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研究與通史意識如何貫通——關于“學案”研究的感想
在一般學者的認知中,一部“通史”的價值往往會“理所當然地”凌駕于“個案研究”之上。殊不知,任何通史的建構都離不開一個個鮮明的個案。離開了個案研究,通史撰寫就可能是緣木求魚,變成空中樓閣。個案研究也不是僅僅作為“通史”的“材料”而存在——“材料說”仍然是對二者關系的機械化、簡單化的誤讀,是對個案研究的歧視。個案研究首先是通史的基礎,但同時又是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個案研究與通史是血肉相連、靈魂貫通的關系。
通史視野的落實,必然要依托一系列的個案研究;以個案研究支撐通史,個案研究也必然要融入通史意識。在研究實踐中,我們需要進行文獻搜集與整理,通過歷史語境還原進行文化人格還原。當然,整個過程都要伴隨對文本的細讀和研究。我們應盡可能還原復雜的歷史場域,考察這個場域中每個個體的學術選擇和異變是如何發生的,進而從個體學術觀念的發生與變化去剖析文學史乃至學術史的發生與變構。面對這些研究對象,我們需要對之進行內心考古學分析,破譯他們的文化基因密碼,還原文學場域與學人選擇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充分釋放這個學人身上所彰顯的時代意義。個案研究具有了深刻的學術史的意義,遂成為“學案”。近年來,吳思敬、夏中義等學者在“學案”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
如何在“學案”與“通史”之間找到這條隱秘的思想史/學術史通道呢?夏中義提倡“文獻-發生學方法”。這種方法要求研究者將“文本解讀”與“人生解讀”結合起來,即做到“人”與“文”的統一。夏中義在《九謁先哲書》《王元化襟懷解讀》等著作中,嫻熟地運用“文獻-發生學方法”,對20世紀十幾位學者在曠世風云的演化中的抉擇困惑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剖析。挖掘這些學者的精神世界之生成以及這種精神世界如何外化到他們的學術之中,驚心動魄地彰顯其內在的精神風暴,是夏中義“文獻-發生學”研究方法的焦點。這種方法在張蘊艷的《李長之學術——心路歷程》、施萍的《林語堂:文化轉型的人格符號》、周興華的《茅盾文學批評的“矛盾”變奏》等專著中得以集中展示,成為文學研究領域頗為引人關注的現象。
夏中義曾經論述“文獻-發生學方法”作為一種學術思維原則的特點。在他看來,個案研究可以分兩步走。首先,在文獻學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性邏輯還原。其次,又不止于文獻學層面的陳述,而是旋即深入到發生學層面,沉潛到心理學層面去探詢研究對象的“生成”機制。文獻學研究旨在陳述對象“是什么”,而發生學研究則重在追問對象“為什么”。這種研究方法在學理上具有極強的創新性,它“能建設性地校正‘歷史決定論’對‘論世知人’法則的機械闡釋……教條化的‘知世論人’委實不同于發生學方法:假如說前者企圖以歷史時勢來僵硬地穿鑿個體命運;相反,發生學方法則主張可從微觀定勢角度來描述個體為何及其如何感應上述宏觀時勢——以免將個體淪為一面只配被動反射歷史的鏡子”。(見《“百年中國文論史案”研究論綱》)
關于“學案”研究,吳思敬亦有豐富而扎實的學術實踐,并在“學案體”的述學風格方面很有建樹。他主持完成的“百年新詩學案”(1917-2017)最終成果,浩浩六卷,凡300多萬言。關于“學案”的研究范式,不外乎兩類:一類是以富有學術史意義的“事件”為焦點,一類是以富有學術史意義的詩人(個體或群體)為焦點。無論是以“事”為核心,還是以“人”為核心,其文體富有“鮮明的歷史感性”與“深邃的歷史理性”相交融的特點。
“學案”研究倡導“論從史出”的文體意識。它以史實、史料為基礎,試圖真切還原特定的歷史語境。這是觸摸歷史真相、文學史真相的前提。吳思敬在《百年新詩學案》總序中提出:“不同于某些文學史家敘述中‘以論帶史’的傾向,‘百年新詩學案’更強調‘論從史出’,也就是說不是用某一先驗的理論框架去套史實,而是在充分把握史實的基礎上提煉觀點?!边@是更加學理化的態度,也是更體現唯物主義的原則,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說自話式”的主觀化傾向。
“學案”研究倡導獨特的文體形態。無論是“結繩記事”還是詩人“列傳”,都是緊緊扣住文學史和學術史的“結”,也就是緊扣極富歷史底蘊的“瞬間”或者說歷史的“爆發點”來展開,結論就像歷史的奧秘,藏在所述說之事中,即在詩人之“人”與“文”的復雜綿密的演繹過程中。正如吳思敬所言:“‘百年新詩學案’則希望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學史敘述,它以百年新詩發展過程中的‘事’為中心,針對有較大影響的人物、事件、社團、刊物、流派、會議、學術爭鳴等,以‘學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顯問題意識,既包括豐富的原生態的詩歌史料,又有作者對相關內容的梳理、綜述、考辨與論斷?!保ㄒ姟栋倌晷略妼W案》總序)
我的學術興趣很雜,但是一直隱含著一條線索,草蛇灰線般時隱時現,那就是百年學術史案研究。我于2005年完成答辯的博士學位論文是《何其芳精神人格演變解碼》,嘗試以“文獻-發生學方法”研究學術史案。這種學術底色,或深或淺地滲透進我后來的研究實踐之中。譬如,《論東南大學新詩譜系》《從“白話”到“口語”:百年新詩反思的一個路徑》《茅盾譯詩的癥候式分析》《茅盾的“牯嶺情結”》《延安時期的魯迅藝術學院》等文章,都是采用了“文獻-發生學方法”。我將這些文章結集為《百年學案剪影》一書,近期由東南大學出版社推出。此外,2017年出版的《百年漢詩史案研究》、2025年出版的《百年舊體詩案:中國現代詩人的精神存根》,也都是運用這一研究方法的結晶。從前輩學者的學術示范中,從自我的研究實踐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學案”研究范式與“學案”文體的探索,是一個極具生長性的學術話題。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