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聞道:在場敘事的多種可能性
應該說,任何文學形態的敘事,都有多種可能性,在場主義更是。
所謂“更是”,首先是因為在場敘事與書寫對象有更緊密的關聯。毋庸置疑,一切文學敘事都是以“事”為基礎的,而作為客觀存在的“事”,本身就具有多樣性、復雜性、深刻性。這為文學敘事的多種可能提供了堅實基礎,但能否讓可能成為現實卻是有區別的。在通常情況下,作家與對象世界在敘事結構中處于主、客體關系,再貼切生動的敘述,都是敘事主體對客體的藝術“呈現”,兩者之間存在一個“結構”的中介。而在在場敘事中,由于作家主體是“在場”的,與敘事對象處于同一場域,敘事當然地也就“面向事物本身”,成了作家通過文字對包括自我和對象這個“場”發現維度的指證;敘事流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形象,自然也具有了“經驗的直接性”。
其次,意義的無限性與認知的有限性,決定了敘事的無限可能性。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個作家培訓班上,我受主辦方之邀,向與會作家介紹在場主義。我在現場做了一個關于在場寫作多種可能性的小游戲。當時班上有47名學員,我說如果讓我們今天在場的每位作家寫一篇散文,內容就是今天的這個文學講座,最終你會驚訝地發現,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兩個,且有好有中有差;再進一步推演,擴展到470人、47000人,甚至更多,結論依然。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完全相同,敘事結果卻如此千差萬別?何為真相?最后,我得出三點結論:其一,任何一個存在,大到家國大事,小到老婆婆出門買菜,其包含的意義都是無限的,關鍵看你如何去發現更深刻、更有價值的意義;其二,存在意義的無限性,決定了在場的多種可能性,并進一步決定了在場敘事及其意義發現的多種可能性,從更好地“講好一個故事”到更好地“構建一種意義”,不只是在場的寫作方法論要求,更是在場的哲學本體論指向,甚至是衡量是否真正在場的重要標準;其三,任何一個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聯系的,每一個人對世界的認知總是有限的。既然如此,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謂在場,就是一場在發現路上的逆旅。
再次,存在的發展性、變化性,決定了在場敘事的多種可能性。“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用非常簡潔的語言,概括了關于世界運動變化的思想——時間不居,一切在變。這既為在場敘事多種可能性提供了“動能”,又提出了客觀要求:面對紛繁復雜、變化無常的世界,或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的“難以界定的范疇”,敘事如何進行?顯然,唯一的途徑還是在場,即以貼近對象的靈動多樣的在場敘事,適應變化的對象和不確定的世界。就散文而言,在場主義提出的“散文性”的“四個非”特征及其所倡揚的自然、自在、自由精神,正是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性回答。其中:非體制性指向自由精神,非主題性指向多維意義,非完整性指向片段經驗,非結構性指向散漫靈動。就其他文學樣式而言,怎樣才能讓在場敘事的多種可能性得以實現,讓每一個作品都成為作者對“這個”變化的“存在”對象的在場感知、體悟、發現和書寫結果,都是作者獨特個性經驗對“存在意義的顯現”的最好實現形式,還尚待探索。但有一點似乎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沒有結局就是最好的結局,讓靈動的敘事留下更廣闊的審美空間;留白不是殘缺,是世界不確定性的存在真相。“一些符號更具有威力、更普遍、意義更深遠,因為它們是空的。”只有這樣,才可能讓一種評論所說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成為可能,才是靈動的在場。
還有,語言的張力,也決定了在場敘事的多種可能性。任何體裁的文學敘事,都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正如凱文·奧頓奈爾(Kevin O'Donnell)所言:“無物在文本之外。”所謂創作,就是作家通過語言羅織敘事流,構建自己心目中“文學的理想世界”,并讓生命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存在的真相,在這個“文學的理想世界”中顯形。這正是文學的功能,也是在場敘事的價值指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才指出:“語言是存在之家。”那么,語言如何通過在場敘事,表達世界的多樣性、復雜性和變化性,關鍵在于語言的張力。所謂語言的張力,就是指語言在敘事中所呈現出來的內在表現力、沖擊力、擴張力和審美性,它使存在在場再現、意義超越字面,引發讀者的深度聯想和情感共鳴。其核心功能是通過敘述、沖突、留白、比喻等手法,在有限的文字中蘊含豐富的層次感、內涵性,增強感染力與讀者參與感。語言的張力,既要求蘇軾所說的“辭達”,也要求“言有盡而意無窮”,通過語言構筑的敘事流,實現維特根斯坦所說的“通過讓句子記號中的元素對應于思想的對象,句子得以表達思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楊文豐與耿立先生,都是“在場主義散文獎”的獲獎作家,對在場寫作與研究早已有積極的投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其中,楊文豐是把魯樞元先生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生態學三分法”“三態理論”和肖云儒先生“三態同構”理念引入生態散文創作與研究,并創建“大生態散文‘三態同構’”思想的第一人。事實上,以“介入當下”為旗幟的在場主義,和以生態道義為擔當的“大生態散文”之間,存在天然的內在關聯。在場書寫如何介入大生態,或者說大生態文學如何在場,以及“大生態散文”在場書寫的多種可能性等等,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前沿的文學課題。本期本欄刊發的欄目主持人與楊文豐老師《在場:“大生態散文”的“三態同構”》的專題對話,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不乏積極而新鮮的見解,供各位感興趣的朋友交流。
同樣,耿立的《在場主義散文的價值重估》,從在場寫作與研究的切身體驗出發,結合對在場主義源頭理論的追溯、對在場主義開辟的話語空間的審視,以及對在場文本的解讀,實證了在場理論創新在當下語境下的特殊意義,以及為后續的“非虛構寫作”“個人史散文”和“素人寫作”等提供的理論與實踐資源,對當代散文突破“做小做淺做空”困境、重建精神高度與擔當意識提供了重要啟示;而在場主義關于“散文性與在場精神完美融合”的審美取向,更具不可忽視的滋養中國散文發展核心遺產的文學史意義。
無疑,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是探索在場敘事多種可能性的有益收獲,也是對在場主義理論建設的積極貢獻,彰顯了在場主義的強大活力及在當下語境下的特殊意義。
【作者簡介:周聞道,作家,經濟學家,中國散文學會理事,華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樂山師范學院客座教授、“在場主義文學創作研究中心”顧問。已出版散文和非虛構文學作品15部460余萬字、文藝理論評論作品3部80余萬字、經濟學專著3部100余萬字,主編在場主義散文流派專著38部1160余萬字。獲四川文學獎(兩次)、冰心散文獎、孫犁散文獎、劉勰散文獎、中國報告文學獎、中國新散文獎、西部散文獎、蘇東坡文學藝術獎等。作品被收入多個版本的《大學語文》、人教版高中教輔材料及數十種全國性散文年選、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