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華鵬:小說依然是我們嚴肅思考的方式——讀廢斯人小說集《抵達森林中央》
廢斯人的小說值得我們去談論。這“值得”二字里包含了多重意味:意味著廢斯人的寫作有了一定的藝術重量和正在形成自己的敘事風格;意味著廢斯人的寫作有了時代的某種樣本性——嚴肅文學在這個視頻時代的存在形態;也意味著廢斯人的寫作存在某些需要警惕之處。
就是說,在個人創作實績、時代樣本和未來可期待等方面,年輕的寫作者廢斯人都可圈可點,他的小說在個人寫作與傳統經典的嚴肅文學和與文學的當代命運之間形成了某種聯系,構成了某種對話,故而這種談論因其兼具個體性與普遍性而有意思和有意義。
廢斯人,一個面龐清秀、干凈,尚留有學生氣的90后小伙子,生長于大別山南麓的湖北黃岡羅田縣。童年有些沉默、孤單,常發呆,有一個不識字但擅長講故事的奶奶。愛讀書,抓到什么書都讀,無論網絡文學還是古典名著。在縣城讀到高中,之后外出讀大學,畢業后再回到縣城工作。生活中靦腆,善于傾聽,敘事念頭勃發,不寫出來不舒服、不暢快。2018年開始寫嚴肅小說,發表幾乎沒遭受什么困難和障礙,被大刊接納,出版作品集,獲得一些獎項。喜歡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的小說。
我沒有見過廢斯人,見過他的照片;我與他沒有交往,讀過他實誠不耍花招的訪談,因此“拼貼提煉”出廢斯人這一寫作小傳來。可以看出,這似乎是一個人成為寫作者的必然路徑——許多作家傳記告訴我們他們總有個孤單、發呆的童年,有個擅長講故事的長輩,愛閱讀等等之類的掌故;這也似乎是一個寫作者難得且幸運的寫作道路——沒有無休止的足以擊潰寫作信心的退稿和作品發表出版受阻帶來的煎熬。
對于一個年輕的小說寫作者,這一切都是必然和幸運嗎?也許。隨著寫作的持久和深入,真正的艱難或許才剛剛開始。
一、找到了自己的敘述聲音和藝術感覺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兩個概念:自己的小說和他者的小說。
我說,當一位小說寫作者鋪開紙筆或打開電腦開始寫作,他便無可奈何地被推入兩個寫作陣營,要么寫著“他者的小說”,要么寫著“自己的小說”。有的人終其一輩子都寫著“他者的小說”;有的人完成“他者的小說”的模仿和訓練之后進入“自己的小說”,這樣一些人無疑是幸運且值得鼓掌的;有的人從提筆起始便寫著“自己的小說”,但風險暗存,“自己的小說”如果沒有成長,沒有進入藝術的高級階段,也不足為道,終將淪為小說戰場的炮灰。可以這么說,每一位被銘記的大作家無一不是以“自己的小說”行走紙上江湖,寫“他者的小說”雖然也能寫出榮耀的作品,但終因原創性缺失淪為二流三流;對小說敘事邊界的突破或者對小說這一文體的重新定義無一不在“自己的小說”中艱難完成。
“自己的小說”意味著那種散發獨特氣息的題材,城市的一角或者山里的某個村莊,故事、人物與作者的生活記憶、內心成長融為一體,變成一個異質于同行的寫作對象,由此呈現出來的具有較強辨識度的題材,甚至多少帶有一些陌生感和模糊性。
“自己的小說”意味著小說具有的獨特的敘事形式和敘述腔調,是那種一部作品克服了形式障礙和敘述障礙之后所形成的表達上的個性和氣味,可以理解為短時迸發的靈感和長久形成的風格的混合體,無疑,它們都烙上了區別于他者的“某某”印記。
“自己的小說”意味著某種藝術空間的拓展甚至獨造,即小說呈現出來的獨特的藝術追求或藝術氣質——講述一個爽感十足的奇幻故事?塑造一個典型人物?張揚一段深沉的情感?亦或表達一種哲學思考?或者僅僅呈現一種生活的體驗感或氛圍感?創造一個文學意象?或者發現生活的某種新形態?都有,或者都沒有,呈現了那種微妙的說不清道不明但分明感受到了的內心現實與思想波瀾的小說。
“自己的小說”意味著還沒有被寫出或正在被寫出的那種“天外來客”般的作品。
總之,所謂“自己的小說”是那種有著一切野心、一切不一樣、標識著自己獨特性和唯一性的但又觸摸到了藝術敏感地帶的小說。
由此來看廢斯人的小說——至少在我讀到的短篇小說集《抵達森林中央》中——可以看到廢斯人寫出了自我標識很明晰的“自己的小說”。六七年的寫作歷程里,他一起筆似乎就很“自己”,自己的敘述腔調和自己的藝術感覺,一下子就找到了,沒費什么力氣。從寬泛或大而無當的角度來解釋,這與天生的小說才華有關,屬于上蒼的惠賜,與多么努力和多么長時間的訓練無關。很多人寫小說多年,始終都在小說門外徘徊,找不到敘述和藝術的感覺,唯一原因是才華的缺席。
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廢斯人有小說的才華。如此說似乎有些陳詞濫調,因為小說才華這個詞已經被任意揮霍而貶值了。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鄭重其事地用到廢斯人身上。進入他具體的作品,這種才華能得到確證,是否寫著“自己的小說”也能得到確證。
在廢斯人的小說中,我們能與兩種難能可貴的小說特質相遇:一是自己的敘述聲音;二是自己的藝術氣質或曰小說特質。
廢斯人小說的語言與我在照片中見到他的形象一樣,簡潔,清爽,利索,這簡潔利索里既包含了有效的敘事信息,又包含了事物之間聯系的多樣性,所謂的簡約不簡單。他喜歡用短句子,節奏分明,舒緩又緊張地往前推進,敘事的信息飽和度和節奏的跳躍性把握自然而勻稱,有時如舞蹈中的慢三,有時如慢四。如此下來,他的小說便有了自己的敘述節奏和氣息,自我的敘述聲音也就在小說中響起了。
任意選擇一段來讀讀吧。
每逢農歷十五,林爺都會下山,到鎮上買些米面油鹽。這天林爺起得早早的,騎上摩托車趕到集市,果不其然,賣魚丸子的攤位前圍滿了人。過了立冬,正是吃魚丸子的季節。養了一年的草魚,膘肥肉厚,將魚肉剁碎,和著面粉、姜、蒜制成魚丸子,簡單的加工保留了魚的鮮味,山民用來燙火鍋,或者煮魚丸湯。鎮上就花嬸子一家賣魚丸子,新出鍋的魚丸子冒著熱氣,被倒入鋁盆中,一陣哄搶。不一會兒一鍋魚丸子就被搶完了。見這架勢,林爺怕是搶不過。好在他跟花嬸子是熟人,于是將半個身子探進人群,大聲喊了一聲花嬸子。
花嬸子忙中應了一聲,會意地說:“曉得,曉得,你待會再來,現在人多。”
——《抵達森林中央》
這一段寫林爺下山到集市買魚丸,一個熱氣騰騰的爭購魚丸的場景用不足三百字就描繪出來,里面藏著敘述法則。句子結構簡潔,主謂式,少有形容詞副詞修辭,確保充足的敘事信息量,每一個句子都沒有踏空。敘述節奏上,是“停——進——停——進”的節奏,陳述交代(農歷十五,林爺都會下山)——敘事推進(騎車到集市,魚丸攤子)——陳述交代(魚丸做法)——敘事推進(魚丸被搶買完)——敘事矛盾展示(林爺搶不過,直接找花嬸子)。哪些信息需要呈現,哪些需要省略跳躍,出自作者的無意識。好的語言除了傳遞信息以外,它還暗含人物性情和呈現深層關系,即話里有話,話外有音。比如場景末尾,林爺和花嬸子間短促有力的對話,既可以看出他們之間關系友好,也可看出花嬸子性格直爽。
簡單分析即可看出廢斯人的小說語言很出彩,信息的有效性和前后句子間的張力感并重,整個敘事保持在舒適的緊張感中,讀來舒服且吸引人。整部小說集讀下來,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幾乎保持了這種敘述聲音和氣息。當一個小說家擁有了這種語言能力,他的寫作便有了許多可能。
另一方面,隨著我們對廢斯人小說閱讀量的增大,他小說的藝術氣質也如山間的霧靄一般朦朧模糊地浮現出來。它們是什么呢?穩當流暢,輕逸朦朧。
他的故事和人物多來自日常生活,有意無意間避開了大開大闔的傳奇人事,有現實的穩當和流暢,而對故事和人物的藝術處理——某個主題在精神層面的探究——卻是輕逸朦朧的,以四兩撥千斤之力進入精微復雜的內心世界,讓小說呈現出一種朦朧中的余韻和輕盈中的翱翔之美來。
小說的輕逸之美,源自卡爾維諾提出的一個概念“輕逸”,他認為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它在減輕詞語的重量、對微妙世界的描述和抽象概括、文學象征意義等方面上,應該輕逸得“像一只鳥兒,而非一根羽毛”,有帶領讀者飛升的力量。小說的朦朧之美,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藝術是對不可言說之物的言說,它總是模糊、游離、多維的,因而有一種朦朧之美。
讀《抵達森林中央》這部集子,你會驚訝地發現里邊百分之七十的小說的氣質都如此相似,現實敘事層面它們穩當流暢,精神敘事層面流溢出一種輕逸朦朧之美。
比如《回收村莊》中,藝術的難度在于如何將一個從監獄出來、內心無比沉重和絕望的男人拯救出來,如何在這種現實的“重”中寫出“輕”來?作者的處理堪稱完美,讓這個男人回到森林中,拆除村莊后村莊變成了森林,他讓森林像監獄一樣再一次囚禁自己,沒想到這既是一個男人的贖罪,也是一個男人的自我修復——他唱野山腔,他睡在大樹上。從此森林收容了他。這完全是卡爾維諾倡導的一種輕逸之法的處理。但是讀者會追問自己:這個男人真的能走出來嗎?逃逸在森林里就能與世隔絕嗎?小說的內心拯救題旨變得朦朧模糊起來。
再比如《塔之上》,進藏途中的一個小村莊里,一個流浪漢拾荒建造了一座奇異的白塔,謎一樣的人物和謎一樣的塔讓小說在信仰與追求等主題上顯現出巨大的象征意味來,具有一種輕逸之美。小說后半部講述成為網紅地的白塔被地方部門拆除,建造新塔推廣旅游,這種虛空的輕與小說后半部現實的重對比起來,小說的解讀維度豐富起來,小說也朦朧起來。
我以為,《抵達森林中央》里,寫得最憂傷的數《抵達森林中央》《回收村莊》;寫得最有仙氣的數《懷民亦未寢》《自由而熱烈的云》;寫得最沉郁的數《父子拳》《筆錄》……無論它們有多少個側面,它們都有一種輕逸朦朧的藝術氣質。
廢斯人“輕逸朦朧”的小說氣質是如此貼近偉大的佩索阿的幾句詩:輕輕地訴說,因為這是生活/這是生活和我對生活的意識/……帶著被縛的翅膀飛行,我們蹣跚著/穿過世界,一張橫貫深淵的蜘蛛網。
二、小說依然是我們嚴肅思考的方式
九十年前,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宣稱,講故事的藝術正在走向終結,因為報紙的普及,經驗貶值了,因為任何事情都被解釋得透透徹徹,而小說誕生于陌生的經驗和孤獨的個人。
六十三年前,評論家喬治?斯坦納在《梅里美》一文中指出:每一刻,從報刊、廣播和閃爍的熒屏中,信息像雪崩一樣傳來,吸引了我們散漫、膚淺的注意力。作家的想象力已經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實。小說沒落了,正在受到批量制造的通俗作品威脅。
三十六年前,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在她的電影隨筆《綠眼睛》一書中寫道:電影的成功根植于寫作的潰敗,電影決定性的魅力,在于它“對寫作的屠殺”。
這三條信息羅列于此說明了兩點,第一,報紙普及、電視進入家庭、電影成功,傳播媒介每轉變一次,嚴肅小說的閱讀和寫作隨之潰敗一次,生存空間縮小一次。第二,小說這門古老的敘事藝術在20世紀的時間洪流中,從來沒有停止命運的動蕩。
時至今日,這個催生了令全民狂歡的短視頻、短劇、網絡文學等新大眾文藝的無所不能的數智技術時代,似乎正在讓嚴肅小說的命運遭遇更大的顛沛,數倍于過去的擠壓力量沖向它。至于杜拉斯所言的“對寫作的屠殺”的殘酷程度,倒還沒有如此聳人聽聞。
但是你寫了就像沒寫,你發表了就像沒發表,沒有人看見這一切,沒有讀者呼應這一切。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默默無聞的嚴肅寫作者面臨的殘酷現實和留下的孤單背影。
年輕而有才華的廢斯人們就在這樣一個時代寫著,帶著對小說這一偉大文體的崇敬而寫著。每每讀到他們的作品,看到他們勤奮努力朝著小說理想的方向前行,再看看這個時代給他們的待見,我就為他們的寫作捏一把汗,能堅持下去嗎?能跨過這第一道寫作信心的坎嗎?還有第二道那來自經典作品的影響和焦慮的坎呢?還有第三道獨創一個自己的小說世界的坎呢?如何跨越?
不過轉頭一想,在20世紀寫作的那些人呢,如卡爾維諾、巴別爾、福克納、卡佛、馬爾克斯、奈保爾等等,他們不也是面臨寫作環境和文體嬗變的巨大難度嗎?
所以,真正的寫作沒有容易的。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今日寫作除了外部環境和傳播媒介發生巨變以外,小說自身也隨之發生變化。
一是小說的存在價值或者說功用發生變化。嚴肅小說曾經廣受大眾歡迎的消遣娛樂、膚淺的情緒撫慰、知識提供等功用如今被新大眾文藝或AI技術接管,小說不得不變得純粹而深邃。這種純粹和深邃并非憑空產生,而是承續偉大小說幾百年積淀下來的精神遺產和文明價值,它成為我們認識自己和世界最美妙的方式之一,是我們在這個熱鬧世界安靜沉思的方式之一,是我們嚴肅思考人類大問題大事件的方式之一。世間總有些嚴肅問題需要探討,我們的欲望、恐懼、孤獨、脆弱、愛戀、隱痛、歡喜等等,一切關于自己關于時代關于世界的真相都需要去嚴肅討論,而這些問題沒有統一答案,只有啟示,小說無疑是最理想的思考方式。正如米蘭?昆德拉賦予小說家的一個深刻使命:(小說家)“是一個發現者,他在摸索中試圖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一面。”著名電影導演塔可夫斯基說:“作者只有不斷思考生命的價值、存在的價值,真正的藝術才會出現。”
二是小說寫作內部也發生變化。陳寅恪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真正的小說寫作不會迎合時代,不會如春天的垂柳一樣順應時代,小說寫作的策略、內涵和邊界永遠在藝術價值的最大化值區間變化。對于網絡時代的嚴肅小說寫作,評論家和作家都給出了預測,喬治?斯坦納說:“面對動蕩廉價的情感,小說藝術朝內轉。它力求用高難度的技巧吸引我們的注意。語言豐富,形式多元。”卡爾維諾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小說輕逸、精準,內容多樣,有戲劇般的吸引力。毫無疑問,這些預測給我們今天的寫作提供著諸多啟示,“戲劇般的吸引力”讓我們的小說去與短劇短視頻爭奪讀者;“小說藝術朝內轉”暗示小說必須去超越并創造新的經典。
如果我們將廢斯人的小說置于這兩種變化中打量,我們驚訝地發現他的小說幾乎暗含了這個時代對嚴肅小說期待的某種樣子:有著迷人的沉思性和強大的敘事吸引力。
《抵達森林中央》和《回收村莊》這兩篇作品都在探討一個大問題:一個人如何與內心的孤獨和解。每個人內心深處都藏著一份孤獨,但年輕時要討生活要闖世界要面子要成功,一切都是熱鬧和意氣風發的,顧不上內心的孤獨,就像小說中的林爺和秦叔。林爺年輕時向往大海,在街市上做得一手好木門,正要大干一場時,便宜漂亮的鐵皮門占領了市場,林爺失敗了,五行缺木的的他到山里做了一名散淡的護林員。處在森林之中,他難得的舒適自由,漸漸跟這片林子產生了默契,心平靜下來,學會了與內心的孤獨相處。為保護女兒不受霸凌,沖動的秦叔教訓了幾個男孩而被收監,出獄后在拆遷一座村莊時發現了森林是收容他最好的地方,在樹上蓋了個房子住在里邊,內心的孤獨與森林融為一體,他覺得安寧。林爺和秦叔在森林深處,人生的苦痛日子遠離之后,他們找到了與內心孤獨和解的方式。就如赫爾曼?黑塞在一首詩中寫的那樣:“當一個人學會與孤獨和解/整個世界都會向他展示溫柔的一面/陽光不再只是物理現象/而是穿透靈魂的饋贈。”這兩篇小說的迷人之處在于,與內心的孤獨握手言歡后,他們的靈魂是柔軟和光亮的,或許這就是人性之美吧。
再比如,寫得詩性十足的《懷民亦未寢》和《自由而熱烈的云》探討的也是一個大問題:一個人如何明白自己并成為自己,而不是別人。《懷民亦未寢》中的“我”,一個內心孤單的男孩讀蘇軾《記承天寺夜游》讀出了悲涼感,祖母把天上的月亮介紹給他當朋友,以后走到哪里就不會孤單了。這個月亮朋友叫懷民。在男孩與懷民的對話中,他明白了自己,也做成了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自由而熱烈的云》中的春雷,不問來由地逃離夫家,因為心里有根被溫柔包裹的刺,她要逃離,與朋友去山上看云,伸出手想要去抓住云朵,她自己就成為了一朵自由而熱烈的云,也成為了自己。詩人佩索阿說:“我開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我是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之間的裂縫。或半個裂縫,因為還有生活……這就是我。”廢斯人寫得就是這種內心微妙的裂縫,而這裂縫里藏著我們真正的自己。
廢斯人用篇幅短小的小說探究著人的大問題,如此迷人和動人,讓我們相信小說依然是我們嚴肅思考的理想方式之一。這得益于廢斯人作為小說家出色的兩項工作能力,一項是搭建工作,如建筑師一般在一堆生活(經歷的或聽來的)素材里搭建一個虛構的世界,去整理、歸順出一種藝術的真實來。另一項是剔除工作,如雕刻家一般在混沌的生活中剔除那些不屬于藝術真實的部分,將潛藏生活深處的詩意的真實呈現出來。兩項工作都是讓讀者放棄觀念,回歸感官和感性的故事和人物里,一同生活,一同悲喜。
此外,廢斯人的小說有強大的敘事吸引力。這些小說我在春節回老家的動車上讀的,它們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我,漫長、乏味的旅途變得快速而充實,我感受到了喬治?斯坦納口中的“天生的”小說家的魅力——“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在一節二等列車車廂內,他能夠信口說出一則故事,迷住所有的乘客。”
三、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
廢斯人在他的訪談中坦誠地談到了他的不足,一是閱讀量不夠,小說神乎其神的魅力還沒感受明白;二是還處于原始的寫作狀態,寫作源于一種本能的傾訴。
這份自我清醒是坦誠而準確的。
在沒有讀到他在訪談中表明自己喜歡沈從文、汪曾祺時,我就從《抵達森林中央》讀出了沈從文、汪曾祺的味道,就是那種輕逸朦朧的氣息。不過,沈從文、汪曾祺對他的影響就像陽光對一棵樹的照耀那樣,早已融入了血肉軀體之中,成為了自己的輕逸朦朧之美。
廢斯人的寫作因為有了經典的來源,一下子推開了小說的藝術之門,但讓人有一絲擔憂的是,風格過早確立是否會成為另一種寫作桎梏?或者一直沉迷沈從文、汪曾祺是否會削弱他的獨創力?我不知道廢斯人是否讀過這些世界頂級、一流的短篇,如卡爾維諾《馬可瓦多》、巴別爾《騎兵軍》、福克納《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卡佛《大教堂》、馬爾克斯《禮拜二的午睡時光》、奈保爾《米格爾街》等等,或者同為90后的黛西?約翰遜《沼澤》,如果讀了,我相信他對小說會有新的理解和見識。
海明威說:“我要把托爾斯泰打倒,我要把中國的李白繼續灌醉。”寫作的對手從來不是我們身邊的人或我們時代的人,而是那些世界一流的作家,我們談論作品也只能談論世界一流作品,因為只有一流的作家作品才能被看見、被長期閱讀,或者說一個寫作者被看見的全部意義在于成為一流的寫作者。
閱讀量大了,琢磨多了,實踐多了,廢斯人所說的原始的寫作狀態便會過渡到有意識的、專業性的寫作狀態,那將是另一種工匠性和藝術性融合的真正寫作。
如果將廢斯人的小說與那些一流的小說對比起來讀,我們便能看出彼此差距,廢斯人小說寫作需要警惕的地方,我以為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敘述語言上有些地方過于順溜,這樣容易導致敘述疲軟,對讀者的刺激力變弱,要保持適當的生澀感和陌生感。二是要警惕過度故事化。比如寫得不算成功的《廣化寺遇雨》,一條叫阿季的狗三次巧合幫助他人的故事幾乎毀了這個小說,太“故事”了,盡管我相信現實生活中有這樣的事兒,但是寫下來就變假了,喪失了藝術的真。三是在有些細節上要更加節制,有時寫得太滿,編造的痕跡就出來了。比如《筆錄》中對祖母與祖父過去情感的回溯,可以用“冰山理論”只寫出海面上的八分之一來,或者更具跳躍性,小說的藝術感便更突出。
這些都是值得警惕并可以規避和克服的寫作技術,不是什么大問題。
廢斯人喜歡汪曾祺,那就用汪曾祺的一句話送給廢斯人:“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地歸于平淡。”
(作者單位:福建文學雜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