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透明”敘事與“同時代人”的質詢——論鄭小驢的小說集《南方巴赫》
近年來,以文學領域的“新東北作家群”,影視領域的《狂飆》《繁花》《大江大河》《風吹半夏》和學術領域的“90年代文學研究”等為代表,在中國文化場域形成了一股“90年代敘事”浪潮。鄭小驢的中短篇小說集《南方巴赫》講述了千禧年前后湘南地區一群小人物在社會轉型期經歷的愛欲與疼痛、暴力與陰翳、追求與幻滅,也可歸入“90年代敘事”之一種,折射出當前社會所涌動的某種新的歷史意識、文化走勢和心理訴求。正如鄭小驢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之初對“80后”文學所預測和分析的那樣,“未來‘80后’這代人里的新文學,很大部分必將在對過去這二三十年的反思中產生”(1)。問題在于如何反思,怎樣提問?如果說其《一九二一年的童謠》《一九六六年的一盞馬燈》《一九四五年的長河》等早期作品中還有明顯的青春寫作痕跡,那么到了《可悲的第一人稱》《去洞庭》,鄭小驢的批判精神更加成熟,問題意識也更為自覺,標志著作家在歷史意識、思想資源和創作方法上的某種突破。《南方巴赫》則更進一步,不但在視野上越發開闊,將觀照對象從小婁、小耿、張舸等失敗青年的故事擴展到覆蓋城鄉不同階層和年齡的生活人群,打開的社會面更廣闊,匯聚的生命經驗更豐富,而且在敘事方式和小說文體上也追求藝術創新,從封閉、透明、確定走向開放、神秘、不確定,昭示了青年作家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時代山鄉巨變,積極融匯五四以來現實主義傳統(反映現實生活)與1980年代先鋒文學遺產(語言和形式變革),嘗試重建總體視野,把握時代精神,并將這種視野和精神轉化為藝術語言和美學形式的可能性。
人類精神和思想生活的任何表達都是一種語言,而作品和文本不過是作者精神和思想的一種外化的語言形象。在這個意義上,“批評是一種思想行為的模仿性重復”,任何具體的批評實踐都是“在自我的內心深處重新開始一位作家或一位哲學家的我思,就是重新發現他的感覺和思維的方式,看一看這種方式如何產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種障礙”(2)。《南方巴赫》在思想視域上的拓展、在敘事手法上的創新,蘊含著作者怎樣的“我思”,體現了怎樣的“感覺和思維方式”,這種方式“如何產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種障礙”,以及由“我思”組織起來的作品世界為深化讀者對小說、歷史和社會的認識提供了何種可能,等等,都是本文嘗試討論和辨析的議題。
一
非“透明”敘事與新鄉土小說的異質性
小說構筑的是一個區別于現實世界的心靈世界,因此如何在一開篇就清晰彰顯這種區別、展示作家的能量,則顯得意義非凡。在現代小說史上,曾經產生過許多堪稱經典、令人難忘的開篇,比如《百年孤獨》《追憶似水年華》《鐵皮鼓》等,它們既為讀者稱道,又常被批評家援引。但似乎很少有小說因結尾的精彩而傳世,而且從文學史的普遍經驗來看,往往虎頭蛇尾的現象多。在卡爾維諾看來,只有傳統的敘事形式才給人一種完整的印象,現代小說的結尾本身就是不明確的,甚至在最好的現代小說那里,結尾非但不會給人傳遞某種明確而完整的形象、感情和意義,反而懷疑整個故事或小說價值觀念,比如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他的理由是,小說的世界是一個假設的世界,是眾多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的一個,人們應該站在這個世界之外來觀察這個世界,因此“怎么能夠把一個故事與它所包含的、與它相互交叉并限制著它的那些故事分離開來呢?假如宇宙不可能包含在一個故事之中,那么這個不可能從其他故事中分離出來的故事,怎么可能有個完整的意義呢?”(3)
小說集《南方巴赫》收錄的9篇作品,其中至少有5篇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意義上都沒有傳統敘事那樣的結尾。同題中篇小說《南方巴赫》寫到銣礦的保安隊在雪夜追趕金宏明為止,沒有進一步交代沖突的結局。艾米莉的身份、艾米莉母親和妹妹的生死、漂流瓶郵件的發送者、表哥三島在兩年內迅速向生活妥協的具體原因等,對讀者來說都是未解之謎,而老板祁宏鈞及其妻子和金宏明的對話,不但使他“頓時陷入迷茫和糾結,搞不懂誰說的才是真的”,而且也使他為了艾米莉實施的報仇和拯救行動顯得冒失而荒誕。在這里,小說結尾構成了對故事本身及其意義的解構,正如劉慶邦短篇小說《鞋》結尾處的“后記”以現實的沉重和殘酷推翻了前文所表達的美好和純真。《國產輪胎》中自稱“生活在局部地區”的小湘西與鵬飛家電維修店的瘸腿女人之間的畸戀故事如何發展,同樣沒有下文。《一屋子敵人》里的男女各自分別從北京和武漢飛往昆明,再經南傘去緬北,可直到故事結尾也沒確定到底是不是要去,又回到了小說敘述的起點。《衡陽牌拖拉機》里的拖拉機終于被烈焰包裹,變成一只巨大的火球,但二先生整個冬天的消失究竟所為何事,他與火雞的媽媽雪莉是否有染,又是誰點燃的拖拉機油箱,這些都是晦暗不明的存在。《鹽湖城》寫到劉明漢解決掉獄友李大石的女人之處戛然而止,至于他能否成功從茶卡鎮脫身回到楓林鎮去復仇,他與妻子萍的婚姻關系能否持續,他與賈山、雷所長、陳警官之間結下的梁子如何化解和了斷,則未著一字。
從完成度上說,這些小說遠沒有推進到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的“拉奧孔時刻”,還有很大的伸展和創造空間。那么,鄭小驢為什么要匆匆收筆?是故弄玄虛還是別有幽懷?按他在創作談中的說法:“當今的小說也同樣洋溢著‘透明’的熱情,那是一種一眼便能望到盡頭的故事,已經淪為類似口香糖的一次性消費品。關于敘事技巧、風格、語言、結構、懸念、隱喻、細節的探討已經降到最低的標準,一切都在為清晰的主題和健康的思想讓道。”(4)而好的寫作者應該在敘事技藝上保持足夠警惕和清醒認知,在他自己則是用隱喻和象征來瞄準日常生活,重新恢復神秘、懸念、想象和留白在小說美學中的地位,而這些正是“透明社會”所稀缺和排斥的元素。在韓炳哲看來,“透明是一種系統性的強制行為,它席卷所有社會進程,并使之發生深刻的變化”,“透明的語言是一種形式化的、純機械的、可操作的語言,它沒有任何矛盾情緒”,“對透明的強制追求將人類本身降格為系統中的一個功能組件”(5),透明社會因為否定性、他者性、自發性和事件性的消失而淪為同質化的世俗地獄。在這個意義上,鄭小驢在小說集《南方巴赫》中對結尾之不確定性、多義性的試驗和強調,不僅僅是通過拒絕過于平滑的語言和寫作來維護小說的難度,也是以情節發展的否定性來捍衛人的自由和尊嚴,可以名為一種召喚讀者來參與、想象和判斷的非“透明”敘事。
與此同時,這種結尾的不確定和開放性,除了出于小說敘事技藝上的考量之外,也與現實天翻地覆、信息真偽難辨對作家世界觀和價值判斷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息息相關,表達了作家對現實的一種看法。從1990年代以來,人們往往用“轉型”來描述近30多年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發生的歷史性變化,當前學界“重返90年代”研究的問題意識也是嘗試回到1990年代這個文化史意義上的“原點”,去批判性地考察它所帶來的成果以及所包含的限度。至于如何認知和把握轉型后的“現在”及其特征,特別是在數字文明背景下社會各領域出現的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目前還沒有形成被廣為接受的闡釋范式和敘述框架,處在各類話語競逐、尚未定讞的時期。在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看來,人類社會已進入生命政治生產的新歷史階段,創造出了以知識為核心、以知識的普及為基礎的新的經濟結構,死勞動與活勞動發生顛倒,認知勞動成為主要的勞動形式并在生產過程中占據統治性地位,無形資本大于經濟資本且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貧窮主要指人與人的交往和合作能力不夠發達;大都市取代自然成為共同財富的蓄水池、不同主體相遇的空間、生命政治生產的主要場所和經濟體系的主導因素,沒有一個外在于大都市的空間、也沒有一種外在于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勞動的主要矛盾變成大都市本身的維護成本,因為“大都市之于諸眾,正如工廠之于產業工人”(6)。不只如此,在媒體操控下,“事情的真相被埋在無數謊言堆疊而成的龐大建物底部”(7),一切都宛如真實的表述,而真實的現實是什么則變得越來越難以把握,遑論在寫作中把握現實的總體結構,描繪出盧卡奇意義上的歷史遠景,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作家世界觀和價值判斷的模糊封閉,也制約了他們對現實的深度透視和剖析。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完成了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從語言工具論到本體論、從“雜文學”到“純文學”的轉向,但作家在思想、人格和審美上的主體性建構還任重道遠。特別是在文學生產方式日益碎片化、娛樂化、資本化的語境中,越來越多的寫作者缺乏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審美選擇,沉溺于淺薄的機會主義寫作,他們“難以反思性地澄清自身的基本價值判斷和世界觀與現實、時代的復雜關系,從而重塑或澄清他們自身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就無法準確和清晰地賦予這種關系中的諸多緊張、分歧和矛盾以恰當的美學形式”(8)。換言之,只有直面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才可能重新獲得五四一代作家那樣的敏感和敏銳,率先感知時代浪潮的奔涌、時代情緒的變化和時代意志的方向,并將其轉化和呈現為“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先聲,進而寫出“攖人心”的作品。
鄭小驢沒有在相關訪談和自述中明言自己在世界觀和價值判斷上的困惑,但從他小說創作一貫的取材(小鎮失敗青年)、立意(人性和社會批判)、情感內容和基調(疼痛而沉重)來看,他顯然是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茫然、彷徨、矛盾、游移甚至是絕望。即使他的這些感知和意識目前沒能生成一種理性的總體性認識,但也以其新鄉土小說的異質性書寫為時代和現實的劇變提供了重要的文學經驗和美學構型。在某種程度上,鄉土小說構成20世紀中國文學的絕對優勢題材和主要文學成就,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所說的“僑寓文學”到解放區的人民文藝,再到“十七年”農村題材創作,以及80年代以來的新鄉土小說,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美學嬗變脈絡。隨著現代性的縱深播撒和城市化的加快推進,城市文學逐漸成為中國現代化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50后”“60后”作家繼續在新鄉土小說的園地里耕耘,“70后”“80后”“90后”作家更多把城市作為想象和描摹世界的原型與依據,鄉土不再是他們首選的敘事空間。而鄭小驢是“80后”作家中少有的持續關注和書寫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難題的一位。和新時代以來書寫新山鄉巨變的鄉土小說相比,《南方巴赫》表現出明顯的先鋒性和異質性,在文學觀念、創作方法、審美方式上,鄭小驢也迥異于前輩作家。鄭小驢既沒有從整體上觀察、思考和把握鄉土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史詩性沖動,也無意呈現鄉村振興背景下鄉土現代化建設的壯麗景觀,他的筆墨和感情主要傾注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重疊并存的鄉土社會中那些普通人的命運和心靈遭際。他塑造的金宏明、劉小京、火雞、劉明漢、黎安、林曉冬等人物豐富了新鄉土小說的形象圖譜,通過懸念、留白給作品營造的氛圍感、神秘感;他在敘事結構和視角上帶有先鋒性和現代性的探索與創新,為新鄉土小說提供了新的生長點,也昭示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恢宏實踐中如何轉化和拓展鄉土文學傳統、如何重塑復雜流變的鄉土性仍然是充滿活力和可能性的寫作命題。
二
復調的1990年代敘事與
探索一種新的小說詩學
從寫作的基本模式來看,鄭小驢的寫作顯然屬于“提問模式的寫作”而非“論證模式的寫作”:“所謂提問模式的寫作,即作家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思考展開的寫作,是一種充滿現實焦慮、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的寫作……本質上是基于差異性和反思性的寫作。”(9)從早期的《西洲曲》《蟻王》到近年的《去洞庭》《天花亂墜》,他都不是為了證明某種思想的正確性和某種道德的合理性,反而“充滿現實焦慮、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在整體深陷“圍欄癥”“恐大癥”“浮游癥”“封閉癥”(10)和技術化傾向(11)的青年寫作中表現出難得的嚴肅文學品質。小說集《南方巴赫》延續了這一寫作模式,作品通過書寫人物與自我、生活、環境之間的尖銳沖突和對抗關系,以及對由此導致的悲劇命運之必然性的哀嘆與悲憫,來追問歷史和時代之罪,揭示人性和社會之病,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問題意識和憂患意識。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12)從創作主體的角度看,這是因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經歷、時代基因和情感結構,因之也就有不同的創作主題、敘事方式和話語譜系。對于大多“50后”“60后“作家來說,寫知青、“文革”、改革、土地、饑餓是自然也是必然;而在“80后”作家這里,他們“經歷的是計劃生育、身份的焦慮(大學生入城,第二代農民工)、房價、國進民退、公平公正、精神迷失等問題”(13),這些構成了他們無法回避的寫作主題,也是他們營造寫作與現實之間張力的載體。鄭小驢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對公共問題不甚關心、無法將個人生活和社會歷史并置理解的原子化個人,他們常常被獨生子女身上常見的那種“人群中的孤獨感”所包圍,缺乏令人向往的內在精神追求和心靈生活,在遇到與內在自我和外部環境的沖突時通常只能獨自面對,缺乏商量、溝通和求助的意識與對象,也無法區分“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眾論題”(14),因此就不能真正理解個人的生活遭遇,往往采取簡單、極端而粗暴的方式來處理,結果讓自己受到更大的傷害,陷入更深的困境,從而在惡性循環中形成悲劇命運。同題小說《南方巴赫》中的金宏明在艾米莉生死不明的情況下上門向銣礦老板尋仇,結果令自己陷入被追殺的尷尬境地;《國產輪胎》中的小湘西受到姑姑潔癖心理的影響,愛上鎮里的瘸腿女人后,私奔不成便實施暴力侵犯;《鹽湖城》中的劉明漢出獄后遭到賈山和雷所長的聯手陷害,未與家人商量就再次冒險去青海買槍報仇,結果大仇未報又卷入了新的命案。在沒有“我—你”的依戀和關懷,只有“我—他”的權力和利益的人際關系中,這些人物的命運就像往坡下滾動的車輪,永遠沒有向上的動力和可能。正如美國學者瑪莎·納斯鮑姆所說:“人離開自然狀態(假如我們仍然需要使用這個虛構說法的話),不是因為與他人打交道對彼此更加有利,而是因為若沒有共同的目的和一種共享的生活,她就無法想象自己會活得好。”(15)這在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社交媒體空前泛濫、人心之墻愈發高筑的今時今日,尤其富有啟發和警醒意義。
從時間上看,“80后”作家無法逃避的這些主題多在1990年代生成或凸顯,他們自身也在這一歷史時期成長(包括肉體、精神和心理)起來,因此1990年代成為他們作品中最深層的時間結構。在主流的歷史意識和時期想象中,1990年代在文化上通常被作為1980年代的對照性存在,彼時激情與浪漫、光榮與夢想蕩然無存,“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把文化和生活,欣賞和消費,工作和休閑,身體和精神隔離開來的高墻正在被拆毀。換言之,資產階級評價性的批評意義上的‘文化’正逐漸讓位于純描述性的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16)。特別是在“重返80年代”話語邏輯的支配下,人們對1990年代的認知和想象就愈發板結單調。然而詹姆遜提醒我們:“所謂的‘時期’無論如何不可解作某種無處不在且統一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個相同的客觀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但這一切總是在那情境的結構范圍之內發生的。”(17)小說集《南方巴赫》正是寫出了對于1990年代“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寫出了它的豐富、復雜和矛盾。對于《衡陽牌拖拉機》里的敘述者“我”和火雞等人物來說,由于“已經厭倦了滾鐵環、抽陀螺、打寶和彈弓”等游戲,攀爬和乘坐拖拉機帶給人一種神秘的美妙體驗,因此很自然地做出這樣的判斷:“1993年,柴油是世界上最新鮮好聞的東西。”(18)正如郭沫若在寫于1920年的《筆立山頭展望》一詩中把煙囪冒出的滾滾濃煙比作“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紀的名花”,鐵凝《哦,香雪》中的香雪摸黑走30里山路用40個雞蛋換取一個帶磁鐵的泡沫塑料鉛筆盒一樣,這種書寫都表達出對于工業化和現代物質文明的極度渴望和崇拜,暴露了中國城鄉差異的懸殊,以及現代性時間的空間性和非均質性。《火山邊緣》中的敘述者“我”所看到的1990年代則完全是另一副時代景觀:“1990年,北京的朋友圈像球桌上的臺球,突然被命運的球桿擊得七零八落。大家紛紛找機會離開北京,往世界去。”(19)“我”在北京的朋友們紛紛“往世界去”,恐怕與發生在此前一年春夏之交的歷史事件不無關系,暗示出1990年代動蕩不安的面向。而到了《鹽湖城》中,既有劉明漢看到的國企解體、工人下崗、官商勾結、腐敗滋生,又有同學李晶眼中的香港回歸(“開車的女人戴著一頂印著歡慶香港回歸的鴨舌帽”)、消費品下鄉進村(“今后買東西就用不著進城了”)。作為在1990年代消費和技術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作家,鄭小驢通過呈現歷史的“毛細血管”般的豐富細節超越了帶有“80年代性”的“90年代觀”,寫出了不同階層、不同地域(兼顧最發達先進的首都北京和最偏僻貧困的湘南小鎮兩頭)的普通人的心理、情感和想象,讓人們看到“1990年代既有創傷和背叛也有浪漫和堅守,既表現為泥沙俱下眾神狂歡也存在精神攀登和痛苦思索”(20),體現出他對1990年代重新進行文學賦形的努力。
這種對前輩歷史觀念和意識的超越,充分反映了鄭小驢重建主體性的愿望和努力。長期以來,“80后”寫作背負著歷史虛無主義的原罪,后現代的反諷和戲謔被看作缺乏承擔和重量,想象力的飛揚被視為脫離大地的輕飄和幻想,書寫青春成長記憶也被解讀為題材單薄或視野狹窄。如何獲得自身在歷史坐標中的位置,找到參與歷史的有效形式,一直是他們最內在的歷史焦慮。鄭小驢的寫作始終內嵌著一個鄉村少年自我確立的潛在敘事。金宏明18歲去省城見世面受傷害的故事是自我成人必經的過程,小湘西對瘸腿女人的畸戀和劉明漢兩次鋌而走險都是確立自我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竹內好所說:“歷史并非空虛的時間形式,如果沒有無數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殊死搏斗的瞬間,不僅會失掉自我,而且也將失掉歷史。”(21)無數個這樣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瞬間,才能筑牢主體性的地基,同時這種重建又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放,其離不開現實感的滋養,這就要求作家打開文學的封閉空間,積極投身時代現場和發展前沿,善于從中提煉主題、內容、形式和風格。《天高皇帝遠》寫劉小京副鄉長干事難、掛職韓記者的無力感、年輕女干部琪琪婚戀難,都是當下鄉村振興亟需破局的問題。《一屋子敵人》寫兩個身心俱疲的成年男女從都市森林的爾虞我詐中短暫逃離,開始一場沒有目的和地圖的旅行,是“生活在遠方”觀念流行時代最常見的遷徙。《最后一口氣》以“新寫實”的“原生態”筆法寫建筑工人羅濤從腳手架上跌落,靠27萬元賠償款煎熬度日,在離開人世后,魂靈還想返回當年的出事地點——如今的楓丹白露高檔小區看個究竟。作品揭示了人們在總結現代化成就時選擇性回避的忌諱,以腳注的方式為羅治新、羅利軍、羅大敖、羅志華、孝畢、鄭時郜等6位去世的農民作傳,讓人永遠銘記第一代農民工在中國城市化建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同時通過講述他們的生命故事為傷痕累累的底層共同體提供治愈。這些涉及吏治革新、民生改善、鄉村振興、公平正義、精神危機,而且富有時代癥候性的事件在小說中頻頻出現,構成參與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的重要行動元,賦予了小說集《南方巴赫》逼真的現實感、尖銳的批判性和深刻的反諷性,使其成為在場、及物和有效的寫作。同時這些故事也標志著鄭小驢正在從早期受郁達夫影響的感傷主義美學風格超拔出來,不再僅僅基于個體所體驗到的精神現實來感知、描繪和思考宏大復雜的現實圖景,逐步從精巧、幽微、狹窄走向粗糲、宏大、開闊,嘗試探索一種既忠實于外部世界真實沖擊又敏感于作家內心法則,兼顧感性與知性、自由與關懷、責任與風度的小說詩學。
葉嘉瑩在分析杜甫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時認為:“天寶的亂離,在當時一般詩人中,唯杜甫反映者為獨多,這正因杜甫獨具一份擔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時代的血淚,都成為了他天才培育的澆灌,而使其有如此強大的擔荷之力量的,則端賴他所有的一份幽默與欣賞的余裕。”(22)比如《北征》由寫戰亂中的悲慘景象筆鋒一轉描摹幼女曉妝之嬌癡神態,《空囊》寫“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的艱苦生活仍不忘“囊中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詼諧幽默。對于當下的青年寫作而言,如何既具有“一份擔荷的力量”又不失“一份幽默與欣賞的余裕”,寫得既深刻又好看,既有思想又有故事,關鍵在于作家是否具備博大、均衡而健全的才情與胸懷。小說集《南方巴赫》體現了鄭小驢在這方面的自覺追求,比如《衡陽牌拖拉機》寫火雞看見拖拉機被烈焰包裹后的恐懼時,這樣形容他的眼睛:“白得如此耀眼,像兩顆剛剝殼的雞蛋”(23);又如《戰地新娘》寫現代婚姻的荒謬和困境,這樣敘述林曉冬夫婦的角色扮演:“他們扔下轎子就跑,林曉冬像只笨拙的棕熊,反倒跑在了最前頭,身后留下嚎啕大哭的新娘”(24)等,都體現了鄭小驢對“擔荷”與“余裕”的雙重承擔。
三
加速社會的敘事危機與“同時代人”的質詢
從視野和內容上說,小說集《南方巴赫》具有當下性、直接性、即時性,與現實的社會生活甚至新聞熱點事件構成同步關系。正是在這種躬身入局的寫作中,鄭小驢才找到了他的問題意識和肉體經驗,真切建立起他與時代既屬于又不完全等同的奇特關系。但他的興趣和目標又絕不是寫那些能引起社會轟動效應的問題小說或報告文學,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學意義上的辦法和出路也非他能給出,他始終思考和關切的是普遍的人性的變化及其現代性困境,他的寫作揭示的也是人在精神上的病灶和疑難,體現出敏銳強烈的現代意識和深沉的人道主義關懷。在這個意義上,他小說中所塑造的那些被充滿不義和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包圍的孤立、壓抑而絕望的個人,就是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現實或可能的處境。他小說中那種陰沉沉的文字和血淋淋的悲劇,在其根本上乃是精神的悲劇和存在的困境。
米蘭·昆德拉在評價卡夫卡時精辟地指出:“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經發生的,存在屬于人類可能性的領域,所有人類可能成為的,所有人類做得出來的。小說家畫出存在地圖,從而發現這樣或那樣一種人類可能性。但還是要強調一遍:存在,意味著:‘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須把人物與他所處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在卡夫卡那里,這一切都很清楚:卡夫卡的世界跟任何一個已知的現實都不相似,它是人類世界一種極限的、未實現的可能性。當然,這一可能性在我們的真實世界之后半隱半現,好像預示著我們的未來。所以有人說卡夫卡有預言家的一面。但即使他的小說沒有任何預言性質,也不會失去價值,因為它們抓住了一種存在的可能性(人以及他的世界的可能性),從而讓我們看到我們是什么,我們可能做出什么來。”(25)小說集《南方巴赫》中的人物與其世界有現實的投影但又不完全相像,也屬于“在我們的真實世界背后隱隱出現的”未實現的可能,而且“好像預兆著我們的未來”。具體來說,這種“可能”和“未來”就是當下社會普遍發生著的精神危機、價值混亂和意義真空。《南方巴赫》中18歲的金宏明出門遠行,在經歷艾米莉的誘惑和失蹤、表哥三島的虛偽和妥協、銣礦老板的兇殘和陰險之后,只能緊握方向盤沒有方向、也沒有目的地地一直開下去,陷入更深的精神迷惘;《戰地新娘》里在影視基地拍婚紗照的林曉冬夫婦臨時客串被鬼子發現的新婚夫婦,讀者從群演老王那充滿無盡嘲弄的目光中,可以讀出這對新婚夫婦“好笑的愛”以及他們“慶祝無意義”的心態;《一屋子敵人》里兩個從過去噩夢中掙脫的成年人由北到南幾經輾轉,最后卻發現不知何往,足見兩人生活的無聊和精神的空虛;《火山邊緣》里的“我”選擇放棄繁華的北京去遙遠的塞內加爾常駐,也是因為秋懷兩次宮外孕流產,讓“我”找不到生命的意義;《鹽湖城》中的劉明漢如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守廉一樣,為捍衛下崗工人的尊嚴而入獄,在出獄后不久又因無法落戶而重新走上違法犯罪之路,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喪失了對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信念或信心。這些人物的身上都透出一絲疏離和冷漠、一股狠勁和戾氣,他們的生活深受愛欲和激情的折磨,也充滿暴力和死亡,他們在道德倫理上陷入從善不得、避惡不能的悖謬,他們深深意識到自己的“無用”而且不可改變。鄭小驢面對堅硬、沉重而吊詭的現實,直面問題的根部和人性的幽暗,以冷峻亦不乏幽默的筆觸向讀者展現了“現代性的后果”,也透視出1990年代以來身處時代激變洪流中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鄭小驢筆下普通人深陷的精神、價值和意義危機,也指向了某種更為廣闊的形而上的敘事危機。自16世紀人類社會開始啟動現代性方案以來,隨著技術、社會變化和生活節奏的不斷加速,經驗的失效越來越快,單位時間內發生的行為和事件越來越多,時間的緊張和焦慮越來越突出,導致“被各個社會領域作為當下的相應的時間空間的縮短”,引起“現在的萎縮”(26)和對“現在”的恐懼。人們只能加速朝“未來”奔跑,去創造新的“現在”,也就是不斷生成新的“故事”,形成故事化的喧囂(比如充斥社交媒體的短視頻)。資本、信息和交際的高速循環,內在邏輯不過是敘事的生產與再生產,也是情緒和體驗的生成與再生成。由此,敘事完全被納入消費鏈條,不再負責意義輸出和精神療愈,波德萊爾的震驚體驗變成無關痛癢的即時點贊,體驗的豐富與經驗的貧乏恰相對照,“更快更高更強”的現代奧林匹克價值觀一統天下,世界在全球化的全方位趨同中日益變成同質化的“飛機場”。人們對文學提出的要求更多是宣泄和娛樂,輕閱讀、淺閱讀生態進一步助長了沒有意義深度的敘事的興盛(抑或危機)。敘事正在喪失它的人文性、超越性和確定性,不再像歷史那樣是一種擴充人的心量之學,無法為人們想象和重建“自我—他人—社會”的關系提供有效的認知裝置和內在支援,也就失去了它在提升人們對他人處境感同身受的敏感度上的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小說集《南方巴赫》具有鮮明的“反故事化”特征,鄭小驢的寫作也屬于典型的“反故事化”寫作,他對人的精神世界有隱秘的洞察、對現代人的靈魂救贖有勇敢的承擔,并以此拯救小說乃至文學的聲譽。他以“同時代人”的目光凝視自己在與時代的錯位和距離中感知到的黑暗,但“感知這種黑暗并不是一種惰性或消極性,而是意味著一種行動和一種獨特能力”,那就是“中和時代之光”(27),暴露其與黑暗、黯淡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同題小說《南方巴赫》的題記中,作者引用了“西方音樂之父”巴赫《馬太受難曲》中的第78分曲,似乎是想給艾米莉與金宏明的悲哀與痛苦提供某種安慰或救贖,讓一切罪與罰在藝術(音樂)中歸于平靜。問題在于,被物質、資本、技術、媒介、信息、算法重重壓迫的那些“太過勞累的身體”能尋找到“舒適的枕頭”和“靈魂的安息之所”,并“無比幸福地在那里安睡”(28)嗎?金宏明如何可能走出個人奮斗的神話,擺脫物質力量對人生的絕對控制,獲得團體生活的能力,避免淪為《可悲的第一人稱》中的小婁,《去洞庭》中的小耿,以及在兩年內把車載音樂從《哥德堡變奏曲》換成《兩只蝴蝶》、一度作為“小鎮青年”人生榜樣的表哥三島那樣的“個人主義末路鬼”呢?無論如何,寫作是“一條永無盡頭的道路,草木山河,冷暖自知,無需多想,只需默默堅持走下去即可,走得越遠越好”(29),就像金宏明在雪夜緊握方向盤一直開下去——即使沒有方向和目的地。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形成作家的“是其所是”,獲得在當下文學場域和文學史河流中的獨特性、差異性,并賦予作品以超越失敗宿命、刺穿沉重現實、搭建向上階梯的希望。正如愛爾蘭詩人希尼所說,“某個忠于職守的冥想者以他的理解為支軸,試圖承擔世界賦予他的那一份重量,了解到他自己雖不會擁有英雄道德或救贖意義”,可仍然愿意“去重復這種努力和這種態度,為微弱的火星引爆火花,忘記信仰,朝著好作品拼命努力”(30),于是又有了用小說反思小說的《國王先講》(31)。
注釋:
(1)鄭小驢:《80后,我們的路在哪兒》,引自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wh/pd/2011523/78704.shtml。
(2)〔比利時〕喬治·布萊:《批評意識》,第262頁,郭宏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意大利〕卡爾維諾:《美國講稿》,第139頁,蕭天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4)鄭小驢:《〈南方巴赫〉創作談》,“十月”微信公眾號,2023年2月24日。
(5)〔德〕韓炳哲:《透明社會》,第2-4頁,吳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6)〔美〕邁克爾·哈特、〔意大利〕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第250頁,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7)〔美〕諾姆·喬姆斯基:《媒體操控》,第56頁,王麗美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8)王堯:《文學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性”危機》,《文藝爭鳴》2023年第10期。
(9)李建軍:《提問模式的小說寫作及其他》,《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10)房偉:《當下青年寫作的“四種癥候”及其反思》,《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
(11)賀仲明:《時代之癥和突破之機——論當前青年作家的技術化傾向》,《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6期。
(12)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3)鄭小驢、張勐:《80后這代人總會有些主題沒辦法回避》,《名作欣賞》2013年第10期。
(14)〔美〕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第8頁,陳強、張永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15)〔美〕瑪莎·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第43頁,徐向東、陸萌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16)〔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第18頁,林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60年代斷代》,王逢振等編譯:《六十年代》,第2頁,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18)(23)鄭小驢:《衡陽牌拖拉機》,《南方巴赫》,第161、17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19)鄭小驢:《火山邊緣》,《南方巴赫》,第180-18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20)唐小祥:《當下寫作如何為1990年代賦形——以〈血色莫扎特〉和〈平原上的摩西〉為討論中心》,《當代文壇》2022年第3期。
(21)〔日〕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近代的超克》,第183頁,李冬木、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2)葉嘉瑩:《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詩刊》2024年第1期。
(24)鄭小驢:《戰地新娘》,《南方巴赫》,第14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25)〔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54-55頁,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26)〔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第469頁,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7)〔意大利〕吉奧喬·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論友愛》,第69頁,劉耀輝、尉光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28)鄭小驢:《南方巴赫》,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29)鄭小驢:《我的所來之路》,《青年作家》2023年第4期。
(30)〔愛爾蘭〕西默斯·希尼:《歸功于詩——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希尼詩文集》,第428頁,吳德安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31)鄭小驢:《國王先講》,《天涯》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