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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坤、魏思孝:鄉村中國與當代青年的鄉土寫作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趙坤 ?魏思孝  2026年06月09日07:33

趙坤:鄉土文學作為新文學的重要傳統,成為20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主流,占據了文學史的重要位置。但隨著新世紀以來文學的城市化,文學里的鄉村似乎不再提供新的人物、生活與美學特質。我們從文本中讀到的鄉村故事大多徘徊在20世紀,個別愿意更新到當下時間的文本,也鮮少表現現實意義上的鄉村。相比之下,你的鄉村小說因為同步書寫了當代鄉村生活,有人物、有細節、有真正的鄉土氣息,讓讀者看到了一個“附近的鄉村”。但據我了解,你并沒有主動接榫鄉土文學傳統的自覺。你怎么看待鄉土文學傳統和當代青年的鄉村寫作?

魏思孝: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在那個成長環境里,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我長大后應該去務農,我自己也這么覺得。如果說長大有機會當個工人,哪怕是個臨時工,都算是我階層躍升了。所以,雖說我如今寫了幾本書,拿了幾個獎,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農民,身份和立場都在鄉村。對我這樣鄉村出身的寫作者來說,寫鄉土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我小說中那些農民人物幾乎都是有原型的,我認識他們所有在村里的親戚,了解他們人生的來龍去脈。即使現在我住在城里,也是隔三差五要回村里住幾天,而且我現在的住址離我們村也只有20分鐘的車程。這樣的距離,讓我既能回到鄉村生活本身,理解鄉村中人的感受,又能偶爾保持點距離,從寫作者的角度遠距離觀察思考當下的鄉村真實生活。大概這就是你說的“附近的鄉村”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大學是學歷史的,一開始對文學只是愛好。鄉土文學史我了解得不夠,也不專業,但對歷史我是既有興趣又有訓練,文學史對我來說就是文學作品的歷史。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我讀過很多,包括很多當代文學前輩作家的作品我也差不多都讀過,他們曾經生活過的、觀察過的鄉村,作為當下鄉村的“前史”,是中國鄉土文學發展很重要的社會現實基礎,而他們對于鄉村的文學性表述,對于青年寫作既是示范,也提出了很高的“參照系”要求。如果說我有什么優勢的話,一個是我在鄉村長大,現在依然生活在鄉村,熟悉鄉村的一切;再一個,我任何時候都覺得自己是農民,寫作多少年也依然是農民,我的小說自然也是青年農民寫作者視角中的鄉土中國。

趙坤:你剛提到的鄉土閱讀經驗,是有意識地系統閱讀,還是根據美學興趣有選擇地看?

魏思孝:最開始是根據興趣翻書,想看看文學里的鄉村和農民生活是什么樣的。從事寫作后,開始有意識地閱讀。像魯迅寫鄉土的小說系列,我系統讀完后,現在還是作為案頭書,經常拿起來讀一讀,常看常新。魯迅在20世紀初塑造的鄉村人物,放在今天的鄉村依然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沈從文的《邊城》談不上多喜歡,是經歷了城市經驗后的作家對于鄉土的過分美化,但語言和情感是美的,讀起來讓人感動。蕭紅的《生死場》也讀過,對于北方人民生活的掙扎感受深刻。當代文學作品方面,汪曾祺的小說里印象最深的不是他最有名的《受戒》,倒是《異秉》《大淖記事》《黃油烙餅》這些短篇,語言很美,寫法很妙。孫犁的隨筆讀過一點,覺得不錯,是淳樸真摯的青春鄉村的樣子。趙樹理的小說陸陸續續讀完了,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曲藝寫法。

以上都是我對故去的作家的閱讀感受。還健在的、當代寫鄉土的作家中,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韓東的《扎根》,都是給我很大觸動的作品。另外莫言、韓少功、閻連科、李洱也都在自己的小說里擴展了鄉土寫作的邊界,這一點值得我學習。前輩作家的寫作生命力都很強,我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呈現當代青年視角中的鄉土,也希望自己能夠一直寫下去。

趙坤:“當代青年視角中的鄉土”包含了幾個關鍵信息:當代、青年、鄉土。城市化以來,鄉村人口數量和鄉土生活方式都萎縮了,城市立場讓鄉土陌生化的同時,也讓文學鄉土逐漸成為想象或懷舊的方式而無從辨析。所以,“當代鄉村”的意義除了對鄉土文學史的接榫,也從認識論上刷新了我們對所在世界的了解。但如何了解當代鄉村,方式和路徑方面的難題最大,畢竟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已不再生活在鄉村。

魏思孝:是的。我覺得鄉村的生活方式是牽動著人身體的每一處骨頭、肌肉的,但凡有過鄉村生活經驗的人,對正在鄉村生活,或是從鄉村到城市討生活的人們的感受,都能感同身受。那些后來離開鄉村的人,也不會輕易忘記深刻的鄉村記憶,情感上還是相通的。另外,鄉村中的青年的確是越來越少了,考學的、打工的,能走的都走了。有一次我們一起做活動,你指出我小說中缺少鄉村青年女性形象。那是因為現在村里幾乎看不到年輕女性了,年輕姑娘能進城的都進城了,升不了學打不了工的,也要嫁到城里去。這就是鄉村的現狀,我能做的,就是將當下的現狀以文學的形式呈現出來,做個時代的記錄者。

至于“青年視角”,這也不是什么自覺的說法。只是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成熟的鄉土文學作品大多是資深作家創作的,當下青年作者關注鄉村的,或者說有過真正的鄉村經驗的越來越少了,在一片懷舊和想象的寫作中,我希望自己呈現的是當下鄉村的真實樣貌,是當代農民的真實生活,是能夠補充鄉村中國缺失的那枚“青年視角”拼圖。

趙坤:鄉村青年的離鄉的確是無法忽視的現狀,但這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潮流。城市對鄉村的“拔根”造成了鄉村的危機:一方面是經濟狀況最好和最不好的兩極家庭的整體性城市遷移;另一方面是鄉村耕讀傳統中斷后,整體上形成的“野而不文”的鄉村文化處境。這和新文學中魯迅等人的啟蒙傳統,以及當代以來農村題材小說中的鄉村書寫都息息相關。如果從鄉村“拔根”危機的層面來討論,那么從20世紀初的鄉土文學,到今天青年寫作者的鄉土寫作,似乎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一直都存在這個問題。

魏思孝:是這樣的。我曾親眼見到城市化進程中,鄉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鄉村中的人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作為當代鄉村生活的見證者所看到的。你說的鄉村“拔根”危機,我們之前也聊過,我也認同。村里經濟條件最好的那部分人自然會搬到城里去,條件最差的也會去,是去打工。因為好的中學、大學都在城市,考學考出去的、有能力的都愿意留在城市,即使不在大城市,也會回到家鄉周圍的小城市去找工作、安家。這不是說這些人對農村沒有感情,而是久居城市,對農村生活不那么適應了。再有就是農村不需要那么多的勞動力了。就我現在所生活的山東淄博的普通鄉村,歷史上曾作為齊國的都城,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但現代社會并沒有為這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如今這個普通的村子幾乎和中國所有的村子沒有什么區別,周圍全是工廠,交通便捷,務農幾乎成了鄉村生活中的點綴,不再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村不需要那么多的勞動力,自然也留不住人。再說,城市生活也確實方便,也能賺到現錢,在農村叫活錢,能夠應付家庭開支和一時周轉。我相信中國其他地方的鄉村也面臨著這個問題,比如吉林農村、甘肅農村、浙江農村、云南農村等,各有不同的土地條件、物產、風俗和生活方式,但整體上面臨的情況是差不多的。對文學來說,差異不在鄉村生活,而在文學如何表現對鄉村的理解上,這是形成不同作品趣味的關鍵。就好像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加濾鏡、加美圖的照片才是好看的,可是慢慢就忘了那些原圖才是真正生動、鮮活和有人味的。我想寫的就是當下最真實的鄉村面貌,那我就直面這樣的鄉村,去書寫這樣的新時代里真實鄉村的樣貌。我始終覺得,鄉村的樣子就是中國的樣子。

趙坤:這個表述讓我想起賀照田老師的說法,他是以社會學的視野,在充分調研鄉村的基礎上展開“在鄉村發現中國”的研究。賀老師在知識分子如何投入到鄉村建設方面考慮得非常全面、嚴謹。我的感受是,賀老師的立論也是基于鄉村“野而不文”之后的整體性需要。

魏思孝:我們的生活現在看起來是很城市化、現代化的,但在我看來,我們的思維還是前現代的、古板的,甚至可以說,高樓大廈的當代中國依然是鄉土中國。由于寫作的關系,我經常會瀏覽與鄉村相關的素材,大數據知道我的喜好以后,就會經常給我推送些與鄉村相關的帖子和短視頻,有時候我也會轉發給朋友,想聽聽他們的看法。因為很多時候,我看到對于某些社會性事件的評論,有太多出人意料的說法,那些包容的、多元的、友愛的評論是極少的,更多的是狹隘的、自私的、具有攻擊性的,讀了讓人絕望。我覺得當下依然處于你所說的“野而不文”的鄉土時代。

另一個是內容方面。除了那些嘩眾取寵的劇本式創作,普通自媒體發表的鄉村短視頻其實很能夠反映真實鄉村的樣子,反映不為人知的當代鄉村的真實狀況。如果沒有網絡,沒有自媒體,沒有那些短視頻平臺,鄉村以外的人可能永遠不知道鄉村內部的生活條件、飲食狀況、經濟來源等,這些都是極少被人關注的,也不太可能被寫入公開出版的讀物中。如今這些內容之所以會單獨開辟出一條“賽道”,吸引大量讀者,也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鄉土記憶在起作用。

你剛剛提到的賀照田老師,我曾經與他有過一面之緣。他前年來過淄博的一個村子做調研。來之前調研組聯系了我,我也很想看看他們是怎么調研的,就去旁聽了他們的活動。當時是那個村的領導介紹基層農村的整體情況,調研組邊聽邊記,我還看到賀老師手邊擺了一本《土廣寸木》,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文學作品的。

我雖然是學歷史的,但歷史的記錄對我來說還是沒辦法和文學寫作相比。當你長期生活在鄉村之中你會發現,鄉村沒有現代都市的流動性,人都是七拐八彎能論上親戚的。幾十年相處下來,你對人物的情感早就超越了簡單的社會交往關系。書寫這類人物,就只能靠文學的力量,這是比歷史記錄更鮮活、更有生氣的表現形式。汪曾祺有句話叫“貼著人物寫”,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借著人物的殼,去體驗他的遭遇,書寫他的生活。我愿意聚焦在那些我覺得必須要寫出來的人物上,愿意為他們長時間地琢磨語言、塑造性格、設置小說結構,一步步地推動敘述,被他們的命運所牽動,這些我都愿意。

由此及彼,雖然我說“鄉村的樣子就是中國的樣子”,但牽動人心的人物也不只局限在鄉村,那些生活在城鎮、城市,甚至超大型城市里,那些努力生活但并不被生活所善待的泛鄉土社會中的人,他們面對命運的束手無策,他們掙扎、困頓又絕望的狀態,都能引起我的情感共鳴。

趙坤:新世紀以來的鄉土文學寫作者中,青年確實還是少數,無法形成穩定的創作量,也就不能作為風格或成就來討論。20世紀鄉土文學發展成熟的原因,一方面是對社會文化史有所反映;另一方面是作家大部分來自鄉土,讀者也基本都擁有鄉土經驗的記憶。所以,在新的文學類型的創造上,會有鄉土文學和農村題材的長足發展。新世紀以來,隨著新的媒介技術的出現、生活方式的改變,時代經驗發生了變化,鄉村素材給創作和閱讀都造成困難。

魏思孝:我可能確實是青年作家里對鄉土生活比較熟悉的。我自幼生活在鄉村,現在也依然無法離開鄉村,每次有外地的文學活動,或者進入新書出版的宣傳期,我都會格外焦慮。一是會打破我有規律的寫作習慣,二是會有較長時間離開鄉村,這些都是讓我無法忍受的。從這個角度想,可能不是我選擇了鄉村,而是鄉村選擇了我。

我認同你的說法,新媒介確實會爭奪一部分讀者,也會因為新媒介產出內容的良莠不齊,影響鄉土文學的閱讀。我不是學院派出身,是人們評價里的“野狐禪”,所以我有很多的普通讀者朋友。就我對他們的了解,他們往往喜歡好讀的、能引起情感共振的作品,比如就我的作品來說,普通讀者會更喜歡《王能好》,但寫作者朋友和專業讀者會更傾向于《土廣寸木》,評價也更好些。后來我想這里面的原因大概是閱讀《土廣寸木》得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才能從小說里感受到我技術層面的用心。最近我剛聽到一個朋友轉述的另一個作家對《土廣寸木》的表揚,那些話幾乎都是圍繞寫作技術來談的,對此我深以為然。所以,從寫作技巧層面看,肯定是《土廣寸木》更好些。這也給了我面對媒介時代依然堅持寫作的信心,因為永遠有志同道合的讀者朋友。

趙坤:讀者反應或文學接受當然也是考察文學的重要方式之一。我覺得我們剛剛談到的媒介敘事的發達,比如說影像、游戲、短視頻等,雖說吸走了伍爾夫意義上的“普通讀者”,但倘若我們更深入地討論會發現,其實能被搶走的文學讀者,也是被文學原型吸引的傳統讀者,他們認出了媒介敘事承擔的文學文本講故事的古老功能。這里就涉及兩個基礎性問題:一個是類型文學或泛文學文本對讀者和時代審美標準的影響問題;再一個是當下的精神生活中,文學尤其是純文學承擔的功能是什么的問題。

魏思孝:文學對于當下精神生活的意義,肯定不能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那時強調解放思想,繪畫和文學作品比其他藝術形式創作反應更快,也便于在大眾中傳播,也就更容易受重視。當然這里的“重視”,也要加個引號,當時一些受過教育的、熱愛文學的人,在人群中占比很小,文學作品以講故事的方式,承擔了教化功能,而記錄那段歷史的人,恰恰是少數文化人,這也左右了我們當下對那段歷史的認識。但無論如何,那不能算是一個文學的常規狀態,反倒是現在,我覺得是個正常的狀態,大家有不同的娛樂消遣方式,像影像、游戲、短視頻等,其基本的敘事結構就如你所說,是以故事或者講故事的方式承擔了文學原本的功能,也吸引了大量讀者。相比文學來講,游戲更注重人的參與度,影像的沖擊力更強,短視頻更注重情節沖突。

類型文學顯然更會講故事,是最注重讀者反應的創作類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同行寫得很好,很有意思,我也經常看他們的作品,只不過那不是我的審美志向。當下這個時代,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家都沒有太多的時間,也缺乏足夠的耐心,碎片時間通常刷刷帖子、看看短視頻、打打游戲就過去了,這確實分流了一部分讀者。但正如你所說,從另一方面來講,也確實提純了這個時代的純文學品質,相比那些即時性的、快感式的、消費性的閱讀(觀賞),文學閱讀更需要讀者沉下心來,耗費更多時間,也更需要讀者調動知識結構、閱讀經驗和個體經驗與情感體驗。因此可以說,依然留在文學場域內的閱讀者,他們和這個時代里有耐心的作家、評論家一起,共同創造著這個時代的文學品質。

樂觀點講,類型文學及好的游戲和電影,這些以讀者為中心的消遣方式,也都建立在品質文學的大母本上,以新媒介的形式演化、生成,同樣作用于我們這個時代整體性的文學審美上,為純文學作品保存著潛在的閱讀者。我相信,在類型文學的不斷滋養下,我們總會迎來更優秀的文學時代,畢竟在任何時代,平凡生活都需要精神滋養,講故事和講故事的方式都是很重要的。

趙坤:你剛提到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成就最高的先鋒文學對你們這一代寫作者的影響似乎并不直接。

魏思孝:對。不知道其他同代寫作者如何,我的寫作確實沒有直接受到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影響,這大概和我的“野生”性質有關。學院派出身的寫作者受過文學史的教育,他們了解更多,但從他們的文本來看,似乎也沒有真正繼承那種寫作形式。我目前的興奮點依然在鄉土寫作,先鋒文學的形式無從下手。

趙坤:間接的影響肯定是有的,我知道你陸陸續續都讀過,包括今天你也會看這些先鋒文學出身的作家的作品。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重要遺產之一,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脫離古老中國文學傳統的、文學樣式的革命,是將文學從各種非文學范疇內解放出來的決心。

魏思孝:那批先鋒作家的小說,我是20多歲的時候通讀的。當時的感覺是審美經驗新鮮,與前一個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閱讀感受。但語言晦澀,讀著別扭。后來我意識到當時產生別扭感,是因為那批小說其實可以說是特定時期的美學暴動式產物。80年代文化的蓬勃發展,過去幾十年被擋在國門外的西方文學蜂擁而至,國內那時年輕的、未曾有過外國文學閱讀體驗的寫作者,一下子就被這樣的文學征服了,想著怎么用這樣的手法來處理本土素材。

那些前輩作家在西方技法的本土化過程中,對漢語寫作進行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和解放,這是他們留下的寶貴文學遺產,放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容抹殺的。但現在再來看的話,那種寫法一是不新鮮,二是不抓人,要非常有耐心、有時間的人去讀。這讓先鋒文學的優點最終變成缺點,就是形式有的時候大于內容,甚至形式本身就是內容。其實現在想想,那幫當時20歲出頭的年輕人沒有什么生活閱歷,盡管他們共同經歷了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但他們的年紀決定了他們只能位于歷史震中的外緣,受到的沖擊都是間接的,所以寫作上他們更依賴于形式。加上一個時代的結束,讓他們對“內容”也失去信心,而更信任真實可感的形式,愿意花費更多的心思在形式上。不只是文學這樣,包括音樂,像搖滾樂也是這樣,整個流行文化都是這樣。八九十年代那批搖滾音樂人的一些經典歌曲,很多在旋律上都是借鑒國外的。小說還是需要形式和內容相得益彰,任何時代要寫出好的小說,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形式對內容的隨物賦形。首先你要對這個世界有感觸要抒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從閱讀上學習到一些文學的技巧來處理這些素材,但歸根結底,還是內容與形式得相得益彰。

趙坤:這期間有沒有審美興趣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動搖你對鄉土小說寫作的熱情嗎?

魏思孝:從過去10多年來看,我的審美趣味確實有了不小的變化。20歲之前我沒讀過什么正經小說,單純覺得幽默對于小說來說很重要,那些抖機靈的修辭就很吸引我,也看了很多這類小說。后來看多了,我覺得單純表現幽默機智是不夠的,還應該有智慧,王小波就在這個時刻進入了我的深度閱讀范疇,他的小說,包括雜文,都是妙趣橫生的。王朔小說里呈現出來的生命力和對規范的消解,也讓我這個無知的青年很是著迷了一陣,再后來又覺得這種消解和刻意的姿態還是有局限性。等讀到楊黎、韓東的作品,我一下子被吸引進去,包括后來的朱文、曹寇、顧前等人的小說,我都找來讀了。當看到他們在文字里袒露自己內心陰暗的一面,小說里時時呈現的“偽惡”,暗合了我當時的處境,那些詩歌或小說里散發著美好的人性和可貴的品格,聚焦于自我的感受,都給我帶來了強烈的刺激。直到今天,我也覺得這批所謂的“民間派”對我的寫作影響極大,甚至說塑造了我的“文格”。

再有就是國外小說家的影響。先是查克·帕拉紐克的短篇《腸子》,有一陣我很迷戀這類重口味的作品,但主要是他的敘述很迷人,混不吝的嬉皮士風格。塞林格的《好心的中士》,我也會經常翻出來讀一下,敘述者的語氣語調很迷人。再后來就是美國的“骯臟現實主義”,里面的人物幾乎都在生活的泥沼中,面臨著各種生存壓力。布考斯基、卡佛、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托拜厄斯·沃爾夫的《北美殉道者花園》等,這些作家和作品的共同點就是不避諱、不扭捏、不惺惺作態。我還喜歡查德耶茨的《十一種孤獨》、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鎮畸人》、丹尼斯·約翰遜的《火車夢》、奈保爾的《米格爾街》、波拉尼奧的短篇小說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等。這里有不少小說是我的案頭書,我會時不時地找來翻翻,尋找語感。當然,安妮·普魯的小說是我這些年閱讀最多的,《手風琴罪案》算是我的至愛作品了。其余的包括埃爾克·海登萊希的《背對世界》、溫弗里德·塞巴爾德的《移民》、彼得·漢德克的《無欲的悲歌》、伊麗莎白·斯特勞特的《奧麗芙·基特里奇》,都在某一段時間帶給我美好的閱讀感受,也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我的創作。

趙坤:我的理解是這些非鄉土文學的閱讀作用于你的寫作,包括你對鄉土以外世界的觀察,包括鄉土中人所在之地的“泛鄉土”的書寫,比如非鄉土題材的《沈穎與陳子凱》,小說的細節與細膩的心理活動,與你上面描述的那些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除了你剛剛提到的務農的鄉村經驗變得式微,城市作為鄉村觀察的“他者”,應該也提供了鄉村自我觀照的鏡子。

魏思孝:就像那些自幼在城市長大,沒有鄉村生活經驗的寫作者試圖去寫鄉村時一樣,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的積累,就沒辦法游刃有余地寫出關于城市的小說。我理解的城市文學,并不是說故事發生在城市,題材屬于城市故事,或者主人公是個城里人,而是真正能夠自由地使用城市話語,以城市的思維方式來處理現實問題,擁有真正的城市生活。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城市文學作品并不多見。

當下的復雜性主要在于,真正反映現實的城鄉題材,從內容上可能沒有從前那樣涇渭分明了,除卻想象性的文本不談,“進城”已經不再是小說的一大主題類型了。高加林式的人物在今天沒準更希望重返鄉村,獲得一個村里的宅基地身份權。尤其媒介時代的發展,計算機虛擬技術的成熟,互聯網生活方式已經深入當下的鄉村,農村人也可以和城市人一樣拿起手機和遠在外地的親友視頻聊天、下單購物、繳各種水電雜費,甚至關注國家大事,尋求AI智能的幫助。現代科技帶來的便捷,在生活方式上抹平城鄉生活差異的同時,也會給文學帶來困擾。比如寫鄉村一家人的農閑時生活,也可以是晨起刷手機,吃飽了聊聊天、購購物、收收快遞啥的。但這不是鄉土寫作或泛鄉土寫作真正的本質,還是要以人為主體,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發現人的不同處境,以及那些應運而生的新的情感。城市也罷,鄉村也罷,作為小說家,應該去發現、提煉和準確描述這些新事物、新變化,這是我目前主要考慮的問題。總之,不論故事發生在哪里,對作家來講,題材或場域決定的只是生活的內容和生活方式,好小說還是要靠真正的品質,靠內在的文學性來支撐。

趙坤:從寫作者的角度,你覺得“真正有品質”的文學作品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魏思孝:言之有物,切實;少抒情,多克制;坦誠,不粉飾;語言干凈,少炫技。以上都是文字層面的。但更重要的文學品質,還是來自寫作者能否有自己獨到的觀察和對生活的提煉,這些又不能詳細去說。如何用恰當的文字去表現內容和敘述的事物,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要舉幾個例子的話,前面提到的安妮·普魯算一個。她主要是小說的文學品質很過硬。什么叫文學品質過硬?文筆好,人物立體,處理素材的方式也特別好。比如短篇小說《工作史》,以一個普通家庭二三十年都從事過什么工作養家糊口,串聯起這個小家庭的人事變遷。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她不論是長篇還是短篇,這樣的佳作比比皆是。她的小說語言,一方面有男性作家的粗獷、簡練,另一方面又具備女性作家的細膩敏感。她非常善于用比喻描繪,沒有什么短板,很厲害的現實主義寫法,穩扎穩打,一點都不投機取巧。她的那種小說非常難寫,特別有功力,幾乎每部都能給我帶來震撼的美學體驗。

再比如喬納森·弗蘭岑的長篇小說《自由》,還有保羅·奧斯特生前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鮑姆加特納》。我讀書比較慢,《自由》40多萬字,斷斷續續讀了兩三個月,先是從前面讀,后又從中間開始讀,不得不說,從哪里讀都能感到震撼。小說描寫了一個美國中產家庭在三四十年間,如何一步步走向破碎。故事本身沒什么懸念,也沒有什么跌宕起伏的變化,倒是弗蘭岑對于庸俗日常的那種描述可圈可點,對我的寫作是很有幫助的。《鮑姆加特納》我看了一半就先放下了,這個小說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也容易讀。吸引我的是作者在患癌且知道自己死期將至時,如何去回望自己的人生,他的沉穩敘事、均勻的節奏,都很令人著迷。

趙坤:青年寫作者更愿意讀經典作品,還是尚未完成經典化的冷門作品?

魏思孝:我大學讀的不是文學,所以從我的自我文學教育之路來說,并不是那種“按文學史的書目”一路讀下來。但這不妨礙我尊敬撰寫當代文學史的那些學者,像洪子誠、孟繁華、陳思和、許子東幾位老師,刷到他們的文章我也會認真讀完。

因為沒有學院式的教育,年輕的時候我讀書完全是憑興趣和感覺,往往是抓到哪本讀哪本。最初的審美體驗也是靠著胡亂閱讀建立起來的,魯迅也看,卡夫卡也看,金庸和梁羽生也看。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時我能看到的,已經是經過時代篩選的作家作品了,那些距離當下較遠卻在今天依然能看到的作品,不就是經過了經典化的考驗嗎?倒是現在,網絡的發達讓我們能夠足不出戶就讀到國外最新的作品,看看同齡的外國作家都在寫什么、思考什么、關注什么,這很重要。

趙坤:你提到的經典化問題,按以往慣例是把當下文學嵌入各種成熟的問題結構里,但對那些產生于新語境、新生態,甚至新時代的作家作品,舊的問題結構是否依然有效還值得商榷。當然,以往的作家作品史、社會事件史、風格流派史等,也依然在爭鳴中為今天所用,比如我們今天談到的鄉土寫作就是典型。這也勢必帶來一些問題:既有的問題結構為繼承性寫作打開了通道,那問題結構之外的創新之作應該怎么辦?

魏思孝:這個話題有些復雜。我如果說文學史是你們評論家和學者要考慮的問題,有回避問題之嫌,但要我說的話,身為讀者兼作家,我自己的標準就是文學品質。有些已經進入文學史的作品并不一定是文學品質有多好,很多文學史里的小說,寫法和語言表達早就過時了。能夠入史的原因,可能是時代意義或者社會學方面的意義充分。這符合恩格斯的文藝判斷標準——“藝術的”和“歷史的”兩重標準。身處當下的文學現場之中,我覺得作家的作品能不能進文學史,最根本的還是有沒有提供足夠的文學性層面的價值。雖然寫作的時候不應該考慮讀者,但作品的意義還是要交給讀者解讀,這里指的是廣義的普通讀者。如果讀者喜歡讀,小說自然就能留下來,讀者不認可,有再多的榮譽、獎項背書也沒什么用。尤其當下不能左右未來讀者的選擇。回顧從新文學開端一直到現在100多年的時間里,能留下來的這些小說,未來再過50年、100年,還能留下多少呢?

再一個,雖說鄉土文學是新文學以來就有的問題結構,但就像我剛才表達的,進入文學史不是我作為作家應該考慮的問題,或許別的作家考慮過,但我沒有,也輪不到目前的我去考慮這個問題,現階段我就是想寫好自己想寫的、熟悉的東西。如果說當下的青年寫作能夠進入這條敞開的通道,一要感謝既有的問題結構,二要感謝寫作者創作出具有文學品質的作品。還是那句話,文學品質不過關,通道口開得多寬都擠不進去;文學品質過硬的話,創新之作反而能提供新的問題結構,打開新的通道。

趙坤: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你自定義的“野生”式寫作模式,卻在“新大眾文藝”現象廣泛流行之前,就被嚴肅文學研究界所認可,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小說評論》等專業學術刊物都有專業學者對你進行研究,這在當下可視作典型現象。按照學術性的說法,是權威評論所代表的象征資本,與大眾市場所代表的商業資本之間的文化領導權的重新配置。

魏思孝:說來很慚愧,我不是那種銷量幾十萬的暢銷書作家,也沒辦法單純靠出書拿版稅養活自己,只能說經過10多年的寫作磨煉,我總算成了一個不需要為出書發愁的作家而已。有出版社愿意出我的書,認為有出版的價值,不會虧錢,弄不好還能賺點,就當下的圖書銷售市場而言,我已經很知足了。

至于被專業學者所討論,這個我很珍惜。像我們這樣非學院派的寫作者,能夠在市場和專業評價兩邊都有些存在感,是比較幸運的,只能說感激。

趙坤:好像中國的純文學作家似乎只愿在私下交談時提及市場,在公開場合總有些“銷量羞恥感”,但在國外文學界,能夠被市場認可是好作家的榮耀。我認識的很多歐洲名校的教授們,都會因為自己的書是暢銷書而自豪,甚至據此躋身終身教授的行列,因為這就意味著他的觀點傳播廣、影響大,被接受度高。但國內文學界目前只有極少數人愿意這樣去想問題。面對這一現象,青年作家會不會壓力小一點?

魏思孝:常識普及也是一種能力吧,就像羅翔帶動了法律常識的普及。我最近在讀蘭小歡的《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這本書普及了很多經濟常識。可能學者把專業領域的內容做到有良好的普及率,其著作的生命力會更持久。一時的暢銷,還是持續的常銷,是對作品不同程度的認可。也可能在我不熟悉的領域內存在一種沽名釣譽、刻意迎合讀者的情況存在,不過風頭過去后,那樣的作品也沒什么人會再去讀了吧。

單從小說來講,專業的文學研究圈子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做出預判,去指導和幫助讀者理解小說。因為大眾的審美是一個近似于公約數的普遍水平。大眾愿意去花時間認真閱讀卡夫卡的時代一定是個文學的好時代,但那樣的時代極少,所以卡夫卡也沒辦法在每個時代都擁有廣泛的讀者。他的文學品質使其超越了時代,收獲了一批批新讀者,這也是市場,甚至是我們更應該去爭取的市場。梳理過去幾十年的圖書排行榜單,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持續的暢銷書里,也會有一些并不具備過硬文學品質的作品擠進來。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創作出既有文學品質,又能暢銷甚至常銷的作品,只是我們作為青年作家,我們的創作生命力又有多久呢?或許我們真正有體力、精力創作的時間,只有那么十幾二十年。所以,可能大家的想法和我一樣,都很反感那些故意去迎合的、沒有骨氣的作品。如果一部文學作品能夠持續熱銷,那么該作品肯定是引起了當下大多數人的共鳴,自有其意義。就怕只暢銷不常銷,且暢銷也是由市場主導,而不是由普通讀者所決定的。就像上世紀90年代熱起來的瓊瑤、汪國真、席慕蓉、安妮寶貝,以及后續的郭敬明等作家,大多屬于此類型。

同為寫作者,我知道沒有哪個寫作者不想被經典化,但究竟是哪個層面的經典化,是單純的評論家或是小圈子的經典化,還是普通讀者意義上的經典化?如果只能二選一的話,我想腦子沒壞掉的寫作者都會選擇后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代又一代讀者堅定地選擇。寫作不能拿曲高和寡當借口,掩蓋脫離群眾的事實。讀者面向著未來,往往比摻雜了人情因素的評論更可靠,也更能給作家提供寫下去的勇氣。

作者簡介

趙坤,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

魏思孝,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兼職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