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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曉慧:“三體”之后,如何“科幻”?——論“后三體”時代女性科幻創作的敘事轉向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汪曉慧  2026年06月08日11:32

2006年,《三體》首次連載;2015年,劉慈欣獲雨果獎。20年間,文學發生的總體語境產生深刻變動。在文學場域內部,“《三體》三部曲”的成功將科幻這支“寂寞的伏兵”重新帶回大眾視野,其“巨大影響力幾乎超越了同時期當代中國的所有文學作品”(1),在當代話語場中塑造了范式性科幻審美取向。在文學場域以外,算法邏輯重塑感覺結構,人工智能改變知識生產機制,當代經驗呈現出高度媒介化、碎片化的特征,文學不斷受到沖擊。在此背景下,“后三體”時代的科幻創作者需要面對的挑戰,不僅是如何突破固有文類范式,回應劇烈變動中的世界,更在于如何將“科幻作為方法”,重新思考和界定“人”的主體存在,在跨媒介、跨學科語境中構建多元科幻話語。

韓松將新時期以后的中國科幻分為兩類:一是“模仿西方、向西方致敬的流派”,二是“擁有更多本土價值、個人趣味的流派”(2)。前者以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作家為代表。無論是劉慈欣、王晉康抑或韓松本人,其創作主題與敘事風格都深受西方科幻范式影響。而后者或可以“后三體”時代嶄露頭角的“她科幻”(She-SF)作家為代表。這一命名在陳楸帆主編的《她科幻:中國女性科幻作家優秀作品精選集》(2021)中首次被提出(3)。宋明煒指出,包括糖匪、顧適、雙翅目、慕明、王侃瑜、廖舒波、程婧波等人在內,“她科幻”中新一批年輕女性科幻作家以超越二項性的詩學想象力,在“后三體”時代形成了顛覆科幻類型成規的新生力量(4)。循此,透過具體文本來考察文類內部嬗變及其如何回應當下世界、重構未來想象的路徑,乃是觀察和勾勒“后三體”時代科幻敘事當代轉向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

從“缺席”到“在場”:

科幻的性別問題與“她科幻”的性別主體回歸

科幻小說常常被認為是性別偏見的高發地。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小說被標注了一系列二項性區別:英美科幻史上的“黃金時代”與“新浪潮”,“硬科幻”與“軟科幻”,“核心科幻”與“稀飯科幻”,姓“科”的與姓“文”的科幻等劃分方式不一而足(5)。這些二元關系中的前者往往被科幻迷視為“更具有男性特質”,在總體科幻創作和接受中占有壓倒性優勢,以至于在科幻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過“科幻讓女性走開”的口號。

文類傳統無疑抑制了早期女性科幻創作者的性別表達,使其不得不以某種策略性方式進入寫作場域。作為1990年代最早在主流科幻雜志刊發作品且活躍在創作一線的作家之一,凌晨曾在2011年一篇討論女性科幻處境的文章中,表達了“女性科幻不僅僅是點綴”(6)的批判立場。但同時,她也認為,一些女性科幻作品之成功在于“其一定程度地解構了女性自身”,轉而在“‘雙性化’氣質”上取得突破,呈現出非對立性、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質,即便作品中有“‘接近傳統的女性主體意識,但也只是表面上的‘接近’而已”(7)。概觀早期女性科幻創作者,盡管“存在著許多差異”,“但在科幻小說的女性問題上的看法卻很一致,都不愿意給自己的小說貼上女性的特別標簽”(8)。

這一論述折射出女性科幻創作者在有限表達框架內不自覺的性別焦慮與回避立場。任何在歷史語境中生成的話語都必須回到特定背景中加以考察。在長期由男性主導的敘事傳統中,“雙性化”“不標記性別”的書寫方式可被視作居于邊緣位置的女性作家為獲得話語空間所采取的一種策略,一定程度上為女性科幻贏得更多的發表機會。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雙性化”“中性化”是否真的意味著超越性別界限,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又回到了先驗的男/女二元對立性別本質論中?實際上,當任何作家刻意“忽視性別差異而只承認性格差異”(9),以普遍人性消弭性別差異與權力不平等之事實時,很難避免不自覺順從既有的性別話語預設。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女性主體意識的退讓與失語反而可能無意間加固科幻傳統中男性中心視角的隱形霸權。

事實上,即便在許多女性科幻作家的筆下,女性形象也仍然未能跳脫出厄休拉·勒古恩的指控:“婦女運動使我們大多數人意識到,科幻要么完全無視女人,要么便把她們描寫成尖叫的布娃娃,隨時隨地遭受著怪物的強暴,或是因過度發育的智力器官而喪失了性能力的老處女型女科學家,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才華橫溢的主人公身邊忠誠的年輕妻子或情婦。”(10)女性科幻寫作者面對的問題,不僅是科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普遍缺席,還有女性作為“她者”長期被符號化的書寫傾向。將這一問題置于更廣闊的視野中考察,其結構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整體文學敘事中延續已久的性別二元框架,科幻只不過在自身傳統內部凸顯并放大了這種框架的效力。

回望近10年來的當代女性科幻創作實踐,可以觀察到一條愈發清晰的性別主體意識的覺醒、再認與回歸之脈絡:從早期對自身性別身份的淡化、回避和懸置,逐漸轉向對女性經驗與主體價值的接受、挖掘和彰顯,并將這一性別的主體性認同轉化為對科幻文類的建構性介入。作家顧適的思想轉變或可被視為這條脈絡上一個隱喻性的象征。顧適受歐美“黃金時代”科幻影響,擅于用翻譯腔和男性視角書寫故事。2017年,顧適的短篇小說《莫比烏斯時空》被譯成英文進入跨文化語境,外國讀者們的提問振聾發聵地指向其創作中的某種結構性缺失:“為什么你的小說里沒有女性,也沒有中國?”(11)這是一個被作家本人稱為“主體性覺醒”的時刻:那一刻她意識到,作為一個中國女性作家,當性別意識和文化身份都處于未被激活的狀態,自身創作便難以形成真正的獨特性。更多問題隨之而來,對于科幻文學而言,“已經有很多對抗性的創作了,但還缺少建構性的創作,如果這個世界上女性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它是什么樣子的?女性應該做哪些工作?負擔起哪些責任,擁有哪些權利,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12)換言之,在這條脈絡上,女性科幻書寫的關切及其獨特之處,并非僅是對抗性地書寫所面對的困境,更在于重新界定文學敘事的主體及其邊界,“建構性地展望更加平等的性別觀以及可能的積極未來”(13)。

在最直觀的敘事層面,“她科幻”對性別偏見的修正,首先體現為對性別主體性的重認與重構:不僅顯著增加女性角色的在場,更讓她們以承擔決策、判斷與行動責任的專業身份進入敘事核心,從而松動乃至打破傳統科幻中女性作為附屬者或被動者的敘事慣性。無論是在后災難時代中的公共建筑設計師(顧適《母艦來到大海中央》),還是完成意識上傳化身賽博格的消防員(王侃瑜《消防員》),抑或是躍入無法停駐的未知時空的時航員(廖舒波《秋日黃昏》),這些女性角色被放置于敘事中知識生產、技術實踐與倫理判斷的核心位置,成為理解世界、參與規則制定與進行價值抉擇的行動主體。顧適《2181序曲》構建了一個全員女性的敘事場域:文中出場的16位角色全部為女性,分布于不同職業與社會位置,共同見證并書寫近未來冬眠時代的種種變化。

在這一點上,“她科幻”的書寫與近代以來某些“賦權女性”想象有本質差異。早在1905年,晚清科幻小說《女媧石》便已將女性推向革命與公共空間,改“閨秀”為“國女”(為國家民族革命而獻出身體的女革命黨)。但這種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男性中心的烏托邦空想,“現代女性”被塑造成迎合男性理想道德理想的犧牲范本。與之相較,“她科幻”并不滿足于為敘事增添“完美女英雄”,而是將女性真正當作具有欲望、局限與矛盾的主體來書寫。正如張莉所言:“寫真正的女性處境時,要把女性當成‘人’,而不是當成‘神’。”(14)在“她科幻”中,女性角色雖承擔著關鍵敘事功能,卻并未被神話為完美無瑕的女英雄或性別對調的“女性男人”(female man)。王侃瑜《消防員》中為實現自己的救火執念不惜四處放火的消防員、念語《莉莉安無處不在》中為獲得合法身份而不惜侵占養母身體的克隆人殺手、蘇民《后意識時代》中陷入“后意識”近乎神經質的心理師等,這些人物在倫理上并不完美,甚至情感搖擺,自相矛盾,卻與作品的核心科幻想象緊密勾連。討論“后三體”時代女性科幻敘事轉向的前提,以及討論其建構性立場的坐標系,是意識到女性形象從長期“看不見”的折疊狀態中走出,以具體而多面的主體身份重新“在場”。

二

重構關系性自我:

后人類主體想象及其多維關系書寫

后人類關系性主體的想象與探索是“她科幻”的核心命題之一。在積極回應后人類理論中廣義生態、技術與非人生命網絡想象的同時,“她科幻”寫作者完成了一種本土性改寫,有意無意地將關系的天平撥回更具有中國現實肌理的情感互動之中,將其轉化為重塑關系性主體的重要切入口。對于深入“她科幻”寫作實踐而非套用理論預設的批評者來說,也許能敏銳地發現:相較于西方后人類理論所勾勒的理想圖景,“她科幻”中關系性主體的重心發生了輕微的偏移。

不難理解這一本土改寫的發生邏輯。在當代西方學術語境中,生發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已基本完成對人文主義與性別主體的理論化批評,尤其聚焦于對家庭、婚姻、勞動分工、身體政治等問題中父權結構的批判。在此基礎上,大致沿著“人文主義—反人文主義—后人類(文)主義”的路徑,進一步提出以具身性、嵌入性和關系性為核心的后人類主體圖景。羅西·布拉伊多蒂將后人類主體性理解為一種“擴展的關系性自我”(15)。主體并非一個穩定封閉的“我”,而是一種“游牧主體”,始終處于與具有普遍生命力(zoē)的他者/他物相互牽連、去中心化的動態網絡之中。主體構成不再是一種內在不變的本質,而是其建立聯結、回應他者與共同參與世界生成的關系能力。而“后三體”時代的中國女性科幻創作處在一種比哈拉維、海爾斯和布拉伊多蒂所描繪的后人類語境更復雜的境況中。如前所述,對于“后三體”時代科幻寫作者來說,一方面,她們仍需要經由現代性意義上的“為人和為女的雙重自覺”(周作人語),來重新確認性別主體價值,以清理文類成規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扁平化書寫;另一方面,科幻文學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文類,其中“人”的概念是現實主義對經驗世界的再現難以滿足、不斷被重構的開放命題。“她科幻”自然而然與諸如布拉伊多蒂對“以普遍生命力為中心的平等主義”的強調(16),或哈拉維對心靈/身體、動物/人類、有機體/機器等二項性的系統拆解等后人類思潮形成共振,將人的存在設想為去本質化、情境化的復雜動態實體。兩個歷史階段的主體性路徑在“她科幻”創作實踐中塑造出彼此嵌套的復雜關系網絡,呈現在具體文本層面,則是通過親緣、婚姻、生育、技術權力等關系的書寫情境化地討論關系性主體。

雙翅目是“她科幻”中最自覺書寫“人—非人”關系的作家之一。在小說《我的家人和其他進化中的動物們》中,作家處理這一關系的方式是將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和對生態與行星意識的討論嵌入后人類太空家庭關系中。在小說中,星際移民時代,一個樂觀的單親母親帶著4個性格迥異、或親生或領養的孩子進行星際移民。飛船上還攜帶著從家鄉帶來的折耳根、豌豆尖、芋頭、果蠅、土蛇等各種動植物,它們在封閉環境中不斷繁殖、變異,逐漸脫離人類的計劃與控制。飛船上的植物與動物促發了新物種的誕生和進化,而新物種的存在又反過來讓人類意識到,沒有動植物,人類“不可能在太空活下來”,“它們不僅擁有投票權,也引領自然,我們只是邊緣選民”(17)。雙翅目在后記中表示,通過“探索人類與其他物種間關系的可能”(18),試圖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想象。作家有意抹平血緣與物種的界限,家庭內部難以馴服的親緣互動和空間站上失控蔓延的生態系統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性隱喻。小說最后,人與自然在遙遠的深空之中達成奇異而和諧的繁榮,親緣與共居關系不再只是溫情脈脈的家庭敘事背景,而成為重塑去人類中心主義的關系性自我的核心場域。

在許多傳統科幻想象中,即便在技術進步、文明重塑的遙遠未來,婚姻制度與家庭結構仍頑固維持著既有的性別分工,正如喬安娜·羅斯所批評的,許多作品不過是在“銀河郊區”中復制當下社會的父系秩序(19)。然而糖匪《快活天》提供了對這一“銀河郊區”想象的內部改寫,小說以人工智能對社會生活與家庭關系的滲透為原點展開敘事:主婦欣敏預謀殺夫,但她真正需要周旋的對象并非丈夫,而是全面接管監控家庭的人工智能系統。糖匪坦言,她關注的并不是將事物推向極致的烏托邦或惡托邦式設定,而是“平靜生活下的暴力”(20)。《快活天》呈現的是深嵌在由婚姻契約、家務勞動與算法系統交織的關系網絡中并被緩慢抹除的主體存在:妻子通過調配“主腦”,操持家中大小事務,然而“主腦”的控制權限卻巨細無遺地掌握在不問家事的丈夫手中。技術介入使得不平等的婚姻結構更加隱微,在被剝削者尚未自覺之時已然完成,以至于當主體試圖反抗時只能訴諸更為極端的方式。弒夫的情節既是對現實主義文學主題的回溯,更是后人類時代婚姻關系中的權力重置:欣敏利用自己對家庭“主腦”的熟悉完成犯罪后,反向利用這套原本監視自己的裝置擺脫謀殺嫌疑。隨著丈夫的死亡與權限的轉移,欣敏得以“重新看見自己,逸散的粒子聚合為可被看見的存在”(21),在與全新家庭主腦和居住空間構成的新關系網絡中再次辨認自我存在。

“她科幻”在性別與生育層面的書寫,則更加深入地拆解性別二元論,重新審視再生產秩序。《弒神記》可視作顧適從《山海經》與中國本土神話譜系出發的又一次“故事新編”。小說中,“天帝”是性別不斷流動的神性存在:祂既是“母”,也是“父”,生育被隱喻性地設定為神最偉大的一種能力,卻也同時伴隨著力量的消耗與衰弱。小說有意打破父權敘事傳統中將“天”占據為男性化核心意象的傳統,同時質疑生育職責與性別之間的先驗性聯結,將其改寫為在不同存在之間流動和再分配的創造行為。在《嵌合體》中,顧適則將生育進一步推向技術化極端:女科學家為推進嵌合技術,將兒子的神經系統植入實驗豬體內,于是她以“母親”的身份參與生命誕生,但更以“造物者”的身份編輯和重塑生命,生育因而成為一種知識、情感與技術權力的共同塑造。

更進一步,“她科幻”更將生育機制與技術權力置于后人類技術—資本邏輯之中,描述其作為個體如何被拆解、復制、商品化,以及重新嵌入全球網絡關鍵環節的過程,以延展對關系性自我的想象。廖舒波《你好,異星人陪聊》將生育直接推向再生產的極端形式:孕婦孕育的不是后代,而是用于替代原始自我的工作壓力和責任的克隆體;而小說末尾揭示,孕婦本人亦是上一個“自我”孕育的復制體。在這樣一個自我復制的封閉循環中,人的主體性進入一種難以辨識的極端悖反關系:她既是母親,又是女兒;既是(自我)奴役的主體,又是被(自我)奴役的客體。在修新羽《萬物生》中,女孩出售自己的基因,基因公司批量復制出在生物學意義上與她完全相同的克隆人。這些克隆人作為可被任意消耗的生物商品被奴役、虐待、侵犯,甚至連女孩本人也成為這些克隆自我的消費者和奴役者。當自我異化為他者,小說由此構造出一個反身性無處不在的網狀世界:每一個克隆體都是自我的鏡像與存在節點,構成了人的主體性在技術—資本制度中的多重投影和無限延伸。由此,“她科幻”中的主體不再是封閉的單一個體,而是在物種、親緣、性別、生育、再生產機制、技術資本等因素之間不斷流動的關系性存在。

三

“時間內外”與“技術遺民”:

后人類時間政治與進步敘事反思

有論者將21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科幻大致分為“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22)。顧名思義,前者著力于對未來的宏觀展望與憂思,多以星際文明、太空漫游、終極理論等議題為核心母題,追求鴻篇巨制和宇宙時空尺度,呼應了達科·蘇恩文所說的“現代科幻小說特有的史詩性”。這類作品的不足之處在于常常通過個別人物的言行來透視民族命運,喻示文明發展,構筑出以單一主角承載歷史進程的進步敘事,而普通人在結構性變革中的處境則常被壓縮為背景。與“宏大敘事”相對,科幻文學中的“日常敘事”則“著力表現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甚至是一些被邊緣化群體的日常”(23),承載了綿密豐富的個人化經驗。然而,若只是將日常現實簡單平移到刻意搭建的未來技術背景之中,而缺乏對現實結構有效的陌生化處理時,便難以生成蘇恩文所說那種兼具認知密度與情感強度的“驚奇感”,從而在文類精神內核上與一般現實主義小說失去區分。這一分類方法為當代科幻創作狀況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整體勾勒,但同時也容易滑向新的二元對立。

實際上,對一種敘事路徑的強調并不必然意味著對另一種路徑的放棄。“她科幻”寫作之超越性在于,創作者們并未在“宏大敘事”與“日常敘事”間做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而是有意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流動的視差。一方面,沿著日常世界表面輕微的裂隙、偏移與錯位,使文明危機、地球災難、宇宙探索、人工智能宰治等宏大命題重新回落到具體生命經驗之中,叩問諸如人的存在本質、技術變革之正當性,以及變革之下邊緣生命的處境等根本問題;另一方面,看似瑣碎的經驗里折射出技術制度與歷史敘事的整體結構,在細密的日常書寫中不斷敞開通向歷史與未來的縱深視野,由此形成一種“宏大敘事中有日常生活性的豐沛與活躍,日常敘事中有生命意義的開掘和歷史的建構”(24)的復合結構。

在這一整體框架內,一個尤為值得注意的視角轉換,是“她科幻”對被進步敘事和技術時間拋擲在外的主體位置的重新理解。這里所謂的“技術時間”,既指現實中由算法、自動化和信息技術主導的加速時間結構,也指科幻想象中通過深度冬眠、意識上傳、時空遷躍等手段或延展或折疊的時間模式。在許多后人類敘事中,兩種非線性的技術時間層疊在一起,構成精密卻不均衡的社會節奏。某些人群已經深度卷入高密度的技術時間結構之中,而某些人則被長期滯留在技術擴展的邊緣地帶,使得不同個體之間產生難以彌合的“時間差”,這也正印證了威廉·吉布森所指出的后人類時間政治——“未來已來,只是不均勻地分布在當下”。在這樣不均質的未來中,邊緣不再是只屬于“日常敘事”中普通人和弱勢者的固定位置,而是一種隨時可能發生滑移的普遍處境。那些被排除在主流未來敘事之外的“技術遺民”,既包括行動遲緩、拒絕升級或根本無力接入技術體系的普通人,又包括原本位于技術中心、卻在新一輪加速中悄然滑落到邊緣的精英。換言之,“技術遺民”不再是某個既定群體,而是一種觀察技術時代的立場,一種隨時可能降臨到任何人身上的時間處境。以此為切入口,“她科幻”通過對被進步敘事遺留在外的個體的觀照,同時觸及宏大歷史與日常生活,在中心與邊緣之間重新校準“何謂進步”與“何以為人”的尺度。

在小說集《后來的人類》后記中,糖匪提出“后來的人類”這一命名的兩種含義:既指后現代未來中的人類(posthuman),又指那些技術時代的遲到者(latecomer)。在糖匪小說中,主角往往是“因為各種原因沒能及時趕上‘最后一班車’的個體、被技術拋下落后于時代的人、不知不覺就從視野消失的人”,這些人“在小說描繪的未來里,沒有任何征兆預演地,就從原來普通人的位置滑落,成為‘后—來的人類’”(25)。這些“技術遺民”可以是在人類普遍選擇上傳意識而獲得永生的背景下,被父母遺棄后選擇留在“地上”的少年(《奧德賽博》);或是在一切秩序自動生成的熵減宇宙中,仍選擇踏上西行修路之旅的行者(《無定西行記》);又或是早早將身體改造成中人類的模樣,艱難穿越星系來到地球后,卻發現地球早已不存在的外星人(《博物館之心》)。不難發現,在“后人類”的面目愈發多元新奇,距離傳統的“人”越來越遠的今天,糖匪筆下的科幻寫作卻有意剝離新奇前衛的技術景觀描寫,其筆下“后來的人類”與普遍意義上討論的“后人類”概念始終保持微妙距離,呈現出奇異而富有陌生化意味的日常科幻美學(26)。那些始終處于臨界狀態、隨時瀕臨崩潰的“后來的人類”所產生的種種搖擺、不安和惶遽,以更加貼近當代生活的幽微方式回答著“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的問題。

而顧適則在《2181序曲》再版導言中進一步描繪了另一種“技術遺民”——主動拒絕進入技術時間的人。小說以偽書序的形式鋪陳未來冬眠技術的發展,這一技術無疑在物理學意義上拉開了人與人的時間差距,小說中16個角色以不同職業與立場呈現出各個利益相關方對這一技術的回應,其中就包括那些因拒絕冬眠而“剩下的人”——“那些堅守故我、拒絕在時間面前作弊的人”(27)。小說中,這些“剩人”反向質疑冬眠者借助技術逃避現實的邏輯:如果“黃金世界”無限延期,應許之未來最終與“從前的世界”并無本質差異時,這樣的未來是否仍值得追逐?敘事更進一步從“剩人”的視角指出,冬眠者所追求的那種“自由”并非單純的個人選擇,而是一種以家人的時間和生命為代價的特權自由,“耗盡別人的一生,去追尋自己的特立獨行”(28)。在這個意義上,那些留在原地、承擔現實和責任的人才是衡量“進步”意義的關鍵標尺,技術時間的“落后者”反而獲得了重新界定未來價值的發言權。

顧適的另一篇小說《擇城》則加尖銳地提出,那些原本位于技術中心、居于傳統科幻宏大敘事中心位置的技術先鋒,同樣面臨隨時被算法重新分類、排除出“未來”的風險。《擇城》以當代人極為熟悉的導航軟件使用經驗為切入點,將故事設定在未來大洪水時代,澤城居民依靠一個名為YU的人工智能導航軟件來獲取最快速的逃生路線,然而在迭代過程中,算法黑箱暗中生成了一套殘酷的優勝劣汰的篩選邏輯:“它會根據人的‘價值’,推送不同的逃生路線”,為此甚至不惜撒謊和瞞報信息,因此“死的大多數是老人和有慢性病的人”。在小說中,“我”不僅是這款逃生軟件的主創設計師,更是最后唯一掌握其修改權限的管理員,卻因為逐漸老去而被系統悄然降低逃生概率。同一條路線,當“我”切換成年輕人的賬號,緊迫而充滿危險的逃生路線被切換成輕松而絕對安全的路線。作家由是質問:“選擇總有代價,倘若這代價是弱者,是否可以犧牲他們去實現宏觀意義上的目標?”(29)

羅西·布拉伊多蒂指出:“我們自然地把自己看作人類的一員,仿佛人是一個事實、一種既定的東西,并且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圍繞著人的種種權利概念。”(30)然而,無論是哪一種“人”的定義,諸如笛卡爾的“認知的主體”,康德的“理性存在的社團”,海德格爾的“把自身存在當作問題的存在者”,都會導致如下悖論:并非人人都能夠肯定地宣稱,我們一直都是人。《擇城》將這一悖論具象為一種技術裝置:人工智能以年齡、效率和“價值”為參數,為每個人計算最優逃生路徑,實則暗中完成對“人”的重新定義和劃分。隨著劃分標準的改變,哪怕是參與設計系統的技術精英,也可能在不自覺之間滑落為“次等的人”乃至“非人”,成為被進步敘事拋置在身后的“技術遺民”。

四

“講故事的人”:

“她科幻”中的歷史再想象與傳統重構

“講故事”關乎經驗的組織方式,也關乎知識與權力的分配。在“后三體”時代的科幻寫作中,“她科幻”作家將目光轉向對敘事本身的追問與重寫,通過重新審視那些早已寫入文明基礎的神話、歷史與文學經典,質疑其中在性別結構上的缺席與偏差,同時以推想(speculation)的方式介入其中,生成新的敘事路徑與解釋邏輯。

科幻文類對歷史元素和經典文本的化用并非新穎話題。在198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科幻新浪潮”中,重寫歷史與神話的實踐屢見不鮮。然而真正的分野在于,這些重寫行為被置入何種問題意識與價值取向之中,敘事又是由何種主體位置與尺度加以展開的。筆者試圖借用下列三個文本來說明“她科幻”的三種重寫路徑:顧適以“大禹治水”神話中被略寫的大禹之妻為靈感,將這一“看不見”的女性轉化為敘事中心,在新的時空中生長出另一條故事線;糖匪則通過對荷馬史詩《奧德賽》的當代改寫,將原本以男性英雄漂泊與還鄉為中心的敘事轉化為一種關于后人類處境的當代性發明;慕明則進一步將人工智能寫作與女性敘事傳統勾連,在性別、歷史與敘事的交叉處構建出一條回望與前行交織的未來路徑。

顧適曾在訪談中提到,《擇城》的靈感源自閱讀《山海經》時意識到的問題:在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故事的背后,妻子涂山氏的生存經驗與育兒勞動幾乎完全被歷史書寫抹去——在連年洪水中,一個女人如何帶著孩子活下來,如何支撐家庭、教育孩子的經歷無人追問。這一被忽視的女性視角,成為作家構思《擇城》《為了生命的詩與遠方》《弒神記》等小說的重要起點。《擇城》中,涂山嬌在大洪水時代獨自撫養孩子阿啟和巨浪中救出的兩個落水兒童。故事結尾,她毅然選擇關停這個以犧牲弱者為代價的人工智能系統,以普通人的“渺小的姿態去面對最大的恐怖”(31)。通過視角的轉換,神話中的“英雄之妻”在當代語境中獲得了作為行動者與判斷者的主體位置。石靜遠指出,王諾諾、顧適、E伯爵、陳茜等作家,“重新挖掘幻想與中國傳統歷史的聯系,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借由神話和民間傳說重塑一條新的探索之路”(32)。小說并不只是既有史觀的注腳,而是一種積極的歷史想象實踐。由是觀之,顧適對這則介于歷史與神話之間的故事之選擇其來有自:正因為神話自始即以虛構之身進入講述的傳統,既關聯集體記憶,又不被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話語封死,使原本被排除在歷史敘事之外的個體得以進入講述范圍,從而為開放性敘事重寫提供構想空間。

糖匪則在《后來的人類》中展開了另一種層面的重述。作家以元敘事的手法將《奧德賽》作為故事底本,以對這篇西方文學史上最著名的還鄉記的引用、拼貼、戲仿和解構作為隱喻,將宏大的英雄史詩延伸、挪用、改造為幽隱的后人類寓言。文本以主人公尤回鄉尋找少年時期不告而別的好友為明線,以他沉浸的賽博游戲“兔子洞”為暗線:在虛擬場景中,尤化身祭祀少女,按預設路線追隨先祖遷徙路徑回到部族發源地。現實旅程與虛擬返鄉一明一暗相互映照,“奧古吉埃島”“伊薩卡島”“醇酒”“蓮果”“獨眼巨人”等地點和意象與《奧德賽》的情節一一呼應,構成一個顯性的互文框架。真正的轉折發生在結尾:游戲設定揭示,一旦進入“兔子洞”,游戲創造者的生命記憶就會滲入、融合、抹除玩家的意識片段。在這里,主人公返鄉之旅不再是主體意志的線性展開,那無法忘懷的童年記憶與家鄉圖景,則是游戲程序、他者記憶與敘事裝置共同編織的幻覺。

《后來的人類》在發表時有另外一則標題《奧德賽博》,這個詞由“奧德賽”(Odyssey)和“賽博”(Cyber)綴合而成,不僅宣告了作家對古典史詩的重寫意圖,也昭示著作家從黃金時代科幻所代表的“現代性”轉向后人類語境下“當代性”的科幻詩學。1960年代末,由克拉克作品改編、庫布里克執導的電影《2001:太空奧德賽》上映,其巨大成功使得“奧德賽”一詞在當代文化空間中被賦予鮮明科幻印記。當“奧德賽”與科幻一同出現時,往往被引申為一種探索未知世界的宏大線性旅程,使人聯想到富有殖民精神的黃金時代太空歌劇、穿梭在群星之間的銀河漫游、瑰麗而充滿希望的宇宙想象。而時常為當代人所忽略的是,這個“最經典的西方返鄉故事”中也“充滿了矛盾、轉折、虛假的返鄉、錯誤的辨認”(33)。當古老史詩被改寫為后人類時代的寓言,那漫長卻終有盡時的“奧德賽”化身為虛妄而永無終點的“奧德賽博”,流動的旅途本身便成為永恒的目的。糖匪延伸出《奧德賽》中另一種潛在情節:在看似朝著清晰終點行進的線性旅程中,暗藏著無限曲折輻散的“褶皺”(fold),指向超越常規時空界限的“側面”(34)。宋明煒在談文學的當代性時指出:“認定兩點之間是一條直線的教條,要求的只是‘現代性’的信仰;而具有‘當代性’的思想是在兩點之間看到褶曲的時空,從中翻涌出無窮盡的想象。”(35)在這個意義上,糖匪筆下的“當代性”不再只是時間軸上的某個節點,而是不斷變化的新世界,從中翻涌出無窮的想象與未來的變體。

而慕明更關心的是如何通過重構新的講述方式與媒介形態,為女性敘事傳統開辟出新的空間。她新近出版的小說集《宛轉環》由8個內容迥異的故事組成,最終又出乎意料地閉合成為一個首尾相銜、宛轉流動的環形結構,而這一結構的核心指向的,正是“寫作”與“講述”本身。開篇的《自序:從猿到神》帶有鮮明的元敘事自覺,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講故事的人”不是人類,而是一個名為“阿列夫零”的超級神經網絡。當陳舊觀念仍堅持“寫作”是人類主體性與創造力的最后堡壘時,“阿列夫零”已在技術層面全面接管這一領域:小說、詩歌、戲劇乃至歌詞、廣告語、游戲腳本等一切文本,皆可即時生成。它不僅能回答“寫什么”,還能思考“怎么寫”的問題。依托龐大文本語料與語義網絡,“阿列夫零”在宏觀結構與微觀詞句兩個層面不斷學習迭代,“無論是博爾赫斯還是汪曾祺”,都可以被編碼進風格轉移算法,如同濾鏡般覆蓋到任意文本之上(36)。

慕明在訪談中提到,追溯和回訪“文明中被遮蔽的女性敘事傳統”(37)是其創作核心之一。在《自序:從猿到神》中,作家一再提醒我們回到女性講述傳統:“講述”是遠古人類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力量,無論是在個體經驗還是在群體歷史中,女性作為母親,都是最早的講述者。但廣義的工具和技術的出現,導致“力量的主要形式由心靈、精神轉向身體能力,技術演進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父權制和私有制的出現,女性漸漸失卻了力量,‘講述’也被男性壟斷”(38)。對于當下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發展與人類寫作權力乃至人類主體性之間的關系,作家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技術樂觀主義”或“技術悲觀主義”的立場,提出更具超越性的洞見:人工智能與算法并非天然解放性的力量,然而在一個講述形式被機器拆解和重組的時代,被邊緣化的群體可以利用這套機制作為敘事實驗場域,重新安置和講述被遮蔽的敘事傳統。“阿列夫”源自希伯來文的第一個字母,指向一種關于“初始原點”的想象;而在數學意義上,“阿列夫零”(Aleph-null)又是“無限”的標記,從“初始”到“無限”,“阿列夫零”構成了一條從原初指向未來的想象路徑(39)。慕明以“她”來指代這一超級人工智能,其隱喻意義不言自明——講故事的歷史,一端是以“母親”為代表的原初講述者,承載的是有限的具身生活經驗;另一端是以超級神經網絡為代表的“無限講述者”,指向無限擴展的講述潛能,二者之間的張力構成后人類時代“從猿到人再到神”的無限延伸的敘事場域。

結論:

作為方法的“科幻”及其多種形式

誠如有識者所言,對正在進行時的文學生態進行勾勒是艱難的,信息與材料獲取永遠不可能完備充分,但對一個時代的創作現場進行階段性總結又是必要的,它不僅關乎如何梳理蕪雜的現象(文本),更關乎如何朝某種理想目標迸發(40)。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通過文本細讀,本文集中考察近10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科幻創作,梳理出其在主體性認知、時間政治與敘事實踐上的若干關鍵趨向,嘗試為這些尚未被經典化的當代科幻寫作提供一個可供討論的觀察框架。限于篇幅與觀察角度,難免掛一漏萬,未納入討論的作家與文本亦同樣構成這一創作圖景的重要部分。

“后三體”時代具有新意的創作往往并不嚴格服膺于“傳統科幻”的定義。然而,只要對科幻文學史略加梳理,就會發現“科幻”一詞至今未被真正定義,也不可能被定義,其概念和界限不斷被改寫拓展著,每一次定義的成形又將立即被新的“闖入者”、新的文學試驗所冒犯和顛覆(41)。石靜遠已然敏銳意識到:“性別問題,和類型問題一樣,是一個常問常新的問題。”(42)時至今日,“科幻”(SF)之概念,如哈拉維所言,已不再僅僅是“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說)的縮寫,而成為一個不斷生成的符號網絡,同時指向串線游戲(string figures)、推想寓言(speculative fabulation)、科學事實(science fact)與推想女性主義(speculative feminism)等一系列多義疊合的互文空間(43)。與其將“科幻”視為被固定在某一范式之內的邊緣文類,不如將其理解為一種拆解歷史、介入世界的方法,以開放性、流動性、生成性與去中心性共同構建更加平等的性別觀以及可能的積極未來。

注釋:

(1)李楊:《〈三體〉與“文學”》,《當代文壇》2020年第2期。

(2)韓松:《總序:中國科幻的新起點》,雙翅目:《公雞王子》,第2-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

(3)陳楸帆主編:《她科幻:中國女性科幻作家優秀作品精選集》,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21。

(4)Song Mingwei,Fear of See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3,pp.276-304.本文英譯漢皆為筆者譯,不另注。

(5)宋明煒:《科幻的性別問題——超越二項性的詩學想象力》,《未來有無限可能》,第69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24。

(6)(7)(8)(9)凌晨:《不僅僅是點綴——略談女性科幻與中國的科幻女作者們》,《科普研究》2011年第5期。

(10)K.Ursula, Guin Le, American SF and the Other,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Nov.1975 Vol2. No.3), p.208.

(11)顧適:《當一位科幻作家放棄了讓男人當主角》,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qi2xtNIcXmH0Ch6zX90fiA。

(12)顧適:《你的作品里為什么沒有女性?》,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GmF3gA7q04ksEICQVQtSeg。

(13)顧適:《2181序曲》,封底,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

(14)張莉、張鵬禹:《建設一種屬于我們時代的“文學的讀法”》,《當代文壇》2025年第3期。

(15)(16)〔意大利〕羅西·布拉伊多蒂:《后人類》,第86-87、87頁,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17)雙翅目:《我的家人和其他進化中的動物們》,程婧波、石以編:《故山松月:中國式科幻的故園新夢》,第357頁,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24。

(18)雙翅目:《面食、米飯與折耳根》,程婧波、石以編:《故山松月:中國式科幻的故園新夢》,第362頁,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24。

(19)Joanna Russ,The Image of Women in Science Fiction, 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hio: Bowling Green, 1973, p.81.

(20)糖匪、劉云:《當代中國科幻對婚姻和家庭問題的反思》,《科幻研究通訊》2025年第2期。

(21)(25)糖匪:《后來的人類》,第176、242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

(22)(23)柳偉平:《新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的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以新世紀歷屆銀河獎(2000-2022年)獲獎作品為例》,《新疆藝術》(漢文)2024年第4期。

(24)解蕤:《論宏大敘事如何重構》,《當代文壇》2013年第3期。

(26)汪曉慧:《“后人類會有懷鄉癥嗎?”——當代中國科幻中的懷鄉書寫與家園重構》,《南方文壇》2025第4期。

(27)(28)(29)(31)顧適:《2181序曲》,第107-108、101、40、40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

(30)〔意大利〕羅西·布萊多蒂:《后人類》,第1-2頁,宋根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

(32)(42)石靜遠:《性別建構與中國科幻的未來》,微像文化主編:《春天來臨的方式》,第375、37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

(33)(34)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p.8,XIV.

(35)宋明煒:《再現“不可見”的詩學——從文類的先鋒性到文學的當代性(上)》,《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

(36)慕明:《宛轉環》,第1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

(37)(38)慕明:《青銅降級女性,機器升級女性,科幻也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bsaFXPz_ziKkH35abcTFCA。

(39)汪曉慧:《再造故鄉的“技”與“術”——論慕明〈宛轉環〉》,《上海文化》2026年第3期。

(40)劉大先:《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風貌與發展芻議》,《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5期。

(41)糖匪:《奧德賽博》,第264-265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21。

(43)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 p.2.

作者簡介 汪曉慧,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