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孤兒》:敘事織體與歷史的幽靈
在歷史之下,是記憶和遺忘。
在記憶和遺忘之下,是生命。
書寫生命卻是另一種歷史。
永未完成。
——保羅·利科
《昆明孤兒》是一部關于“講述”的小說,同時也是一部關于“無法講述”的小說。它以雙線敘事推進,將父一輩李木與劉雪梅暮年的恩怨情仇,與子一輩戲劇人李果及其女友小許創作先鋒話劇《昆明孤兒》的過程并置,讓讀者在現實與虛構、記憶與遺忘、述說與沉默的縫隙間,窺見記憶和遺忘與歷史搏斗的存在方式。小說的兩條線索如同兩股河流,最終在那個名為“昆明孤兒”的符號周圍形成漩渦,而這個漩渦深處,沉潛著關于歷史本質、記憶倫理、遺忘隱喻和先鋒精神的多重叩問。
小說的雙線表面上看起來互不交涉,李果很少將父母的家庭矛盾帶入劇場,劇場的成敗也未能解決父母的糾葛,但是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這兩條線包含著同一主題,那就是過往的歷史如何在個體生命中留下刻痕,以及,人們如何講述或者規避這些刻痕。因此,兩條線以一種類似音樂對位法的關系形成了豐富交錯的敘事織體,制造出微妙的共振,且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從結構思索意義的視角。
李木當年是馬甸軍馬場的青年,劉雪梅是隨父親谷子劉從昆明逃難而來的資本家千金。“文革”時期,劉雪梅因不肯與被稱為“特務崽子”的李木劃清界限而被下放到馬龍二分場勞動改造,在挖溝的苦役中流產。這段過往經歷被李木反復講述,卻始終語焉不詳,他解釋不清楚為何劉雪梅在他們老兩口進入暮年之后開始對他實施精神的冷暴力。讀者只能從父子倆斷斷續續的對話和回憶碎片中拼湊:事情的起因或許與劉雪梅的妹妹劉雪娥有關,似乎涉及李木的出軌和背叛。只是李木的講述充滿自憐、辯解和閃爍其詞,他將自己描述為受害者——“我道過歉了……我給她下跪了”,同時又堅稱“沒發生的就不是事實”。而劉雪梅則幾乎不說話,大多時候她只是冷笑,但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敘事力量,它像一塊巨石堵在李木滔滔不絕的講述中,讓后者的話語不斷打滑、失效。這正是對位法的有趣之處:話語過剩的父親渴望通過講述來固定歷史,而母親堅持用沉默瓦解了李木敘事的可信性。
李果與小許的劇場線,提供了另一組對位。在創作話劇《昆明孤兒》的過程中,小許不斷遭遇歷史的不可考和不可靠的戲弄:那個當年被全昆明人關注的況嘉年(小虎)究竟被誰收養?是周家還是鄧師傅與小菱角?他被何執事帶去了哪里?何執事為什么放棄教職隱姓埋名?小許查遍資料,走訪文史館、教堂、養老院,得到的答案相互矛盾、支離破碎。據稱是歷史親歷者的趙昆明面對詢問則干脆否認一切;而現實中,小許與導演藺非到底是什么關系,她為何向李果隱瞞真相,我們也不得而知。這些情節與前一條線形成了一種饒有意味的呼應:李木拼命想講述歷史但講不清楚,趙昆明卻主動拒絕了歷史身份的詢喚;李木的記憶充滿情感糾葛和自我辯護,趙昆明的沉默則是一種更徹底的姿態,他不僅不講,而且否認那段歷史與自己有任何關系。何執事當年帶他隱居時說過的話成了他一生的信條:“通向未來的辦法就是切斷歷史。”無論是李木的滔滔不絕,還是劉雪梅、趙昆明、小許的緘默或掩藏,都導向同一個結果,真相都懸而未決,兩條線索的歷史與本事就像一個永遠無法顯影的底片,被浸泡在顯影液里,卻始終只是一團模糊的影子。
小說中有一幕寫得動人:在林慧的指引下,小許和李果前往向日葵養老院尋找趙昆明。老人開門后很抗拒,他反復說“你們找錯人了”,一直到小許用一小包叮叮糖喚起他某種幽暗的童年記憶時,他才勉強允許他們進屋。這個情節蘊含著關于記憶倫理的思考:我們是否有權喚醒一個人刻意遺忘的記憶?小許強烈地想找到小虎,因為她相信歷史不該被遺忘,她想要用一個幸存者的親口講述來賦予戲劇以重量和真實性,但當老人在她面前否認一切時,她忽然意識到,她想要的故事,可能是別人用一生來躲避的東西。就像林慧在茶室里對小許說的那番話:“你們到處找他、打聽他,難道不是讓他做回他自己?不是讓他做回昆明孤兒況嘉年?”敘事的行為在此暴露了它的雙重性:它可以是一種權力,讓遭遺忘者重新被看見;但它也可能是一種侵犯,打破了被訪者用一生完成的自我隱匿。
保羅·利科有本不太好讀的書叫《記憶,歷史,遺忘》,其中最有啟發的地方是利科對遺忘的理解,他認為遺忘不應該被當成一種病或一種功能障礙,而應被看作“無法被記憶之光照亮的陰影”,實際上,“遺忘給予深度的觀念以一個新的意義,記憶現象學往往根據深度的一個橫向格式而把它和距離、遠離等同起來;遺忘在生存層面上提出的,是類似于縱向深度的隱喻所試圖表達的深淵化的東西”。這句話不太好懂,所謂的“縱向深度”關注的大概不是認知上的清晰度或模糊感,而是關乎存在本身,就像在面對極致的苦難時,遺忘提供了記憶語境根本無法覆蓋的沉默的深度,因此,遺忘絕對不是記憶的對立,而是個體在滔天的歷史洪流中,為了托住搖搖欲墜的生命,主動做出的自我保全。利科的觀點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昆明孤兒》,小說之所以沒有將“必須銘記”的倫理強行套在每個親歷者身上,原因正在這里吧。每一道被歷史刻下的傷口都有自己愈合的節奏,有些人靠反復摩挲傷口確認自我的存在,有些人只能靠遮蓋傷口才能走完剩下的人生。這種對個體選擇的尊重,彰顯了小說的敘事倫理。
陳鵬素來對先鋒文學有著不忘初心式的忠誠,《昆明孤兒》自然少不了“先鋒”。事實上,“先鋒”二字在小說中也是高頻出現,它們不僅是小說主人公念茲在茲的情懷堅守,也構成了小說情節內容的一部分,更隱含著一種對“先鋒”概念的延伸性思考。換言之,在小說中,“先鋒”至少包含三重指向:是李果劇場的美學標簽;是小許作為編劇的藝術信條;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存在態度的隱喻。
與陳鵬早期一些小說不同,《昆明孤兒》的先鋒并未停留在對庸常和平滑美學的“對抗姿態”上。固然,在李果和小許的理解中,先鋒的實踐需要一些讓觀眾感到冒犯的形式,比如八分鐘的靜場、非情節化處理、拼貼式結構,但“骨子里的先鋒”不是徒有形式,而是對人物的深層理解方式。就像小許在編劇時,堅持給何執事超長的內心獨白,因為他內心的糾結、他對小虎命運的焦慮、他對那段歷史的疼痛和鄭重,只能通過長時間的獨白才能承載,任何戲劇化的處理都會讓這份復雜變得輕浮。更微妙的先鋒表達則來自趙昆明的命運本身。他被何執事帶到鄉下,隱姓埋名,與世隔絕。一個曾經登上報紙的抗戰明星,就這樣成功地從歷史中消失了。從世俗的眼光看,這是何執事用一個神父的遠見和政治敏感保護了孩子;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何執事的選擇是激進的:他不僅拒絕了聚光燈,還摧毀了被聚光燈照亮的身份本身。這是一種比任何前衛戲劇都更徹底的先鋒姿態,如果說李果是在用戲劇對抗遺忘,那么何執事和被他培養成趙昆明的小虎就是在用遺忘本身作為存在的姿態。
小說最后,李果獨自坐在空蕩蕩的劇場里,看著舞臺上幾乎為他一人演出的《昆明孤兒》。這個場景寂靜到令人悵惘,卻又充滿一種奇特的莊嚴。臺上的何執事說出最后一句話:“你會記住今天的,今天,1947年9月17日。”而臺下,小許的手輕輕遞過來,捏了捏他的耳朵。劇場空了,觀眾散了,票房大概仍無起色,但某種東西被記住了,被傳遞了。這不是成功,也未必是失敗,而是在一種近乎荒蕪的狀態中堅持做一件事的心力,或許這正是陳鵬所理解的“歷史之為歷史的可說與不可說”的真意,也是先鋒在這個時代最艱難也最珍貴的姿態,不是對市場的傲慢拒絕,而是對復雜性的忠誠守護。這本身,就是一種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