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亮程《長命》:做一個“心中有鐘的人”
劉亮程的長篇小說《長命》以西北大漠深處的碗底泉村為舞臺,講述了一個關于鐘聲、鄉土魂魄與現代性的故事。主人公郭長命為了醫治父親的“恐癥”,試圖重鑄被毀的古鐘,讓消失的鐘聲再次響起,以此“招魂”。然而,鐘最終未能鑄成,鐘聲也再未響起。小說通過鐘聲的斷裂與重建,呈現了中國傳統鄉土魂魄世界從“牽魂繞夢”到“魂飛魄散”的歷史進程,拷問現代人的精神漂泊與意義迷失。
生于新疆西北邊陲,劉亮程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深受中國傳統生態思想影響,這在他早期的小說《鑿空》、散文《一個人的村莊》《在新疆》中都可窺見一二。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對自然的依戀關系不言而喻,作為對鄉村自然生活與故土情感格外深厚的有擔當的文學家,鐘聲環繞的《長命》中自然少不了劉亮程對原始生命與萬物自然矛盾的反思。鐘毀聲絕,魂飛魄散,鐘聲將故事推向虛實相生的人鬼糾葛中。它們不單單是超自然想象的表達,亦是現代性入侵的象征,暗喻著自然生命力的衰竭,同時也在裂隙中迸發出生命綿延的希望。
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在無限的空間與永恒的時間面前,愈發顯得局促而微不足道。獸醫郭長命的本職工作本該是醫治牲口,可諷刺的是,他最常從事的工作竟然是騸牛。經濟發展、脫貧攻堅的要求讓上頭頒布以西門塔爾牛替代黃公牛以實現全鄉農牧民增收的政策,這個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在郭長命頭上。但當“黃公牛猛地蹦起來,掙脫繩子,把村支書踢倒在地,又把牽牛韁繩的村副主任頂倒,狂吼著沖出圈門”,甚至“發瘋地朝戈壁上跑了”,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這一情節的安排中,其實隱喻著現代性對自然狀態的規訓和壓抑,而黃公牛的掙扎則無異于艱難的反抗。
從引人注目的動物書寫中延伸出來的,是長命與魏姑前往鐘塔縣試圖重新鑄鐘一事。郭長命因未能完成以西門塔爾牛取代黃公牛的任務而被鄉里撤職查辦,而作為“神巫”的魏姑,則因鑄鐘招魂、“煽動”村民拒絕搬遷的“封建迷信”罪名被判入獄3年。現代化的要求顯然是與以鐘聲招魂相矛盾的,作者在小說中設置有關鑄鐘遭遇的重重困境與沖突,實際上是在設置一種“現代性沖突”。恰如魏姑3年后出獄時已然“無神”:“現在,我媽曾看見的,我曾看見的,我都看不見。”從“有神”到“無神”,魏姑的狀態變化不僅是現代性入侵與鐘聲斷裂后,后果悲涼的縮影之所在,更意味著劉亮程對《長命》中原始生命力衰竭所持的是一種富有悲愴意味的退守姿態。作者長期浸潤于自然之中而懷抱赤子之心,在他眼中,萬物有靈且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在現代社會的種種壓力之下,當原始生命力被閹割,自然萬物平等逐漸成為天方夜譚。作者以魏姑的“無神”作為小說的一個沉重句點,正是對這種代價最深切的哀悼和對鄉村被遺忘世界的無聲祭奠。其悲愴的退守中,人類不得不對社會發展與萬物自然矛盾進行新的思考。
在《長命》中,鐘聲能牽引魂魄歸家、魏姑會“講迷信招魂”,這種人鬼糾纏、生死相依的生死觀卻在現代性話語中逐漸消失不見。現代人普遍迷茫,他們將自然時間切分為一個人生命的時時刻刻,甚至分分秒秒。《長命》中延綿不絕的鐘聲正是在為時間賦形,鐘聲所奏響的不單單是生死靈魂的潰散與自然生命力的瓦解,還有作者在這個精神貧瘠的時代,對于時間浩渺與生命意義流失的一曲無奈挽歌。鐘聲是使得人與人生死相通的生命鏡像,是家族延續的歷史見證,是原始生命活躍下的鄉土中國消亡的慨嘆,也是現代社會中個體正在走向孤獨與獨立的真實困境。
另外,小說作品的敘述節奏往往呈現出一種緩慢的情狀,這種對鄉土新疆的“慢節奏”勾勒在受到作者現實的鄉村生活影響之外,其實往往也包含他對于現代性的反思。不論是那頭為避免被閹割而突然沖出柵欄的黃牛,還是被拆除、被驅逐的古老廟宇與鬼魂,面對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洪流,劉亮程只能以一種退守姿態思考傳統鄉土文化、原始生命與人之所以存在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失去鐘聲導航的魂魄就像是現代人的精神漂泊。引導魂魄歸鄉的鐘聲被茫茫大漠吞沒,郭長命試圖重新鑄鐘的行為,也仿佛正是作者在嘆息現代人的意義迷失,呼喚著與世無爭、恬靜淡然的鄉野世界的回歸。
縱觀小說通篇,其實碗底泉村早已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喪失了原先的生命力,鄉土文化的尋找者也只能求得鄉村現有的“半個文化”,就像魏姑所招來的只能是半個魂魄一樣。鄉土、生態與超自然的想象是劉亮程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母題,但當他讓鐘聲貫穿《長命》全篇時,他想表達的或許不僅僅是對生死觀的思考,更是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洪流中,以一種無可奈何的懷舊基調,為現代人的現世焦慮提供短暫的庇護所,試圖在行將消逝的鐘聲中,找到人之所以存在的意義,做一個“心中有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