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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歷史與經驗出發 重新理解中國當代文學 把人當作閱讀對象
來源:文藝報 |   2026年06月05日08:25

4月25日,“他們的步履:當代文學中的制度與人——洪子誠《紀念他們的步履》《文學講史稿》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聯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李浴洋四位學者與會,圍繞當代文學制度流變、歷史化治學方法展開研討,辨析親歷經驗與文獻史料在文學史研究中的不同價值。研討進一步展望21世紀當代文學的研究路徑,倡導扎根本土文學史傳統,研判市場化環境下文學研究的走向,為當代文學研究帶來有益參照與思想啟迪。——編 者

李浴洋:洪子誠老師的新書《文學講史稿》圍繞當代文學制度的建立和演變展開,而《紀念他們的步履》書寫的都是和洪老師有過交往,同時也在當代文學史和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作家或學人。

印象中,洪老師還寫過一本《我的閱讀史》,在我的理解當中,“我的閱讀史”就是精神史的一個側面,它包括讀書,更包括讀人。洪老師非常鄭重地閱讀那些和自己在現實生活當中打過交道、有過交往的前輩和朋友,這見證了一種文學精神——我們不僅僅是師生、同事、同行,我更把你的生命、文字當作一個重要的閱讀對象,致敬并紀念你的步履。

我想先問洪老師一個具體的問題。這本書的書名來自書中的第一篇文章《紀念他們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位先生》,這也是近些年您的文章中影響比較大的一篇,您在里面寫了對自己有過影響和幫助的五位北大學者。您是在什么樣的契機下想到要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洪子誠:這五位先生都是跟我關系比較密切的。謝冕就不用說了,我經常開玩笑說沒有人敢說謝冕的壞話,只有洪子誠敢,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在訪談里也講過,我曾經在北大的當代文學教研室當主任,這是我這輩子當過最大的官,但是謝冕說:“我只當過副主任,比你還低一級。”他經常開玩笑:“我的職位從來都是副的,比如說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還有什么什么都是副的,從來沒有當過正的。”

樂黛云是我的老師,但是我沒有聽過她的課,在后來的交往里,我們談話的時間也不多,卻都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而且對我的學術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86年、1987年的時候,大家非常強調個人自由、個人的主體性,當時在北戴河的文學夏令營,樂老師糾正了這種看法,她寫過關于魯迅小說《傷逝》的一篇文章,談過無論在哪個國家,人的個性或者說自主性都是有限的。在討論“偽現代派”的時候,大家都認為中國的現代派比起西方的現代派來說是“偽現代派”,不是真正的現代派。當時我們有過爭論,樂老師問我是什么看法,我說我還是贊同一些批評支持“偽現代派”觀點的文章,她說我們不能這么早的就把自己規范、約束、規定起來。

這些學者在我的學術生涯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我認為,我們不能夠什么東西都從頭開始,而是要從一個學術原點出發,向深處開拓。所以就寫了這篇文章,詳細記錄這些經歷。

“思考是為了生活得更豐盈”

楊聯芬:洪老師的文學史研究,是基于一種生活經驗而進行的理性思索和探究。所謂的“基于經驗”,實際上就是說我們要盡量貼近事實。這個說起來容易,其實做起來也不太容易。我們從這本書里面看到有不少洪老師的當代生活經驗,他在寫當代作家、當代文學事件的時候,里面有一些是他經歷的——他是親歷者或者說他是旁觀者,這些我們都能夠非常直接地感受到。

基于經驗是一種很重要的姿態。近些年的當代文學研究有一種傾向,很多文學史的闡釋是基于知識,尤其是年輕學者,他們是從知識出發來想象歷史、闡釋對象的。但是,當代文學處于當代中國。因此,當代文學研究涉及的問題很復雜,如果知識生產受制于一定的條件,這種依賴于知識的文學闡釋有可能跟歷史感受是不一致的。洪老師的當代文學研究有一個好處,他是親歷者,他的研究始終貫穿他自己的經驗。

洪老師強調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對歷史化作了非常明確的定義。他說,歷史化就是觀察一個時期的文學狀況時,更重視作家作品產生的歷史情景,關心某些文學現象、思潮、藝術形式、讀者反應、評價的歷史條件,也就是說,你要把文學史的現象放到文學情景中去,避免孤立地作判斷。洪老師要做的是避免對文學現象進行非此即彼的價值評判。如果離開了具體的歷史環境,單獨對作品進行評價的話,審美的評價是可以的,相對來說也是獨立的,好看就是好看,寫得好就是寫得好,經典就是經典。但當代文學的問題不光是審美問題,還有很多其他問題。因此對當代文學的評價,確實應該辯證考慮。

李浴洋:洪老師以前用到過一個詞叫“自我考古”,就是你不要以為自己知道的都是對的,但是也不要假裝自己不在場,而是要把自己的經驗,甚至是不同時期的經驗問題化、相對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用你的良心去真誠面對那些值得討論的問題。

賀桂梅:實際上,洪老師有兩副面孔,一副是學者的面孔,非常嚴謹,這導致我們讀書的時候還是挺害怕他的。因為他說話都是有依據的,我們很怕說一句不靠譜的話就被洪老師狠狠打擊。另一副是詩人的面孔,這也是他長久保持學術創作力和思想力的原因。洪老師退休之后,他做了很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的詩人本性就暴露得越來越充分了。

洪老師是真正的文學家、知識分子,而不只是一位做知識研究的學者。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很少探討學術與人生、思想與生活的關系,這與其說是一個代際問題,更可能是一個人生境界的問題,就是說你做的思考和研究不是為了外在的東西,而是為了你活得更豐盈,你的精神更豐富或者是更敏銳。

洪老師在他88歲高齡時又迎來了一個新的學術和思想階段,這個階段和過去有承繼,但與此同時也有他這個時期的新視點。我們讀洪老師的當代文學史,都知道洪老師的每一句話都有依據。但是他現在的寫法更像一個文體家,也就是說他不僅在表達觀點和思想,他對文字的把握也是非常敏銳的,他寫作的態度,或者他說話的態度其實是比較放松的。盡管他談了一些大問題,但他會用一個看起來偶然或者是隨機的例子,把里面沉重的東西蕩開,所以讀起來非常輕松。像洪老師這樣寫作是非常幸福的,因為你的人生和思想是可以不斷往前推進的,可以想到、看到、體會到更多的東西。

閱讀我們的同時代人

李浴洋:洪老師為什么會對自己同時代的人如此敏感且持續關注?這是不是洪老師和時代發生關聯的一種方式?兩位老師都說到洪老師不是強勢介入、突入時代的姿態,可他又始終和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的歷程緊密交織,這里面也許有一個中介,就是同時代人共通的經驗和命運。

我也想借這個機會請教賀老師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最好的學生一定會把老師的功夫學到手,然后走出自己的道路。洪老師幾次寫當代文學史,都是在20世紀的范圍之內。在您看來,進入21世紀以來這20多年的文學,如果我們要閱讀、評論和研究,洪老師可以帶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發?在前人的基礎上,還可以走向何方?

賀桂梅:這個問題非常大。洪老師有今天的成就是有原因的,他非常勤奮,他一點一點從故紙堆里讀材料然后形成他的判斷。所以想告訴年輕的朋友們,不要以為有什么天才,所有的天才都偷偷下過很多功夫。只要你持續地熱情做事,一定會有成果。

關于當代文學的發展,我不知道這個判斷對不對,我認為洪老師是確立了當代文學學科規范的,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如果我們今天研究當代文學,不看洪老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不去讀他的《問題與方法》的話,我很難給學生描述清楚當代文學的基本輪廓。也就是說你要了解或者研究當代文學,或者說20世紀4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和基本問題的話,洪子誠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原點。

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市場化的背景下,再來思考21世紀這20多年的文學制度,它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新的文學參照,而且這可能是我們創造獨特的中國經驗的一個基礎,就是說如果我們忽視剛經歷的這20多年的話,我們大概只能跟著西方走,而重新思考這20多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來創造一條新的文學道路,一條符合中國的經驗、適合中國文學的道路。

李浴洋:確實如此。我還想說的是,無論是洪老師描述的文學史,還是他筆下的學人或者知識分子,其實都是以某種程度繼續“在場”的。所以,閱讀洪老師的著作,不只是讀學術專著,也是在和自己生命與記憶中某一個內在的經驗對話。

(整理:王泓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