原名星華,字子宜),且與嵩申家并無往來。這與潘曾綬信中所說“字子與、住嵩申家”完全不符,李慈銘因此感到奇怪。潘曾綬還稱孫廷璋字右卿,曾任刺史、司馬。這些說法在李慈銘看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次日,潘曾綬再次致信李慈銘,解釋說“孫子與”實際上是安徽滁州人,其父為道光二十九年拔貢,是自己誤將其父認作孫廷璋了。(以上參見《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8902-8903頁)

筆者查閱《道光己酉科各省選拔同年明經通譜》,發現道光二十九年滁州孫姓拔貢僅有孫玉堂一人,其字右卿,號森伯。譜中記載其父名丙,祖父名蔚文,子名芑仁。而《來安縣志》最晚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訂本,其中也只記錄了孫玉堂為道光二十九年拔貢。至于來安孫氏的家譜,目前尚未見到。

那么,潘曾綬所說的“孫子與”,是否就是孫玉堂之子孫芑仁?自十五年前讀完《越縵堂日記》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遺憾的是,我始終未能找到相關文獻來確定其完整信息。因此,直到2024年拙著《李慈銘交游人物生卒年表》出版時,我對孫子與的簡介僅有如下文字:“孫子與,安徽來安人。”這一信息的依據,來自《道光己酉科各省選拔同年明經通譜·孫玉堂》中的籍貫記載。

孫子與到底是誰?

去年,筆者因重訂已出版的《李慈銘交游人物生卒年表》,翻檢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在其卷四中發現《知府銜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孫君墓志銘》,其文載:“君諱玉堂,字伯森,號右卿,劍卿其別字也。來安孫氏……子二,芑仁,國子監生,軍功保舉府經歷,賞戴藍翎。次點,光緒乙酉拔貢生,直隸州判。敏而多文,從余出使日本。”

此墓志銘否定了筆者先前認為“孫子與即孫芑仁”的假設。據墓志所載,孫玉堂育有二子:長芑仁,次點。而潘曾綬次日更正函中明確指認“孫子與”乃孫玉堂之子,據此可將“孫子與”的身份范圍限定于孫玉堂二子之內。至于其究竟為芑仁抑或孫點,則有待進一步考辨。

相關文獻可為此提供確證。首先,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光緒十七年五月一日條明確記載:“孫子與者,名點,在日本為隨員,數與日人為詩文,頗有名,以乙酉拔貢,為李仲彭同年。”(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第1冊第203頁)此則史料直接證成“孫子與”即孫點。其次,《光緒乙酉科選十八省拔貢明經通譜》載,該科滁州孫姓拔貢僅有孫點一人,生于咸豐丙辰年(1856),字號缺載,父玉堂。此與墓志所載“次點,光緒乙酉拔貢生”相互印證,進一步確認孫點為孫玉堂次子。此外,孫點《夢梅華館日記》也曾記錄孫點請潘曾綬寫序之事。光緒六年十二月四日:“出城至西河沿永盛銀樓訪王耀亭,不值。晤張勵臣,交劉丈信。到嚴宅,出訪紱丈,交先稿乞序,又以長風萬里圖請題。”初八日:“得紱丈書并先集序文,即復謝之。”此可證二人確有交集,與潘曾綬給李慈銘信中所敘情景吻合。

綜上所述,潘曾綬給李慈銘的信中所稱之“孫子與”,即光緒乙酉科拔貢、安徽來安人孫點。

在筆者所見的公開出版物中,對孫點的簡介基本上都為:孫點,字君異,號圣與、頑石、三夢詞人,清安徽來安人,拔貢生,曾入山東學政張百熙幕。光緒十三年經王韜介紹,與王惕齋同渡日本。十四年調充駐日使館隨員,隨黎庶昌復至日本。十七年四月于歸國船中,蹈海而亡。著有《歷下志游》《嚶鳴館集》《夢梅華館日記》等。

不過,檢其所著《夢梅華館日記》及相關著作,可知其字號、別署等信息遠不止于此。《夢梅華館日記》共25冊,藏上海圖書館,除第25冊封面無藏書印外,其余24冊均有,整理印文如下(重復者不列):

據上海藝術研究中心館員洪潔《〈梨園聲價錄〉探究》(載《戲曲研究》2025年第2期)一文,孫點還曾自署“游戲道人”“皖北游戲道人”“滬上寓公”。孫點《歷下志游》卷首《自序》自署“游藝中原客師史氏”。《申報》第1780號載有其所撰詩《歲暮懷人詩并序》,末署“光緒三年嘉平月除夕前三日皖北凡民作于海上夢梅華館”。

綜合墓志銘、通譜、日記、藏書印及前人研究,孫點的字號、別署及生平可考訂如下:孫點,字子與,又字墨生,號頑石、圣與,外號半癡(另,上表中紫君、小曾、尤悔或亦為其字號)。自署離恨天侍者、皖北頑石山人、東海行人、君異子、游藝中原客、游戲道人、皖北游戲道人、滬上寓公、皖北凡民。其室名為夢梅華館、磊磊落落之居、嬰鳴館。光緒十一年(1885)拔貢生,曾入山東學政張百熙幕。光緒十三年經王韜介紹,與王惕齋同渡日本。十四年調充駐日使館隨員,隨黎庶昌復至日本。十七年四月于歸國船中,蹈海而亡。著有《歷下志游》《夢梅華館日記》《梨園聲價錄》等。

作為文人的孫點有何成就?

在有清一代文人輩出的星空中,孫點或許渺小如塵,寂寂無聞,少有人關注。然而細梳其成就,卻可謂熠熠生輝。

光緒四年(1878)八月初一,孫點完成了品評上海戲曲藝人的文稿《梨園聲價錄》。據洪潔《〈梨園聲價錄〉探究》一文所引,孫點自撰小引記述:“乙丙以還,暇與云間最不羈生留意梨園,旁咨博訪,得百五十余人,別上中次三品,分列各項腳色,詳其籍貫姓名,隸何園,兼何技,各排其當行諸劇,上品且綴以贊詞。”該書于光緒三年完成初稿,光緒四年八月初一成正文,光緒五年重錄一過。書中的部分史料,被20世紀80、90年代撰著的《中國京劇史》《中國戲曲志》所采用。而未及采用的部分亦頗具價值,如“滬上京班之始”的另說、“梆子花旦”的亮眼表現、武生武丑武旦的名號等,均為他書所不載。

光緒八年(1882),孫點擔任山東學政張百熙的幕僚,完成了兼具文學性與史料價值的方志筆記《歷下志游》。全書八卷,分為正編四卷(疆域、名勝、城闉、習尚)與外編四卷(交游、叢芳、歌伎、香屑)。這種“正”“外”分野的結構,既保留了志書的嚴謹性,又融入了游記的文學性,使《歷下志游》跳出了傳統方志的“官修”桎梏,成為一部兼具學術價值與人文溫度的“民間史”。難怪“杏州居士”在卷首寫道:“其于古今疆域之沿革,河流水利之源委,山海物產之豐盈,方言習尚之同異,以及山水園林之勝跡,街衢之縱橫,靡不博考旁稽,兼綜條貫,以筆之于書。非徒侈游觀、弄藻翰也,要使履茲土而覽是編者,得以考究其規模創制,利弊得失之所在,因革損益,而為蒞官出政、宜民善俗之方;而四方嗜奇好博之士,亦得資見聞而供披覽,以為臥游之一助焉。”“至外編所載,紀一時交游歌舞之盛,所以聯風雨之同心,而思為泥涂援手者,意亦良厚,余不復贅云。”(孫點:《歷下志游》,清光緒八年鉛印本,卷首)

“浮山老者”在做序時,更是不吝筆墨,對孫點的文章贊譽有加:“今讀孫子《東游志》一編,十百萬言,不下一二月成文,義以從俗紀實,不事雕琢,而氣勢之雄壯奔放,如長江大河。吾將以蘇韓擬之。若謂論人宜核實不可虛譽,吾則以青蓮目之。”(同前)

日本學者福田喜一郎在《日本填詞史話》中對這部志書也贊不絕口:“這《歷下志游》……正編以地為綱,外編以人為綱。另外,各志的最初有簡單的小序,最后有論文,確是統籌兼顧引人注目之作,其中的論文,如習尚志中的‘羈游所及,例許采風;記載之編,亦列方物禮儀之所在,語音之不同,堆砌古書,轉失近實;且鄉曲所習,或百里而變,或數十里而變。俗之有異,自難強同,必欲援古例今,事恐不能征信。是編所載,自風俗禮制以逮衣食語言,專就省垣近日言之,弇鄙之誚,誠知不免;借假之弊,可信其無’。如此書寫,既漂亮也有見識。中國的地方志多‘堆砌古書,轉失近實’,也是我平生為之苦惱之事。此書專以征實為主,甚令人佩服。”(程郁綴、高野雪譯,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頁)

孫點尚有未刊稿《夢梅華館集》十三種,藏于南京圖書館,含《夢梅華館詩稿》《孫圣與先生詞集》《夢梅華館海外倡酬錄》《夢梅華館散體文稿》《夢梅華館尺牘》《夢梅華館奇文經眼錄》《東行雜記》《夢梅華館紀夢》《道光己酉科直省舉貢同年簡明錄》《光緒乙酉科直省選拔優貢榜題名全錄》《夢梅華館同人姓氏錄》《夢梅華館行篋記》《夢梅華館留海上龍門書院書籍文件》,可謂諸體咸備,蔚為大觀。僅觀其書目,亦知為研究晚清詩詞、科舉、書院、書信、師門淵源等不可多得的史料。所幸此集已被收錄于鄧洪波主編的《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三輯)》。

孫點在出使日本期間,還編著有《東渡贈言錄》《嚶鳴館百疊集》《庚寅宴集三編》《癸未重九宴集編附枕流館宴集編》《己丑宴集續編》《櫻云臺宴集詩文》《嚶鳴館春風疊唱集》《嚶鳴館疊唱余聲集》。其中絕大部分被王寶平主編的《中日詩文交流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晚清東游日記匯編?1)收錄。此外,其所著《夢梅華館日記》(稿本)起于清光緒三年(1877)十月一日,訖于光緒十六年(1890)八月十日,近十三年,原稿共25冊、31卷,現藏于上海圖書館。這部日記不僅記錄了孫點個人的日常生活、科舉經歷與各地游歷見聞,更因其曾兩度赴日,詳細記載了與日本文人如森槐南等的詩詞往來與文化交流,成為研究晚清安徽地方文化、名人交往、科舉考試、晚清中日文化互動的重要史料。

由此可見,孫點堪稱文學多面手。他不僅在詩詞、古文、方志、戲曲品評等領域均有建樹,更兼擅日記、書信、紀游等雜體,且能融中外交流于筆端,舉凡考據、敘事、抒情、論贊,無不各得其宜,堪稱晚清文人中難得的“全才式”人物。孫點的著作之所以不被重視,可能在于傳統史學研究的“精英視角”。以往研究晚清中日關系,多聚焦于李鴻章、黎庶昌等高層官員,而忽視了孫點作為使團中的普通隨員,其日記與詩文、信函等更能反映外交活動中的“日常性”。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書稿要么原稿束之高閣,要么影印后仍束之高閣,很少被利用。《夢梅華館集》雖收錄于《中國書院文獻叢刊》,但因卷帙浩繁,研究者甚少;《歷下志游》因地緣性較強,未被重視;《梨園聲價錄》現存最完整的傳抄本藏于上海藝術研究中心,因版本珍貴未能公開。《夢梅華館日記》雖已數字化公開,但未見校注出版。這不只是晚清日記研究的?缺失?,也是晚清人物研究的損失,更是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重大缺憾?。如何系統整理、研究這些未刊稿,不僅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更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要求。

孫點到底生于何時?

關于孫點之生年,目前所見記載略有出入,其出生月日亦闕如,茲辨析考補如次。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人物數據庫”中,孫點生卒年月付之闕如。《光緒乙酉科選十八省拔貢明經通譜》僅載孫點生于咸豐丙辰年(1856)。

劉文珠、葉鳳、周密合撰《吳保初年譜長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第47頁)、張秉戍《歷代詞分類鑒賞辭典》(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第1186頁)、吳熊和等主編《中華詞學》第2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3頁)、趙山林《中國近代戲曲編年(1840-1919)》(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5頁)、楊抱樸《劉熙載年譜》(沈陽:遼海出版社2010年,第311頁)諸種文獻,均著錄其生于咸豐五年(1855)。

福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載:“孫點,字君異,號圣與,一說號頑石,別稱三夢詞人,安徽來安人。明治二十年(1887)三月末飄然來到東京,年齡則剛過而立之年僅三春……”(程郁綴、高野雪譯,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6頁)“總而言之,孫君異同槐南年齡相差不過八歲,作為填詞愛好者而相知,是何等欣喜之事”。(同前,第350頁)按,1887年孫點自稱“剛過而立之年僅三春”,即三十三歲,逆推之,當生于咸豐五年(1855)。又,該書載森槐南生于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同前,第253頁)而孫點與槐南相差八歲,依此推算,其生年亦為咸豐五年(1855)。

孫點《嚶鳴館百疊集》卷首江標《序》云:“甲申夏,標游汪柳門先生山左學使幕,知有來安孫君異者……今年庚寅八月,標渡海至日本……君異行年三十有六……標弱君五歲。”(孫點《嚶鳴館百疊集》,清光緒十六年鉛印本,卷首)據此可知,光緒十六年(1890)孫點三十六歲,則其生年當為咸豐五年(1855)。又,《江建霞京卿事實并跋》載江標卒于“二十五年冬十月十五日終于里第,年四十歲”。(《萬國公報》,1900年第132期,第28-32頁)江標較孫點年少五歲,依此推算,孫點仍生于咸豐五年(1855)。

綜上所考,科舉履歷所載咸豐丙辰年(1856)當為官年,其真實生年應以咸豐五年(1855)為是。

除履歷文獻外,孫點本人是否留有自述生年之記載?今檢孫點《夢梅華館詩稿》,其《癸酉中秋出場偕芝圃錫之昆仲暨子明家兄乘舟小酌秦淮漏三下返寓即席成此》詩云:“辜負光陰十九年,鄉闈兩度興蕭然。”其后一首為《甲戌二十生日感懷》。又,光緒元年所作《生日》詩云:“彈指光陰廿一年,平生曾不解人憐。”光緒七年所作《同人題余和尚小影三疊均以報之》詩云:“祇園曾作會中人,游戲塵凡廿七春。”據此四詩推算,其生年亦合于咸豐五年(1855)。另其《夢梅華館紀夢》中載:“同治己巳秋間,予年十五……”據此推算,其亦生于咸豐五年(1855)。

復檢孫點《夢梅華館日記》。初覽一過,以為考得其具體月日無望;后見其《夢梅華館詩稿(二)》(稿本)中載有寫于光緒十年的《三十初度同人壽之以酒賦此志感并以謝之》一詩,惜未注明月日。然據此推斷,日記中必有確切日期,遂將該年日記詳加披閱。果于《夢梅華館日記》(稿本,第10冊)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檢得明文:“(二月)二十五日,余三十初度……”再檢閱全部日記,其他年份也有記載,如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晴。余生日也,成五律四章聊以遣懷且用自壽。”(稿本,第7冊)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居停知余生日,治肴勸酌。”(稿本,第8冊)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早間微雨,及午始晴。率諸兒祀先,五河以余今日壽,屬勿出。”(稿本,第11冊)

綜上所述,孫點生于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4月13日)。

孫點卒時考辨

關于孫點之卒年,諸家記載不一,尚需詳加考訂。

《李鴻章全集·信函》收錄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十二日李鴻章致李經方書函,其中云:“昨接四月望日七號書……孫點蹈海而死,可慘已極。余四月十六日出海,大霧竟日不迷。五月初二遇風,顛暈嘔吐。初三回津沽,起居飲食如常。”(參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著:《李鴻章全集·信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7頁)據此可推知,孫點之卒當在光緒十七年四月十五日(1891年5月22日)之前。

《鄭孝胥日記》光緒十七年五月一日載:“黃峙青以代作《祭孫子與文》及已作聯并詩三章示余。孫子與者,名點,在日本為隨員,數與日人為詩文,頗有名,以乙酉拔貢,為李仲彭同年。聞李欽使將來,遂求為理事,理事于隨員中蓋優差也。既不遂,乃怨恚得心疾,乞假歸,舟中躍入海死。日人與往來者于紅葉館為之發喪,公署中皆為詩文吊焉。峙青屬余為陳供事(號燕伯,亦署中客)代制聯,乃為寫曰:‘諭倭才比吳淵潁;溺海命同王子安。’”(勞祖德整理,鄭孝胥著:《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冊第203頁)此條材料可證孫點卒于光緒十七年五月一日(1891年6月7日)之前。

當代學者編纂之工具書亦存歧說。吳熊和等主編《中華詞學》第2輯及張秉戍編《歷代詞分類鑒賞辭典》均載孫點卒于光緒十七年五月十二日(1891年6月18日)。而趙山林《中國近代戲曲編年(1840-1919)》則稱其卒于光緒十七年四月七日(1891年5月14日)。由此可見,孫點確切的卒年與卒日尚存爭議。

日人福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設有專節記述孫點投海事,其中載:“明治二十四年(1891)五月十四日,東京的報紙突然報導了孫君異的死訊,而且是非命之死。”(程郁綴、高野雪譯,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94頁)重野成齋《祭孫君異文》亦云:“我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孫君異告病歸國,船過遠洲洋,投海而歿。”(同前,第495頁)后有駐扎在東京的朝鮮公使李鶴圭的祭文,福田喜一郎又言:“此祭文的開頭稱四月二十三日,用的是舊歷。”(同前,第495頁)于此可見,此節行文中凡有關日本人的文字,當為公歷。這或許與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頒布的下令廢除舊歷,采用新歷(太陽歷)的布告有關,并規定將舊歷的“十二月三日”定為新歷的“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以此完成歷法轉換。同節中照錄了日本人三島中州挽詩之序云:“哭清國公使隨員孫君異,君異以五月十二日投海而死,未解故及。”(同前,第498頁)故,此“五月十二日”應指日本所用公歷日期。按,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對應中國光緒十七年四月五日(1891年5月12日)。這一日期與東京報紙“五月十四日”報導死訊及重野成齋“五月”泛稱相合。李鶴圭祭文所署舊歷四月二十三日(公歷5月30日)應為祭文寫作日期,非死亡日期,故不構成矛盾。

綜合諸說,李鴻章函與鄭孝胥日記僅能劃定卒年之上限,而福田喜一郎所引三島中州挽詩序言明確指陳月日,且與日人祭文、報紙報導大致相合。故孫點當卒于光緒十七年四月五日(1891年5月12日)。至于《中華詞學》等所載五月十二日(6月18日),或系將日本公歷五月十二日誤作中國舊歷月日而致衍誤。趙山林所考四月七日(5月14日)與日方報紙報導及三島序相差兩日,且缺乏直接文獻支撐,暫不取。

結語

孫點其人,在晚清文人星空中雖不耀眼,卻以其多元的著述與跨域的文化實踐,折射出那個時代文人別樣的生存圖景。本文通過鉤沉日記、墓志、通譜等稀見文獻,厘清了“孫子與”的真實身份,考訂其生卒年月,并系統梳理了他在方志、戲曲、詩詞、日記等領域的成就。然而,孫點的大量稿本至今仍塵封于圖書館中,未獲充分整理與研究。其秘密也遠非這些,如所著的《夢梅華館行篋記》中所載的這些書籍、文玩、書畫現存于何處?其《夢梅華館留海上龍門書院書籍文件》所載的書籍、文玩、碑帖還在世嗎?他到底為何蹈海而亡?在日本與哪些文人雅集唱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又扮演了怎么樣的角色?這不僅是個案研究的缺憾,更是晚清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共同損失。期待學界能給予這位“全才式”文人更多關注,讓《夢梅華館集》《夢梅華館日記》等遺稿走出庫房,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新的滋養。

(本文的撰寫,得到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劉傳吉老師、北京王建樂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