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國美育之發展”

李叔同題寫《美育》刊名
《美育》雜志1920年創刊,兩年間僅出七期,后因經費困難停刊。但《美育》并不是一份匆匆而過的小刊物,它以辦刊為支點,推動了一場由理念走向公共實踐的美育嘗試。自1919年中華美育會成立,到1920年《美育》創刊,再到1923年《藝術評論》周刊創辦及“中華全國藝術協會”的發起,吳夢非、豐子愷、劉質平等人圍繞這份刊物,逐步搭建起一個橫跨十余省、擁有數百名會員的美育網絡。更重要的是,這一網絡并未停留于觀念倡導,而是不斷轉化為現代美育傳播的現實力量。以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為例,辦學七年間畢業生達410人,來自當時17個省份,多數后來進入中小學任教,為中國現代美育在基層的傳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基礎。
對“主智教育”的一次糾偏
1920年4月20日,中華美育會會刊《美育》正式創刊。刊名由李叔同題寫,上海國光書局印行,大32開本,每期約百頁。創刊號所載《本志宣言》開宗明義提出三項目標:“救濟一般煩悶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希望用美來代替神秘主義的宗教”。這幾句話看似簡短,所回應的卻是現代中國文明轉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新的國家,需要什么樣的人;新的社會,又應建立怎樣的精神生活。也正因此,《美育》的辦刊旨趣并不止于介紹藝術知識,而是試圖以藝術教育糾正“主智教育”的偏失,以“民眾藝術”彌合精英文化與大眾之間的距離,以“發揮本國美術”回應中西文化沖突中的文化焦慮。在這個意義上,美育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從來不是教育的附屬點綴,而是現代中國重塑人格、更新風氣、重建精神生活的一種重要文化努力。
對“主智教育”的批評,在《美育》各期文章中反復出現。它不是簡單地反對知識教育,而是指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只重智識、不問品格的教育偏向,會使學生變成“不完全的殘廢的人”。豐子愷在《畫家之生命》中對此有過更深入的闡發:科學幫助人理解世界的結構,藝術幫助人感受世界的意味;科學回答“是什么”,藝術則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值得”。兩者各有功能,卻同樣構成人的完整成長。到了1924年,《美育》同人創辦的《藝術評論》周刊上,吳夢非在《藝術的社會主義》一文中又更明確地提出“用藝術改造社會”的主張,從而將美育的問題由個人修養進一步推進到公共文化建設的層面。
從學校走向社會的“民眾藝術”主張
《美育》的一大貢獻,在于它將美育從學校課堂推向更廣泛的社會公共生活。“民眾藝術”成為雜志的一個核心關鍵詞。1920年創刊號上,歐陽予倩發表《民主的文藝與貴族的文藝》,明確提出文藝不應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應面向更廣泛的人群,倡導一種注重個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文藝。同年第四期,俞寄凡在《德謨克拉西的藝術》中進一步以“民主主義”為關鍵詞,強調“平等的精神”乃是藝術教育的基礎。在他看來,藝術既然是“人類情感的具體表現”,便不應為任何特權階層所獨占,而應成為全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否則,即便最有天才的藝術家,其作品也可能不過止于“娛己”,難以真正“有益于社會”。
到了1923年,《藝術評論》周刊第15期刊載吳夢非《民眾藝術》一文,又將這一主張推進了一步。在他看來,所謂“民眾藝術”,并不是從既有藝術中分析、切割出一部分歸于民眾,而是根植于現代無產階級現實生活、并從中自然生發出來的藝術形態。也正因此,藝術教育運動的意義,并不在于把藝術封存在少數人的趣味與修養之中,而在于使更廣大的國民能夠經常接觸藝術,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感受藝術、理解藝術的能力。
這種“民眾藝術”的取向,也體現在對美育媒介的選擇上。呂澂在《美育》上撰文推重“演劇”,認為這種藝術形式更容易進入現實生活,也更便于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傳播并引發共鳴。這表明,《美育》對美育媒介的理解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美育不再只是課堂中的講授和靜態的作品欣賞,而是開始借助更具社會傳播力的藝術形式,走向現實生活,走向更廣大的民眾。
在世界潮流中重申中國立場
《美育》雜志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它在積極借鑒西方美育理論的同時,始終強調立足本國“國情”與“民性”,探索適合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1920年第二期,李鴻梁在《音樂與道德》中提出,建設“新中國”固然是時代潮流,但在國民基礎薄弱的情況下,社會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正因如此,改革不能脫離現實條件,必須充分顧及“民性”與“國情”,重視本國“樂風”的發揮,而不能簡單照搬西方模式。
同年第七期,吳夢非對這一立場作了更系統的闡發。他指出,近些年來,“西洋畫”聲勢日盛,有人因此主張特別提倡“國粹畫”,擔憂本國藝術會被西洋畫所“滅亡”。這種心情固然可敬,但在他看來,終究還是一種“消極的思想”。真正積極的做法,不在于消極抵制,而在于“把本國的美術廣大發揮起來,使人人曉得本國美術的價值”。唯有如此,無論西洋學術如何發展,中國美術“總可以占得優越的地位”。也正是在這一思路下,他進一步提出,中國應當建立獨立的《中華美術史》,因為中國學術包括美術在內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缺乏“系統的組織”。
這種既開放又自信的態度,貫穿于《美育》雜志始終。一方面,雜志持續介紹西方美育理論與方法,從創刊號呂澂的《說美意識的性質》,到后來對德國福爾凱特移情論美學的引介,都體現了對西方學術資源的主動吸收;但另一方面,這種吸收并不是簡單移植,而始終服務于一個明確目標,那就是“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國美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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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看《美育》,其意義正在于提醒我們,美育從來不是教育的邊緣裝飾,也不只是個人趣味的陶養,而始終關乎如何成就更完整的人,如何涵養更健全的社會精神,如何在世界潮流中形成中國自己的文化自覺。也正因此,“趁世界之潮流,求吾國美育之發展”不僅屬于百年前,同樣也為今天重新思考美育何以塑人、何以化人、何以成其為公共文化力量,提供了深遠的啟發。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服裝與藝術設計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