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響在生存極限的民族圣歌——讀王方晨《地嘯》
王方晨的創作起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創作初期,他將鄉村記憶、現實關懷和先鋒意識雜糅在一起,從一開始就顯現出強烈的探索精神。隨著寫作的愈加純熟,王方晨不再拘泥于以往的敘事經驗,在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地嘯》當中,出現了以前同類作品未曾表現的主題:那就是對民族新生意志的發現、獲得,以及如同開化了的人的思想。這部大氣磅礴的民族史詩,對戰爭、歷史、鄉土、人性以及現代性的審視和表現方式,也與當下流行的創作有著很大的差異,在敘事時間、人物塑造和精神內核上,顯現出濃郁的探索意味,他的藝術思考和創作實驗為當下中國鄉土文學和戰爭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審美經驗和探索路徑。
打散、組合的敘事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敘事的時間是一種線性時間,而故事發生的時間則是立體的。在故事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則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一個復雜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條直線上。”[1]在傳統小說敘事當中,時間基本上遵照線性的物理時間,即使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了倒敘、插敘等手法,也都是敘事方式上的改變而非對敘事時間認識上的變化。而王方晨的《地嘯》打破了傳統的時間觀念,他對小說敘事時間的探索既表現在小說整體的形式結構上,也體現在敘事過程中內在時間的共時和錯位。
從小說的整體結構來看,章節之間的時間被顛倒和重新組合。第一章講述了1935年到1997年的故事,而第二章和第三章又重新回到了1945年和1944年的時間場域內,成為第一章的補充。這種纏繞的、錯綜復雜的時間結構打散了原本可以和盤托出的內容,增加了文本的縱深感,更提高了小說敘事空間的利用率。
《地嘯》記錄了皂壩頭村六十余年的歷史,面對如此龐大的敘事對象,傳統的線性物理時間便顯得捉襟見肘。“如果時間與歷史在此被重新接納,那么,它是以一種不可辨認的形式破壞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線性序列的,用的是一種痕跡的邏輯,這種邏輯將任何序列的成分都理解為彼此的構成成分。”[2]在《地嘯》中,時間成為構成成分,時間長河中的某一段落可以作為獨立的成分被利用。第一章中記述的皂壩頭自衛團戰斗只一筆帶過,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才作為獨立的敘事成分被填補進時間進程。因此,小說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必拘泥于時間的物理順序,擺脫了前后邏輯的桎梏,小說內部敘事空間的利用率被提高。
時間上的重新組合還賦予了小說不斷發展的勢能。小說開篇,羅得寶在皂壩頭村等待自己分別一年的妻子,然而妻子宋蘭香剛來到皂壩頭村就即將分娩。這一事件構成了小說的第一個激烈的矛盾,主導著整個故事的走向。倘若王方晨在此時便交代了宋蘭香懷孕的原因,那么小說會過于一覽無余。
“時間,構成傳統小說敘事動力最無可置疑的前提,即便小說中的人物沒有任何行動,小說依然可以依賴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敘事的邏輯。”[3]然而在《地嘯》中,物理上的時間不再是敘事時間的基本參照,作家所采用的敘事時間通過抵抗物理時間而賦予小說發展的全新邏輯和動力。王方晨刻意將宋蘭香一年的經歷隱藏起來,成為懸置在小說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故事背后不斷積攢著能量,催化著羅得寶、羅小蝦和宋蘭香之間的矛盾,直到最終羅得寶和羅小蝦不死不休才徹底爆發,故事因此被不斷推動發展。
時間的共時與錯位是《地嘯》敘事時間探索的另一表現。小說開篇第一句“老人小蝦的出現,是他父親始料未及的。”這一開場包含著雙重時態。“老人”是羅小蝦在1997年的狀態,是未來時;“他父親始料未及”又是站在1936年講述羅得寶的心態。因此,這句話成功打通了敘事的時間節點,過去和未來于一瞬之間完成了轉換和對接。
同時,這句話通過時間的模糊成功將敘述者隱藏起來,使其得以站在故事之外以冷峻、客觀的態度審視發生在皂壩頭村的故事。“他執意要展示的就是民間社會,并以勾畫出民間群像為己任,要以自己冷靜客觀的態度寫出民間的自在自為。他隱蔽了自己的批評,而在旁邊不動聲色。”[4]王方晨在《地嘯》中屢次通過過去、未來和現在三種時態的混合,讓敘述者與敘事時間始終保持著遙遠的距離,使故事成為不過多摻雜情感的純粹客體,把一個完整的民間世界展現出來,從而增強了介入現實的力度。
“對峙”中的人物形象
除了敘事時間上的探索性,在人物塑造方面,《地嘯》也展現出王方晨的全新思考。“著重刻畫人物形象是小說走向成熟的標志。”[5]《地嘯》中活躍著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這些人物形象中,羅得寶和老蕭無疑傾注了作家最多的心血。在塑造這兩個人物時,王方晨著意將二者放置在緊張的斗爭關系之中,通過瘋狂的、逼近人類精神限度的對峙來展現他們的生命觀和性格特點。
“王方晨的原則是‘斗爭’,幾乎所有作品中都貫徹著緊張的、不死不休的對峙。”[6]老蕭和羅得寶的對峙源于他們對戰爭的不同態度。羅得寶是丑陋、懦弱卻可憐可悲的底層中國農民的象征,面對戰爭衍生出來的苦難,他出于本能選擇逃避戰亂,保全自己和家人。“這段經歷的意外結局,再次讓羅得寶生命的航船,失去了駛向壯烈的機會。他注定,這一輩子要活得像根蔫巴草。”與之相對,老蕭在面對侵略者時選擇挺身而出,組織自衛團奮起反抗。在老蕭的眼里,羅得寶身為皂壩頭村的村長,他不能離開自己的村子,為阻止羅得寶,他砍下了羅得寶的兩根腳趾。羅得寶和老蕭的生死對峙就此展開。
羅得寶是以陰暗的“幽靈”形象出現在小說當中的,他不斷纏繞在老蕭和自衛團的周圍,伺機為自己復仇。與老蕭相比,他怯懦、自私甚至狠毒。在敘述二者的對峙時,王方晨巧妙的嵌入了一個“敘事圈套”。
羅得寶之所以在斗爭中給人以負面的印象,主要是因為他的復仇對象是“英雄”老蕭。所以在敘事中,王方晨有意為羅得寶蒙上一層“陰影”,而這恰恰體現出敘事的不可靠性。從文本的角度出發,羅得寶無疑處于對峙中的弱勢地位,他的復仇也緣于戰爭雙方對他心靈和肉體造成的“創傷”,他的受害者本質被王方晨刻意掩藏在對峙當中。當拋開他的復仇對象,羅得寶無疑是戰爭中的受害者。他的孩子被侵略者殺害,他的人格被肆意踐踏,他的抗爭被無視,甚至差一點被老黑殺害。
“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一描述,制作了(或贊成,宣傳了)它的個體和群體,揭示出和說明了他們置身于期間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空間。”[7]羅得寶身為一個普通的農民,生活在鄉土這一特殊的文化空間之內,受到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對安穩的生活有著極度的渴望,發家致富、生兒育女是他畢生的追求,然而戰爭無情的摧毀了他的生活和夢想,讓他被迫淪落到戰爭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當中。
如果將王方晨的“敘事圈套”解構,我們會發現羅得寶最終成為一象征性的“符號”,代表著對原鄉文明的守望,對土地、糧食的依戀以及對生命的本能的尊重與愛護。在他身上,王方晨揭示了人與理想生活和傳統倫理撕裂后產生的痛感,他與老蕭尖銳的對峙實質上是傳統文明和生命本能的激烈反抗。
“在二十世紀現實主義的鄉土書寫中,一代代卡里斯瑪式的農民領袖都被英雄化。”[8]但是,老蕭這個農民領袖剝離了英雄化的臉譜,擺脫了單純的敘事功能,具有了極為復雜的人性深度和心理狀態。他被描述在歷史中,但其人生選擇卻不時透露出鮮明的個人傾向和生命意識。他砍下羅得寶的腳趾,代表著他堅定的選擇與傳統農耕文明和農民心理決裂,從此走向了成為英雄的道路。但是,王方晨又通過他與羅得寶對峙關系的緩和實現了對農民領袖形象的“祛魅”,將老蕭還原成普通的人。
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老蕭心里產生了對和平、安穩生活的向往,他已經厭倦了戰斗和殺戮。在羅得寶身上,他看到了安居樂業的希望。面對作惡多端的山本,他坦白自己的內心渴望回到原來平靜的生活。“羅得寶清楚地感受到了老蕭身上的搐動。‘俺們的地好幾年沒好收成了。地里長滿了草。’”“‘你不能再讓俺的地沒好收成了。再不能了!’”在這里,老蕭不再是一個民間英雄,而徹底成為與羅得寶一樣的農民。正得益于他與羅得寶對峙的激化與和解,老蕭的形象才更加的真實、豐滿、立體。
王方晨曾坦言自己筆下的人物“他們并不是道德的泥胎木塑,他們是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人,自然也擁有人類共同的欲望。”[9]在《地嘯》中,王方晨成功的塑造了羅得寶、老蕭兩個性格鮮明、具有真實生命力的鄉土人物形象。
在現實和靈魂的對峙當中,王方晨既透過羅得寶“偏執”的復仇心理看到了戰爭時身處底層的農民的血與淚,展現了傳統文明和生命本能的不屈抗爭,又通過老蕭與羅得寶的和解實現了對農民領袖的“祛魅”,突出了他心中的豪邁、堅韌,又強調了他面對死亡時的恐懼與怯懦。通過對峙關系塑造人物形象,《地嘯》貼近了歷史的本真面目,為歷史人物賦予了鮮活的血肉和真實的情感。
“糾結”的現代化反思
“王方晨是帕慕克所說的那種典型的‘感傷——反思型小說家’”[10]。作為山東作家,王方晨或許深受齊魯文化的影響,他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始終堅持民間立場與現實關懷。《地嘯》前三章整體上繼承了同類型題材小說對歷史、戰爭和人性的反思精神。但是,王方晨并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將反思的筆觸進一步延伸到戰爭后的和平年代。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鄉土轉型已經深入到文化層面,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相應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大有取代傳統鄉土文化的趨勢。”[11]王方晨將反思的目光投射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潮流上,成功打通了歷史與當下,展現了始終縈繞在中國鄉村周圍的無盡苦難,以警惕的姿態審視當下中國鄉村發展。
皂壩頭村在戰爭時期染滿鮮血,這時的大地卻在苦難中維持著蓬勃的生命力,無時無刻不發出憤怒的呼嘯。“在這些聲音的后面,他還聽到了大地深處的沉沉的低嘯。這低嘯,也并不是現在才開始響起,而是從未止息。”然而到了和平年代,大地逐漸沉寂。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下,鄉土讓位于現代化建設。
對于黑啟明、蕭心言等皂壩頭后人來說,皂壩頭村的價值僅在于它能夠承擔現代化建設的任務,而它的歷史、文化以及承載的情感都讓位于不可阻擋的建設大潮。現代化建設在某種程度上催化了人們心中的貪念,羅墨水作為村里的“首富”不知滿足,最終因貪財偷盜石油被槍斃。同時,曾經靈動、明凈的水洼逐漸干涸。“現在水洼沒了,四處都是莊稼和井架。”從羅得寶、老蕭到蕭子恒,水洼承載的是兩代人的美好記憶,甚至成為他們的力量源泉。王方晨不斷強調水洼的消失似乎是對中國鄉土社會的命運描繪了一個可悲的寓言。
然而,盡管王方晨在《公敵》中也發出過“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受難者”[12]的感嘆,但他不同于張煒在《九月寓言》《刺猬歌》《艾約堡秘史》中展現出的對現代性的強烈抗爭意識。王方晨清楚的認識到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他作為一個有著深刻啟蒙批判意識的作家,也清楚的明白鄉村社會并不是完美的烏托邦。“要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就必須克服基于直接經驗和親身知識的本土依戀。”[13]但是,在理性和感性的搏斗當中,他仍不免流露出一絲痛苦和茫然。
蕭子恒將軍知道自己馬上就沒有故鄉了,心中也難舍皂壩頭村的“美好”,但仍沒有阻止在村子里建設工廠。破壞與重建本身就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歸根到底,這是現代化建設中的兩難處境。王方晨是糾結的,他在結尾一章借蕭子恒隱晦的表達了自己的憂慮——經濟發展和鄉村文明的維護能否協調一致。“鄉土小說作家無論照在哪種文化立場,在心理上都有一種不自覺的永恒朝向,向著那土地的最深處尋求歸屬感,即所謂‘精神還鄉’”[14]。
王方晨在《地嘯》中流露出來的反思意識是溫和的,也是糾結的,但正是這種糾結、遲疑成就了王方晨獨特的精神色彩,使他的小說在思想上更具有現代思辨意義。
結語
王方晨是一位有著堅定文學追求的作家,他始終堅持不懈探索小說創作的規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美學風格。“他使先鋒這個詞重新灌注血淚,他表明,生存的真正極限在都市,也在山野,本土經驗中埋藏著最銳利的刀鋒。”[15]無疑,王方晨繼承了上世紀先鋒文學不懈探索的精神遺產。《地嘯》作為王方晨藝術思考的最新結晶,正是他反叛和探索精神最生動的體現。《地嘯》通過敘事時間的重新組合,拓展了小說的敘事空間,賦予了小說持續發展的勢能,也讓敘述者與敘事時間保持距離,讓故事成為不過多摻雜情感的客體,使整部小說帶有一種冷峻、嚴肅的氣質。在人物塑造上,王方晨通過人物之間的對峙關系,在奇特的故事虛構和話語敘述中多維度地彰顯了駁雜而又深刻的人性,實現了對歷史中普通人的發現和農民領袖的“祛魅”。在作品思想上,王方晨保持著反思、警惕的知識分子姿態,在糾結與沉郁中表達了對現代性的復雜思索。
然而,對傳統的反叛與探索會使小說的審美特質超出傳統和流行的成規,王方晨的創作在當下文壇中或許顯得孤獨和另類。《地嘯》在形式上的創新會導致讀者接受上的困難,在人物塑造上的復雜和“敘事圈套”也會致使一部分讀者在理解人物形象時走上“歧路”。但是,以《地嘯》為代表的王方晨的創作,客觀上拓寬了戰爭文學和鄉土小說的審美空間,豐富了人們對戰爭、鄉土、歷史和人性的理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當下小說創作的同質化格局。《地嘯》是獨特的,王方晨在其中展示了他的茁壯、堅韌、執著和追求。通過這首回蕩在戰爭與鄉土間的民族圣歌,他向我們展示了鄉土文學發展和戰爭書寫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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