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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文化”到“文化出海”:《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 (1999—2024) 的話語變遷
來源:《新聞春秋》 | 高為 王潔  2026年06月10日08:14

摘要:本文以1999—2024年《人民日報》所有提及“網絡文學”的報道內容為研究對象,運用框架分析和批判話語分析對25年來共757個有效報道樣本展開歷時性分析,探究《人民日報》報道網絡文學的話語變遷,以期提供一種觀察網絡文學產業化進程的可能視角,揭示中國主流媒體對網絡文學進行話語建構的歷史邏輯及其現實啟示。首先,本文追溯網絡文學報道文本數量與態度的歷史變遷樣態;其次,分析網絡文學報道話語實踐中“文化使命”“技術驅動”“風險警示”“政策規訓”“社會互動”“經濟賦能”六大框架及其歷時性競爭格局;最后,本文分四個歷史時期討論了網絡文學報道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互動關系。

01 引言

199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涉及網絡文學的第一篇報道,稱其為“文學新天地”。2000年11月11日,第三篇報道將一些缺少內涵、隨心所欲的網絡作品稱為“貧血”作品,提出了對其價值的質疑。24年后,該報報道16部網絡文學作品入藏大英圖書館,20部網絡文學作品入藏歐洲各文化機構,將網絡文學定位為講好中國故事、建構國家形象的生動范本。這種從早期被視為生長在文學場邊緣地帶的“亞文化”到“文化出海最大的IP來源”修辭轉變,折射出中國主流媒體對網絡文學報道的話語變遷。

話語變遷并非簡單的媒介修辭進化,實則是在主流媒體的話語場域中構建起對網絡文學形象的新的意義網絡和文化期待。那么,長期以來主流媒體是如何報道網絡文學的?從早期的價值審視轉向如今的積極賦能,是什么力量推動了網絡文學報道的話語變遷?這種話語變遷又如何折射出主流意識形態對新興文化業態的整合與賦權?這一系列問題的探討不僅有助于厘清網絡文學話語建構過程及其歷史邏輯,提供一種可能的網絡文學發展歷程的觀察視角與敘事框架,也有助于以史為鑒,提煉這一變遷過程與邏輯對全球化語境下文化業態的創新發展及“出海”的當代啟示。

02 文獻梳理

(一)網絡文學報道研究

總體來看,目前尚未發現海外學者對中國主流媒體網絡文學報道的研究。我國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屬性、產業模式及海外傳播等領域的探討,而媒體報道研究較少,且對媒體對象的選擇只有《中國青年作家報》和《光明日報》。前者分析了傳統媒體報道網絡文學的策略,但歷時性視角缺失。后者展開了歷時性研究,但主要關注話語變遷的軌跡及其社會因素,未能將話語變遷與網絡文學發展階段動態關聯。

因此,對于媒體對象,本研究選擇了《人民日報》,其提供了我國社會對網絡文學的“官方意見”和“主流看法”,適合分析媒體報道話語中隱含的意識形態變遷。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擬綜合運用框架分析和批判話語分析,以期既能滿足1999—2024年話語變遷歷時性觀察的需要,又能全面系統反映話語變遷與網絡文學發展歷程之間可能的呼應關系。

(二)網絡文學發展歷程研究

主流媒體對網絡文學的報道話語并非孤立生成,而是與網絡文學本身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的發展歷程存在深層互動關系。在從文本的角度探析《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話語變遷的樣態與規律前,有必要對網絡文學發展歷程進行簡要綜述:一是為后續媒體話語變遷的階段劃分提供理論參照;二是有利于網絡文學演進脈絡與話語變遷軌跡的對比研究與相互印證。

學術界對中國網絡文學的歷史分期存在多元視角,但覆蓋時間相對滯后:Feng以技術迭代為主線,提出早期(1980末—2002年)、PC時期(2002—2010年)、移動時代(2010年及以后)的三分法;張海濤則根據代表作品的演進,將1998年《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發表視為網絡文學發展的起點,2008年《明朝那些事兒》等作品的出現標志網絡文學商業化成熟,指出近年來網絡文學進入精品化階段;何弘著眼產業實踐和政策因素,指出2003年VIP付費模式建立、2008年盛大文學資本介入、十八大后主流化轉向構成網絡文學發展三大拐點。

參考既有研究,本文綜合技術、資本、政策與社會互動等多重維度,初步將網絡文學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1998年至2003年:以1998年《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為起點,此階段Web1.0技術支撐BBS連載模式,創作呈現自發性和實驗性特征,由于缺乏二次傳播和話題性,網絡文學并未形成產業化規模,影響力一般。二是2004年至2013年:隨著Web2.0技術普及,2004年盛大集團收購起點中文網開啟資本主導時代,此后,VIP訂閱制成熟,類型小說井噴推動網絡文學規模化發展。三是2014年至2018年:4G技術普及推動網絡文學閱讀場景向移動端遷移,騰訊文學并購盛大文學重組閱文集團,IP全版權運營成為新的盈利突破點。2014年《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培育一批網絡文學出版骨干企業。四是2019年至2024年:頭部數字內容企業入局,網絡文學IP產業鏈成為泛娛樂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項政策密集出臺,IP開發與出海成為核心議題。

03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思路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把新聞報道作為一種特定的話語或文本進行分析,因為新聞話語不僅是客觀事實的反映,更是一種建構性力量。批判話語分析因其對“語言作為社會實踐”的關注,成為解剖媒體話語與權力關系的利器。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augh)提出的三維話語分析模型(文本—話語實踐—社會文化實踐),強調話語既是權力斗爭的場域,也是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工具。這一分析框架被廣泛應用于媒體報道研究,近年來被引入國內學界進行相關議題的媒體報道研究,如游戲報道話語變遷研究、明星報道批判性話語分析。有鑒于此,本研究從文本、話語實踐與社會文化實踐三個維度來分析《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的話語變遷。

同時,對報道文本進行框架分析是框架研究在傳播領域常見的路徑。這種分析把著力點放在“新聞通過哪些符號方式和表意實踐來建構社會成員的集體理解”,不把文本作為孤立的系統來考察,而是在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的場景中考察文本話語。在此意義上,框架分析和批判話語分析有著一定的一致性和適配性,但框架分析更側重于識別報道中具體的認知結構與敘事模式,旨在勾勒媒介呈現主題的穩定方式。

綜上,在對前述研究方法創新的可行性論證的基礎上,本研究綜合運用批判話語分析和框架分析的理論框架與方法論。微觀層面通過框架分析歸納提煉《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框架,三維模型則用于宏觀層面分析不同歷史時期是何種框架占據主導地位及原因。

2.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對研究方法的考量,本研究從研究問題出發來確定研究思路:文本層面,解析報道的數量分布與態度傾向,揭示“媒體如何描述”;話語實踐層面,歸納報道框架,通過考察報道框架的建構與競爭,剖析“媒體如何建構形象”;社會文化實踐層面,將話語置于政策、市場、技術與意識形態背景中,探討“話語如何與社會權力互動并重塑認知”。

(二)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與樣本篩選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作為數據來源,以1999年10月20日至2024年12月30日為時間范圍,采用“標題+正文”檢索方式,經幾輪測試后,最終選定4個關鍵詞——“網絡文學”“網絡小說”“網絡作家”“網文”。通過對這四個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初步獲取相關報道1036篇,經人工逐篇細讀,剔除重復項、與主題無關及非新聞報道樣本,最終確定有效樣本757篇。

2.類目建構與編碼規則

研究者逐一細讀了經過篩選的757篇新聞報道,逐一記錄其元數據,包括報道標題、發表日期、高頻關鍵詞以及原文核心語句,并進行人工編碼。編碼的類目是在細讀過程中逐步建構的,分為如下三類(見表1)。

3.信度檢驗

編碼工作由兩名編碼員獨立完成,分別為傳播學博士、新聞與傳播學專業碩士生。為確保信度,隨機抽取100篇樣本,然后收集兩名編碼員的編碼結果,依據Kappa一致性檢驗對每個類目數據進行信度檢驗。數據顯示,報道相關性Kappa=0.77、報道態度Kappa=0.66、報道框架Kappa=0.78,一致性可接受。

04 網絡文學報道文本:數量與態度的歷時性變遷

(一)網絡文學報道數量逐年增長,階段性特征顯著

本研究根據報道相關性將報道樣本分為“直接相關報道”和“非直接相關報道”。研究發現,直接相關報道占比53.6%(406篇),非直接相關報道占比46.3%(351篇);1999年至2024年《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數量整體呈現“低起點—波動上升—爆發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見圖1)。

1999年10月20日,第一篇與網絡文學直接相關的報道出現;此后,2000年至2008年間,兩類報道數量均處于低位浮動狀態(總量≤20篇/年,直接報道≤10篇/年),表明此階段網絡文學尚未進入主流媒體主要的觀察視野。2009年后,兩類報道同步進入快速增長期。2014年,直接報道數量上升至42篇達到峰值;有報道指出網絡文學由原生時代進入資本時代,但也存在質量問題和過度商業化傾向。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后報道數量進入高速增長期,年均報道量突破49篇——尤其是《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后,政策紅利推動報道量激增,體現主流媒體對網絡文學從“邊緣審視”到“有序發展”的話語轉向。2018年文化出海政策實施后,直接報道增速顯著高于總量增速(年均增幅達15%),反映出主流媒體對網絡文學的話語建構繼而轉向主體性關注,報道指出,“中國網絡文學有望成為與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齊名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拳頭產品’”。

(二)網絡文學報道態度變遷:負面報道先增后減

本研究將報道樣本的報道態度分為“正面”“中性”和“負面”三種。在分析態度時,依據詞匯情感、評價性語句、案例選擇對每篇報道進行綜合判斷。總體來看,中性報道在各個時期都處于高位(見圖2)。網絡文學報道初期數量較少,態度多為中性,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網絡文學這一新興文化形式的初步接受或觀望的態度。2001年8月18日,第一篇負面報道出現,指出在全球化與市場化沖擊下網絡文學魚龍混雜。之后負面報道逐漸增多,尤其是2002年至2006年間,負面報道比例顯著增加,主要集中于對網絡文學“泛娛樂化”“內容失范”的批評,反映早期主流話語對網絡文學的警惕。

2010年,負面報道開始激增,這與資本大規模介入網絡文學產業引發的商業化運作密切相關。網絡文學成為利益的“傀儡”與“走卒”,導致主流話語對其文化價值產生強烈質疑,如過度追求感官娛樂,忽視精神文化深度。2014年,負面報道以17篇達到頂峰。這一時期的報道不僅批評網絡文學的內容質量問題,還涉及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市場混亂等問題。

此后,負面報道比重總體呈逐步下降趨勢,中性和正面態度報道比重逐步增加。這一變化顯示媒體對網絡文學的“去問題化”態度傾向。2019年開始,正面報道態度占比持續高于負面報道占比;2022年,正面態度報道占比達46.5%,與中性報道態度(48.8%)基本持平。這表明網絡文學逐漸得到主流媒體認可,社會形象得到根本改善。

05 網絡文學報道話語實踐:六大框架及其歷時性競爭

本研究通過對757篇報道樣本逐一提取高頻詞匯、引用典型原文語句、歸納核心敘事,提煉出六大主導框架。

(一)網絡文學報道六大框架及宏觀命題實例

文化使命框架強調網絡文學在文化傳播、傳承和創新中的作用。例如,“網絡文學的出現不僅意味著新的文學形式和文學載體的出現,同時也是新的文化行為”;“作為深受公眾歡迎的一種網絡文化,網絡文學……可以為傳播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正面作用”。

技術驅動框架關注網絡文學與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的結合,以及技術對網絡文學發展的推動作用。例如,“以技術化道路開拓文學的審美空間、思想深度和人文價值,應該成為中國大陸網絡文學獲得質量提升的重要途徑”;“憑借這種匿名性帶來的開放性和虛擬性,網絡寫手得以自由地抒寫和發表”。

風險警示框架批評網絡文學中存在的問題,如內容低俗、缺乏深度、傳播不良思想等,呼吁對其加強管理。例如,“大量帶有色情、暴力的標題令人觸目驚心;天馬行空的想象背后是幼稚的解讀”;“一些作品基本道德界限模糊,到了混淆視聽的地步”。

政策規訓框架報道政府制定的與網絡文學相關的政策法規、行業協會對其的引導,強調政策制度對網絡文學發展的規范作用。例如,“對屢教不改者,將取消其相關許可直至關閉其網站”;“網絡文學表現出與傳統文學相異的特點,需要探索符合其特點的評價體系”。

社會互動框架關注網絡文學作為大眾娛樂和社會互動形式的角色,強調其在豐富人們精神文化生活和交往方式中的作用。例如,“深圳網絡文學創作活躍度位居全國第四位”;“網上創作與網上閱讀已成為很多人的生活常態”。

經濟賦能框架報道網絡文學對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的推動作用,強調其經濟價值。例如,“網絡出版年總銷售收入超過130億元,并帶動相關產業增加產值1500億元左右”;“網絡文學及其衍生的優質IP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價值,也日漸成為資本新寵”。

采納這六種框架的網絡文學報道和直接相關報道的篇數以及比例情況見表2。研究發現,歷年來《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最常用的框架是“文化使命”(42.4%),其次是“政策規訓”(15.3%)和“經濟賦能”(12.3%)。僅考察與網絡文學直接相關的報道,最常用的框架依然是“文化使命”,比例為33.9%。同時,“風險警示”“社會互動”以及“經濟賦能”框架占比最為接近。

(二)網絡文學報道框架的歷時性競爭

圖3以歷時性視角呈現了《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對六大框架的采納軌跡。顯然,“文化使命”成為貫穿25年的核心報道框架,基于意識形態塑造網絡文學作為“傳播中華文化新工具”的形象;而合計占比三分之一的“政策規訓”與“風險警示”框架在實踐層面上構成了官方場和輿論場對網絡文學合法性建構的手段。這實際上表明了官方對網絡文學的兩手策略:一邊用文化使命抬高它的地位,一邊用政策和輿論筑牢它的底線。

采納“文化使命”框架的報道在2000年首次出現,報道中提出“網絡文學會不會取代圖書文學”這一疑問,表明千禧之交社會對網絡文學的發展持審慎態度。以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為節點,“文化使命”框架采納頻次顯著提升,年均穩定在25篇左右,并于2022年達到峰值31篇。2014年前主要從吸引年輕人寫作、創作氛圍寬容開放等工具性角度報道網絡文學,之后的報道則更加強調其作為中華文化現代化、國際化表達的載體。

“政策規訓”框架首次見于2005年《人民日報》對網絡文學行業的監管報道,表明官方以制度化力量介入網絡文學生態治理。2014年該框架報道量達峰值(14篇),呼應當年“凈網行動”對“重災區”的專項整治。這一階段政策規訓呈現多元治理格局,報道分別從企業、作協、受眾等主體出發介紹治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有6篇報道均涉及盜版亂象,此類報道既揭示了網絡文學的產業危機,也為后續相關政策出臺奠定輿論基礎。

采用“風險警示”框架的報道最早出現于2001年,其占比在2001至2004年間相對顯著。這一階段的批判聚焦網絡文學的內容失范問題,如低質化、娛樂化傾向。報道認為“網絡文學追求的不是長久的感悟,而是片刻的打動”,將網絡文學定性為“快餐文化”,反映主流話語對網絡文學的價值檢視。2009年后,風險警示框架采納頻次顯著攀升,并于2010年達到峰值(17篇)。同年,起點中文網等頭部平臺完成資本化轉型,商業化壓力催生了流量至上市場邏輯,導致“三俗”等問題泛濫。近五年,采納“風險警示”框架的報道數量明顯降低,“風險警示”框架逐漸讓位于“經濟賦能”框架,反映了國家、社會與市場多重力量的博弈。

“經濟賦能”框架自2001年起步便與IP開發綁定,其核心邏輯在于構建網絡文學的全產業鏈價值。早期報道試圖驗證IP影視轉化商業模式的可行性。2002至2014年間該框架報道量迎來首個高峰,與同期“風險警示”框架相互交織。隨著網絡文學IP估值進入億元時代,2016年該框架報道量激增至10篇,呼應其時網絡文學IP全產業鏈開發概念的爆發,并逐步成為各方共識。至2024年,“經濟賦能”框架報道量維持歷史高位(10篇),聚焦出海、微短劇等產業聯動與生態融合。網絡文學已突破單一文本價值,成為激活文化消費新質生產力的關鍵紐帶。

“社會互動”框架于1999年進入公眾視野,其時正值網絡文學起步期,報道主要著眼其作為“大眾娛樂新玩意兒”的角色,“為商業邏輯下的文學愛好者提供新天地”。2010年后,晉江等平臺的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報道風向開始強調網絡文學“成為當代文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自娛自樂升級成全民參與。當然這種變化背后,也與技術進步密切相關,反映在“技術驅動”框架變化中,報道里越來越多提到網絡文學是新媒介催生的文藝新品類。“技術驅動”和“社會互動”兩種框架頻次趨勢較為一致,就像一對搭檔,一個負責造工具,一個負責拉人頭,“在不同媒介演繹方式與跨媒介互動之下掀起了一場無國界的全民閱讀狂歡浪潮”。

06 網絡文學報道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歷時性互動

網絡文學的媒介形象受到歷史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報道話語反過來也參與、幫助甚至可能左右社會對網絡文學的認知塑造、價值闡釋與集體理解。這一過程體現了網絡文學報道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互動。為深入剖析這種互動,本研究結合《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文本與話語實踐的演變趨勢,參照前述網絡文學發展的歷史分期,將1999年至2024年劃分為四個歷史階段。每個階段的報道在文本與話語實踐層面均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折射出其背后的歷史社會文化意涵。

(一)萌芽與爭議期(1999—2003):新生事物與道德恐慌

1999年至2003年,網絡文學報道數量較少,呈緩慢增長態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網絡文學處于萌芽階段,其作為新興產物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報道態度以中性為主,強調網絡文學的開放性和文化潛力。這一時期網絡文學多以免費閱讀為主,商業模式尚不成熟,傳統文學界對網絡文學的認知和評價存在分歧,部分人士認為網絡文學缺乏深度和藝術性,應加強引導和規范。因此,部分報道持負面態度,多從“風險警示”框架出發,批評網絡文學存在內容粗俗等問題。整體而言,報道折射出當時社會對網絡文學認知的初始狀態,大眾對其開放性與便捷性表現出好奇與初步接受,但傳統精英話語場域則對其社會與文化價值持懷疑態度,敘事模式隱含道德焦慮。

(二)爆發與規范期(2004—2013):野蠻生長與產業奠基

2004年至2013年,網絡文學報道的數量呈顯著增長趨勢。得益于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普及,網絡文學受眾群體不斷擴大,進而引發媒體更多關注。這也反映了網絡文學對社會文化和社會交往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從一個小眾文化現象走向大眾視野。2004年后在線付費閱讀模式為網絡文學產業化發展開辟了道路,2007年《誅仙》開啟網絡文學IP改編先河,2008年盛大文學公司成立,網絡文學產業基礎逐步奠定。這一歷史進程也被建構進“經濟賦能”報道框架中。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賦能”“技術驅動”與“社會互動”框架形成共振結構和蜂鳴效應,越來越多個體被吸附進來,規模化生產與社會化參與使得網絡文學創作水平良莠不齊。一些作者或平臺為了吸引流量、快速變現,對內容審核不嚴,導致大量低俗、暴力、色情等內容充斥其中,對青少年讀者產生了不良影響。更有甚者直接抄襲他人作品,2009年北京某法院受理的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是1999年的22倍。負面報道顯著增加,持續關注網絡文學商業化過度、質量參差不齊甚至與色情暴力關聯等現象。

這一階段的報道軌跡反映了社會認知結構的矛盾性:一方面,網絡文學作為大眾流行文化形態被視為具有經濟潛力的“新興產業領域”、愛欲勞動下的新消遣文學與進行自我書寫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另一方面,其負效應也成為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的重要關切。

(三)崛起與擴張期(2014—2018):政策入場與IP經濟

2014年負面報道達到峰值。一方面,反映社會各界對網絡文學野蠻生長的強烈擔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前期治理體系不健全,市場監管不完善等問題。“風險警示”框架進一步助推“政策規訓”框架的強化,《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關于推動網絡文學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制度政策陸續出臺,旨在進一步規范網絡文學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2014年“加快文化走出去”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網絡文學被納入對外文化傳播體系。2015年“互聯網+”行動計劃提出,網絡文學作為數字產業核心板塊,獲得國家政策傾斜與資源扶持。“政策規訓”框架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反映出制度供給與政策支持是這一時期網絡文學發展的重要歷史背景和驅動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文學產業化與國際化進程并非全然依賴政策引導。這一階段報道采納“經濟賦能”框架明顯增多,并倒逼“文化使命”框架的顯化。百度、騰訊等全面布局網絡文學市場,資本推動行業規模從2014年的45億增至2018年的130億。網絡文學IP被廣泛改編為影視劇、動漫、游戲等衍生產品,文化產業鏈趨于穩定并走向成熟。此外,市場輻射范圍突破國界。全球自發翻譯并分享中國網絡小說的海外社區、網站已達上百家,讀者遍布東南亞、美國、英國等20余個國家和地區。這種市場化文化勢能使得主流文化場域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價值:網絡文學事實上已演變為非官方主導的文化輸出先鋒。

在上述政治經濟文化圖景下,2014至2018年網絡文學報道的話語實踐表明其被標記為合規且有效的文化載體與經濟符號,話語權爭奪本質是國家意志和市場邏輯的階段性平衡;同時也表征社會認知的重大躍升,在文化吸引、情感共鳴、價值認同等多面向、多模態敘事中,公眾對自身的定位也“由亞文化部落向國家主流文化價值觀的審美共同體轉變”。

(四)出海與賦能期(2019—2024):文化出海與數字絲路

2019年至2024年是網絡文學邁向出海賦能的戰略升級期。2020年《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賦予網絡文學“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使命,2022年《關于推進對外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其稱為“走出去”的“數字文化產品”,為出海提供了合法性基石與政策性保障。與此同頻共振,報道持續將網絡文學定位為“文化出海生力軍”和文化自信名片,“文化使命”框架以壓倒性優勢(占比54%)成為主導話語。同時,頭部平臺加速全球化步伐,“走出去”模式的生態化進一步拓展了網絡文學出海敘事的話語空間。“經濟賦能”框架維持高位,聚焦網絡文學激活文化消費的關鍵作用。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產業資本的全球布局、技術賦能的多元形態、社會互動的媒介場躍遷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化自信社會共識,共同推動網絡文學成為文化強國敘事的核心媒介與“文化出海”的“數字絲路先鋒”。與前階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風險警示”框架在此時期報道中的占比銳減。這并非意味著問題完全消失,而是表明主流話語場域完成了對網絡文學的去問題化,負面報道讓位于對網絡文學相關議題積極取向的關注。

07 結語

話語變遷與歷史相互映照。本研究通過對《人民日報》25年來網絡文學報道的歷時性分析,發現其話語策略經歷了從“亞文化審視”到“國家文化戰略”的深刻轉向。1999—2003年的萌芽期,網絡文學被建構為兼具潛力與風險的“新生事物”,報道以中性態度為主,但“風險警示”框架暗含主流話語對其道德焦慮與合法性質疑;2004—2013年的規范期,資本介入、技術驅動與社會互動助推網絡文學規模化發展,負面報道占比攀升,“經濟賦能”框架與“風險警示”框架形成張力;2014—2018年的崛起期,政策入場與IP經濟推動報道框架向“文化使命”傾斜,網絡文學被顯現為“文化出海”的合規載體;2019年后的出海期,負面報道占比銳減,“文化使命”與“經濟賦能”框架協同主導,網絡文學被賦予“數字絲路先鋒”的符號意義,成為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媒介。

這一轉向的每一個歷史節點,都深嵌于媒體話語與社會文化實踐復雜的互相形塑之中。主流媒體既是權力意志的傳聲筒,也是意義生產的操盤手,通過放大“文化使命”與“經濟賦能”框架,弱化早期“風險警示”的批判性,最終將網絡文學錨定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敘事中。這種話語實踐不僅重塑了社會對網絡文學形象與價值、定位與作用的認知,更揭示了主流意識形態對新興文化業態的賦權邏輯——在規范中整合,在整合中賦能,最終使其成為國家文化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本研究歸納提煉的六大框架也是六種結構性力量的隱喻,它們的權力關系、互動模式和博弈態勢的動態演化不僅構成了《人民日報》網絡文學報道話語變遷的樣態呈現,也是網絡文學產業化進程的一種新的觀察視角和敘事框架。

話語變遷與現實相互映照。報道數量、態度變遷與六大框架競爭格局演化的歷時性交叉分析揭示了不同話語的權力關系從競爭、協商、耦合走向共謀過程中中國網絡文學產業化進程的動力機制。在與傳統文學和傳統文學出版的比較視野下,網絡文學因其社會互動與技術驅動優勢,贏得了更廣泛的大眾參與和更扎實的市場基礎;更因其經濟賦能優勢,在規范與警示中逐漸成為真正踐行市場化“走出去”的有效主體性力量,進而被官方意識形態整合并合理化為強國敘事媒介。這種多維整合性動力的缺乏恰恰是傳統文學與傳統文學出版業態面臨創新發展與“走出去”困境的原因所在。因而本研究的現實啟示在于:一方面,當政策導向、技術紅利、市場邏輯與受眾實踐形成共振時,傳統的抑或現代的、主流的抑或邊緣的文化業態便能通過合法性話語的層層建構,轉化為兼具文化領導力與產業競爭力的國家文化符號與形象標識;另一方面,文化業態的價值躍遷需要突破單一維度的合法性回應,通過頂層設計的戰略定力、技術革新的生態應用、市場邊界的突圍破圈、風險管控的動態平衡以及社會參與的價值共識達成,方能在全球化語境中實現從“文化產品”到“文化范式”的升級。

作者簡介:高為,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王潔,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23級碩士研究生(成都610039)。

基金項目: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下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研究”(2024MZD023)階段性成果;2025年度湖北省長江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研究課題(HCYK2025Y27)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